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会有从欧洲来的客人流浪到农场。他们像是漂到平静水面上的坏木头，随着水流转啊转，绕啊绕，最终又被冲走，或者是彻底裂开，沉进了水底。
老克努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来自丹麦。初到农场时，他生着病，眼睛也看不见。在农场上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像一只孤独的动物一样死去了。他背负了太多痛苦，走路的时候都直不起腰。在如此沉重的负担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说话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着沉默，一句话都不说。偶尔开口说话，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一条狼或土狼的哀嚎。
当他有了力气，身上不疼了，这堆马上就要熄灭的火堆就再次迸发出火花。他会跑过来找我，告诉我他是如何与体内那种病态的、忧郁的，总是荒谬地把一切都看成是黑色的心理做斗争的。他说，这种心理肯定是不理智的，因为外面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多么糟糕，也不用多么地鄙视它们，但他就像是被魔鬼控制住了似的，只会悲观啊悲观，这可真不是一个好习惯！
农场上经济紧张的时候，克努森建议我烧木炭，卖给内罗毕的印度人。他还向我保证，肯定能挣到上千的卢比。再加上他的帮助，这生意绝不会亏本，因为在他动荡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在瑞典的最北部学过这门手艺，目前已经非常熟练了。他要负责把这门手艺传给土著们。我们一起在树林里干活时，我和他聊了很多。
烧木炭这种活儿干起来相当开心，肯定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东西存在。烧木炭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作着诗，说着一堆谎话大话，把木头鬼们都召唤过来，在旁边陪着他们。木头在炭窑中燃烧，炭窑打开了，木炭散落一地。光滑如绸缎；质纯无比，没有一丝杂物；轻盈而不朽，就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黑色小木乃伊，非常漂亮。
烧木炭的环境是怡人的。我们只砍那些矮小的灌木，因为太厚的木头无法烧制成炭。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大树树冠的遮挡下工作。周围一片静寂，我们陷在非洲森林的阴影里，闻着木头散发出来的醋栗一样的味道。正在燃烧的炭窑发出刺鼻的酸臭味，但却不失清新，闻起来如海风般心旷神怡。整个工作环境颇有戏剧舞台的感觉，在赤道这些没有剧院的国家里，真是充满了魅力。一股股轻盈的蓝色烟雾旋转着从炭窑里升起，烟雾之间的距离非常规律。黑色的炭窑看起来像是舞台上的帐篷。在一出浪漫歌剧里，这种地方就是走私犯或士兵的营地。浑身黑黝黝的土著人在中间悄无声息地走动。在非洲的森林里，一旦灌木丛被砍掉，你就会发现大量的蝴蝶，它们好像很喜欢在灌木的断根上聚集。所有的一切看起来神秘无比，却又不失天真纯洁。老克努森那佝偻的小身躯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很是和谐。顶着一头红发，他敏捷灵巧地到处乱窜。他找到了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后，就开始嘲笑别人，同时也不忘记鼓励别人，像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妖精，老了以后，变得又瞎又恶毒。他对工作非常负责，对他的土著学生耐心得要命。当然，我们对事情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在巴黎上过绘画学校，知道橄榄树能够烧出最好的木炭。但克努森却说，橄榄树光溜溜的，连一个疙瘩都没有。他以地狱里的七千恶鬼的名义发誓，所有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心”都隐藏在那些疙瘩里面。
在森林这种特殊的氛围里，脾气暴躁的老克努森逐渐变得平和起来。非洲的树叶看起来都很纤弱，一般都是指头形的。树下浓密的灌木被砍掉后，森林就像是被掏空了，在光线的照射下，颇似家乡五月份时的山毛榉丛林，那时很多山毛榉的叶子都刚刚展开，有的还没有展开。我把这种相似性告诉了老克努森，他特别开心，在烧炭的时候，就总是幻想着，我们是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在丹麦野餐。他还为一棵空心树施洗礼，为它起了个名字叫洛特坦恩伯格,这是哥本哈根附近一座娱乐场的名字。我把几瓶丹麦啤酒藏在洛特坦恩伯格的空心深处，邀请他去品尝，他竟然很赏脸地认为我这是在给他讲一个很好听的笑话。
所有炭窑燃烧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坐下来，聊聊各自的人生。于是，我了解到很多克努森的过去，以及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的奇遇。和他谈话的过程中，话题必须要跟那个正直、公正的老克努森有关，否则我们就会沉入那种他曾经警告过我的黑色悲观情绪中。他这一辈子可谓饱经世事，经历过海难、瘟疫和短暂的成功，看到过不明颜色的鱼、水面上的龙卷风、同时出现的三个太阳和转瞬即逝的黄金雨，也曾结交过损友，曾在酩酊大醉后胡言乱语，曾犯过不可饶恕的罪。在他的这段“奥德赛”式的旅程里，一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情绪，那就是对法律、法律的作用，以及法律带来的结果的极度厌恶感。他天生叛逆，认为所有的不法分子都与他志同道合。对于他而言，所谓的英雄壮举就是对法律的反抗。他喜欢聊关于国王、皇族、杂耍人、侏儒和精神病人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游离在法律之外；他也喜欢谈论像犯罪、阴谋诡计、恶作剧和革命之类的直接对抗法律的事情。他非常鄙视行为端正的好市民，对他而言，不管是谁，只要遵守法律，就代表他有一颗奴隶之心。他甚至不相信万有引力，更别提敬重这一规律了。我是在我们一起砍树的时候发现这一点的。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不带偏见且极有进取心的人不把它改成相反的规律，比如万有斥力？
他急切地想把他认识的人，尤其是骗子和恶棍的名字刻在我的脑海里。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女人的名字，或许时间已经把赫尔辛格的那些漂亮姑娘们，或是港口城市的那些无情的女人们从他的脑海里擦除了。但是，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我一直感觉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一直伴随着他。我说不出来她是谁，或许是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又或者是学校的同学、他第一个老板的妻子。我在心里叫她克努森夫人。我猜她个子应该不高，因为克努森本人也不高。她是那种总会毁掉男人生活乐趣的女人，而且自己还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她是总在枕边教训丈夫的家庭主妇；她阻挠丈夫所有的冒险行为；她要为儿子们洗脸，会夺走男人面前桌子上的杜松子酒。她就是法律和秩序的代表，时时刻刻都要求绝对的权威，颇像索马里女人们心目中的女神。她并不幻想用爱情来俘虏男人的心，而是用理性和正义来控制他。克努森一定是年轻的时候就遇见了她。那时，他的心还是足够柔软，还可以接受这个他脑袋中挥之不去的女人。但后来他就逃跑了。他跑到了海上，因为她讨厌大海，不可能跟着他一起去。然后他又在非洲上岸。但无论他怎么逃，都始终没有摆脱她，她还是跟来了。他顶着一头逐渐发白的红发，心里驻满了狂野和不羁，却害怕着这个女人，这种害怕甚至超越了他对男人的恐惧。他怀疑现实中的所有女人，觉得她们都是克努森夫人伪装成的。
我们的烧炭行动最后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总是有炭窑着火，我们期待的利润最终化为乌有。克努森对我们的失败耿耿于怀，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最后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除非能够在烧炭时提供足够的雪，否则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烧出木炭。
除了烧炭，克努森还帮我在农场上挖了一个池塘。当时的农场上有一大片洼地，里面长满了草。有一条小路穿过这里，和它交汇。就在这里，有一眼泉水。我计划着在泉水下建一个水库，把这里变成一个小湖。非洲总是缺水，如果能这样做，那牛群绝对是受益者，它们就可以不用走那么远到小河边喝水，而是直接在田间饮水了。农场上的人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计划，曾聚在一起讨论了很久。我们终于动工实施，然后成功地完工。对于农场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修成的堤坝有两百英尺长。老克努森对它颇感兴趣，还教普兰·辛格做了一把坝铲。但堤坝刚刚建好，我们就遇到了麻烦。长长的旱季过去了，倾盆大雨随之而来，水库无法蓄这么多水，有些地方垮了，有几次甚至都被冲走了一半多。克努森建议，我们可以在农场上的牛和佃农们的牲畜来池塘喝水的时候，把它们全部赶到堤坝上，让它们加固这个工程。他认为，每头山羊和绵羊都必须踩踏堤坝，为这项伟大的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此，他坚持让牧童们的牛群慢慢地走过堤坝，但放牧的那些小托托们却想让牛儿们尾巴冲天，飞奔过去。然后，他和这些牧童们就有了几次血与肉的搏斗。最终，克努森在我的支持下战胜了这些小托托们。牛儿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低着头安详地走在狭窄的库堤上，看起来极似要走向诺亚方舟的动物们。老克努森胳膊下夹着他的拐杖，在一旁一头头地数牛，看起来好像就是造船者诺亚本人。想到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会被淹死，他就感到特别满足。
一天一天过去了，终于，这里蓄起了一大片水，有七英尺那么深。那条小路恰好穿过池塘，看起来特别漂亮。后来，我在堤坝的下面又修了两座堤坝，农场上就出现了一长串池塘，牛群和孩子们常常会围在它们周围。在炎热的季节，平原和山上的水洼都干涸了，各种鸟类就来到了农场，有苍鹭、朱鹭、翠鸟、鹌鹑，还有十多种野鹅和野鸭。夜幕降临，当几颗星星窜出天际，我就会走出去坐在池塘边。此时，鸟儿们都开始回巢休息了。水鸟的目的地都很确定，不像其他鸟儿一样，整日都在旅途中，从这儿飞到那儿。真不知道这些正在迁徙中的野外游泳者眼力出了什么问题！野鸭们总是先在清澈的天空中转个圈，然后突然之间一声不吭地扎进黑色的池塘，看起来很像一位来自天庭的弓箭手在它们后面射出的箭头。有一次，池塘里竟然出现了一头鳄鱼，我用枪把它打死了。这真是太奇怪了，因为它只能是从十二英里外的阿西河漫游到这里来的，但它怎么知道这里会有水的？要知道，以前这里可是没有水的呀。
第一座池塘建好之后，克努森就和我商量，要在里面放一些鱼苗。我们计划了很久，想要壮大农场上的捕鱼事业。非洲有一种鲈鱼，味道很鲜美，但不知道从哪儿能捞到它们。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确实在一些水塘里放养了一些，但禁止人们去钓鱼。克努森告诉我，他知道有一个水塘，你想在里面捞多少鱼就能捞多少，而且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开车过去，在水塘里撒上一网，再把这些鱼装进罐子和大桶里，还要记得往里面放点水和水草，这样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它们就不会死掉了。他对这个计划非常热心，跟我阐述的时候，身子都在发抖。为此，他还亲自做了一条天下第一的优质渔网。我们去水塘探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神秘。克努森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挑选一个月圆之夜过去，而且还要准确到子夜时分。刚开始，我们准备带上三个仆人一起过来，后来被克努森减到了两个，后来又减到一个。他还不断地质问我，是不是确定无疑地信任他。最后，他竟然宣布，最好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单独过去。但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可行，因为仅凭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把那些罐子和大桶装进车里的。但克努森坚持这样做，而且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有朋友在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工作，我就忍不住问他：“克努森啊，我们要去抓的这些鱼到底是属于谁的？”但他一个字都没有回答，像一个老水手一样，朝地下吐了一口痰，伸出穿着打满补丁的鞋的脚把地上的痰蹭掉，然后抬起脚后跟，迈着死慢死慢的步子走了。走路的时候，他的头缩在肩膀的中间。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拄着拐杖笨拙地摸索着向前走，再次变回一个被打败的人，一个在那个低贱、冷酷的世界里逃命的人。他的这种姿势好像给我施了咒，我站在他离开的地方，穿着拖鞋，变成了克努森夫人，俨然一副胜利者的模样。
之后，我和他就再也没有提到过我们的捕鱼计划。他去世后不久，我在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帮助下，在池塘里养上了鲈鱼。它们在这里茁壮成长，既安静沉默，又孤傲焦躁。在它们的感染下，池塘里的其他生命也变成了这样。中午走过池塘的时候，你能看到它们在离水面不远的水下直立着，在这昏暗而充满阳光的水塘里，它们很像黑色的玻璃鱼。如果有不速之客来到农场，我的小托托通博就会到水塘边，拿着一根很原始的鱼竿，钓上一两条两磅重的鲈鱼上来。
在小路上发现死了的老克努森后，我派了一个跑腿的仆人去内罗毕的警察局报告他的死讯。我本来想把他就近埋在农场，但到了晚上，两名警察开着车，带着一口棺材来到了农场，他们要把他带走。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响起一声炸雷，然后就下起了暴雨，雨水有三英尺深，长雨季要开始了。我们开车穿过急流，驶过大片水洼，直奔他家的房子。当我们把他抬上车的时候，头顶电闪雷鸣。滚滚的雷声像是大炮在吼叫；四面八方布满了粗得像玉米棒的闪电。我的车上没有防滑链，所以几乎总是脱离路面，摇摇晃晃的，一会儿歪到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老克努森肯定喜欢这样的场面，一定会对这种离开农场的方式感到满意。
后来，我非常反对内罗毕市政府对他葬礼的安排，还和他们很激烈地吵了起来。所以，我就不止一次地往内罗毕跑。这就是克努森留给我的遗产，是他最后一次与法律的激烈对抗，只不过这次是由我代理完成的。从那以后，我就不是克努森夫人了，我变成了他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