关于这次战斗，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报纸后来都作了报道。营里一下子就有四个人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除了伊林以外，其他三个都已阵亡。他同时获得了英雄称号和大尉军衔。三个月以后屠玛年调他当了自己的作战副团长。后来，到了冬天，他又接替屠玛年当了团长，成了少校！在最近的五月通令中他已提升为中校了。
他升得很快，但是人们给他的一切井没超过他应得的范围。诚然，英雄的称号对职务的升迁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在战争时期，情况又怎么样呢？假如他是英雄，但却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员，现在也不会单凭他是英雄而提升他。在处分的时候，有时会考虑到这一点。可在提升的时候，就不考虑了。要提升可不容易啊。
辛佐夫对伊林没有妒忌的想法。从伊林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来看，团长的职务、中校的军衔和胸前的“星”章他都是受之无愧的。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得的。要是说伊林在战争中走运的话，那只有一点：他不仅活着，而且没受过一次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除了打仗以外，没有为任何事情浪费过时间。一次也没有。没有接受过改编，没有留在后方待命，也没有住过医院。整整三年中没碰破一点皮，可不象辛佐夫啊。但愿他永远一帆风顺！
战争正在进行。在战争中，人们或者死去，或者象伊林一样成长。“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进行着，有的人却停步不前。它拉着他们前进，可是他们却停步不前，后脑勺朝前，眼睛朝后，望着过去，”辛佐夫心里想着，笑了一下，突然问道：“二十五岁还没到吧？”
“这要看怎么算法，”伊林说。“有的人认为：一九一九年生的，现在是二十五岁．可我认为我现在只能算二十四岁。还差五个月呢！”
他微微一笑，但他的言外之意却具有严肃的内容。也许他在对自己作一番评价，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做到。也许他怀着妒忌的心情在思索，在整个集团军内有没有比他更年轻的团长？目前似乎没有。二O二师有过一位，但在斯柳迪扬卡河地区的冬季战斗中牺牲了。
“自尊心强的人往往自恃过高，但他仍然有自知之明，”辛佐夫心里想，同时记起了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一件事，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伊林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战斗即将结束，他们占领了德国人作为指挥所的一个地下室，这儿原先是德国人的师部。他走进地下室，就听到伊林一个人在朗读德国人留下的一份文件。这种文件，桌上、桌下到处都是。根据辛佐夫的判断，伊林读得相当流利，没有别别扭扭的地方。
“原来你会德语？”辛佐夫问。“为什么一直隐瞒着？”
“这难道能算会吗？我只是想试试能不能读。在我们巴拉绍夫那地方住着许多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我曾在师范学校同他们一起学习过，听惯了他们说的话……”
这就是伊林的为人和伊林的性格。那位雷波奇金只认识五十来个单词，就自告奋勇要为俘虏翻译了。伊林可不这样做！他的德语比雷波奇金好得多，但他从来没说过。他不愿意在德国人面前，也不愿意在自己人面前丢丑。
然而，他偷偷地读着德国人的文件，检验自己的水平。
“我们分手以后，你的德语有进步吗？”辛佐夫想起了这件事，就问。
“Nicht so gut，”伊林说，“aber ein biBchen besser，alles in der alten ZEIT nach Stalingrad！”①他说得相当流利，因此自己也笑了起来。“进入德国以后会有用处的。自从命运又一次使我和扎瓦里欣碰到一起以后，我就向他学，我们挤出了一些时间。”
（德语：“不怎么好，但好些了，一切就象过去向斯大林格勒进军时一样！”）
“怎么挤啊？从睡觉时间中挤吗？”辛佐夫含笑说。
伊林点点头。不问也知道，当然是从睡觉时间中挤。团长和政治副团长还能从哪儿挤时间呢？勤勤恳恳的人在这样的职位上是很少有空闲时间的。
提起扎瓦里欣，伊林说：政治副团长差一点又象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那样，被调到方面军政治部七处去。花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留了下来。
关于扎瓦里欣的这件事，辛佐夫还不知道。当时，在德国人投降以后，扎瓦里欣曾被调去做了两个月的俘虏工作，但他争取回到了部队。回来后还晋了级。到七处去的时候是政治副营长，回来后当了政治副团长。
“我生怕人家把他从我这儿凋走，” 伊林说到扎瓦里欣时仿佛是在谈什么不忍割爱的家珍。“我力求不偏爱任何人，但对他却有偏爱。”
伊林竭力不偏爱任何人，对此辛佐夫是了解的。他作为作战处的军官，经常要到各个部队去，见过各种不同的指挥员，善于识别装腔作势和真正的紧张。那些慌忙地叫喊出来的“是’、“明白”、“照办”可以蒙骗不少能力不强、不能明察秋毫的首长；而只有在真正严格和精通军事的指挥员那儿，他的部下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紧张。
伊林的团里不是一般的紧张。他们那里都能坚决执行命令。同一道命令不需要重复第二遍，也不需要再听第二遍。这可以从伊林本人的作风以及他部下的行动中感觉得到，甚至也可以从护马兵现在的行动感觉得到，他和他们保持着二十步的距离，一路上始终没有改变过。
“才二十四岁……”辛佐夫心里想着伊林，突然问道：“你的几个妹妹现在几岁了？”
“大妹妹十九岁，二妹妹十七岁，小妹妹十六岁。她们长得都很漂亮。我象父亲，她们都象母亲。不过，我担心，在战争的年代里她们找不到对象。经过这样的战争以后，不可能把个妹妹都嫁出去。”
“未必会这样吧，”辛佐夫说。
“你知道我的母亲现在多大年纪？”伊林说。“四十三岁。她十九岁生了我，三十五岁做了寡妇。一九四一年我在蒂拉斯波服役，她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同意她再嫁。”
“要你同意干吗？”辛佐夫问。
“如果我表示反对，她就不打算再嫁。”
“你同意了？”
“当然罗。那时她才四十岁。而且那个人我也认识……五月间我祝愿母亲同她的新丈夫幸福。到了九月，我写信告诉她我们已经突围，她回信说：‘谢天谢地，你总算还在，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已经死了，我收到了阵亡通知书。’三九年我去服役时，她还年轻、漂亮。从那以后就没见过，虽然在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离她很近，只两百俄里。”
“当时你没跟我说。”
“干吗要自寻烦恼呢？那时谁会给我假期？上星期我给在邮局工作的大妹妹写了一封信：既然根据法令规定，现在不能收你，你就志愿到部队来当通信兵。到前线来——一就可以嫁人。只有这儿可以……你笑什么？你以为由于这个缘故而争取到前线来的姑娘还少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只要她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工作。”
“我问你，尼古拉，难道你在前线真的没有爱过什么人吗？”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②，”伊林说。“目前没有，从去年夏天我们重新投入战斗以来一直没有过。你正好是要女儿吗？还是要儿子？”
①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②伊林的爱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阵亡。见《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