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芬奇-哈顿每次长途旅行之后，都会来农场住上一段时间。在我解散仆人，要打包走人的时候，他就没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于是就住在了内罗毕的休·马丁家。他每天都从那儿开车来农场和我一起吃饭。我把所有家具都卖掉之后，我们就坐在打好包的箱子上一起吃饭。我们会坐在那儿，一直坐到深夜。
有好几次，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表现得像是我真的马上就要离开了。他把非洲看作是自己的家，但也很理解我，和我一起伤心难过，不过他还是嘲笑了我和仆人们分别时的离愁别绪。
他问我：“你真觉得离开西朗加就活不下去了？”
“是啊。”我回答说。
大多数时间，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聊天，做各种事情，好像未来并不存在似的。担心未来不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自己很清楚，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利用未知的力量。因此，他很自然地支持我过一天日子撞一天钟的生活方式。别人爱怎么想，爱怎么说，都随他们去吧。坐在一间空房子的包装箱上吃饭聊天，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很正常，也很符合我们的生活品味。他曾经引用一首小诗送给我：
你要用愉快的方式，
吟唱悲伤的歌曲，
我永远不会为怜悯而来，
而是为快乐而至。
在离开前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常常会在恩贡山或保护区上空飞短途路线。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丹尼斯就来到农场接我。然后我们就在恩贡山的南边看到了一头狮子。
他曾经提过要把放在我家里的书打包带走，但一直都没有动手。
他说：“你留着吧，我现在没地方放这些书。”
我马上要处理房子了，他还没有决定好要搬到哪里去。一个朋友坚持让他去内罗毕看看。耐不住这位朋友的劝说，他开车去了内罗毕，那里有一栋小别墅要出租。从内罗毕回到农场后，他心情一直不太好，就是因为在内罗毕经历的一切，他甚至都不愿意跟我提。吃饭的时候，他本来正在跟我描述那些房子和家具，却突然停下来不说话了，脸上浮现出了不常见的厌恶和悲伤。显然，他接触到了一个他无法忍受的世界。
但我知道，他这次无非就是遭人刁难，而这种刁难也是很客观的，并没有掺杂什么个人的感情。他忘记了，他本来是应该参与这个世界的。我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哦，至于我，就算住在马赛保留区的帐篷，我也会很开心。或者，我会在索马里的村子里找一座房子住。”
这次，他终于谈起了我在欧洲的未来。他说，我在欧洲会比在农场上开心，不会经历到我们将在非洲经历的文明世界。他说：“你也知道，在这片非洲大陆上，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讽刺感。”
丹尼斯在南方沿海有一片土地，位于蒙巴萨岛北部三十英里的塔卡普纳大溪湾。那里是一片阿拉伯殖民地的遗迹，还保留着一座很庄严的尖塔和一口井。这是一片盐碱地，有被岁月风化的灰色石头，还有几棵古老的杧果树。丹尼斯在这里有座房子，我还在里面住过。房子前面是蓝色的印度洋，海面清澈，海景宏大而神圣，同时也沉闷无趣，视线所及只有又长又陡峭的浅灰色海岸线和黄色的珊瑚石。
退潮之后，可以走到离房子好几英里的海边。此时的海边，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宽阔但又不平整的露天广场。还可以捡到很多又长又尖、奇形怪状的贝壳和海星。腰里裹着布、头上戴着红色或蓝色头巾的斯瓦希里渔夫在周围晃悠，看起来好像是水手辛巴达来到了人间。他们会卖各种颜色的尖刺鱼，有些还相当好吃。在房子下面，有一排凹进去的深洞和岩穴，里面非常凉爽，你可以坐在里面眺望远方亮晶晶的蓝色海水。涨潮时，海水就会淹没这些洞穴，然后漫到地面。大海在充满洞孔的珊瑚石里唱歌、叹息，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好像你脚下的地面有了生命似的。长长的海浪奔跑着，像大批军队一样，涌进塔卡普纳溪水里。
我在塔卡普纳住的时候，刚好遇到满月。满月之夜的塔卡普纳光芒四射，静谧至极，简直是美到极致，你的心不由得就被它征服。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打开面朝银色大海的大门。温暖的微风嬉闹着，低语着，把细软的沙子带进房间，让它们落在屋里的石头地板上。一天晚上，一排阿拉伯帆船驶近海岸线，在季风的推动下默默地在海上向前漂，于是月下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棕色帆影。
丹尼斯偶尔会说，要把这里变成他在非洲的家，以后出去游猎的时候可以从这里出发。当我刚开始计划离开农场的时候，他就把这栋房子贡献出来供我居住，就像我把我在非洲高原上的房子给他住一样。但我觉得，如果没有舒适的设施，白人无法在这样的海岸线附近住太久。这里海拔太低，太热了。
我在五月份要离开非洲的时候，丹尼斯计划南下到这里住上一星期。他计划再建一座更大的房子，再种些杧果树。他开着飞机离开，打算先飞到沃伊附近看看有没有可以猎杀的大象，因为当地的土著常常提到有一群大象从西边迁徙过来，在沃伊附近生活。其中有一头非常高大，至少是普通大象的两倍，常常独自在沃伊的林子里出没。
丹尼斯自称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他常常会被某种特殊的情绪或预感左右，然后持续沉默好多天，甚至好几周。只是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状态，我问他怎么了，他反而还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模样。这次出发前他就是如此，一直恍恍惚惚的，好像沉浸在某种思绪中。当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感觉时，他还反过来嘲笑我。
我想如果能再次看到大海，我一定会很开心，所以就要求跟他一起去。他答应了，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我去。他说这次的航线很复杂，要绕过沃伊附近，很可能会在林子里降落，还要在里面过夜，所以他最好是带个土著仆人一起跟他去。我提醒他，他以前说过要带着我飞遍非洲的。是的，他说他确实说过。如果沃伊附近真的有大象，他会在选好降落地点和野营的地方后，再回来接我一起去看大象。这是唯一一次在我要求他带上我，却被他拒绝的一次飞行。
他在八号离开，那天是星期五。离开之前他说：“下周四到门外等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吃午饭。”
他都已经发动汽车，准备去内罗毕的机场了，却又关掉了汽车的引擎，跑回来找一本送给我的诗集，说是要带着它上路。他脚踩着汽车的脚踏板，手指着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首诗。“听着，这是你的‘灰雁’。”他说。
我看到，灰雁飞过平原，
在高空中，拍动着翅膀，
笔直地，从一个天际飞向另外一个天际。
灵魂蹿至咽喉，坚硬如石，
天空浩瀚，腰间系上了一条灰白的缎带，
太阳的轮辐，碾压过层层褶皱的山峦。
然后，他朝我挥了挥手，永远地离开了。在蒙巴萨岛降落的时候，他把飞机的一只螺旋桨折断了，于是就发电报到内罗毕的东非航空公司，索要备用螺旋桨。航空公司派了一个小伙子把螺旋桨带给他。飞机修好之后，他准备继续起航，还让这个小伙子跟他一起。但这个年轻人却不愿意跟他去。这个男孩以前经常飞行，也跟其他人一起飞过，还坐过丹尼斯的飞机跟他一起飞行。而丹尼斯又是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飞行的技术和他的其他能力一样，在土著人中间相当有名气。但这次，这个男孩死活不愿意跟他一起飞。
很久之后，他在内罗毕遇到法拉时聊起了这件事情。他是这样跟法拉说的：“那次即使给我一百卢比，我也不会跟贝达先生去飞的。”那次飞行之前的几天，丹尼斯可能也觉察到了命运的阴影，但这个土著男孩的感觉要比他强烈得多。
最后，丹尼斯只好带着自己的仆人卡马莫向沃伊飞去。可怜的卡马莫特别害怕飞行，他跟我说过，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地面后，他就会一直盯着自己的脚，直到再次落到地上。只要抬头瞟一眼飞机外面的天空，或从这么高的地方向下看一看地面，他都会被吓个半死。
周四的时候，我走到屋外等待丹尼斯。我估计他会在日出的时候飞到沃伊，然后两个小时后就飞到恩贡。但他还没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在内罗毕还有事情要办，所以就开车进城去了。
在非洲，一旦我生病，或者特别忧心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类似强迫症似的想法所折磨。我会感觉自己的周围非常危险，所有的人都处于不幸之中。在这样的灾难中，我好像站错了地方，大家都不再信任我，甚至还会害怕我。
这实际上是战争带给我的一种白日梦魇。当时，有好多年，殖民地的人们都怀疑我是个亲德派，一直都不怎么信任我，他们一直怀疑我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曾在奈瓦沙为德属东非的冯·莱特托将军买过马匹，其实我是无辜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战争爆发前的六个月，我和他乘坐同一艘船来非洲，他请求我帮他买十匹阿比西尼亚母马。那时我还是第一次来非洲，心里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所以很快就把他的请求忘记了。后来，他写信提醒我这件事，我才跑到奈瓦沙区去给他买了马。但战争很快爆发了，这些母马也就没有被运出肯尼亚。即使如此，“在战争初期，曾经为德国军队买过马”这个所谓的事实，我再也无法摆脱掉。后来，我哥哥自愿参加英国军队，在法国鲁瓦南部的亚眠战役中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人们对我的怀疑这才逐渐消散。那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哥哥获得勋章这件事还上了《东非标准报》，大标题是：一枚东非十字勋章。
那时的我其实把自己被孤立这件事看得并不严重，因为我清楚自己一点儿都不亲德，在必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自己澄清这件事。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却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因为在好多年后，每当我异常疲惫，或者发高烧时，那时的感受就会回来。在我离开非洲前的几个月里，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片黑云突然从头而降。我有些害怕这种感觉，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错乱了。
周四到内罗毕后，这种噩梦感又袭击了我，但没有任何征兆却又异常猛烈，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莫名其妙地，我觉得整座城市和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悲伤，而且所有人好像都在故意避开我似的。谁都不愿意停下来和我说话，朋友们看到我之后也立刻开车走了，就连来自苏格兰的杂货商老邓肯在店里看到我后，也立刻离开了铺子，脸上还带着一种惊骇的表情。我可是在他的铺子里买了好多年生活用品，甚至还在政府办公楼的舞会上跟他跳过舞。我开始觉得，这次到了内罗毕，我好像是来到了一座荒岛上，孤单得厉害。
来之前，我让法拉留在农场去接丹尼斯，所以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基库尤人不擅长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包括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都与我们不同。我还要去奇罗莫和麦克米伦女士一起吃午餐，所以就想，到那儿之后就可以和一些白人聊聊，也恢复一下理智。
我开车去了位于奇罗莫的那栋可爱的老房子，驶过竹林大道之后，就发现了午餐会。但这里的情景和内罗毕一模一样。所有人看起来都很伤心，我走进去后，他们突然闭口不语。我走到老朋友布尔佩特的身边坐下来，他眼睑低垂，嘟哝了几个字。我感到身上压着一个沉重的黑影，很想把它甩下来，于是就和他提起了他在墨西哥的登山活动，但他好像完全忘记了。
于是我就想，这些人也帮不了我了，我得回农场去，丹尼斯应该已经回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理智地聊聊天，做一点儿事，那样我就正常了，就能继续理解所有事情了。
吃完午餐之后，麦克米伦女士请我和她一起去小客厅坐坐。坐在客厅后，她告诉我沃伊发生了一场事故。丹尼斯的飞机在那儿坠毁了，他当场身亡。
在她说完之前，我刚听到丹尼斯的名字，就知道了真相，立刻就理解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之后，沃伊的地区委员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坠机事件的所有细节。飞到沃伊之后，丹尼斯和地区委员一起过了一夜，早上和仆人一起走到机场，然后开着飞机朝我的农场飞去。但他很快就又飞了回来，而且飞得很低，大概只有两百英尺。突然，飞机开始摇摆，然后开始旋转，最后像一只鸟一样俯冲下来，一头栽到了地上，然后就起火了。人们飞奔过去，但却被热浪阻挡着不能靠近，只能拿起树枝扑火，把沙土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之后，大家才发现，飞机早已经撞毁了，机上的两人在落地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丹尼斯坠机后的很多年，殖民地的人们都认为他的死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出自对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价值观的敬畏，普通的殖民者对他的态度开始好转。提到他时，他们经常把他称为“运动员”，会提到他在做板球手和高尔夫球手时的辉煌成绩。丹尼斯从来没有跟我提到过他的这些经历，所以我也是到了这时才了解到他在这么多的运动中的声誉。人们在称赞他的运动生涯的同时，也会顺便提一句：当然啦，他也是很有才华的。但他们真正记得的，是他身上的那种绝对的大公无私，或者说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真诚。除了白痴和他，我再也没见到过这样的人。在一个殖民地里，这些品质通常不会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之后，它们才会被真心地赞美和欣赏。殖民地的人要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擅长这样做。
土著人比白人们更了解丹尼斯，对他们而言，他的死就像是朋友或亲人的死。
得到丹尼斯的死讯后，我准备去沃伊。航空公司要派汤姆·布莱克到沃伊做一份关于这起坠机事件的报告，我就开车去机场，想请求他带上我。但当我到了机场，他的飞机刚刚飞去了沃伊。
我可以开车去，但当时是长雨季，我得查清路况。我坐着，等着关于路面的报告。突然，我记起来丹尼斯曾经告诉过我，他很希望死去之后把自己埋在恩贡山上。真是奇怪，之前我一点儿都没有想起来这件事，它离我的思绪太远，竟然没有让我意识到我们是一定要把他埋葬的。现在，有一幅画面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曾经的我以为自己这一生都要在非洲度过，最后还会死在非洲。我还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埋身之所告诉了丹尼斯，就在野生动物保留区内的第一条恩贡山山脊上。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坐在屋子里眺望远处的山峦。他居然也告诉我说，他也希望自己死后能被埋在那里。自那之后，在我们有时开车进山前，他就会说：“去看看我们的墓地吧。”有一次，我们在恩贡山里扎营寻找野牛。到了下午，我和他一起走上斜坡，想要近距离地看看我们的墓地。从那儿向四周看，视野非常好。在落日的余晖中，甚至能看到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躺在草地上吃橘子，他说真的很愿意待在这里。我自己的墓地比这里要稍微高点。站在这两个地方向东看，都能看到坐落在远处丛林里我的房子。虽然大家都知道万物都要死去，但我们总觉得，在我们死去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回到我的房子里，然后一直在那里住下去。
听到丹尼斯的死讯之后，古斯塔夫·莫尔从他的农场直接过来找我，但没有找到，于是就去了内罗毕。过了不久，休·马丁也来了。我把丹尼斯死前的这个心愿和他选的山间墓地告诉了他们。他们于是就给沃伊的人发电报。我回农场前，沃伊那边的人通知我们，他们会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用火车把丹尼斯的遗体运过去，然后葬礼就可以在中午举行。所以，我必须在中午之前把他的墓地准备好。
古斯塔夫·莫尔和我一起回到农场，准备在我这儿住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上午给我帮忙。本来，我们计划在日出前赶到山里，确定好墓地的位置，在中午之前把墓穴挖好。
雨一直下了一整夜，早上出发的时候，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路上的车辙里满是雨水。开车上山就像是在云朵里行驶。我们看不到脚下的草原，也看不到右边的山坡和山顶。和我们一起进山的仆人开着卡车，在我们身后约十码的地方远远地跟着，我们也看不到他。越往山上开，雾气就越浓。直到看到路边的指示牌，我们才知道已经进入保护区了。于是，向前开了几百码后，我们停了下来，走到车外。我们让仆人看着卡车，在公路上等着，我们先上山去找墓地的位置。清晨的空气非常冷冽，手指好像都要被冻掉了。
墓地的位置不能离公路太远，也不能太陡，否则卡车进不来。我和古斯塔夫·莫尔一边走，一边谈论这漫天的大雾。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分开了，然后沿着不同的道路去找墓地。刚分开几秒钟，我们就看不见对方了。
山间广阔的原野极不情愿地向我敞开了大门，但很快就又把它关上了。这种天气让我联想到了北欧的雨天。法拉跟在我身边，手中的来福枪湿漉漉的。他说，我们要是再这样走下去，很可能会闯入到一群野牛中。周围的一切蓦然走进我们的视线，看起来超乎寻常的巨大。那些湿漉漉的灰色橄榄树叶，那些比我们都高的长草不断地向下滴水，散发着浓重的味道。尽管穿着橡皮布雨衣和橡胶靴，但没过多久，我就浑身湿透了，好像自己是在一条溪水中走着一样。周围的一切寂静无声，只有在雨下大的时候，周围才会出现飒飒的声音。偶尔，我面前的雾会散去，很远的地方会出现一片靛蓝的土地，看起来像是一块板岩，这一定是远处高耸入云的山峰。但很快，飘扬的灰色雨水和雾气就把它遮住了。我一直往前走，最后站住不动了。天气不变晴，什么都做不了。
古斯塔夫·莫尔喊了我三次后才发现了我。他走了过来，手上和脸上全是雨水。他说我们已经在大雾里转悠了一个小时，如果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中午之前是无法挖好墓地的。
我说：“但现在我都看不清楚我们在哪儿，不能把他扔到一个被山挡住视野的地方。再等会儿吧。”
于是，我们就安静地站在长草地里，我点了一根香烟。就在我准备把烟蒂扔掉的时候，雾气开始散了，周围慢慢地变得苍白，变得清晰，但空气仍然清冷无比。十分钟后，我们看清了我们的所在地。草原就躺在我们的脚下，来时的路也冒了出来，它在山坡上时隐时现，爬升到我们这里，然后继续向前蜿蜒。在遥远的南边，在变幻莫测的云朵下，散落着暗蓝色的乞力马扎罗山山麓。我们转身看北面，天空也明亮了一些，偶尔还会斜挂上几道暗白色的光线。有一道闪闪发亮的银白光线勾勒出了肯尼亚的山脊。突然，东面山脚下的灰绿色树林里出现了一个小红点，离我们很近，是附近唯一的一个红点。这是我房子的房顶，它坐落在一片林间空地上，房顶用瓦铺成。不用再找了，就是这个地方。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雨了。
在距离我们上方约有二十码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空地，我们就把这里选为丹尼斯的墓地，用指南针分辨着方向，让它坐东朝西。之后，我们把仆人喊了上来，让他们用非洲大砍刀把周围的长草砍掉，然后在潮湿的地上挖土。莫尔叫了几个仆人，让他们把公路通往墓地的路铺好，方便卡车进入。他们平整着路面，因为路面非常湿滑，又砍了很多灌木树枝铺在路上，一直从公路铺上来。可墓地附近的山坡太陡，最后没有一直铺到墓地。周围一片寂静，仆人们开始工作之后，我听到山间有了回声，像是一只小狗在叫，这是大山对铁铲铁锹击打自己的回应。从内罗毕来了几辆车。周围的旷野太过开阔，我们站在灌木丛中的墓地附近，只有一小拨人，是很难被发现的。于是我们就派了一个仆人去给他们带路。然后，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他们把驴车停在公路边，三四个人一起慢慢走了上来。他们以索马里人的方式表示哀悼，双手围着头走着，就好像要从生命中退出一样。一些内地的朋友听到他的死讯后，从奈瓦沙、吉尔吉尔和埃尔门泰塔一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到了之后，他们的车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巴。天空逐渐放晴，恩贡山的四座主峰巍然屹立在蓝天下。
中午过后，他们把丹尼斯运了过来。他们走的那条路道路泥泞，所以开车的速度很慢。以前，丹尼斯去坦噶尼喀游猎时，就是走的这条路。开到最后一段陡坡时，他们把棺材从车里抬了出来。棺材很窄，上面盖着国旗。他们把棺材放进墓穴。此时，周围的一切风景都变成了葬礼的背景，山峦沉重地矗立着，所有的一切都沉默着，好像它们很清楚也很理解我们在它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过了一会儿，它们接管了葬礼，葬礼也就变成了它们与丹尼斯之间的事情。在场的人们，全部变成了旁观者。
丹尼斯生前常常注视着非洲高原的道路，也走过这些路，他比所有白人都要了解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季节、这里的蔬菜和野生动物，还有这里的风和味道。他见证了这里四季的变幻，见证了这里的人群，见证了天空的云朵和夜晚的星辰。就在不久前，我还看到他站在山间，不戴帽子，在午后的阳光下眺望远方，然后举起望远镜想看清楚远处的一切。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在他的眼里和心里，这里的一切都与别人看到的不同，它带着他个人的印记，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现在，非洲接纳了他，改变了他，把他变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
他们告诉我，因为时间紧迫，无法为丹尼斯的墓地封圣[1]，所以内罗毕的大主教不想过来。最后就来了一位牧师为葬礼念悼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悼词。在这空旷的天地间，他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像是山里小鸟的鸣叫。我想，与葬礼过程相比，丹尼斯一定更喜欢葬礼结束。牧师念了一句圣诗：我要向山举目。
葬礼结束后，其他白人都离开了，我和古斯塔夫·莫尔又坐了一会儿。我们都走了之后，伊斯兰教徒才走到墓前，为丹尼斯祈祷。
丹尼斯去世后的几天里，那些曾在游猎过程中经常跟着他的仆人们都来到了农场，聚集在附近。他们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来，也没有问我要什么东西，只是靠墙坐着，把手背放在过道上，大多数时间非常安静，这一点和很多土著的习惯不同。给丹尼斯扛枪和带路的仆人马利姆和萨·西塔也来了。这是两个精明能干、天不怕地不怕的仆人，在丹尼斯出去游猎时一直跟在他身边。他们还曾跟着威尔士亲王一起出行。许多年后，亲王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称赞他们说，这两个人合作，那就是天下无敌。现在，两名优秀的带路人没有路可带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摩托车车手卡纳西阿也来了，这个基库尤年轻人开着摩托车，跑了好几千英里的崎岖路程，来到农场。他身体细瘦，眼神像猴子一样警觉。而此刻，靠墙坐着的他很像笼子里的猴子，浑身发颤，一脸悲伤。
仆人比莱亚·伊萨是一名索马里土著，他从奈瓦沙过来了。丹尼斯在世时，伊萨跟着他去过两次英国，在那儿上了学，会像英国绅士一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年前，我和丹尼斯一起参加了他在内罗毕的婚礼。婚礼很盛大，一直持续了七天。在那个特殊的场合，这位优秀的旅行家和学者回归到祖先的传统，穿着金色的袍子，向我们弯腰鞠躬，欢迎我们的到来，还为我们跳了一场剑舞。跳舞时，他突然变得狂野无比，身上充满了沙漠里亡命之徒的气质。他要到墓地祭奠自己的主人。到达墓地之后，他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回到农场后，他基本上不再说话了。没过多久，他就和其他人一样，靠墙坐下，把手背放在过道上。
法拉走出去和这些土著人聊天。他自己也很难过。后来，他跟我说：“如果只是你离开了，贝达先生还在这儿，我们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在农场上哀悼了一周后，他们一个个离开了。
我常常开车到丹尼斯的墓地去看他。虽然农场到墓地的直线距离不到五英里，但开车绕上去就要走十五英里。墓地比我的房子要高一千英尺，那儿的天空和农场的完全不一样，清澈得像一面镜子。如果把帽子摘下来，就会有舒服的微风拂过发丝。云朵在山顶向东飘移，在起伏的山峦上投下阴影，最后在大裂谷上方溶解、消散。
我在杜卡买了一码白布，土著人把这种布叫作“美国布”。然后，和法拉一起把这些布钉在三根杆子上，把它们插在墓地。这样，从我的房间看去，绿色的山间就多了一个小白点，我就知道哪里是丹尼斯的墓地了。
长雨季来了，雨下得太大，我担心丹尼斯坟墓上的草会长得太快，把坟墓盖住，然后我们就找不到墓地了。于是，我把卡罗门亚曾经费尽力气搬到前门的白石头装上汽车，向山上开去。我们把坟墓周围的草都割了，把石头摆成方形，用作标记。如此一来，墓地就再也不会辨认不出来了。
我常常会带上农场的孩子们去墓地。所以，他们对这里也很熟悉。一旦有人来祭奠，孩子们就会带他们过来。他们还在附近山上的丛林里盖了一座凉亭。夏天的时候，阿里·比·萨利姆就会从蒙巴萨岛来到农场，然后走到墓地里哭泣，以阿拉伯人的方式祭奠他。他和丹尼斯是好朋友。
一天，我在墓地里碰到了休·马丁。于是我们就坐在长草里，聊了很久。对于丹尼斯的死，休·马丁一直无法释怀。这个古怪的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只有丹尼斯在他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典范”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很难相信休的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也很难相信失去这个东西会对他影响如此之深，就像丢失了一个器官一样。自从丹尼斯去世之后，休的变化很大，他老了很多，脸上总是脏兮兮的，脸颊也深陷了进去。不过，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笑起来依然还像一尊中国大佛，就好像他知道了什么一般人不知道的开心事情。他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要为丹尼斯找一句合适的墓志铭。他告诉我的是一句希腊语，为了我能理解，又翻译了一遍，应该是从古希腊的哪位作者那儿引用的。这句话是这样的：死去之时，火焰会吞噬我的骨灰，但我不在乎，因为现在的我，一切都好。
后来，丹尼斯的兄弟温奇尔西勋爵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块方尖碑，墓志铭引自丹尼斯很喜欢的一首诗，名字叫《老水手》（The Ancient Mariner）。我和丹尼斯一起去比莱亚的婚礼时，他第一次读给我听，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温奇尔西勋爵是在我离开非洲后才立的这块碑，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英国也有丹尼斯的墓碑。他的老同学们为了纪念他，在伊顿的一条小河上建了一座石桥，小河连接着两块运动场。石桥一侧的护栏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在伊顿读书的日期，另外一侧的护栏上刻着这句话：这两块运动场上的名人，亲爱的挚友敬上。
丹尼斯的生命之路从英国这条流淌在柔美景色中的小河开始，延伸到了非洲的山脊。看起来似乎是蜿蜒曲折，突然改变了方向，但这只是视觉上的错误，其实只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已。他的生命之弦在伊顿的桥边拉开，生命之箭则沿着它的轨道向前飞，最后击中了恩贡山间的方尖碑。
离开非洲之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告诉了我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关于丹尼斯的坟墓的。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他在信里写道：“有马赛人向地区委员报告说，在日出和日落时分，他们好多次都看到丹尼斯的坟墓上有狮子，而且还是一对，它们有时站着，有时躺着，总是在那里待很久。几个印度人开着卡车要去卡贾多，路过墓地的时候，也看到过这一幕。你离开之后，墓地周围的地整平了，变成了一个大平台，这可能对狮子们来说是个好地方，可以俯视整个大平原，还有平原上的牛啊野生动物啊之类的。”
狮子们能来到丹尼斯的坟墓上，把他变成了非洲的一个历史遗迹，这件事本身就很适合丹尼斯，甚至看起来还挺高雅的。我想到一句话：“墓草长新，永留记忆。”又想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勋爵，他的狮子还是石头刻成的。
[1]基督教会在某个人死后，因为其德行好和成就高而追封其为圣徒。如果为某个地方封圣，就是以教会的名义公开宣布此处为神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