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去了一趟内罗毕，去土著人医院看望万扬格里。
我的农场上有许多非法棚户家庭，几乎总有病人在这儿住院。所以，我在这座医院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和这儿的护士长和看护人关系都不错。我还没有见过谁像护士长那样往脸上涂那么厚的粉。她有一张大方脸，总是藏在白色的头巾里，看起来很像俄罗斯的一种木头套娃。这种套娃的名字叫卡廷卡，可以拧开，拧开之后还会有一个娃娃，再把这个娃娃拧开，就又有一个娃娃。这些娃娃看起来既善良又能干，而这位护士长就是如此。
每到周四，医院的人会清洗病房，并为它通风。他们还会把病房里的床全部移到病房中间的空地上。这是快乐的一天。站在医院的院子里，周围的景色相当不错。往近了看，是干旱的阿西平原；往远了看，是蓝色的唐约·萨布卡山和绵长的穆山山脉。每当看到农场上的老妇躺在这儿的病床上，盖着白色的被子，我就有种很异样的感觉，像是看到了一头筋疲力尽的老骡子，或是其他生病的驮畜。土著人都很害怕医院，所以她们看到我虽然会笑，但那笑容是苦涩的，估计一头老骡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一笑。
在医院里第一次看到万扬格里的时候，他浑身颤抖着，整个人蔫蔫的，让我感觉他最好赶紧死去，也就解脱了。他害怕这里的所有东西，身子在绷带里不住地颤抖。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一直在哭着求我把他带回农场。
过了一周后，我第二次去医院看他。此时的他已经平静下来，整个人也镇定了许多，很有尊严地和我见了面。对于我的到来，他是非常高兴的。看护告诉我，他一直都在等我来，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他这天终于可以通过插在嘴巴里的一根管子说话了。他很笃定地告诉我，昨天他已经被人杀死了一次，过两天还要再被杀一次。
负责治疗他的医生曾在法国上过战场，已经为很多人修好了脸。他不辞劳苦、耐心地为万扬格里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他用一根金属带代替颧骨，把它用螺丝拧在了万扬格里剩下的脸骨上。然后，他又把万扬格里脸上被撕裂的碎皮肉清理出来，缝在一起，做了一个类似下巴的东西。万扬格里告诉我，医生还从他的肩膀上借了一块皮肤，把那个下巴填好了。绷带拆开后，这孩子的脸已经完全变了个样，看起来很诡异，像是蜥蜴的头，因为他没有下巴。但他能够正常地吃饭和说话了，只是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整个治疗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去看万扬格里的时候，他问我要白糖吃，所以我就常常用纸包上几勺子带给他吃。
如果心里对未知的恐惧感没有消除，土著人就会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或者不断地抱怨，然后不断地想出各种逃跑的方法，死亡也是其中一种，他们可一点儿都不怕死。欧洲人来到这里，把医院建起来，配备上各种医疗设施，亲自在里面工作，然后费了很大劲把这些土著人拖到医院里。
他们心酸地跟我抱怨，这些土著人完全不知道感恩，不管你为他们做什么，都是一样的结果。土著人的这种心态让白人感到反感和伤心。确实如此，不管你做什么，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其实你能做的也很少，而且做过的这些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再也不会有人提起。他们不会感谢你，但也不会怨恨你，即使你希望他们这么做，你也是爱莫能助的。他们身上的这种人性令人担忧。它抹杀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迫使你接受一种不是自己选择的角色，就像你只是大自然的某种现象，只是一种天气。
在这方面，索马里移民就不同。你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来自沙漠的民族性格暴躁热情，而且总是一本正经的。你总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到他们，也很可能会深深地伤害到他们。他们有着强烈的感激之心，但同时也会仇恨某个人一辈子。某种恩惠和一点点的冒犯，都会在他们的心上刻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永世不忘。他们是严肃的伊斯兰教徒，所以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心里会有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在索马里人面前，你会在一个小时内赢得名誉，也会在一个小时之内丧失。
马赛人是土著世界中一个很独特的民族。他们不会忘恩，懂得感激，也会仇恨。他们一直仇恨白人，这种仇恨在这个民族消亡前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基库尤、瓦坎巴或卡韦朗多就是没有偏见的民族。在他们的世界，没有什么道德规则，只知道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大多数事情。如果你想让他们感到震惊，那是很难做到的。面对着一个穷困潦倒、自甘堕落的基库尤人，无论你做什么，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的天性和传统里，人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对人不做评判，但却是天生的观察家，而他们的观察结果，就是对你的看法，就是好名声或坏名声。
欧洲的穷人们跟基库尤人很相似。他们不会去评判你，但会对你做一个“总结”。如果他们喜欢你尊重你，他们就会像爱上帝一样爱你，这种爱并不是建立在你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上，一点儿都不会。他们爱你，就是简单地爱你这个人。
有一天，我在医院里闲逛时看到三个新病人，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两个孩子。男人的皮肤黑得出奇，头很大，头发浓密。三人的脖子上都缠着绷带。医院里有一个驼背看护，他像个解说员一样，很喜欢给我讲医院里发生的一些趣闻。看到我在三个新病人的床前停下来，他就走过来，把三个人的故事告诉了我。
这三个人是努比亚人，是英皇非洲步枪队的肯尼亚黑人士兵。男人是号角手，两个男孩是战鼓手。男人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失去了理智——土著人很容易这样。他提起枪朝营房左右扫射，弹匣空了之后，又把自己和两个孩子关在他的波状钢小屋里，想把他和孩子的咽喉割断。
就在上周三，他们三个浑身是血，被送了过来。驼背看护有点遗憾，因为我没有见到当时的场景，如果见到，一定会觉得他们都已经死了。现在他们脱离了危险，凶手也恢复了理智。
看护讲述整个故事的时候，故事的主角——躺在床上的三个人也在跟着故事的进度认真地听，偶尔还会打断他，纠正一些细节。两个孩子说起话来还很困难，他们就一起看向中间的病床，让爸爸帮忙确认他们的叙述，他们很相信他，觉得他一定能帮我更加清楚地了解整件事情。
他们问爸爸：“你没有口吐白沫？你没有尖叫？你难道没有说过，你会把我们割成一块一块的，就像蝗虫那么小？”
凶手于是就伤心地说：“是啊，是啊。”
有时去内罗毕，我会在那儿闲待半天，等着参加某个商务会议，或是要取从欧洲来的信件，但从港口来的火车却晚点了。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一般都没事儿可做，于是就常常开车来到这所土著医院，把一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病人带上出去兜风。万扬格里还在住院的时候，市长爱德华·诺西先生把几只年幼的狮子装在笼子里，放在市政府前的空地上，准备把它们运到伦敦动物园去。医院的病人们对这些狮子很感兴趣，就请求我带他们出去看狮子。我答应了这三个来自英皇非洲步枪队的病人，只要他们痊愈，我就带他们去看。但他们谁也不愿意单个去，坚持要等三个人都好了之后再一起去。号角手是恢复得最慢的。在他痊愈后跟我一起出去时，他的一个孩子早已经出院了。这个孩子天天回医院问他什么时候痊愈，好跟他一起坐我的车子去看狮子。一天下午，我在外面见到他，他告诉我，号角手现在还是头疼得厉害。这很正常，他的脑子里装了太多邪恶的东西了。
最后，他们三个终于一起站在了笼子前面。他们默默地注视着狮子们。一头狮子似乎因为长时间被人们盯着而感到生气，它突然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短促地吼叫了一声。三个观众就被它吓了一跳，最小的男孩躲在了号角手后面。我们开车回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对号角手说：“那头狮子就像你一样坏。”
就在这些日子里，与万扬格里有关系的走火事件平息了。他的家人有时会来医院看望他，但大家都很害怕来，只有他弟弟例外。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卡尼纽却像一头老獾出窝侦查似的，来到我家询问孩子的情况。我和法拉有时会揣测他遭受的痛苦，然后试着计算能折算出多少只羊。
走火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法拉来跟我报告事件的最新情况。
当时，我正在吃饭，他身子挺得直直的站在桌子的那头，试图弥补我的无知。法拉会说法语，也能说英语，但总改不掉一些他自己特有的错误。比如，他本来应该说“except”（除了），但却总说成“exactly”（恰好）。像这句：All the cows have come home, exactly the grey cow（所有牛都回来了，恰好是那头黑色的牛）。我从来没有纠正他，而是用他的方式和他说话。他的脸和表情看起来很自信很凝重，但一旦开口说话，却总是在开头时含糊不清。他说：“夫人，卡贝罗……”这就算是开启了程序。我等着他下面的话。
停顿了一下，法拉继续拾起话题：“夫人，你认为卡贝罗死了，已经被土狼吃了。但他其实没死，他和马赛人在一起。”
我心不在焉地问他，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噢，我就是知道。卡尼纽把许多女儿都许配给了马赛人。卡贝罗想不出谁能帮助他，‘恰好’[1]马赛人。于是，他就跑去找他姐姐的丈夫去了。他刚逃跑的时候，状态确实很糟糕，总是在树上一坐就是一晚，土狼就围在树下。现在他和马赛人一起生活了。有一个马赛富人，他有好几百头牛，但是没孩子，他很想收养卡贝罗。卡尼纽什么都知道，而且已经去马赛人那儿和这个富人谈了好几次。但他害怕，不敢告诉你，他觉得一旦白人知道这件事，卡贝罗就要在内罗毕被吊死了。”
每当提起基库尤人的时候，法拉总是表现出一种傲慢和自大。他说：“马赛人的老婆们不会生孩子，她们都乐意收养基库尤孩子。这些孩子们可真是偷了不少东西。这个卡贝罗也一样，他长大后肯定会回到农场，因为他肯定不愿意像马赛人一样，不断地从这儿迁徙到那儿。基库尤人太懒了，都不愿意那么做。”
在农场上，我们年复一年地见证着住在河对岸的马赛族的消亡，见证着他们的悲惨命运。他们都是武士，却被禁止搏斗；他们是雄狮，却被剪掉了爪子，变得奄奄一息。这是一个被阉割的民族。他们的长矛和那看起来雄赳赳的盾牌，都已经被政府没收。在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狮子们常常会跟在他们的牛群后面。有一次，我把农场上的三只小公牛阉割了，好让它们好好为我犁地、拉车。它们变成了三头平静的公牛。我把它们圈养在工厂的院子里。到了晚上，土狼们闻到了鲜血的味道，便循着味道来到农场把它们吃了。我总觉得，马赛人的命运与这三头牛很相似。
法拉说：“卡尼纽的老婆因为失去了儿子，这几年一直很伤心。”
法拉把整个过程叙述完之后，我没有派人找卡尼纽，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法拉所说的。后来，卡尼纽有一次来到我家，我走出去找他说话。我问他：“卡尼纽，卡贝罗是不是还活着？他是不是在和马赛人一起生活？”土著人很少会对一个人的反应毫无准备。听到我这么问后，卡尼纽立即为他失去的儿子大哭起来。我一边听他哭，一边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卡尼纽，把卡贝罗带到我这儿来吧。他不会被吊死的。他的妈妈会在农场上照顾他。”卡尼纽还没有止住他的哭声，但他肯定听到了“吊死”这个不祥的词。于是，他的哭声慢慢变成了低低的哼弄声。然后，他就开始向我描述他曾经对卡贝罗许下的诺言，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怎么偏爱这个孩子。
卡尼纽有很多孩子，也有很多孙子，因为他住的村子离我的房子特别近，他们就常在周围玩耍。在这些后辈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孙子，是他的一个嫁给马赛人的女儿生的。这个女儿后来回到了卡尼纽的村子，同时也把儿子带了回来。这个孩子的名字叫西朗加。这个混血孩子身上的血统给他注入了一种奇特的活力，为他带来了丰富的、富有野性的创造力和幻想，让他看起来不像个人类，而像一团火焰、一只夜莺，或是一个农场上的小妖精。但他有癫痫症，因为这个病，其他孩子都很害怕他，不让他参加他们的游戏，还给他起了希塔尼这个名字，意思是“魔鬼”。于是，我就把他收养了，让他和我一起生活。因为他有病，所以我没让他干什么活。但在办公的房间里，他就像一个小愚人或是一个小丑一样，让我感觉到生活的充实。平时，我走到哪儿，他就会跟到哪儿，就像我的一个不安而烦躁的黑影子。卡尼纽知道我喜欢这个孩子，每次看到他，都会展露出祖父的笑容。现在，他就抓住了我这一点，把这点感情抛给了我，竭尽全力地利用它。他义正词严地说，他宁愿让希塔尼被豹子吃掉十次，都不愿失去卡贝罗。既然卡贝罗都已经丢了，那就让希塔尼也丢了算了，反正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卡贝罗是他的掌上明珠，是他的心血。
如果卡贝罗真的死了，那真是另外一出大卫和押沙龙[2]的悲剧了。大卫因为儿子押沙龙的死非常悲痛，这本身的确是一出悲剧。但如果他还活着，在马赛人那儿藏着，那就更是悲剧了，因为这是有关“战斗还是逃跑”的选择，是一个孩子为了生活而在努力挣扎。
在草原上，当我无意中闯入瞪羚妈妈藏匿刚出生瞪羚宝宝的地方，瞪羚就会上演和卡贝罗父亲表演的同样的戏码。它们会在你面前跳舞，会走到你面前，不断地跳跃，或假装哪条腿变跛了，不能再跑了。它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不让你注意到它的宝宝。
然后，突然间，你在马蹄下发现了它的宝宝。它一动不动，小小的脑袋平放在草丛里。为了活命，在妈妈跳舞的时候，脸朝下躲在草里面。一只鸟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会做出同样的把戏。它会拍打翅膀，不断地鼓翼，甚至很聪明地把翅膀拖在地上，扮演一只受伤的鸟。
现在，卡尼纽就在我面前演这样的戏。难道在想起自己儿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中时，这位基库尤老人的心会变得如此温情，还能这样跟我嬉戏一番？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他的老骨头咯吱咯吱地响；他甚至把自己的性别都变了，扮演了一位老妇人、一只老母鸡、一只母狮。这种嬉戏明显就是一种女人的活动。他的这种表现可真是够奇怪，不过确实也非常值得尊敬。那感觉就像是一只雄鸵鸟要轮流和母鸵鸟孵小鸵鸟一样。面对这种“策略”，没有哪个女人会无动于衷。
于是，我对他说：“卡尼纽，卡贝罗什么时候想回农场都可以，不会有任何人伤害他。但只要他回来，你必须把他带过来见我。”听我这么说，卡尼纽立刻沉默下来，然后低下头，伤心地走了，好像是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似的。
值得一提的是，卡尼纽记得我的话，确实照我说的做了。五年后，就在我把整件事情几乎要忘掉的时候，他有一天通过法拉传话，请求和我见面。他站在我的房子外面，身子重心落在一条腿上，保持着庄重威严的仪态。但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不安的。他和蔼地跟我说：“卡贝罗回来了。”那时，我已经学会了“停顿”的说话艺术，就没有说话。这位基库尤老人可能因为我的沉默感受到了压力，把重心换到另外一条腿上，眼睑颤抖着重复道：“我的儿子卡贝罗已经回到农场了。”我问道：“他是从马赛人那儿回来的？”卡尼纽把我开口说话当作是我们和解的征兆。于是调整了脸上那些狡猾的细纹，挤出来一个笑容，但他其实并没有笑。他说：“是的，姆萨布，是的。他是从马赛人那儿回来的。他回来为你工作来了。”在过去的五年里，政府开始实行基潘德制度，就是把在肯尼亚生活的所有土著人登记在册。因此，我们要从内罗毕请一位警官过来，把卡贝罗变成这个农场的合法居民。我和卡尼纽约好了日子。
那天，他和儿子早早就到了，比警官早到了很久。把儿子带到我面前的时候，卡尼纽表现得很开心。但在心里，他其实是有点害怕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的，他的这种害怕是有理由的。因为马赛人当年从农场上带走的是一只小绵羊，现在还给我们的却是一头年轻的豹子。这种变化一定是因为他体内流着马赛人的血，否则单凭马赛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磨练，是不可能造就这样的质变的。他站在那儿，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赛人。
马赛武士看起来英俊潇洒，他们把“别致有品味”这种特殊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表面看起来勇敢大胆，极富野性，难以掌控，但却能坚守自己的本性，忠于内心的理想。他们不会装腔作势，不会去刻意模仿外国人，而且一切都要做得尽善尽美。这种风格是由心而生的，是他们这个种族和历史的表现。他们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服饰都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就像鹿身上的鹿角一样。
卡贝罗的发型完全是马赛式的。头发很长，用细绳编成了一条一条辫子，束成一条粗粗的马尾。额头上绕着一条皮绳。就连头的姿势也是马赛式的：下巴向前伸着，好像要把他那张愠怒、傲慢的脸放在托盘里献给你一样。他的行为颇似莫拉尼人，僵硬、被动而粗鲁，人们很喜欢默默地观察他。他就像是一尊能被别人看见，但自己却看不见自己的雕像。
马赛的年轻人以牛奶和鲜血为食，或许是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他们的皮肤才光滑如丝缎。他们的颧骨高高隆起，颌骨明显凸出，脸上皮肤光滑，没有任何细纹或凹坑，但看起来有点肿胀；眼睛像紧紧镶嵌在马赛克里的两颗黑石头，从整体上看，莫拉尼年轻人还真有点像马赛克。他们脖子上的肌肉高高隆起，看起来很吓人，像是发怒的眼镜蛇、公豹子或公牛的脖子，非常粗壮，带着明显的男人气息，就好像他要与别人宣战一样，当然女人除外。他们的腰和臀部细窄得令人吃惊，与他们脸颊的凹陷、脖子的粗壮与肩部的圆润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看起来却相当和谐。他们的大腿和膝盖非常瘦，双腿又长又直，而且肌肉发达。看到他们，会让人想起那些经过严酷训练，最后变得巧取豪夺、贪婪成性、暴饮暴食的动物。
他们走路的时候身体僵硬，直接把一只细脚放在另外一只前面，但胳膊、手腕和双手的动作却柔和灵便。马赛年轻人弯弓射箭、放开弓弦时，你好像都能听到他手腕上的肌肉和弓箭一起在空中高声歌唱。
从内罗毕来的警官是一位刚从英格兰调过来的年轻男子，对工作充满了热情。他的斯瓦希里语说得很好，我和卡尼纽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很快就投入到已经过去很久的枪支走火案件中，不断地盘问卡尼纽，把这个基库尤人问得呆呆的。盘问完毕后，他告诉我，他认为卡尼纽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不公平待遇，整个案件要提交到内罗毕重新审查。“那可是要耗费你我很多年时间呢。”我说。征得我的同意后，他说，如果要做到执法公正，就不应该考虑这一点。卡尼纽看着我，觉得自己是被我陷害了。不过还好，这位警官最后说，这起案子已经过去太久了，无需再审了。因此不用再做什么，只要让卡贝罗定期在农场登记就可以了。
这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在登记造册前的那五年里，卡贝罗在农场上销声匿迹，和马赛人一起浪迹天涯，卡尼纽也遭遇到很多事情。这起案件彻底平息之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攫住了他，把他几乎磨成了小颗粒。
至于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便讲述了。首先，这些细节本身就带着私密性的；其次，在那段时间里，我自己也遇到了很多事情，没有多关注卡尼纽和他的命运。农场上的事情也被我抛诸脑后，它们就像是远处的乞力马扎罗山，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我从农场上离开，土著人都会温顺地接受，就好像在现实中我已经走出他们的生活，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存在的层面上。我回来之后，他们就会再跟我提一提我离开时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告诉我：“那棵大树倒了，你跟那些白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孩子死了。”
万扬格里痊愈了，要离开医院，我开车把他带回了农场。在那之后，我偶尔还见过他几次，有时在恩戈马，有时在平原上。
几天后，他的父亲韦奈纳和祖母来到了我的房子里。韦奈纳矮矮胖胖的，这种体型在基库尤人中不太常见，因为大多数基库尤人都非常瘦。他还留着一撮稀稀拉拉的胡子。他另外一个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他不习惯直视别人的眼睛。看着他，感觉他就像一个已经疯掉的穴居人，总想自己待着，不想被别人打扰。他的母亲是一位基库尤老妇人。
土著女人的头一般都是光溜溜的，而且又小又圆，还很干净，看起来很像是某种颜色较深的坚果。奇怪的是，当你看到它们，第一感觉竟然是，它们代表的才是真正的女性气质，而普通女人头顶上的头发就像是男人的胡子，一点儿女人味都没有。但这位基库尤老妇却在自己皱巴巴的头皮上留了一簇白头发，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刮胡子的男人，给人一种道德败坏和无耻透顶的感觉。她的身体靠在拐杖上，把说话的权利都留给了韦奈纳。但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沉默却仍然让现场火花四溅。她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粗野和不知羞耻感，但她儿子没有遗传她这一点。他们两个就是现实中的尤拉卡和拉斯卡罗，我到后来才知道这一点。
他们带着和平的目的，慢吞吞地走进我的房间。父亲告诉我，万扬格里没办法吃玉米，他们又很穷，没有面粉，没有奶牛，所以想请我在案子结束之前，允许他从农场上的奶牛那儿挤一点儿牛奶给孩子喝。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养活这个孩子了，因为赔偿金还没到。法拉那时正在内罗毕处理他的索马里私人案子。我就说，在法拉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每天从我的牛群里挤上一瓶牛奶喝。我吩咐仆人们，让他每天早上来我们这儿挤牛奶。对这个安排，仆人们倒不太愿意，或者说感觉不太舒服，真是莫名其妙。
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星期过去了。卡尼纽在某个晚上突然出现在我的房子里。当时我刚吃完饭，正在壁炉前看书。土著人通常喜欢和我在房子外面谈话，但他进来后却把门关上了。这让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交流可能跟什么意外的事情有关。可是，他却一直奇怪地沉默着。平时那么灵活，像抹了蜜一样的舌头，此时好像是被割掉了一样，一点儿生气都没有。因此，虽然我的房间里多了个卡尼纽，但还是和之前一样安静。这个大个子基库尤老人好像病得不轻，身体全都靠在了拐杖上，在斗篷里几乎都看不见；眼睛昏暗无光，像是某个尸体的眼睛。他不断伸出舌头舔他那干裂的嘴唇。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语速很慢，声音很沉闷。他说，现在事情越来越糟了。停了一会儿，才又继续说下去，只不过声音含糊不清，就好像他说的事情微不足道，你根本不用理会似的。他说，他已经给韦奈纳赔了十只羊，但他现在还想要一头牛和一头小牛，他现在打算给他们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任何判决规定让他这么做啊。卡尼纽没有回答，也没有看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找不到下个朝圣地的朝圣者，或是找不到下一个旅行地的旅行者一样。他走进了我的屋子，却好像走在路上，告诉了我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就离开了。我怀疑他是不是病了，所以停了一会儿后，我说，第二天我会带他到医院看病。他走之前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抬起一只手，往脸上碰了碰，好像是擦眼泪。如果卡尼纽会流眼泪，那就真奇怪了，感觉就像是朝圣者的行李开花了一般。更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利用这些眼泪，它们竟然是毫无用处的。我心里就在想，当我的思绪在农场之外的事情上神游时，农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尼纽走了之后，我把法拉叫过来问他怎么回事。
法拉很讨厌跟我提关于土著人的事情，好像他们并不值得我和他去花费精力，甚至不值得我们去听一听。到了最后，他终于同意告诉我了。在讲述的过程中，他的视线越过我，一直落在窗外天空中的星星上。卡尼纽的失魂落魄完全是韦奈纳的母亲造成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巫婆，对卡尼纽施了魔咒。
“但法拉，”我说，“卡尼纽年纪都那么大了，而且也很聪明，怎么可能会去相信什么咒语。”
“不是的，”法拉慢吞吞地回答，“不是的，姆萨布。我觉得这个基库尤老女人真的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原来这个老女人曾告诉过卡尼纽，如果他一开始就把牛送给韦奈纳，一定会比不送的结果好，而且他的牛们一定能够“活着看见”这个事实。而卡尼纽的牛现在真的是一头接一头地瞎掉了。老卡尼纽的心慢慢地碎了，就像古代某个遭受酷刑的人被身上的重量一层压一层，骨骼和肌肉最后也就碎了。
提起巫术，法拉的语气干涩且充满担忧，就像谈起我们无法控制的口蹄疫一样。因为这种病，农场上的牛羊一头接一头地死去。
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到深夜都没有睡觉，心里一直在想农场上的巫术。刚开始，我感觉它很丑陋，感觉它好像是从哪个古老的墓穴里爬出来的，它趴在我的窗户玻璃上往我屋子里看，鼻子都被玻璃挤平了。然后，我听到了土狼在远处河水边的叫声。我突然想起，在基库尤人中有狼人的传说，就是说老妇人们一到晚上就会变成土狼。韦奈纳的母亲很可能现在正龇着牙沿着河边奔跑呢。慢慢地，我就对巫术这个事情习惯了，甚至感觉它好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在非洲的晚上，有那么多事情都与它有关系。
我以一个斯瓦希里人的思维想着：“这个女人真卑鄙。她利用自己的技艺让卡尼纽的牛变瞎，然后又把事情推到我这儿，让我帮忙养活她的孙子，从我养的牛身上一天得到一瓶牛奶。”
然后我又想道：“这起走火事件引发的诸多事端马上就要血染农庄了。这是我的错，我必须把新的力量吸引进来，否则，农庄就会像噩梦一样被毁掉，一个可怕的噩梦。我知道我要怎么做了。我要把基纳恩朱请来。”
[1]这就是上文作者所说的法拉特有的错误，应该是“除了”马赛人。
[2]Absalom，《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的第三个儿子，被大卫宠爱。他容貌俊美但刚愎自用，后发动了反抗父亲的叛乱，占领耶路撒冷，最后被堂哥约押杀死。大卫对他的死十分伤痛。关于押沙龙的故事，请参阅《圣经·旧约·撒母耳记》第13至1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