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场曾经来过一位旅行者，他在农场睡了一夜后就离开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还时不时地想起他。他叫伊曼纽尔森，是个瑞典小伙子。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内罗毕的一家饭店做领班。他身形微胖，脸庞红红的，看起来有点肿。每次我去他工作的饭店吃饭，他就会站在我的椅子旁，用家乡的语调，或者是我们都熟悉的朋友的音调，油腔滑调地逗我开心。他一直这么站在我身边滔滔不绝，所以过了一阵，我就去了另外一家饭店吃饭。那时内罗毕总共也就两家饭店。然后，就只是偶尔才听到他的消息，而且还都很模糊。他好像很善于让自己陷入麻烦境地，他的品位和生活乐趣也与普通人不同。在肯尼亚生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不欢迎他。一天下午，他突然来到农场，看起来心烦意乱的，又好像在害怕什么东西。他向我借钱，说要立刻动身去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否则就可能被抓去坐牢。不知道是我的帮助太晚了，还是因为他把这笔钱花在别的事情上了，反正过了不久，我听说他在内罗毕被捕了。但他没有坐牢，只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一天晚上，我骑马回家。当时已经太晚了，星星都出来了。屋子外面的石头上坐着一个男人，竟然是伊曼纽尔森。他兴奋地向我介绍他自己：“男爵夫人，游手好闲的流浪者来了。”我问他怎么会在我这里，他说他自己迷路了，一不小心就跑到我这儿来了。迷路？那你要去哪里？我问。去坦噶尼喀呀，他回答说。
他在骗我，他不可能迷路，因为通往坦噶尼喀的道路很宽阔，很容易就能找到，我的农场又离这条路很远。我继续问他是怎么去坦噶尼喀的。他说走着去。我说，那绝对不可能，谁都不可能徒步走到坦噶尼喀，那可要花费三天时间，而且还要穿过几乎没有水源的马赛保留区，那里的狮子又那么多。就在当天，还有马赛人跑过来跟我抱怨这些狮子，然后请我去用猎枪打死它们。
是的，是的，伊曼纽尔森说他知道这些，但他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只好试试徒步去坦噶尼喀了。他问我，既然现在已经迷路了，那能否和我一起共进晚餐，然后在农场上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出发。如果我不方便，他就直接走了，毕竟星星还是很亮的。
和他说话的时候，我还在马背上坐着。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期待我能邀请他，或许他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好客的人，又或者他不太相信自己说服别人的能力。站在我的屋子外面，他看起来孤苦伶仃的，这是一个没有朋友的男人啊。他表现得如此精神饱满和热诚，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因为他自己已经没有面子了，而是为了我的面子——如果我现在赶他走，也不会显得不合适，也不代表我不善良，这是一个猎物应该持有的礼仪。我喊马夫过来牵马，然后一边下马一边说：“伊曼纽尔森，进来吧。你可以在这里吃饭过夜。”
灯光下的他看起来颇为凄凉。他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的，身上穿着一件在非洲都没人会穿的黑色长大衣，脚上的鞋子很旧，脚趾的地方还破了一个洞。他没有带任何行李，就这样双手空空地要去坦噶尼喀。看来，我是要扮演大祭司的角色了。我要先把鲜活的羔羊[1]献给上帝，再把它送到荒野中去。我觉得我们得喝点酒。伯克利·科尔总是很大方地给我带来很多酒。就在前不久，他还给我带来了一箱很罕见的勃艮第葡萄酒。我让贾马去开一瓶。我们坐下来吃饭，伊曼纽尔森的杯子里也倒上了葡萄酒。喝了半杯后，他把它拿到灯下，像一位专心听音乐的人一样，仔细地观察了好长时间。他说：“真名贵，真名贵，这可是一九〇六年的香贝坦[2]呀。”这确实是相当名贵的酒，我对伊曼纽尔森刮目相看了。
接下来他就不说话了，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找工作，他说因为这里人忙活的事情他完全都不懂。他被饭店解雇了，其实他都算不上一个领班。
我问他：“你会记账吗？”
“不会，一点儿都不会，”他说，“我发现把两个数字合在一起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你懂不懂关于牛的事情？”我继续问他。“牛?”他反问了一下，又接着说：“一点儿都不懂，而且我还怕牛。”
“那你会开拖拉机吗？”我接着问。他的脸上终于显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不会，但我倒可以学。”他说。
“但你不能用我的拖拉机学，”我说，“伊曼纽尔森，你得告诉我，你到底做过什么？你是靠什么生活的？”
他直起身子惊呼道：“你问我靠什么生活？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我是一个演员呀。”
我心里想，感谢上帝，我还真的帮不到这个男人，什么方式都不可能。接下来，我们进入了人类的交谈中。我说：“你是个演员？这可是一份好工作。你最喜欢演什么角色？”
“啊，我是个悲剧演员，”他说道，“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茶花女》里的阿曼德和《群鬼》（Ghosts）里的奥斯瓦德。”
于是，我们接下来就聊起了戏剧，也聊到一些我们都见过的演员，还探讨了一些演技方面的问题。伊曼纽尔森环视了一遍我的房间后说：“你这里不会刚好有易卜生的戏剧吧？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演一下《群鬼》的最后一幕，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演阿尔温夫人。”
但我家里没有易卜生集。
“但你可能会记得里面的台词？”他开始为自己的计划感兴趣了，“我可是把奥斯瓦德的台词从头到尾都记住了。最后一幕是最棒的。特别有悲剧效果，已经很难超越了。”
屋外的天空挂着星辰，空气温暖，夜色美好，长雨季马上就要来临了。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徒步去坦噶尼喀。
“是啊，”他说，“我马上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提醒台词了。”
“幸亏你没有结婚。”我说。
“是啊，”他说，“是啊。”但过了一会儿后，他很小心地补充道：“但我确实结婚了。”
接着他就抱怨说，在非洲，白人根本无法与土著人竞争，他们太廉价了。“如果现在是在巴黎，”他说，“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找到一个像咖啡馆侍应生之类的好工作。”
“那你为什么不去巴黎呢，伊曼纽尔森。”我问他。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说：“巴黎？不可能。我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从那儿逃跑的呀。”
他有一个朋友，那个晚上他提到了好多次。他说，如果他能联系上这位朋友，所有的事情就会大变样。因为他的朋友是一个环游世界的魔术师，他很富有，也很慷慨。伊曼纽尔森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这位魔术师还在旧金山。
我们时不时地会谈论起文学和戏剧，然后话题会再次回到他的前途上。他把在这里如何被一个又一个同胞赶出门的情景都告诉了我。
“伊曼纽尔森，我觉得你的处境真是太糟了，”我说，“真想不起来还有谁能比你更惨。”
“是啊，我自己也想不出来，”他说，“但最近我有个想法，或许我也必须得这么想：在所有人中，总要有人要过得惨一些，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他把杯子推在一边说：“这次的旅程对我来说是一次赌博。不是红牌就是黑牌。我会有机会摆脱一些事情，甚至能摆脱所有事情。但话说回来，如果我能走到坦噶尼喀，我可能又会陷入其他麻烦事中了。”
“我觉得你肯定能走到坦噶尼喀，”我说道，“你可以在路上搭印度人的车啊。”
“是的，但是还有狮子呢，”他说，“还有马赛人。”
“你相信上帝吗？”我问他。“是的，相信，相信。”静默了一会儿，他又说道：“除了上帝，我还真的是什么都不相信。我这么说，你或许会觉得我是怀疑论者，而且还相当不可救药。”
“伊曼纽尔森，你有钱吗？”“有呀，我有，”他说，“我有八分钱。”
“那肯定不够，”我说，“我的房子里现在没放钱。但或许法拉会有一点儿。”但法拉也只有四卢比。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让仆人们叫醒伊曼纽尔森，然后为我们准备早餐。
夜里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开车送他十英里，虽然这样对他的帮助不大，毕竟他要徒步八十英里路。但我不想看到他在踏出我的门槛之后，就要直接面对前面未知的命运。另外，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他前面所面对的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我给他包了一包三明治和熟鸡蛋，又送给他一瓶一九〇六年的香贝坦，因为他很懂它。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了。
在黎明中，伊曼纽尔森看起来很像传说中的那些被埋之后胡子疯长的僵尸。现在，他从坟墓里优雅地爬了出来，坐在了我的车上，而且一直很平静，很理智。到了马巴加蒂河对面后，他下车了。清晨的空气干净清冽，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他要去的是西南方向，我朝相反的东北方向望去。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升起，还是暗淡的红色，看起来像是熟鸡蛋的蛋黄。但在三四个小时后，它就会发出白热的光芒，在流浪者头上变得炙热无比。
和我道别之后，伊曼纽尔森就迈开步子向前走去，后来又走了回来，跟我说了一次再见。我坐在车里，定定地看着他。我觉得他此时一定希望有个观众目送他离开。他有那么强烈的戏剧天分，此时一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离开舞台，正在从舞台上消失。他就是自己的观众，正在看着自己离开。伊曼纽尔森退场了。那些山峦，那些荆棘树丛和布满灰尘的道路难道不应该表示一下怜悯，把另外一个布景换上吗？
在清晨的微风中，他的黑色长风衣在他的双腿周围不停摆动，风衣口袋外面露出葡萄酒瓶的脖子。此时，我心中满满的全是爱和感激，这是留守在家的人对在世界上游逛的旅人、行者、水手、探险者和流浪汉的感情。走到山顶后，伊曼纽尔森转过身，摘下头上的帽子，朝我挥舞着。长发在他的额前不断地飞舞。
法拉也来了，他坐在车里问我：“那位老爷要去哪儿？”法拉称呼他为老爷，是为了表示礼貌，毕竟伊曼纽尔森在我家里睡过一夜。
“他要去坦噶尼喀。”我说。
“走着去？”他又问道。
“是啊。”我回答。
“愿阿拉与他同在。”法拉说。
那天我常常想起伊曼纽尔森。每当想起他，我就会走出去，眺望那条通往坦噶尼喀的道路。晚上十点左右，我听到从远远的西南方向传来了一声狮吼，半小时之后，我又听到一声，真不知道这狮子是不是在一袭黑色风衣上坐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打探伊曼纽尔森的消息。我让法拉问他那些往坦噶尼喀跑运输的印度朋友，看有没有卡车司机在路上见过他，或者载过他。但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半年过后，我收到了一封从多多马来的信。我很奇怪，因为在那边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这封信居然是伊曼纽尔森的，里面装着五十五卢比和法拉的四卢比。他当年试图从非洲逃跑的时候，我曾借给他五十五卢比。这是迄今为止我最没指望能收回的钱。除了这两笔钱，还有一封饱含深情，读起来非常让人开心的信。他在多多马找到了一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吧，但看起来他的日子过得不错。
他好像天生就懂得感激别人，几乎记得在农场那一晚的所有细节。他说那一晚他感觉就像是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还絮絮叨叨说了好多遍。他在信里详细地告诉了我去坦噶尼喀路上发生的事情，信里对马赛人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他在路上碰到了马赛人，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一起上路了。他们对他非常友好，也很热情，让他跟着走了大部分路程，而且还不只是一群马赛人，前后都换了好几拨。他一路上给他们讲他这些年在各国游历时的冒险故事，把他们逗得很开心，最后甚至都不想让他走了。他不懂马赛语，一定是靠着打手势演哑剧才把他的“奥德赛”故事讲下去的。
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正常，也很得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穷人都能理解悲剧。对于他们来说，悲剧是上帝处事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生活中很关键的部分，也是生活中的悲情小调。在这方面，他们和任何中产阶级都不同。后者不仅否认悲剧的存在，而且还无法忍受悲剧。对他们而言，“悲剧”这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不愉快。非洲的白人移民和当地土著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误会，之所以会误解对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整日脸色阴沉的马赛人既是贵族，也是穷人。当他们看到伊曼纽尔森这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孤独流浪者时，一定在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位悲剧人物。而这位悲剧演员，则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了自我。
[1]“羔羊”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的是赎罪。在旧约时代，每天早上和黄昏，大祭司都要在圣殿里因为人民的罪为上帝献上一只羔羊。《新约》中的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作为上帝完美的祭祀品而死，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本文中第一个羔羊是指表面意思，是为逃亡者准备的晚餐，第二个“它”应该是文化含义，是逃亡者本人。
[2]勃艮第葡萄酒中的特级葡萄酒，有勃艮第酒王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