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碰巧有一位名声不佳的同名者，此人从姓到名与我完全相同。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但他动不动就闯入我的生活城堡，所以我也能够据此推断出他的粗俗人格。事情始于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里。在那儿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家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显然隶属于某个白俄组织，该组织和我一样，也是从俄国流亡出来的。这封信用激愤的口气勒令我立即归还一本名为《锡安智者备忘录》的书。这本书当年曾为沙皇激赏，其实是一部伪书，是秘密警察雇了一个半文盲的骗子编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煽动屠杀犹太人。写信的图书馆员签名为“希涅波佐夫”（一个姓氏，意思是“蓝色的肚子”，在俄语中引起的想象就类似“温特博特姆”(1)这个姓氏在英语中引起的想象），他一口咬定，说我把他特别称之为“颇受欢迎而且很有价值的”那本书留在手头已一年有余。他还提到以前曾几次写信要求我归还这本书，那些信分别寄到贝尔格莱德、柏林和布鲁塞尔，显然那位与我同名的人过去一直在这几个城市漂泊。
我想象这个和我同名的家伙是个年轻的白俄流亡者，骨子里的反动派，革命打断了他的大学教育，现在正在按照传统的方式成功地弥补失去的时光。他显然是个萍踪不定的旅行家，我也是——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一个俄国女人问我，那个在列日娶了她侄女的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一位戴着长耳环、面无表情的姑娘来到我住的旅馆，要求见我，看了一眼后，道了个歉，转身就走了。又有一次在巴黎，我收到一封用法文匆匆写成的电报：“不要来阿方斯有可能返回希望你小心谨慎我很不安爱你。”我承认，想到我那位轻浮的同名人按往常习惯手捧着鲜花冲进去，却碰上了阿方斯和他的妻子，我不由得幸灾乐祸。几年后，我正在苏黎世教书，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一家餐馆里砸了三面镜子——三面镜子如同一组三联画，表现他的三副模样：醉（第一面镜子）、大醉（第二面镜子）、酩酊大醉（第三面镜子）。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国领事粗暴地拒绝在我的那本破旧的海绿色南森护照(2)上盖戳，理由据他说，是因为我曾有一次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这个国家。在那份最终搞定的厚厚卷宗里，我扫了一眼那个同名人的脸。他留着八字短胡，海员发型，正是这个坏蛋。
时隔不久，我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定居，心想这一下肯定摆脱了那个荒唐的影子。后来呢——准确地说，就是在上个月——来了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用生硬而又迷人的嗓音对我说，她是西比尔·霍尔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写信建议她与我联系。我倒是真的认识一位夏普太太，便忍不住想，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总有一个可能是搞错了。金嗓子的霍尔太太说星期五晚上她要在自家公寓里搞一个小小的聚会，叫我也来，因为她听说过我的情况，由此确信我对这样的讨论会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对任何形式的聚会都很厌恶，但又想要是不去的话，多少会让夏普太太失望，于是就接受了邀请。夏普太太是个和气的老太太，常穿栗色的裤子，留着短发。我是在科德角遇上她的，当时她和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合住一间小屋。这两位太太都是才华平平的左派艺术家，独立谋生，为人极其和善。
那天出了点与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完全无关的事情，我到达霍尔太太公寓的时间比我预想的晚了许多。一位年长的电梯工，长相竟然颇似理查德·瓦格纳，阴沉着脸送我上去。我在客厅里脱外套和橡胶套靴时，霍尔太太不苟言笑的女仆等在一旁，两只长胳膊垂在身子两侧。客厅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中国制造的雕花瓷瓶，可能是件值钱的古董——上面刻着某种颜色病态的高大怪兽——这种东西我每次看见都觉得心生厌恶。
我穿过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小房间，到处摆着广告作者们常说的象征“高雅生活”的东西，然后被引入——理论上是有人引路，其实女仆已经离开了——一个宽敞雅致、充满小资情调的沙龙。我渐渐明白了，正是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可以指望被引见给某个曾在克里姆林宫用过鱼子酱的老傻瓜，或某个木头一般的苏维埃俄国人。每当我攻击苏共的路线并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导师的言论表示轻蔑时，我这位熟人夏普太太，出于某种原因，总是表示愤怒。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可怜的人认定让我来参加讨论有可能对我这种大不敬的心灵产生有益的影响。
来的人有十来个，中间走出了女主人，原来是个四肢细长、胸部扁平的女人，向外突出的门牙上还沾着口红。她迅速地把我介绍给那位特邀嘉宾和其他客人，然后因我进来而中断了的讨论立刻继续进行。特邀嘉宾正在回答问题。他形容单薄，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额头闪闪发光，明亮的长柱落地灯照在他的肩头，可以看清落在他晚餐礼服领子上的头皮屑。他双手紧握，手白得令人羡慕，我发现其中一只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湿润。这家伙属于尖嘴猴腮那类人，喉结难看，刮脸两小时后，廉价的爽身粉一旦脱落，刮过的地方就露出一系列分布复杂的粉红色小点，小点上还盖着青灰色的胡茬。他戴着一个有顶饰的戒指，说来奇怪，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纽约碰到的一个皮肤黝黑的俄国姑娘，她生怕被误认为是犹太女人，便在脖子上戴了一个十字架，虽然她就像缺心眼一般地缺少宗教感。这位演说者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令人羡慕，然而他的语音里带有“德国”语音中生硬的“djair”音；话里不停地出现“妙极了(3)”一词，该词的第一个音节老是发成“wan”的音，这些都表明他是日耳曼血统。他当时是，或从前是，要么即将成为，一位德语教授，或者音乐教授，或者二者兼有，在中西部某个地方教书。但我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所以我以下就称他为舒博土。
“他那时当然是疯了！”舒博士回答在座的一位太太提出的问题时高声叫道，“请注意，只有疯子才会像他那样把战争搞成一团糟。我当然和你一样，希望过不了多久，假如他还活在世上的话，就会被安全地囚禁在一个中立国某个地方的疗养院里。他这是咎由自取。不去入侵英格兰，反而攻打俄国，这就是发疯。以为和日本并肩作战就能阻止罗斯福积极参与欧洲事务，这就是发疯。想不到别人也有可能发疯的人就是不可救药的疯子。”
“人们不禁会想，”一个肥胖的小个子太太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她叫马尔伯里太太，“假如我们把那些送给英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和坦克全用于摧毁日本，那么我们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就不会战死在太平洋上了。”
“一点不错，”舒博士说，“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过错。他发了疯，没有仔细考虑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们提出的方案。他发了疯，就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会按常理厚道行事。”
“我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霍尔太太说，“普罗米修斯，他盗了天火，却被发怒的诸神弄瞎了眼睛。”
一位身着浅蓝色上衣的老太太，坐在一个角落里做编织活，请舒博士解释一下为什么德国人不起来反抗希特勒。
舒博士将眼皮垂下片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怕的，”他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我自己就是德国人，纯粹的巴伐利亚血统，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管怎样，我要对我从前的同胞说几句很不中听的话。德国人”——那双长着柔软睫毛的眼睛又半闭起来——“德国人都是梦想家。”
到这时候，我当然完全明白了，这位霍尔太太说的夏普太太与我认识的夏普太太完全不同，正如我和那个同名者完全不同。我被强行拉入的这场噩梦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个与一群意气相投的人共同度过的美好夜晚，舒博士在他眼里也许是一个聪明绝顶、极富才华的谈话人。出于不好意思，也许还有点病态的好奇心，我没有离开这个房间。再加上我一激动就会结巴得厉害，如果想试着对舒博士谈谈我对他的看法，那听上去就会像寒夜里高低不平的郊区小路上一辆发动不起来的摩托车发出的爆裂响声。我看看四周，努力说服自己：这里的人都是活生生的真人，并非傀儡戏中的木偶。
女人中没有一个长得俊俏的，都年近四十五，或者过了四十五。可以肯定，她们都是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胡言乱语俱乐部的成员，都属于那种了不起的、冷漠的、注定要瓦解的妇女社团。她们看上去都是不能生育的，还因此感到快乐。其中有些人可能有过孩子，但她们是怎样生了这些孩子的，如今已是一个失传的秘密。许多人在各式各样的审美追求中找到了发挥创造力的替代品，比如说，美化这间会议室。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位脖子上长着斑点的太太，看上去在专心听讲。其实我知道，她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博士讲话，一面很可能在操心一项与某个社会事件或战时娱乐有关的装饰活动，具体是什么，我就无法确定了。但我知道她是多么需要这种额外的兴趣。桌子中央的某个东西，她在想，我需要能让人眼红的东西——可能是个盛着人造水果的巨型大碗。当然不是蜡制的。要有精巧的大理石花纹。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我被介绍给大家时，没有把这些太太们的姓名记在心里。有两位身材苗条的未婚女士坐在硬椅子上，哪怕两人互换也认不出来，她们的名字都是以W打头。其他人中，我能肯定的是有一位叫做比辛小姐。这名字我听得清清楚楚，但过后却不能把它与任何一张特定的面孔或类似的东西对上号。男人除了舒博士和我，就只剩一个了。此人原来还是我的俄国同胞，人称马里科夫上校或者梅尔尼科夫上校，霍尔太太念这个名字时听起来更像是“米尔沃基”。在大家开始传递一些淡色的软饮料时，他倾身和我说话，声如撕革，仿佛他那身破旧的蓝色西装下面还套着一副马具似的。他悄悄用俄语粗声粗气地告诉我，他有幸认识我受人尊敬的伯父。一听这话，我立即把他所说的这个人想象成长在那位同名人家族之树上的一颗好看不好吃的苹果。不过此时舒博士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那位上校便坐正了身子，露出一颗破黄牙冲我笑笑，意思是现在不说了，然后慎重地做了几个手势，意思是以后我们会好好谈谈。
“德国的悲剧，”舒博士一边说一边把一张他刚刚擦过薄嘴唇的餐巾纸仔细折叠起来，“也是文明美国的悲剧。我在无数妇女俱乐部里说过，也在别的教育中心说过，每到一处我都注意到，这场谢天谢地现在已经结束了的欧洲战争，在那些优秀的、敏感的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多深的憎恶。我也注意到，文明的美国人是多么急切地想恢复对昔日快乐时光的记忆，想恢复他们出国旅行的体验，想恢复曾在那个艺术之国、音乐之国、哲学之国、幽默之国里度过的难忘的那一月，甚至难忘的那一年。他们至今还记得他们在那里遇上的亲密朋友，还记得他们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的怀抱里受到的教育和度过的幸福日子，还记得那里的每样东西都精致整洁，还记得美好的一天结束时听到的歌声，还记得那些令人神往的小城镇，还记得他们在慕尼黑和德累斯顿发现的充满友善与浪漫的整个世界。”
“我的德累斯顿再也不是从前光景了，”马尔伯里太太说，“我们的炸弹已经摧毁了它，也摧毁了它所代表的一切。”
“要说炸弹，那也是英国的炸弹，”舒博士轻轻说道，“不过当然了，战争就是战争，虽然我承认，很难想象德国轰炸机会刻意在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专挑某个神圣的历史景点作为攻击目标。是的，战争太可怕。事实上，战争强加在两个有许多共同点的国家头上时，它就可怕到几乎无法容忍的地步。它就像一个悖论，令你震惊，但实际上，想想那些在欧洲丧生的士兵，你就会对你自己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担惊受怕，只好默默忍受，他们至少免了此等痛苦。”
“我认为这么讲很对。”霍尔太太评论道，缓缓点头。
“那些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正在做编织活的老太太问道，“报纸上连篇累牍登的那些讲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故事。我能说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宣传吗？”
舒博士露出了一丝疲倦的微笑。“我刚才就料到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悲伤，“说来不幸，宣传、夸张、伪造照片等等，都是现代战争的工具。如果德国人自己也编造出一套美国军队残暴对待无辜平民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姑且想想一战中编造出来的所谓德国人如何残暴的胡言乱语吧——那些可怕的传言，说比利时妇女遭到诱奸，等等。好，战争刚结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彻底调查了整个事件，我们都知道德国专家做起事来是学究一般地彻底和精确。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证据来证明德国人曾经有过不符合军人精神和绅士风度的行为。”
两位W小姐中的一位讥讽地说，外国记者胡编乱造，那也是为谋生计呀。她的话说得机巧，在座的每个人对她这句暗藏机锋的话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刚才的小风波平息下来后，舒博士接着说，“让我们忘掉宣传，来看枯燥的事实吧。请允许我向你们根据过去画一幅小小图画，一幅相当悲伤，但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图画。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德国小伙子们骄傲地进入他们打下来的某个波兰或俄国小镇的情景。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已经疯了，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给这陷落的小镇带来希望、幸福和美妙的秩序。这些德国小伙子们原以为他们打下城镇，是要给那里带来永久的和平，不料他们的占领最终导致敌人把这些城镇变成了烈火熊熊的战场，他们不明白这样的结果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而造成的。当他们身着漂亮的戎装，带着他们美妙的战争机器，扛着军旗，雄赳赳走过大街时，他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东西，都笑脸相迎，因为他们当时是满怀友好和善意的。他们天真地希望当地百姓对他们怀有同样友好的态度。随后，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像小孩子一般充满信心地走在街道上，街道两旁却站满了一排排沉默无语、一动不动的犹太人，满怀仇恨地瞪着他们，侮辱着每一个走过去的士兵——不是用言辞，他们太聪明，不会恶语相加的——而是以阴暗的目光和暗藏恶意的讥笑。”
“我知道这种目光。”霍尔太太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不知道，”舒博士哭诉一般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他们伤了心。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起初他们试图通过耐心的解释和小恩小惠来化解那种仇恨。然而围住他们的仇恨之墙眼看越来越厚。到头来他们被迫把那些邪恶而傲慢的联合组织的头目监禁起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做？”
“我碰巧认识一个俄国犹太老人，”马尔伯里太太说，“唉，不过是马尔伯里先生生意场上的一个熟人。他呀，有一次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要是遇上德国兵，就先亲手掐死一个再说。听了这话我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应答。”
“我可以回答他，”一个矮胖的女人说，她坐在那儿，两膝分得很开，“事实上，惩罚德国人的话人们听得太多了。他们也是人。任何一个心灵敏感的人都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不能为那些暴行负责。所谓暴行，多半也许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如今我要是听人还在大谈焚烧炉和酷刑室的话，我准会发疯。这些东西当年果真有的话，那也是由少数几个像希特勒一样的疯子在操持。”
“依我说吧，”舒博士带着他那不真实的微笑说，“犹太人的想象活灵活现，控制着美国出版界，其作用我们一定要明白，也要有所考虑。还必须记住，有不少措施纯属卫生领域，讲究秩序的德国军队采取这些措施来处理死在难民营里的老年人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也用这些措施来处理死于流行性疾病的人。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不明白这些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与我现在对已经投降的德国的态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想到英国人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时就更不明白了。”
“抑或记得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怎样对待俄国人民的——唉——唉——唉！”梅尔尼科夫上校评论道。
“如今再不是这样的情形了吧？”霍尔太太问道。
“不是了，不是了，”上校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觉醒，我的国家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过三位伟大的领袖。有过伊万，他的敌人称他为‘恐怖伊万’，然后我们有了彼得大帝，现在我们有约瑟夫·斯大林。我是一个白俄，曾在近卫军里服役，不过我也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和一个俄国的基督徒。今天，我说的一词一句都出自俄国，我感到它的力量，我感到俄罗斯老母亲的辉煌。她是一个战士之国，宗教之国，真正的斯拉夫之国。我也知道当红军进入德国城镇时，没有一根头发从德国人的肩膀上掉下来。”
“是头。”霍尔太太说。
“对，”上校说，“没有一颗头从他们的肩膀上掉下来。”
“我们都羡慕你的同胞，”马尔伯里太太说，“可是对共产主义向德国扩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允许我提一个建议的话，”舒博士说，“那么我愿意指出，要是我们不小心谨慎，德国将不复存在。这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将会是阻止胜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是阻止胜利者把年轻的、强壮的、残疾的、老年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送到东部的广大地区去，像囚犯一样劳动。这是有悖于民主与战争的所有原则的。如果你们告诉我德国人对已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也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将提醒你们三件事：第一，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指望它像个民主国家那样行事；第二，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所谓‘奴隶’都是有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文明的环境里。尽管我们对俄国的众多人口和广阔地域怀有天然的迷恋，但德国人在苏维埃之国不大可能找到德国的那种文明环境。”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舒博士继续说，嗓音突然抬高，“纳粹党其实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它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莱伊(4)是犹太人，卢森堡(5)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之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甚至被杀，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美好的家园被炸弹炸毁，这些炸弹是德军的飞机投下的还是盟军的飞机投下的也就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还有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如今都是难兄难弟会的成员，在苦难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应该一视同仁。让我们把查罪定罪的任务交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交给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各个大学里任教的老学者，他们处在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里，不带任何偏见。让欧洲这只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让上帝保佑美国！”
舒博士颤巍巍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出现了片刻宁静，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霍尔太太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做了个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势，请他来一曲美妙的音乐以丰富会议的内容。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时踩在我的脚上，他伸出指尖点点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停了好几秒钟，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然后他把烟卷缓缓地、轻轻地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准备接住的手上，然后又低下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略带哽咽：“我先演奏《星条旗永不落》(6)。”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事实上，我已经到了生理上开始产生不适的地步——我站起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房间。来时我曾看见女仆把我的东西放在衣橱里，我快走到衣橱跟前时，霍尔太太赶上了我，同她一起过来的是远处滚滚而来的音乐。
“你非走不可？”她说，“真的非走不可？”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挂衣架，跺着脚穿上了橡胶套靴。
“你们不是杀人犯就是傻瓜，”我说，“要么两者都是，那个男人是一个下流的德国特务。”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关键时刻常受语塞之苦，所以当时那句话从嘴里说出来不像写在纸上这么顺畅。但毕竟说出来了。她还没能定下神来回答我，我就砰的一声带上了门，抱着外套跑下楼，就像抱着一个孩子冲出一栋失火的房子。等我到了街上，才注意到我抬手要戴上的帽子并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顶。
那是一顶破旧的浅顶软呢帽，灰颜色比我那顶更深一些，帽边比我的窄一些。要戴上它的那个脑袋比我的脑袋小。帽子里面有个标签，写着“维尔纳·布罗斯，芝加哥”，还散发出另一个人的发梳和发乳的气味。它不可能是梅尔尼科夫上校的，他的头秃得像一个保龄球。我也断定它不是霍尔太太的丈夫的，霍尔太太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另有地方放他的帽子。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实在觉得恶心，但这天晚上下着雨，也很冷，所以我就把它权当一件基本的雨具来用。我一到家，就马上给联邦调查局写信，但没写多少就停了下来。我记人名的能力太差，这严重地损害了我想要提供的消息的质量。另外，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会出席那次会议，这样就势必扯进来好多理不清、有疑点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和我那个同名人有瓜葛。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如果展开细说，就带上梦幻般的怪异色彩，我唯一能如实陈述的就是有一个人，来自中西部某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他一直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向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讲些同情德国人民的话。说来也是，对德国人民表示同情的话不断出现在某些知名专栏作者的文章中，依此而论，整件事情，就我所知，大概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门铃响，开门一看原来是舒博士，他没戴帽子，披着雨衣，默默地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那粉里透青的脸上半露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我接过帽子，含含糊糊地道了个谢，没想到让他错当成是请他进屋。我记不起把他的软呢帽放在什么地方了，只好赶快寻找。既然当着他的面，找得就很起劲，这情形很快便显得滑稽可笑了。
“这样吧，”我说，“等我找到帽子，就邮寄给你，送去给你，托人转交给你。要是找不到，就给你寄去一张支票。”
“可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轻声说道，“再者，你向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霍尔太太说了句奇怪的话，我想听听解释。”
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他，警察、当局会找霍尔太太解释一番的。他耐心地等着我讲完。
“你不明白，”他最后说，“霍尔太太是社交界的名流，在官场有很多关系。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不会因表达了某种个人意见而遭受侮辱。”
我让他滚。
我最后一番激烈急促的话说完后，他说：“我走了，但请记住，在这个国家——”他伸出一根指头，弯起来冲我斜着摇了摇。这是个德国人惯用的手势，意思是戏谑地指责我。
我还没能决定揍他的哪个部位，他就溜走了。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这般没出息，不知多少回让自己哑然失笑，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这一次却表现得粗野、卑劣。突然间，我瞥见舒博士的帽子就在客厅电话小桌下面的一摞旧杂志上放着。我奔到最前面的窗子边，打开窗户。等舒博士往下走了四层楼梯时，我把帽子朝他扔去。帽子画出了一道抛物线，像个大饼一般落在了街道中央。它在那里翻了一个跟头，差几英寸就掉到一个水坑里了，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喘息。舒博士看都没往楼上看一眼，挥手表示感谢，然后捡起帽子，满意地发现上面还不算沾满了泥，就戴在头上，得意洋洋地扭着屁股走开了。我经常纳闷：一个瘦瘦的德国人穿着雨衣时从后面看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丰满。
余下的故事就是一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用俄文写的，其独特风采很难通过翻译来欣赏。
“尊敬的先生，”信中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你一直追踪着我。我的好友们读了你的书后，都以为是我写了这些堕落、颓废的书，纷纷离我而去。在一九四一年，然后又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法国被德国人逮捕，指控我说了那些根本没说过，也从来没想过的话。如今在美国，你还不满足于从前在别的国家给我带来的种种麻烦，竟敢冒充我到一个德高望重之人的家里去大耍酒疯。对此我不能容忍。我本来可以把你投进监狱，给你打上冒名骗子的印记，但我想这样的结果你是不满意的，所以我建议通过赔偿之法……”
他提出的数额的确非常适中。
* * *
(1) 原文Winterbottom，意为“冬天的臀部”。
(2) 南森护照是由国际联盟推出的一种国际认可的身份证，当时是为没有国籍的难民设置的。
(3) 原文为wonderful。
(4) Robert Ley（1890—1945），纳粹党主管组织行政工作的头目。
(5)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党的高级理论家，长期主管意识形态。
(6) 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