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内博士的《论语之研究》
我在本书七十八页[1]以下，按自己的叙述方式引用过武内博士的演讲，而后在武内博士的《论语之研究》公开出版之后，得以拜读，方才明白自己的理解有不足之处。在这本书再版之际，本应针对这些地方重新撰写。不过，读了《论语之研究》的序文，才知道我的这份有所不足的介绍和议论，竟然多少对博士出版此书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这倒真是收到了一份不曾想见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上述部分暂且就这样原封不动吧，我的订正内容还是另附于卷末比较好。在这里，我选取出我在《论语之研究》一书出版时写给世人的一篇推荐文章，附加于此，也起到一种订正的效果。
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
昭和三（1938）年底，在京都召开的中国学会大会上，武内博士就《论语》的原典批判，作了一次极为出色的演讲。我感觉到，当时所受到的触动，会始终像一种新鲜的刺激，引起我对《论语》的兴趣。但凡有余暇，我就想要继续跟进博士的研究，这一念头在之后从未断过。但遗憾的是，我之后一门心思在自己的领域里钻研，不再有余力继续跟进博士的研究。所以，我就这样漠然地，以为博士的演讲内容肯定已经发表于专门的学术杂志上了。几年之后，在答复一位年轻的伦理学学者的问题时，我推荐他读读这篇论文。这个男生很快地将文章找了出来，并报告说自己读过了。但他只是说自己叹服于其精密的考证工作，并没有展现出那种我所预期的反应。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并未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在心里暗自嗟叹不已。同样的经历，之后又重复了两次、三次。但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武内博士的那一场演讲并未发表。这样一来，凡是受我推荐而去找文章来读的人，恐怕都是读了博士的《汉石经论语残字考》。我终于才明白当时自己何以和那位年轻的学者在问答上有不合拍的地方。
现如今刊行的这部《论语之研究》，是在当初的那场演讲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考之上，更进一步精密论证后才得来的产物。我自己在拜读之后，唯有感谢和满足。在这本书成形以前，我就已经劝人读这本书了，因此，如今面对这本书，自然禁不住有一个念头，想要在世人面前广泛地宣传此书的长处。不过，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学问之书。倘若不是热爱学问之人，没有必要接近这本书。但与此同时，凡是在学问上对《论语》抱有关心之人，则不得不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对《论语》研究而言，是一本划时代的作品，将来的研究也必将以此为出发点。
本书在序论部分，大体概述了《论语》原典研究的历史。著者首先从现存四五百种以上的《论语》文献中，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对此详加检讨。著者尤其想要让读者注意的是，在何晏《论语集解》的序当中，有许多地方能提供关于《论语》原文的线索。在这当中，著者对《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以及与之相关的张禹、包咸、孔安国、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均予以了详尽的考察。接下来，著者考究何晏《论语集解》的注疏，从皇侃、邢昺开始，一直追踪到清代的考证学者刘宝楠、潘维城。朱子的《论语集注》则与前者不同，注重理论上的解释，步入清代，虽然受到了考证学的影响，但依然独成一派。不过在著者看来，这一派并不值得过分关注。在对《论语》文本的研究史上，并不次于以上两种流派者，据著者看来，当属伊藤仁斋[2]和山井昆仑[3]，两人均提出了一些“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独属于日本学者的对《论语》的见解”。这里就不仅仅只是严密地，从学问角度对文本进行校勘，更进一步，步入了对《论语》原典进行高等批判的程度。校勘学已经为清代的考证学者充分吸收，但是对原典进行自由的批判，则在中国尚未充分展开。武内博士将这一始于日本学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进了。这一道路，在我们看来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自 19 世纪以来，对古希腊的古典、新旧约《圣经》、印度的古典，相关原典批判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体出自同一种方法。
在这样的序论之后，著者的第一章主要讨论了《论语》的文本校勘。这一工作实际上在著者的其他论文（该书附录中所收的两篇论文即属此类）中论述得更为详细，对我们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这一章能够直呈要领，实在是非常难得。在这里，著者明确了中国的标准文本是“开成石经”，而日本的标准文本是“教隆本”。此外，著者更深究正平版《论语》，并得出了一个结论，“教隆本”是进入关东的清原家的证本[4]，与之相对的是，正平版《论语》则是摹写京都的清家家传本付梓的[5]。此外，著者还言及，前述两种标准文本似乎即是河北本和江南本之别。
在文本的校勘之后，第二章则是对《论语》原典的高等批判。首先谈及的是何晏《论语集解》的序中所谓《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的问题。著者经过绵密的论证，证明这当中的区别无非只是因为文字变迁而导致的异本而已。而据说是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挖出来的《古文论语》就是这些异本的源头。著者调查了在汉武帝以前的文献中所征引过的孔子之语，发现不见于今本《论语》者众多。据此可知，当时人所见的孔子语录，恐怕不是今天的《论语》。自然，这也衍生出一种想象，《论语》这样的书名在当时也是没有的，当时唯有几种被称为《传》的孔子语录。著者引用了《论衡》之语，作为这一推测的根据。据《论衡》来看的话，至少应当承认，齐鲁二篇本和河间七篇本，在西汉中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在现存的《论语》中来探寻这两者，那么，《学而》《乡党》两篇可以比定为齐鲁二篇本，《为政》至《泰伯》七篇则可以比定为河间七篇本。如果以同样的方法分析《论语》的后半部分，则可以认为，《季氏》《阳货》《微子》三篇非常之新，剩下的七篇则是齐人所传《论语》，很像是独立的孔子语录。作者的结论是，河间七篇本是曾子、孟子学派所传，最古；其次则是齐人所传七篇本，这是以子贡为中心的学派所传，在孟子以后得到编纂；齐鲁二篇本是将齐鲁学派所传，折中之后编纂而成的，也像是在孟子以后才有的。
就这样，著者将现存的《论语》分解为四组。每一组都作为一种作品来考察，详细论述了每一组当中各篇章的顺序，以及按照这一顺序之下各篇所谈的内容。换言之，该书第三章讨论河间七篇本的思想，第四章讨论下论中齐人所传的《论语》，第五章讨论属于最晚近部分的《季氏》《阳货》《微子》三篇，第六章讨论齐鲁二篇本。通过这样的考察方式，可以看出，《论语》各篇不是随意散漫编成的语录，而是有一定的组织框架的。此外，曾子学派的编纂、子贡学派的编纂，也因不同的立场而有鲜明的表现，而这种差异也会在其他方面体现出时间的先后差异。换言之，《论语》当中就包含着原始儒教的成立、发展、变化等跨越几个世纪的历史。
我们不禁要庆贺，对《论语》这部书，在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原典批判终于在此达成了。如上所述，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不过，需要意识到的是，这样一种工作，是在继承了仁斋、徂徕[6]、昆仑等日本先儒的工作之上才得以完成的。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昭和十五（1940）年四月
[1] 这里是就日文版页码而言，实为第三章中谈《论语》版本的部分。
[2] 伊藤仁斋（1627—1705），日本儒学者，著有《论语古义》，倡导“古义学”。
[3] 山井鼎（？—1728），号昆仑，日本儒学者，被誉为江户时代儒学者中考证学第一人，著有《七经孟子考文》。
[4] 清原教隆（1199—1265），日本镰仓时代儒学者。他于仁治三（1243）年抄写的《论语集解》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论语》完整抄本，称“教隆本”。清原教隆为出仕朝廷，而离开本家，赴关东镰仓。日本所谓“证本”，指的是能保证家学渊源的、流传有序的版本。
[5] 日本南北朝正平九（1364）年，道祐居士出版《论语集解》，世称正平版《论语》，为日本最早的《论语》刻本。
[6] 荻生徂徕（1666—1728），日本儒学者，著有《论语征》。
《论语》目录
学而 第一 先进 第十一
为政 第二 颜渊 第十二
八佾 第三 子路 第十三
里仁 第四 宪问 第十四
公冶长 第五卫灵公 第十五
雍也 第六 季氏 第十六
述而 第七 阳货 第十七
泰伯 第八 微子 第十八
子罕 第九 子张 第十九
乡党 第十 尧曰 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