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回非洲的时候，和一位比利时人及一位英国人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比利时人要去刚果，英国人要去墨西哥，而且已经去过了十一次，都是为了去打一种特别的山地野羊，这次则是去打紫羚羊。我坐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时，语言有点儿混乱。我本想问比利时人，他是不是经常旅行，却问成了：你是不是有很多工作？但他倒没有生气，而是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严肃地回答说：太多了，夫人。从这一刻开始，他谈话的主题就变成了他这一辈子所从事的工作。在他所有的描述中，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刚果的使命是伟大的。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玩扑克牌。英国人讲起了他在墨西哥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妇人，一个人经营着一座农场，平时很孤单。当她听说他来到这儿之后，就派人把他叫过去，逼着他给她讲世界上最新发生的事情。他就对她说：“夫人，人现在可以飞起来了。”
“我听说了，”她回答道，“因为这事儿，我还跟牧师吵了好几次。现在，你得告诉我事实。你说，人类飞起来的时候，是像麻雀一样把双脚收到肚子下面，还是像鹳一样，在身后把双腿伸直？”
然后，他对墨西哥的学校和居民的无知谈了自己的看法。比利时人在发牌，手中剩下了一张牌。听到这儿，他停下动作，紧紧盯着英国人，眼神犀利地说：“我们只要教会黑人什么叫诚实，什么叫工作，就够了。”说完，他“砰”的一声把最后一张牌拍在桌子上，很坚决地重复道：仅此而已。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