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在后勤部门绕了一圈回来后，既感到不满意，又感到满意。对别人工作的不满意，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他们这个方面军为准备未来的进攻而进行的补给工作不能算坏。然而和后勤副司令早晨的汇报比起来，实际情况毕竟不是没有缺陷的。
有几列军用列车没按运行表的规定开到。在一个车站上，空车皮停在那里役有使用。在另一个车站上，急需的物资停在较远的地方，比次要的物资卸得晚。
除此以外，有根据认为，没有到达的军用列车中至少有两列被人中途扣留，转发到友邻方面军去了。
关于这一切情况，除了采取内部措施以外，还得向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后勤部拍三份强硬的电报。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李沃夫给这三份密码电报起了稿，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当什列约夫带着睡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李沃夫吩咐他去把译电员唤来。
什列约夫出去了。李沃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密码电报纸放回保险柜，收好以后，重新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心里想把给斯大林的那份最主要的文件拖到明天去写，但他打消了这种想法，克服了自己的疲倦，决定不拖延、今天就写好。不过必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再考虑一番，主要的，要把自己的论据写得简单扼要。
扎哈罗夫愤愤不平地从李沃夫那儿离开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李沃夫本身说来并不是主要问题。不管是调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职务的意图，还是想在及时撤换谢尔皮林的打算中挣得支持的愿望——这一切综合起来，也不过是李沃夫对未来的夏季攻势所感到的焦虑的一部分。
李沃夫任军事委员时间最长的那个方面军，在一个半月以前一分为二，两个方面军都委派了新的司令，李沃夫本人被派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的方面军。
划分以后，虽然那一个方面军在力量上要比这一个方面军强一些，但李沃夫并不怀疑，把他派在这个次要的方面军里也是正确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显然，斯大林认为，只有他李沃夫才能不怕困难，尽一切努力去提高这个新编的方面军的战斗力。如果有什么人妨碍他这样做，他就会不顾情面，毫不犹豫地打报告。
他认为，不管他的命运怎样变幻不定，但自始至终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早就变成一种信念，它使李沃夫在其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感到安慰。怀着这个信念，他经常毫无顾虑地接受艰巨的任务。怀着这个信念，他在遭到挫折以后，能顺从地接受任何处分，哪怕把他派到团里去工作也行．只要斯大林认为有这个必要。
假如他怀疑，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决定他的命运，那么，天晓得，他是否还会这样顺服？然而他恰恰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即使受到命运的打击，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打报告，汇报别人的一切真实的和不真实的错误缺点，而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不请求上级宽容自己。
当然，在他突然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过他惯于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在最初的时刻自然而然产生的委屈和痛苦的感觉，这种习惯早就成了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甚至对自己能够不顾个人的情绪这一点，也引以为荣。
他不是一个只会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节也是不放过的。正因为他能苛待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苛责别人．
今天在谈到切尔年科的时候，他对扎哈罗夫说：“您将来会后悔的。”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想以此恐吓扎哈罗夫。他所指的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尔年科虽然很勇敢，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但由于他的所谓讨厌文读主义——实际上，在这种借口后面，隐藏着他的懒惰和无纪律性，——他现在不适宜，将来也不会适宜于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这在不久的将来反正会得到证实。到那时候，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到那时候，情况将对切尔年科本人、对扎哈罗夫和对事业都更为不利，而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同意撤切尔年科的职，还不只是调动他的工作而已。
在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李沃夫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能够深入部队，作为军事委员是称职的。虽然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向他暗示，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有偏心，但他并没有对此过分重视。他把扎哈罗夫叫来的时候，认为巴斯特留科夫的话中即使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扎哈罗夫有足够的认识，不仅能够解决切尔年科调职的问题，尤其能够理解集团军在进攻前夕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司令的不正常状态。
可惜的是，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的看法表明他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人。而在对待谢尔皮林的问题上，他的发现更坏。在两者中间，他和司令员意气相投，习惯于过一团和气的生活，为了能一切照旧，甚至损害事业也在所不惜。宁可让集团军由于没有司令而受到损失，也不愿让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来当司令。
总之，扎哈罗夫作为军事委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差得多。当然，李沃夫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扎哈罗夫实际上比他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换成别人，也许会对下属——这里指的是扎哈罗夫——的无礼顶撞恼羞成怒。但李沃夫不然，反而认为扎哈罗夫做得好——一个能这样讲话；回答你的人，在别的场合，在和集团军司令的争论中，一定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对他的要求！但尽管这样，看来扎哈罗夫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一个地方一工作得太久了，就会受到和他共事的人的影响，不能用自己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丧失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要使扎哈罗夫这样的人重新发挥作用，应当把他和他所熟悉的人分开，让他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只要替他创造另一种环境，他还不至于丧失做一个政工人员的资格。
如果正在治病的司令还是要回到集团军里来，那么就得换一个军事委员。如果一个新的司令，那么到那时再看吧。问题还得搁一搁。不过这是很不好的，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了！
扎哈罗夫认为，关于谢尔皮林的问题李沃夫已经和方面军司今谈妥，其实他错了。相反，李沃夫去和司令谈的时候，预先就料到他们不会取得一致意见。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去了，因为他希望使事情明朗化。
李沃夫直截了当地坚决提出另派一个集团军司令代替谢尔皮林——一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提出这类问题，——然而方面军司令并不象他所等待的那样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甚至宁愿对方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这样便于把争论的问题提到上面去，在那里申述自己的观点，使问题马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往后拖——到那时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