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马向马赛保留区内走去。途中要穿过一条河，过河之后，十五分钟就到了。在农场上生活的时候，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能骑马过河的地方。因为在河的这岸，下坡时有很多石头，而到了河对岸，上坡的地方又非常陡。但“一旦进入保留区，愉悦的心灵就特别渴望骑马的快乐”。
在你面前，是广阔的草原和起伏不平的旷野，你可以不停歇地策马飞奔上百英里。没有栅栏，没有沟渠，也没有任何人工道路。
除了马赛人的村子，这里没有任何人类居住区。而这支厉害的游牧民族也已经赶着牛羊群去了其他草场，因此这儿已经荒废半年了。这里有低矮的荆棘树，它们有规律地散布在平原上；有长长的深谷，有干裂的河床，河床上躺着巨大的平石，还有小鹿走过的路，你可以沿着它们穿过河床。没过多久，你就会意识到这儿有多安静。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描述这里：
疾风尽吹，
长长的草儿在旷野中奔跑。
在孤独和寂寞中，
旷野、大风和我的心一起嬉闹。
现在，当我回忆起非洲的岁月时，我可以这样形容它：一个人，从嘈杂喧嚣的世界走进一座安静的村落，然后就成为一个安静的存在。
雨季来临前，马赛人要把草原上的枯草烧掉，那时整个草原变成了黑色，完全荒芜下来。如果这时来这儿旅行，感觉就不太好了。马蹄走过，会把地上那些烧焦了的灰尘扬到你身上，它们会包围你，会钻进你的眼睛里，燃烧过的草茎像玻璃一样锋利，猎犬们的脚会被它们割破。一旦雨季来临，草原上长出新的嫩草，你就会感觉是在春日里骑行，马儿也因为高兴变得有点发狂。各种各样的瞪羚会来到绿色的草地上吃草。远远看去，它们就像是一张台球桌上站着的动物玩具。你可能会闯入大羚羊群里。在奔跑之前，这些温顺而有力的动物是允许你靠近的。它们奔跑起来，会伸长脖颈，长长的角就在脖颈上方向后流动延展。它们的胸膛上松软地垂下大块皮肤，看起来像是长方形，随着奔跑而左右摇晃。它们好像是从古老的埃及碑文里走出来的。在这些碑文里，它们曾和农人一起参与耕田犁地，这就给它们平添了一种亲切的家养气息。长颈鹿生活在保留区的深处。
雨季来临的第一个月，有时会有一种香气扑鼻的野生白石竹花开遍整个保留区。远远望去，大地宛如被白雪覆盖。
我从人的世界来到了动物的世界，心里还因为昨晚的悲剧沉甸甸的。那些围坐在我房子旁的老人们让我心神不宁。在古代，如果哪个人认为邻居女巫盯上了自己，或者恰恰就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女巫在衣服里藏了小蜡人，给它洗礼起名，而名字就是他们的名字，那他们一定能感受到我此时的心情。
在法律事务上，我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对于我而言，在农场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维持平和的氛围，没有了土著人，我会撑不下去。一旦这些非法棚户们争吵起来，你又不认真地解决，那这件事可能就会变成非洲人身上的脓疮，他们把它叫作“草原疮”，就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愈合了，但一旦你放任它下去，就会化脓溃烂，一直烂到最里面。除非你把它连根剜出，彻底清洗，它才会愈合。土著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希望解决某个纠纷时，就会请我去做裁判。
我并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规章制度，所以在他们那神圣的法庭上，我常常像是记不住台词的歌剧女主角，总是需要其他演员的提醒。农场上的老人们就承担了提醒我的任务，他们机智圆滑，且颇有耐心。有时，女主角会因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感觉震惊，感觉受到冒犯，然后走下舞台，拒绝继续表演下去。此时，这些老年观众就会感觉命运女神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女神的这一行为，只好安静地坐着，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然后朝地上吐口水。
欧洲和非洲对公平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又都无法忍受对方的观念。对于非洲人而言，灾祸发生后，唯一的赔偿方式就是更换与代替。他们根本不会去关心事件的动机，不管你是躺在那儿，故意等着仇人来后切断他的喉咙，还是你从树上不小心掉下来，砸死了一个正在沉思中的陌生人，在土著人的心里，对你的惩罚方式是一样的。如果某个群体失去了什么，那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从哪儿找点什么东西补偿。他们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定罪或赏罚，也可能是害怕一旦这样做，整件事就会走入歧途，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但他们会铆足劲头，无休止地议论猜测某个罪行或某次灾祸能值多少绵羊和山羊。时间对他们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他们非常庄重严肃地把你带进了一个神圣肃穆的诡辩迷宫。这种做事风格完全与我当时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不符。
所有非洲人都是如此，即使是智商远超基库尤人，极度鄙视基库尤人的索马里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家乡索马里兰，一旦有凶杀、强奸和诈骗发生，他们也会坐下来，以相同的方式评判这些案件能换回多少牲畜，比如令人垂涎的昂贵母骆驼和马匹，他们对这些牲畜的名字和血统非常清楚。
法拉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有一次，在布拉穆尔，他拎起一块石头朝一个小男孩扔去，打掉人家两颗牙齿。这个男孩是另外一个部落里的人。这件事情传到内罗毕后，两个部落的代表就来到我的农场，在法拉家的地板上坐了一夜又一夜，不停地讨论和商量。这里面有一位瘦弱的、戴着绿色穆斯林头巾的老人，他曾经去麦加朝圣过。还有傲慢的索马里年轻男人，不参加如此肃穆的场合时，他们就为某位出色的欧洲旅行者或猎人扛枪；还有长着圆脸、有着黑眼睛的小男孩们，他们代表各自的家庭，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非常腼腆地一言不发，但是会很专心地聆听和学习。法拉告诉我这件事很严重，因为那个男孩毁容了，到了适婚年龄会很难找到女子结婚。所以，他们向法拉索要赔偿的理由是，新娘可能会嫌弃他不会生育或长得丑不嫁给他。最终，大家决定以五十头骆驼作为“忏悔金”。也就是半个驼群，整个驼群是一百头骆驼。法拉就从遥远的索马里买了五十头骆驼。十年后，这些骆驼会成为某位索马里少女的身价，她就不会在意新郎那两颗掉了的牙齿了，当然这或许也是另外一出悲剧的开始。但法拉觉得这不算是很严厉的惩罚，他弟弟算是被从轻发落了。
农场上的土著人完全无视我对他们法律的看法，只要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就会来找我，为他们寻求赔偿。
有一次，正是采摘咖啡豆的季节，有一个基库尤女孩就在我的房子外面被牛车轧死了。女孩的名字叫万博伊。当时，牛车正从咖啡地往工厂运咖啡豆。我一直规定，农场上所有人都不能乘坐牛车。否则，每一趟牛车上会坐上一堆采咖啡的小姑娘和孩子，他们有说有笑地坐在牛车上，一路兜着风，慢慢地穿过农场，其实所有人都走得比牛快。如此一来，牛的负担就太重了。当某个年轻的车夫驾着牛车经过，这些小姑娘就会睁着梦幻般的眼睛，一边跟在牛车的旁边跑，一边央求车夫让她们坐上去开心一下。车夫们总是不忍心把她们赶走，所以就只好跟她们说，走到我的房子时就要赶紧跳下去。万博伊往下跳的时候摔倒了，紧跟而来的牛车车轮从她小小的黑色头颅上碾压过去，碾碎了她的头骨，车辙里留下了一条细细的血印。
我派人去叫来了她年迈的父母，他们从咖啡园里过来，看到女儿就扑在她的身上嚎啕大哭。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女孩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会在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山羊、绵羊和一两头小母牛。从她出生后，他们就梦想着这一切了。当我还在考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时，他们却先发制人，直接和我翻脸，理直气壮地要求我全部赔偿他们。
不可能，我说，我不会赔偿。我早就告诉过农场上的女孩，不允许她们乘坐牛车，这农场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两位老人点了点头，但并不是说同意了什么，他们只是冷静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他们辩驳我，说肯定要有人赔偿他们。他们的头脑中有着固定的原则，如果想让他们接受不同的想法，那就像是要让他们接受相对论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结束了谈话，直接离开。他们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就好像我身上有磁力这种天然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贪婪，或刁难，或怨恨。
最后，他们在我房子外的地上坐了下来。他们都是穷人，都很瘦小，一直都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中，看起来就像是在草坪上坐着的一对小獾。太阳下山了，他们还在那儿坐着，和草坪融为了一体，很难分辨开。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他们可是在丧失亲人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两者加起来，他们就被极度的悲痛淹没了。法拉那天不在农场。天黑以后，我们屋里的灯亮了，他还没有回来，我只好自己走出去，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买羊肉吃。但这真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他们竟然觉得，我开始在他们的围城里感到疲惫了，而这个举动就是第一个迹象。于是，他们就接着又坐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有没有“在夜深之后会离开”的念头，如果没有，他们一定是想要找那个年轻的车夫索要赔偿。因为他们第二天早上没有多说一句话，就突然从草地站起来离开，直接去了达戈雷蒂，我们地区的助理专员就住在那儿。
他们这一去，农场就卷入了一场漫长的凶杀调查案中。许多年轻的土著警察在农场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他们能为这对老夫妇做的，只能是把那位年轻农夫以谋杀的罪名吊死。当搜集到案件的证据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助理专员和我都置之不理，农场的老人们也就没有召开基阿马去讨论这件事。所以，到最后，这对老夫妻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默默忍受了他们一个字都不懂的“相对论”。
我对基阿马的那些老人们感觉厌烦的时候，就会直接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这些老头们，惩罚那些年轻人，不就是为了让他们没办法自己挣钱？因为你们，他们几乎都生活不下去了，你们就把所有的年轻女孩都买下来。”
老头子们听得倒是挺认真，黑色的眼睛在干瘪、皱巴的脸上闪烁着，薄薄的嘴唇微微地翕动，好像在重复我的话。听我这么说，他们心里其实是很高兴的，因为终于有一个很好的规定让人用语言表达了出来。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观点迥异，但作为基库尤人的法官，我仍然大有可为，我自己也很珍惜这个位置。那时候我还年轻，总是喜欢思考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只是大多数时间都是从被裁决人的角度出发的，而没有以法官的身份去考虑。为了农场的和平，我会花费很大功夫尽量公平正确地评判。如果问题比较棘手，我会先离开现场去思考一阵。此时，我会披上一件“铁斗篷”，把头盖起来，防止任何人来我面前和我讨论。这个方法对农场上的人很奏效。有时候在事情结束后很久，我还能听到他们带着尊敬的语气谈论这个案件是如何的棘手，几乎没人能在一周之内解决。遇到难解决的事情，你只要愿意比土著人多花点时间，就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于这些土著为什么想要我做他们的法官，为什么如此看重我的结论，就只能从他们的神话或神学心态上寻求解释了。欧洲人已经丧失了创造神话或教理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只能依赖于古人留给我们的馈赠。但非洲人的心却在这条黑暗、幽深的路上轻轻松松地往前走，毫不费劲，而且非常自然。
这种天赋在他们和白人们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会给自己刚刚熟悉的白人起外号，从这些外号中，你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你派人去给朋友送信，或者在车里打听朋友家的路，你就得告诉他们这位朋友的外号，因为土著人只知道外号。我有一个不爱交际的邻居，他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招待过邻居，他的外号叫“萨哈·内莫贾”，是“一个盖子”的意思。我的瑞典朋友埃里克·奥特叫“里萨塞·莫贾”，即“一颗弹药”，意思是他只需一颗弹药，就能杀死猎物。这是个不错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我认识一个很喜欢开汽车的人，他们就叫他“半人半车”。有很多外号是动物的名字，比如鱼、长颈鹿、肥牛等。起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的心一定是在那些古老寓言的字里行间穿梭，潜意识中会认为这些白人既是人，也是兽。
语言是有魔力的。如果某个白人长年累月被周围的人称作某个动物，最后他就真的会感觉自己和这个动物很熟悉，和这个动物有着某种关系，然后就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自己。当他某一天回到欧洲，所有人都不再提起他的这个外号，他反而会觉得很不适应。
有一次，我在伦敦的动物园碰上了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就认识，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博瓦纳坦布”——大象先生。他自己一个人站在大象的房子前，看着大象们沉思。或许他是常常去那儿的。他的那些土著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去那儿。但在伦敦，除了在那儿逗留了几天的我，估计再也没有谁能理解他了。
土著人的思维很奇怪，很像古代人。他们会觉得欧丁神[1]是自愿瞎掉一只眼睛的，目的是想把整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些。他们把爱神看成是小孩，觉得他根本不懂爱。所以，农场上的基库尤人觉得我这个法官很伟大，很可能是因为我根本不懂任何法律。
他们在创造神话方面有天分，所以可能会对你做出一些你无法抵抗和逃脱的事情。他们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符号，我很清楚这个过程，而且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铜蛇”，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把我变成了一条铜蛇。虽然按照《圣经》，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但和土著人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欧洲人会理解我的意思。在非洲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活动相当频繁，我们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但我觉得，土著人从我们身上实实在在所得到的，只有这一点。
当然，他们不可能利用所有白人，而且他们利用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在他们的世界，白人也分三六九等，根据就是作为“铜蛇”的我们对他们的实用程度。在这种判断标准下，我的很多朋友，例如丹尼斯·芬奇-哈顿、加尔布雷斯和伯克利·科尔，以及诺斯拉普·麦克米伦先生的等级是很高的。
而德拉米尔勋爵，则是最重要的铜蛇。我记得，有一年蝗灾来时我在高原上旅行。蝗虫是一年前来到这里的。现在，它们的那些黑色的后代出世了，它们以自己父母吃剩下的庄稼和草木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留。这对土著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即使后来过去了很长时间，他们还是觉得受不了。他们感到揪心的痛，他们叹息着，像濒死的狗一样怒吼，还使劲地拿头往墙上撞。有一次，我在偶然间向他们提到，我开车经过德拉米尔的农庄时，看到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他的牧场和草场上全部都是蝗虫。我跟他们说，德拉米尔狂怒不已，非常绝望。就在我说的时候，我的听众安静下来，几乎是完全平静了。
他们问我，德拉米尔面对这种惨景说了什么，我说完之后，他们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之后，他们就不再说话了。
虽然我这条“铜蛇”不如德拉米尔勋爵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但很多时候对这些土著人还是有用的。
战争期间，“卡列尔军队”占领了整个土著世界，农场上的非法棚户们就曾在我的房子周围静坐示威。他们不和我说话，也不和身边的人说话，只是紧紧地盯着我，把我变成了他们的“铜蛇”。看到他们并没做什么坏事，我就没有赶他们走。如果我这么做，他们很可能在离开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坐下来继续示威，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那时，我哥哥的部队要向最前线维米岭开拔，这件事终于帮我解了围。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把他变成了我的“铜蛇”。
每当农场上发生不幸的事情时，基库尤人就把我看成是“主要的哀悼者”或者“陷入悲伤的女人”。这起走火事件发生后，他们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因为这两个孩子，我一直很伤心。农场上的人就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让时间去平息它。面对这样的不幸，他们看着我，就像教堂里的教徒看着牧师。牧师会代表他们，一个人喝完酒杯中的酒。
这就像是巫术，一旦施在你身上，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我觉得被吊在杆子上的过程一定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希望自己能够逃脱掉。许多年后，我偶尔还会想：“难道我就应该被这样对待吗？我曾经可是一条‘铜蛇’啊！”
我骑着马回农场，正在过河时，看到了卡尼纽的儿子们——三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小孩。他们手里拿着长矛，急匆匆地走过来。我让他们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兄弟卡贝罗的消息。他们停住脚步，站在没过膝盖的河水里，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向下看着。他们很慢地说，卡贝罗一直没有回家。昨天晚上他跑了之后，就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是在绝望中自杀——自杀对于土著人，甚至土著孩子，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在灌木丛中迷路，被野兽吃了。他的这些兄弟们都在到处找他，现在是要去保留区，想试着在那儿找找他。
我骑马蹚过河水，走到自己的农场上。我转过头，向旷野的远处望去。农场的海拔要比保护区的海拔高。除了有斑马在一条路上吃草、奔跑外，平原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在河对岸，这支搜寻队伍从丛林中走出来，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往前快步走去。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小毛毛虫快速地在草丛中蜿蜒前行。偶尔，阳光会在他们的长矛上反射出光芒。他们似乎对自己前进的方向非常自信，但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自信？在寻找小男孩的过程中，他们唯一的向导是在平原上空盘旋的秃鹰，看到它，就能知道被狮子杀死的动物尸体的确切地点。
但他们寻找的身体太小了，对于空中那位贪食者而言，完全不是什么美餐，平原上很少有类似的尸体让他们去辨认，即使有，也不会保存很久。
想到这些，我感觉很伤心，于是就骑马回家了。
[1]北欧神话世界中的最高神，是诸神之王，是天空的人格化。曾经以一只眼的代价，饮下了智慧之泉的泉水，并由此获得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