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弗——这封信除了别的事情外，主要是要告诉你，我终于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国家。在老家，看过多少夕阳都是朝这个国家的方向落下去的。刚来此地见到的人里有一位是我们的昔日好友格列布·亚历山德洛维奇·盖科，当时他正愁眉苦脸地穿过哥伦布大街，想找一个我们三人再也无缘重访的那种街头小咖啡馆。他似乎认为，你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归是背叛了我们的民族文学。他给了我你的地址，颇为不满地摇着他花白的头，仿佛你不配得到我的来信似的。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这故事让我想起了——我是说这故事一讲好像会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刚开始写诗的岁月，那些乳臭未干、充满泡沫般空想的诗，所有的东西，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子，都在向我们呼喊：“我是韵脚！”不错，写诗是个极其有用的领域。我们嬉戏，我们死去：“ig”韵，“umi”韵。(2)俄语动词响亮的灵魂使树枝的胡摇乱摆有了意义，也使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随风乱飘的那张废报纸有了意义。曾记得那张废报纸滑行一阵，停下来，又刷刷滑行一阵，像没有翅膀的东西扑腾着要飞一般。不过此刻我可不是诗人。我到你这里来，就像造访契诃夫的那位女士，滔滔不绝，巴不得让作家把她描写一番。(3)
我结婚了——结婚的时间嘛，让我想想看，大约是在你离开法国一个月后，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轰然拥入巴黎之前一两周。虽然我能提供婚姻的证明文件，但现在我十分肯定，我的妻子压根不曾存在。你也许会从别的渠道获悉她的名字，但那也无关紧要：只是个幻想出来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说起她，能做到淡然处之，就像在说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般（准确点说，是你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
我和她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一触钟情，因为我先前已和她见过几面，却没有体验到任何特殊的情绪。不过有一晚，我送她回家，她说了几句极其精妙的话，惹得我笑弯了腰，也轻轻地吻了她的头发——当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盲目的冲动，如同在一间人去楼空的屋子地板上拾起一个人家不要了的小玩偶。深陷在这种盲目冲动中的士兵是什么都听不见的，对他来说，那一阵冲动就是有生以来聚在他生命昏暗中心的一点微弱的亮光一下子来了个没有声响、没有边际的狂喜大爆炸。其实我们为何常用升天之类的话来说死亡呢，原因在于举目可见的苍穹就是我们内心无声大爆炸的象征，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永恒存在——尤其是夜里，在我们灯火管制的巴黎，伊克赛尔芒大道上一道道拱门面目憔悴，无人的公共厕所里发出的水声汩汩不绝于耳的时刻。
然而我无法看清她。她至今仍像我最好的一首诗那样朦朦胧胧——就是你在《文学札记》上好好笑话过一场的那首。每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我必须集中心思细想她有汗毛的小臂上的那个褐色胎记，就像读一句看不懂的句子时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她要是妆化得浓一些，或者化得勤一些，我今天还有可能想象出她的模样，要么至少能想起她又干又热的红唇上细细的横纹。可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尽管那双红唇捉摸不定的触觉我至今仍然感觉得到，在我的理智盲目迷乱之时，在呜呜咽咽的梦中。在梦中，她和我穿过伤心的迷雾，笨手笨脚地要拉住对方；我看不见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满眶的泪水淹没了眼眸，闪动着没有颜色的光泽。
她比我年轻得多——虽不像曼妙裸肩、长串耳环的娜塔丽亚和黑黝黝的普希金相差那么多岁，但仍有一定的差距，足以产生那种旧式的浪漫情怀。那情怀使我们乐于模仿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即使模仿不了他的诗句，总可以模仿他的嫉妒，模仿他遭受的侮辱，模仿他眼看着她孔雀翎扇后一双杏眼转向一头金发的凯西奥(4)时尖刀剜心一般的痛苦。我的诗她倒还喜欢。别的人一见诗超过了十四行诗的长度就会哈欠连连，她却很少这样。如果说她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个幻影，那么我在她心目中恐怕也是如此。我以为她爱的只是我诗歌的朦胧感，后来她在这层朦胧面纱上戳了一个洞，看见了一张并不惹人喜爱的陌生脸孔。
你也知道，当时我一度筹划，要以你为榜样，来个幸运出逃。她同我谈过她的一位叔父，据她说住在纽约。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学教过骑术，娶了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借此发了迹，两人有个未成年的女儿，天生耳聋。她说她早把他们的地址丢了，但一两天后地址又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我们写了一封言辞生动的信，结果石沉大海。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从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里得到可靠的担保书，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办理手续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国人就打进来了。那时我就料到，如果我们在巴黎继续住下去，迟早会有某个乐于助人的同胞向有关当局指出，在我写的书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达了我的看法：德国因其罪孽深重，注定成为全世界永远的笑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蜜月。在《出埃及记》一般的流民潮中挤压颠簸，等候不知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穿过像陈旧的舞台背景那样景象萧条的城镇，永远活在疲惫不堪的暮色之中：我们就这样流亡。流亡越久，我们便越清楚地感到，驱赶着我们的，不光是一个穿着长靴、挎着佩剑、拥有各色推进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个象征，还有更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种无时不在的、没有模样的恐怖，如庞然大物，不知来自何时何处，至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即使在这里，在这城市中心公园绿色的空旷中，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恐怖。
唉，这么一个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来了——还有点晕乎乎的高兴。不过有一次，在一节富有同情氛围的车厢里，她突然抽泣起来。“狗，”她说，“我们留下的那条狗。我忘不了那可怜的狗。”她是实实在在地伤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养过狗。“我知道，”她说，“可是我刚才想象着我们当初买下了那条猎狗。想想看，它现在就在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哀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商量过要买什么猎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难民（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的老父亲，要么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云混在一起翻滚，远处云雾笼罩的山顶上落下一缕难看的残阳。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满灰尘的梧桐树下，两个女人靠一根棍子和两双手，拼命要在路边挖出一个坟来。可是路边的土太硬，她们实在挖不动了，就并排坐在贫血的罂粟花丛中，稍微离开那具尸体和那把翘起来的胡须。但那小孩还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开一块扁平的石头，一时间忘掉他庄严劳动的目的，蹲下身来，伸展开又细又长的脖子，仿佛要把颈上每根椎骨全让行刑的刽子手看个明白。原来他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褐色小蚂蚁，便又惊又喜地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蚂蚁拥拥挤挤，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处安全地带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奥德省，去了德罗姆省，去了瓦尔省，去了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而我们只在波城(5)略作逗留。
去西班牙太过困难，我们便决定前往尼斯。在一个名叫弗热赫的地方（此站停车十分钟），我挤下车去买点食物。两分钟后我回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眼前一片空虚，好不凄惨（只见两根光铁轨，对你的惨状不理不睬，中间有煤灰一闪一闪地冒着热气，还有一片孤零零的橘子皮）。要为这一切负责的那个昏了头的老头，还蛮不讲理地告诉我，说我本来就无权下车。
当时要是在一个好一点的世界里，我还有可能联络上我的妻子，告诉她该怎么办（我们两人的车票和大部分的钱都在我身上）。可是事与愿违，我在电话上噩梦般挣扎一场，结果只是徒劳。于是只好放弃了电话上像是远远冲我咆哮的一系列微弱声音，拍了两三封可能到如今还没送达的电报。天色已晚，我只好搭下一班区间慢车驶往蒙彼利埃，那是她乘的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在那里还是没找到她，我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前行，因为她可能上了我刚刚错过的马赛专列；要么返回弗热赫，因为她有可能折了回去。现在我都忘了，当初是怎样心乱如麻，让我选择了先到马赛，再到尼斯。
警察平时只会干些往错误的地方送去错误的信息之类的事，其他事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其中一个冲我吼叫，嫌我太烦人，另一个避开眼下的问题，怀疑我的结婚证书有问题，因为他非说证书上的印章盖在了错误的一面。第三个是个胖局长，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称业余时间写诗。尼斯有很多俄国人，或是定居，或是暂住，我在他们中间查找，问了各种各样的熟人。听他们中有些碰巧有犹太血统的人讲，他们落难的亲人挤满了开往地狱的火车。我的苦难则和他们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点脱离实际：坐在某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望着眼前淡蓝色的大海，身后是空壳响声一般的喃喃细语，反反复复诉说着犹太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还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领事们办事的粗暴态度和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后，一位懒洋洋的便衣侦探来访，领着我走进一条曲曲弯弯、臭气熏天的街道，来到一栋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馆”二字饱经污垢和岁月的侵蚀，几乎看不清了。他说，就在这里找着了我的妻子。当然啦，他领来一个姑娘让我看，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可是我这位福尔摩斯朋友却锲而不舍地花了好长时间，非要我和她承认是已婚夫妇。与此同时，她那个肌肉强健的床伴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听，两只光胳膊交叉起来抱在带条纹的胸前。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6)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请注意，就在这种审讯逼问的间歇期间，我们也在尽力从那些办事不力的部门办出必要的文件来。有了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办第三种文件。有了这第三种文件，就等于得到一块垫脚石，借此垫脚石可以拿到一个许可证，持有此证就可以申办一些别的文件。持证人凭借这些别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发现这事原来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即使我能想象出那种反复出现的邪恶场景，我却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那些场景像长着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凶狠地抓住妻子逼问时，她的柔软肢体却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瘫倒在我紧抓她的手掌中。
就这样余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连续好多个钟头在有关部门等候，填表，和已经摸清了各类签证五脏六腑的朋友交换意见，向那些办事员哀求，再填表，结果是她那位健壮能干的旅行推销员的形象和那些长着老鼠胡须咆哮的官员可怕地混在了一起。还有快要腐烂了的老旧记录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疮点点的吸墨纸下的贿赂，用敏捷冰凉的带垫脚爪搔弄潮湿颈部的肥苍蝇，你的六张新洗出来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于斯鲁茨克、斯塔罗杜布或博布鲁斯克(7)等地的申请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礼貌，像宗教异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轮。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男人，被告知护照找不着了，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现在我承认，有天晚上，经过特别可怕的一天后，我跌坐在一条石凳上，哭着诅咒这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掌握在这些领事和办事员阴冷的手里，任由他们摆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于是我告诉她，假如她没有跑去干她干过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烦也没什么关系。
“你会以为我疯了，”她激动地说起来，刹那间她几乎像个真实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也许我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也许我那么做是想考验你。也许这凳子是个梦，我们现在是在萨拉托夫(8)，要么是在某颗星星上。”
要回到她最初解释为何姗姗来迟的说法上得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点点细说下来太啰嗦。我没有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我独来独往。她经常会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也常带点她以为我会喜欢的小东西再出现——一把樱桃，三支名贵香烟，诸如此类——对我就像护士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康复期病人，平平静静地来来去去，一言不发，只是悉心照料。我俩共同的朋友中绝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访了，因为他们对我办护照的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似乎对我隐隐有了敌意。我写了几首诗，喝掉了所有能够到手的酒。一天，我将她搂在我充满渴望的胸前，我们便去卡布尔住了一周，躺在狭窄的海滩边粉红色的小圆石子上。说来奇怪，我们的新关系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隐隐感到一股钻心的哀伤，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变化，我终于从一间又暗又热的办公室出来，颤抖的双手中捧着两本厚厚的出境证。这东西里面适时地注入了美国血清，我飞快地赶往马赛，设法买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楼梯。我看见桌上一只杯中插着一枝玫瑰——美得鲜亮，白里透红，花茎上有在水里养了些时候的气泡。她的两件替换裙装不见了，她的梳子不见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见了，她当帽子用的那条打着紫红色蝴蝶结的紫红色发带也不见了。枕头上没有别上便条，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有那枝玫瑰，但那东西只不过是法国打油诗人所谓的une cheville(9)罢了。
我上韦雷坦尼科夫家，他们无可奉告。到海尔曼家，他们守口如瓶。再往埃拉金家，他们拿不准该不该告诉我。最后还是那位老太太——你知道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在关键时刻是个什么样子——她要来她专用的那根垫了橡皮的拐杖，从她最爱坐的扶手椅中沉重却精神矍铄地抬起她庞大的身躯，领着我进了花园。到花园里，她告诉我，她年岁长我两倍，凭此她有权说我是个欺负弱小的无赖。
你必须想想当时的场景：铺着小石子的小花园，里面摆着一只《一千零一夜》中说到的蓝色瓷瓶，长着一棵孤独的柏树；一个裂了缝的平台，想当年老太太的父亲从诺夫哥罗德州州长任上退休后，到尼斯过了最后几晚，膝上盖着毯子在平台上打盹。淡淡的碧空；渐浓的暮色中一丝香草气息；蟋蟀发出金属般的颤声，调门高出中音C两个八度；再就是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正冲我一顿臭骂，激动得脸颊上的皱褶突突晃动。她像母亲一样教训我，却大大冤枉了我。
我亲爱的弗，就在前几个星期，我那幽灵般的妻子还独自拜访过我俩都认识的三四户人家。每次去时，她都往那些好心人急不可耐的耳朵里灌输一个离奇故事。故事说，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法国青年，他能给她一个带塔楼的家，让她姓一个贵族的姓。所以她向我提出离婚，遭我拒绝。她还说，事实上我说过我宁肯开枪杀了她，然后自尽，也不愿意独自去纽约。她还说她说过她父亲曾遇上类似的情况，却表现出君子风度，我则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cocu de père(10)。
还有大量这类荒谬细节——但都以奇异的方式串联起来，难怪老太太要我发誓决不端着上膛的枪去追寻那对情侣。她说他们已经住进洛泽尔省的一座城堡。我问她可曾亲眼见过那男人。没有，不过她见过那人的照片。我正准备告辞，情绪已经稍显放松、甚至伸出五指让我吻别的安娜·弗拉季米罗夫娜突然又发作起来，用拐杖敲着石子，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道：“可是有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她的那条狗，离开巴黎前是你亲手勒死了那可怜的畜生。”
究竟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变成了旅游推销员，还是变过来的人又变了回去，抑或他两者皆非，只是我们结婚前追求过她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俄国人——现在这一切绝对是无关紧要的了。她走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是把找她等她这种噩梦一般的事情从头再做一遍，那我就是个傻瓜。
一次漫长郁闷的航程中，第四天早晨我在甲板上遇见一位不苟言笑却和蔼可亲的老医生，我在巴黎和他下过棋。他问我，海上风浪大，我妻子是否很不舒服。我回答说我是独自航行。他一听面露迷惑，接着说他在上船前一两天还见过她，也就是在马赛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觉得是在随便闲逛。她说过一会儿我会带着行李和船票来和她一起上船。
我想，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点睛之处——只是换你来写的话，最好别把他写成医生，因为这太老套了。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她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还有一事我要告诉你。我刚到时，就急于满足某种病态的好奇心：按她给过我的那个地址找过她一次，结果那是两栋办公楼之间一个无名的空隙。我在电话簿中查找她叔父的名字，电话簿里没有这个人；我又到处打听，无事不知的盖科告诉我，此人和他那位特别喜欢马的妻子倒是的确存在，但他们的聋哑小女儿死后，两人就搬到旧金山去了。
回首栩栩如生的往事，我看见我们遍体鳞伤的浪漫恋情陷入了迷雾重重的深渊，两边是悬崖峭壁。这悬崖峭壁正好比现实中的两座大山，一座是从前的真实生活，一座是从现在起即将变得真实的生活。我希望以后的生活真实起来，但未必是明天就开始。也许过了明天再说。你，快乐的凡人，有个可爱的家（伊内丝可好？双胞胎可好？），工作也丰富多彩（你的苔藓采得如何？），不好指望你和我心心相通，体味我的不幸。不过你可以以你的艺术为棱镜，明鉴我的往事。
可是实在可惜。(11)我要诅咒你的艺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她仍然在海边走来走去，棕色的渔网晾晒在热石板上，海水拍打着一条泊在海边的渔船，闪着湿漉漉的光。不知在何处，不知为什么，反正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棕色的渔网里，随处可见碎鱼鳞，星星点点地泛着白光。我要是不小心，到头来也许是阿勒颇一幕。放过我吧，弗，你要是拿它作题目，恐怕会一语成谶，叫人无法忍受。
* * *
(1) 阿勒颇是叙利亚西北部城市，接近土耳其国境。标题此句引文出自莎士比亚《奥赛罗》一剧：奥赛罗因伊阿古挑拨，怀疑妻子苔丝狄蒙娜与副将凯西奥有染，一怒杀妻。及至发现真相，悔恨莫及，遂拔剑自戕。刎颈前独白（第五幕第二场）：“那时候你们应当说，这个人对爱情并不理智，但爱得刻骨铭心；这个人并不轻易嫉妒，但受人蛊惑，就会走上极端；这个人的手，就像低等的印第安人，扔掉了一颗比全部落还要贵重的珍珠；这个人的眼睛，尽管有泪不轻弹，但到伤心处却也会泪如雨下，就像阿拉伯胶树那样流下可作药用的树脂。你们记下这番话。另外再添一句：那曾是在阿勒颇，有一个裹着头巾的土耳其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还骂我们的城邦，我抓住这个受过割礼的狗东西的脖子，就这样一剑宰了他。”
(2) 这里是作者玩的文字游戏。“我们嬉戏，我们死去”的俄语读音是“my igraem, my umiraem”，类似英语的“ig”韵和“umi”韵。前文的“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也都要还原为俄语才押韵。
(3) 高尔基写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位健壮、丰满、衣着漂亮的女士造访契诃夫，说起话都是契诃夫笔下人物的腔调：“生活真无聊……一切都是灰色的……”
(4) 《奥赛罗》中奥赛罗怀疑与自己妻子有染的副将，此处指普希金的情敌。
(5) Pau，位于法国西南部、西班牙边境，是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首府。
(6) 两句皆为《奥赛罗》中的台词。
(7) Slutzk, Starodub, Bobruisk，皆为俄罗斯城市，犹太人的聚集区。
(8) Saratov，俄罗斯地名。
(9) 法语，凑韵脚的无意义的词。
(10) 法语，戴绿帽子的父亲。
(11) 《奥赛罗》第四幕第一场的台词，是奥赛罗在伊阿古挑拨下决定杀妻时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