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卫生署早已担心，瘟疫将随着德国军队的入侵而传播到米兰，果然不出所料，瘟疫真的传进了米兰，同样清楚的是，瘟疫并不就此止步，而是蔓延到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夺去不计其数的人的性命。我们遵循历史的线索，转而叙述这一场灾难的主要情况；自然，只涉及米兰地区，甚至几乎只涉及米兰城；因为当时的史书，正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出于种种的原因，几乎只涉及米兰城。
我们叙述的旨趣，坦诚地说，不仅仅是为着展示我们的主人公们置身其中的局势，而且是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简明扼要地介绍城市历史上与其说是众所周知的，毋宁说是十分著名的一页。
在众多当代的著作中，没有一部著作足以提供有关瘟疫的略微清晰的、富于条理的说法，也没有一部著作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说法。里帕蒙蒂的著作，虽然就它记叙的材料的数量、对材料的筛选，特别是考察这些材料的方式而言，都超过了同类作品；但它也不能例外，像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一样，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却在别的著作中得到记载的材料；每一部著作中都存在着事实性的讹误，借助别的著作，或者官方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一些文件，就足以发现和纠正这些讹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一部著作中谈到了事情的原因，而后果好像是在另一部著作中才能找到。另外，所有的著述中，都充斥着关于时间、事实的莫名其妙的混淆。只有事件的不停的运动，仿佛全是偶然发生的，缺乏整体的描绘，也缺乏细节的描绘；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著作，尤其是用俗语撰写的著述的最普遍的、最明显的特点，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是否如此，学者们自然最清楚，我们只能加以猜测罢了。
后世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去研究和比较这些著作，以便从中勾画出各种事件的发展链条，那场大瘟疫的历史。这么一来，关于这场瘟疫的见解，大体上都不可避免地是非常不确切的和略嫌混乱的；关于那些巨大的灾祸和巨大的失误的见解，也是泛泛的（说实在话，那些灾祸和失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见解不是立足于客观的事实，而是来自主观的判断，每每脱离最具特征的环境，缺乏时间的观念，也就是缺乏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和连贯性的认识。
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和比较了所有出版的和一些没有出版的著作、许多所谓官方文件（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去寻觅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只是去做迄今尚未做的某些事情。我们无意记叙所有的官方史料和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值得记忆的事件。我们更无意让那些想获得有关瘟疫的完整认识的人，以为阅读原始材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异常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类的著作蕴藏着生动的、独特的和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力量，而不管这些著作是怎样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仅仅尝试鉴别和验证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事件，把它们置于合乎逻辑的现实格局中，追究它们的根源和性质，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提供有关这场灾难的扼要的，但真实的、有条理的情况，直到有别人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在军队通过的整个地区，在老百姓家里，甚至在街头，都发现了尸首。不久，在这个和那个乡镇，一些人和一家人开始生病、死亡；他们染上了一种奇特的、来势凶猛的疾病，身上出现大多数人不熟悉的症状。但是有少数人对这种症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他们对于五十三年以前那场横扫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米兰地区的温疫记忆犹新。在那些地区，这场瘟疫至今还被称为圣卡洛瘟疫。仁爱的力量是何其伟大！在记载这场大灾祸的各种各样的严肃的史书中，都在最显要的位置上突出这个人，因为他的情操和行为给人留下了比这场灾祸更深刻的印象。他作为所有的苦难的集中体现，烙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仁爱吸引着他，推动着他，去迎战这场灾祸，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向导、救星、楷模和自觉的献身者。这场对于所有人来说的灾难，成为他展现英雄业绩的舞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场瘟疫，意味着某种成就，或者，意味着某种发现。
卢道维科·塞塔拉首席医生，不仅目睹了这场瘟疫，而且是最积极、最果敢和最孚声望的医生之一，尽管他当时非常年轻。他对迫近的瘟疫深为疑虑、警觉，并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他向卫生署提出报告，说据确凿的消息，莱科地区最远的、同贝加莫交界的基乌索镇，已爆发瘟疫。然而，当局并未因此而采取任何的措施，塔迪诺的《通报》证实了这一点。
从莱科和贝拉诺又传来了同样的疫情报告。于是，卫生署作出了决定，派遣一名专员前往视察。该专员行至半途，在科莫城招来一名医生，一起前往可疑的地区。这两个人“或出于无知，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竟轻信了贝拉诺城一个愚昧的老理发师的说法，认为这种疾病并非瘟疫”。并且说，在一些地区，这只是每年秋季照例发生的沼泽蒸发出来的恶气的影响，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德国军队的侵袭造成的困境和病痛的后遗症。这一份宣称平安无事的报告交给了卫生署，看来，卫生署也完全放心了。
然而，关于大批人因疫病相继死亡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送来，于是两名代表，上文提及的塔迪诺和卫生署的一名稽查员，被委派到灾区视察和采取行动。当他们到达灾区的时候，疫情已经迅速蔓延，关于瘟疫的证明随处可见，无须再去特意搜集。他们走访了莱科、瓦尔萨西纳地区，科莫湖沿岸和两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纳和杰拉·迪阿达的小城，所到之处，但见城镇住户用铁栅栏同外界隔离，一些地方已十室九空，居民纷纷弃家出逃或者在田野露宿，或者干脆下落不明。“我们眼前出现了无数野人似的可怜虫，”塔迪诺写道，“有人手里拿着薄荷草，有人拿着芸香，有人拿着迷迭香，还有人拿着醋瓶。”
两名特派员询问了死亡的人数，他们得到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探访了病人，察看了死亡者的尸体，到处都目睹了瘟疫留下的各种触目惊心的、令人厌恶的痕迹。他们立即给卫生署写信，报告那些不祥的消息。卫生署在十月三十日接到此信后，塔迪诺写道，考虑下达命令把来自传染病流行区的病人阻挡在米兰城之外，在起草告示的同时，向税务官员预先下达了一些扼要的指令。
虽然两位特派员匆忙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措施，然而他们返回米兰的时候，带走的只是悲伤的结论：这些措施不足以疗救和控制已经如此猖厥和扩散的疫病。
十一月十四日，他们回到米兰，口头地并随后以文字的形式，向卫生署报告了有关的情况。卫生署委托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向他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去见总督，带回来这样的答复：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深为不安；但战争更让他牵肠挂肚。但战事更为严峻，里帕蒙蒂这样写道。他仔细查阅了卫生署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如果读者还记得，这是他第二次接受其原因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以后，十一月十八日，总督颁布一道告示，下令为庆祝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子，卡洛王子的诞生，举行盛大庆典，完全没有担心或者说完全忘记了这种形势下如此大规模的集会将带来的危险，在总督看来，眼下似乎跟平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似乎别人什么也没有向他报告过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颇有声望的新总督名叫安布罗焦·斯皮诺拉。他被派来扭转战局，纠正堂贡扎罗的失误，顺便执掌起政权。我们在这儿也顺便带上一笔，几个月以后他便与世长辞，不是在令他魂牵梦萦的战场上负伤阵亡，而是因为他蒙受了他为之效劳的人们对他的责难、攻击和种种令人不快的挑剔，焦虑不安，痛苦不安，在病榻上死去。历史痛惜他的死亡，谴责其他人的卑劣；历史异常严肃地记载他的军事、政治功绩，称颂他的预见性、热忱和坚毅；历史或许还可以探寻，他的这些品德，在瘟疫威胁和降临到由他照料、或者说听他支配的百姓头上的时候，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暂且把对此人的责难放在一边不谈，他的行为引发的惊奇固然淡化了，但又引发了由百姓的行为激起的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惊奇，我是说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应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场疫病。当各种消息从那些被瘟疫严重侵害的地区，从那些对米兰形成半圆形包围圈的地区传来的时候，要知道某些市镇距离米兰顶多不超过三十或三十五公里，谁不会相信，这将导致普遍的骚动，将导致采取多多少少能被人理解的预防措施，至少会引发一种无益的不安？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前一年的饥荒、大兵的蹂躏、情绪的沮丧，似乎就是导致大批人死亡的原因。在街头、商店和百姓家中，如果有人谈到“危险”这个字眼，如果有人陈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弄，忍受人们愤怒的鄙视。这种不信任，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这种盲目和偏执，在元老院，在十人团，在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占据了上风。
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在获悉这一传染病的最初几个病例后，立即拟就主教训喻，分送各教区，反复叮嘱民众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征兆，务必立即报告，并把所有受到传染或者被怀疑受到传染的东西，都立即烧毁。这自然也是他令人感佩的品格的又一表现。
卫生署呼吁和请求给予合作，但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而就卫生署本身而言，它也缺乏满足眼前紧急需求的能力，正像塔迪诺不止一次地指出，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位医生确信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便努力推动卫生署采取行动，然后卫生署又试图推动别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传来关于瘟疫的最初的警报时，相关机构在行动上，甚至在搜集疫情上，是多么的淡漠。现在不妨再举一个说明当局行动迟疑的令人吃惊的例子，当然，如果这种迟疑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上文提到的禁止疫病流行地区的人员进入米兰的决定，于十月三十日通过，但直到下一个月的二十三日才起草完毕，二十九日才发布告示。此时瘟疫已经侵入米兰。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的人，以及有关这个人和这一事例的情况。事实上，在探究如此大量人员死亡的起始原因时，死者的名字不仅无法查明，而且成千上万的死者的数目也只能含糊地说个大概，由此就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好奇心，要知道那些需要指出和记住的为数不多的最初的死者的名字。看来，这种对首位死亡者的重视，似乎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牺牲者和有关的无足轻重的细节，发现某种决定命运的、值得永远铭记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指出，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城的，是个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却意见分歧，甚至姓名也是如此，按照塔迪诺的说法，此人名叫彼特罗·安东尼奥·罗瓦托，驻扎在莱科地区；而里帕蒙蒂以为，这个士兵名叫彼埃·保罗·罗卡蒂，驻扎在基维纳。关于他进入米兰的日期，两位史学家也持不同的看法。塔迪诺判断为十月二十二日，虽然里帕蒙蒂也认为是这一天，但却指出是下一个月。不过，在这一点上很难同意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这两个日期都是同其他得到更准确的论证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然，里帕蒙蒂是受执政官会议的委托写作的，他理应掌握获取必需的信息的各种手段；塔迪诺由于所从事的职业，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了解相关的情况。同其他更为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说明，事情发生在那份告示发布以前；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证明或者几乎可以证明，这应当是那个月的最初几天。当然，读者想必会免除我们这番辛劳的。
不管怎么说，这名不幸的士兵和病源的携带者，把一大包从德国兵那儿买来或者偷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寄宿在东门靠近托钵修道院的亲戚家里。他刚一住下，就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在他腋下发现的肿块，引起医护人员的怀疑，他究竟患了什么病。第四天他就死了。
卫生署要求采取隔离措施，严禁这全家人离开住所；他的所有衣服和在医院里睡过的病床，都被焚烧。照料他的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名修士，几天之后也都染上黑死病，病倒了。那家医院从一开始就怀疑疾病的性质，并随即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使得疫病没有进一步传播开来。
可是，这士兵在医院外面留下的疫病的种子，很快就滋生起来。首先被传染的是他寄宿的这户人家的主人，一名叫卡洛·科隆纳的长笛手。于是，按照卫生署的命令，这一家的所有房客都被送进了传染病医院，在那儿，大部分人病倒了；其中一些人有着明显的黑死病症状，几天之后就死了。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和随后的一六三〇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疫病潜伏着，并且缓慢地扩散开来。这既是由于那些死者和他们的衣物、被亲友拿走的家具，由于那些房客、佣人和未按卫生署规定悉数烧毁的东西的传染，也是因为法令的不完善及其执行的不认真，因为千方百计逃避法令，导致新的传染。于是，忽而在这个街区，忽而在那个街区，不时地有人染上黑死病，有人死亡。但是，这样的病例还不很多见，也就淡化了对真实情况的猜疑，愈加坚定了民众愚蠢而致命的偏见，这不是黑死病，而且从来不曾有过黑死病。许多医生仿佛回应百姓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上帝的声音吗），他们嘲弄为数不多的人的不吉利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每当他们被请去治疗身患黑死病的病人时，他们总是胸有成竹地把它说成普通的病，而不管它出现了怎样的征兆和病象。
关于这些病例的情况，虽然也通报卫生署，但经常是延误的和不准确的。对隔离和传染病医院的恐惧，促使人们诉诸歪门邪道，拒不上报有关病人的病情，贿赂掘墓人和他们的头头，卫生署委派去检验尸体的下层官员，被金钱买通，出具假证明。
不过，卫生署每次发现病例，都下令烧毁病人的所有东西，查封病人的住所，把一家人都送进传染病院。由此不难理解塔迪诺所说的，公众，“贵族、商人和平民”对卫生署的痛恨极为强烈，可谓怨声载道；他们都确信这是一种蛮不讲理和毫无用处的压迫行为。公众的愤怒又主要针对两位医生，一位是塔迪诺，另一位是塞纳托尔·塞塔拉，上文提及的那位首席医生的儿子，以致当时他们只要上街，就会遇到石子的袭击，要不就是唇枪舌剑的攻击。人们将铭记他们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处境，他们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可怕的灾难，他们竭尽全力，想尽法子，试图去消弹这场灾难，他们在最需要有力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障碍，成为民众发泄愤懑的对象，据里帕蒙蒂说，还博得了“祖国的敌人”的外号。
民众的愤怒也部分地宣泄到另外一些医生身上。这些医生也像塔迪诺和塞塔拉一样，对瘟疫流行的事实深信不疑，他们努力把自己痛苦而明确的看法告诉所有的人，提醒人们采取预防措施。那些比较谨慎的人，指责医生们轻信摇言和固执己见，而在其他所有的人眼里，医生们的言论就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诈，是对饱受惊吓的百姓施行的诡计，旨在浑水摸鱼。
首席医生卢道维科·塞塔拉，当时已年届八十高龄，先后任帕维亚大学医学教授、米兰大学伦理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声誉卓著的专著，他曾受到因戈尔施塔特、比萨、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大学的邀请去主持讲座，但他谢绝了所有这些邀请，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人士之一。除了学者的声望，他在生活中也享有很好的名声；他因为在医疗、救助穷苦人上表现出巨大的仁爱之心，备受人们的钦佩和爱戴。但有一样事情，扰乱和伤害了他依靠自己的善行赢得的人们对他的敬意，其实，这样的事情原本是应当充实和增强这种敬重的情感的：这可怜的老头儿怀有他的同时代人最普遍、最糟糕的偏见。他是这群体当中的一位先进分子，但又没有摆脱这个群体，而这也就带来了麻烦，大大地损害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威信。他享有的崇高声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足以战胜被诗人称为“愚昧的平民”，被剧院经理称为“可敬的公众”的那些人的意见，而且也无法使他躲过那些平民的一部分人的敌意和羞辱，他们很容易从评论转向示威和行动。
有一天，首席医生乘坐轿子去巡视他的病人们，众人开始围拢过来，高声责骂他是想把黑死病带进米兰的罪魁祸首，是他以自己的愁眉苦脸，以自己的可憎的胡须，把米兰投入恐怖之中，这一切全是为着让医生们从中谋取私利。人群愈聚愈多，愤怒的情绪愈来愈激烈。轿夫们眼看形势不妙，就把主人赶紧藏到刚好就在附近的朋友家里。他遭遇到这样的围攻，只是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正在发生的灾难，他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一心想把成千上万的人从黑死病的阴影下拯救出来。
而当另外一次，他在作出可悲的诊断以后，参与了对一个不幸的穷女子的折磨，人们用烧红的火钳烧灼她的肉体，把她当作妖女活活烧死，仅仅因为她的主人患有很奇怪的胃痛的毛病，而她的另一个从前的主人曾经狂热地爱过她。于是，公众因此重新赞美他是智者，并且又称颂他德高望重，真是不可思议，令人难以容忍。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先是在东门一带，随后在城里的所有街区，都不断地有人病倒、死亡，病人伴有剧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状，浑身出现致命的游青、鼓包；病人大多迅速死去，不少人甚至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就猝然暴死。原来那些执意否认这是黑死病的医生，如今不甘心承认他们曾经嘲弄过的事情，但又不得不给最近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笼统的名字，便把它叫做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很可怜的妥协，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它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在佯装承认事实的同时，仍然没有让人明白，至关紧要的是承认和看到，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当局好像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似的，开始多少听听卫生署的呼吁和建议，并要求执行卫生署的公告以及关于查封住所和四十天检疫隔离的规定。卫生署不停地申请经费，以维持传染病医院和其他医护行动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它等待执政官们作出决定（看来，他们是永远不会作出决定的，顶多实际上这么去做），这笔经费由米兰还是王国的财政开支。安东尼奥·菲雷也代表再次率军出征，围困可怜的卡萨莱的贡扎罗总督向执政官们提出要求；元老院要求执政官们在瘟疫不幸地传播开来以前，在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断以前，设法做好城市的给养供应，以维持那些失去工作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执政官们通过借贷、税赋来筹措金钱。他们从筹集的资金中，划拨一些给卫生署，拿出一些施舍穷人，另外一些用于购买粮食，以满足部分的需要。而严重的灾难还没有到来。
在传染病院里，尽管每天都有人死去，但每天的人数仍然不断增加，而另外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保障服务，维护纪律，执行有关隔离的规定，确保，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建立卫生署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最初的时候开始，由于许多病人的放纵行为，服务人员的玩忽职守和默默纵容，一切都陷于混乱之中。卫生署和执政官们大伤脑筋，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于是想起了向方济各会求援；因教省主教不久以前去世，他们便请求教省的代理主教派一些能干的修士去管理那悲伤的王国。教省代理主教向他们推荐一位名叫费利切·卡萨蒂的神甫。这位神甫正当壮年，以自己的仁爱、热忱、温顺和坚毅精神而闻名遐迩；下文叙述的事情表明他享有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米凯莱·波佐博内利神甫，年纪很轻，无论是思维还是外表，都显得严肃、沉稳，他被推荐为卡萨蒂神甫的同伴与助手。卫生署和执政官们欣然接受了这一提名。
三月三十日，两位神甫来到传染病院。卫生署署长带领他们巡视了一圈，为了便于他们履行职责，便把所有的职员、服务人员召集起来，当众宣布，费利切神甫担任传染病院院长，拥有最充分和最高的权力。这支可怜的救援人员队伍逐渐地扩大起来，有另外一些方济各会修士加入，承担起管理、听取忏悔、行政、护理、炊事、洗衣、保管衣物等各项需要的工作。费利切神甫始终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不分白天黑夜地巡视病房、拱廊和院内各个场所，有时他手里拿着一根棒子，有时拿着刺衣。他把朝气带到各处，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他平息病人的骚动，细心听取他们的诉苦，他威吓、惩罚、斥责、安慰病人，他时时擦干热泪，但泪水又时时止不住地流淌下来。起初，他也传染上了疫病，但竟霍然痊愈了，又焕发起新的活力，继续投入原先的活动。他的许多同事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但他们仍然十分愉快。
诚然，这样专横严酷的治理，作为一种应急的办法，是异乎寻常的，就像这场灾难，就像变幻的气候一样异乎寻常。如果我们对此不甚了了，那我们只要看一看，承担着如此重要的领导责任的当局，除了拱手交出领导责任之外，简直一筹莫展，他们甚至不知道把这责任转交给谁才好（这些人，按常规来说，对于他们眼前要处理的事情又是那样陌生），就足以对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杂乱无序有个了解了。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职人员是如此果敢无畏地承担起这样的重任，那么就不难理解，仁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将焕发出怎样的力量和才干。值得感佩的是，他们接受了这一使命，仅仅是由于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接受；他们没有别的愿望，除了为他人服务，他们没有别的希望，除了与其说期盼的毋宁说令人叹羡的死亡。同样值得感佩的是，把这项使命托付给他们，仅仅是由于这项使命是艰辛的、危险的，人们相信，唯独他们才具有在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然而又不可多得的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因此，人们将怀着崇敬、亲切和感激的心情铭记这些修士的所作所为和英勇精神，感激他们一心献身于人与人之间伟大的互爱事业而不乞求任何回报。“倘若没有这些神甫，”塔迪诺写道，“整个城市定将毁于一旦无疑；他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公众的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从市政当局没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只得到很少的援助，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德在传染病院里收容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据里帕蒙蒂估计，在费利切神甫领导传染病院的七个月时间里，收治的病人几近五万人；他公正地指出，对于这样一位神甫，他无论如何是要写上一笔的，可以不去描绘城市的悲惨情景，但也应当叙述能够给他增添荣誉的事情。
在百姓当中，随着疫病通过接触和交往愈来愈扩散开来，顽固否定黑死病的人自然逐渐退却了，减少了。起初一个时期，它只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如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也开始染上了它，其中就有当时声名显赫、现在特别值得提及的首席医生塞塔拉。人们是否终于承认，这可怜的老头儿当初确实言之有理呢？谁也说不上来。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和七名仆人都传染上了黑死病。他和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其他的人都死了。“这些发生在米兰城贵族家庭里的病例，”塔迪诺写道，“迫使贵族和平民们寻思起来，而持怀疑态度的医生们，愚昧而顽固的平民们，则紧抿嘴唇，瞠目结舌。”
不过，极端顽固者的计谋和报复心理常常迫使他们期望，这种固执的立场在同理智和事实的对抗中能够毫不动摇，坚持到最后一刻。眼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如此长期地、如此坚决地否认，在他们身边，在他们当中，潜伏着可怕的疫病，它能够通过自然的途径，蔓延开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如今他们已经无法抹杀它扩散的事实，但又不愿意认可它扩散的真实原因（那无疑于同时承认自己的重大迷误和过错），所以他们极其乐意寻找别的什么原因，欣然接受任何被提出来的理由。不幸的是，当时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每一个地方的观念和传统中，就有一个现成的理由：迷魂的蛊术，魔鬼的诡计，用各种有毒的果实和妖术来传播瘟疫。这样的或者类似的说法，在其他许多次特别是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这儿爆发的瘟疫中，都曾经出现过，而且有人相信它们。需要补充的是，前一年年底，由腓力四世签发给米兰总督的公文，提醒他注意，四名被怀疑散布有毒的物质和黑死病病毒的法国人逃离了马德里，要他严加防范，注视他们行踪，是否流窜到了米兰。总督把这份公文通报给卫生署和元老院，但当时却没有引起任何警觉。但当瘟疫终于爆发并且被承认的时候，许多人在脑子里就想起了这份公文，对恶毒诡计的含糊的怀疑便由此得到了证实，也可以视为它是促使怀疑产生的第一个机缘。
不过，有两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惧，另一种是说不清楚的恶劣伎俩，使得原先只是含糊地予以怀疑的某种可能罪恶，在许多人眼里转化为一种确凿的罪恶，一种实实在在的阴谋诡计。五月十七日晚上，一些人似乎看到，有人在大教堂里用油膏涂抹在用来隔离不同性别信徒的挡板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把挡板和教堂里的长椅统统搬出了教堂。卫生署署长在四名官员陪同下，闻讯赶来，察看了挡板、长椅和圣水槽，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是一桩放毒案的无知的怀疑。为了迁就别人荒唐的想象，他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必要性，毋宁说是过于谨慎，只要把挡板洗刷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此众多的物件堆积在一起，却使民众产生了一种恐怖的强烈感觉，在他们看来，每一件东西，都很自然地是一个物证。民众纷纷议论并且相信，大教堂里的所有长椅、墙壁，甚至大钟的绳子，都涂抹了油膏。而且，不仅仅是当时这么谈论，同时代人撰写的所有回忆录，以及许多年以后出版的某些回忆录，都以同样的自信这么谈论。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或许将是一个难解的谜，如果没有发现那封保留在圣费德尔档案馆的卫生署致总督的信件。我们已用异体字标出我们引用的字句。
第二天早晨，一幅新的、更加奇特和更加富于意味的景观，让所有的市民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在城市的每一个地区，人们看到住宅的大门和墙壁上，都胡乱涂抹了黄色的、白色的污秽的东西，好像是用海绵溅上去的。这或许是为着制造某种更加普遍的、更加震动人心的图谋，或许是为着加剧众所周知的混乱，以实现其罪恶的图谋，或许是为着别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件千真万确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把它归咎为少数人的行动，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错觉，更合乎情理。另外，这一事件既不是头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里帕蒙蒂时常嘲讽这起涂抹事件，尤其责备民众的轻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他亲眼见到了这一景观，并对此作了一番描写。在上面提及的那封信件中，卫生署的官员们以同样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他们谈到对事件的查勘，用那些颜料涂在狗身上，但没有产生不良反应的试验，然后写道，按照他们的意见，此种鲁莽的行为，更多的是野蛮无知而非阴险图谋的结果。这一看法表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了平静的心态，因而没有看到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其他当时的史书记叙这一事情时也指出，起初，许多人以为这仅仅是异想天开的恶作剧。没有一部史书曾提到哪怕一个反对这种看法的人；倘若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们一定会提及的，哪怕只是为了把这些人称作怪人。我相信，把这轰动一时的精神变态行为的细节（其中一部分是鲜为人知的，另一部分则完全是一无所知）加以描述和综合，并非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些迷误，尤其是多数人的迷误中，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有益于观察的，我以为正是这些迷误扩散的途径，以及它们闯入民众的头脑并主宰这些头脑所诉诸的形式和方法。
整个城市本已陷入骚动不安，如今更被搅得底朝天。房屋的主人们用烧着的麦秸燎去用油膏涂抹的地方，过往行人止住脚步，惶恐地瞧着，个个原骇万分。外乡人被怀疑为作案者，当时民众很容易从衣着上把他们辨认出来，就在大街上捉住他们，扭送到警察局。在讯问中向被捕者、拘捕者和证人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出一个罪犯，看来这些人的大脑仍然保持着怀疑、分析和理解的能力。卫生署颁布了一道告示，宣布对揭发罪犯的人给予奖赏和免于追究。在这道五月二十一日公布，但显然是起草于十九日的告示中，卫生署的官员们说道，“这一罪恶倘若因无论哪种缘故得不到惩处，尤其是在如此危难和令人忧虑的时刻，我们以为是绝对不适宜的，为了告慰人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为了获取有关此案的线索，现颁布本告示……”
不过，在这份告示中，丝毫没有谈及，至少没有明确谈及给总督信中提到的那理智的、冷静的假设，这沉默同时表明了民众狂热的不安和卫生署官员的妥协，而后者愈是可能有害，就愈应受到指责。
当卫生署忙着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许多老百姓已经找到了。那些认为涂抹的油膏确实是毒品的民众当中，有人说这是堂贡扎罗·菲尔南德兹的所作所为，以报复他离开米兰时遭受的屈辱；有人说这是黎塞留红衣主教的诡计，妄图让米兰人死光，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这座城池；而另外一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把科拉尔托伯爵、瓦伦斯坦或者某个米兰贵族当作罪人。但正如上文所述，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这一事件不过是一种愚蠢的玩笑，不外乎是那些厌倦了卡萨莱围困战的学生、绅士或者军官干出来的事情。而众人如此担心的疫病的传播和普遍的死亡并没有出现，这也许就是最初的恐惧逐渐平息，事情被人遗忘，或者说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仍然有一些人不相信黑死病的存在。可不，无论在传染病医院，还是在城里，总有些病人治愈，恢复了健康。对于被现实所否定的观点的最新论据，人们总是怀有好奇心的。“一些平民百姓，还有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医生，”塔迪诺写道，“都说这不是真正的黑死病，否则，所有的人早都死了。”为了消除一切怀疑的观点，卫生署想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计策，一个由现实要求或启示，引人注目的办法。在圣灵降临节期间，民众纷纷涌向东门外的圣格列高利公墓，为上一次瘟疫中死去并埋葬在那儿的先人祈祷。他们借此机会尽兴地玩耍和表演，每一个人的穿着都十分体面。那一天，有一家人全死于黑死病。在人群最为拥挤的时刻，马车、骑士和行人乱纷纷，按照卫生署的规定，这一家人的尸体，置于两轮载货马车上，赤身裸体，便于人们清楚地看到黑死病留下来的明显的印记；马车经过以后，响起一片不停的叽叽喳喳的声音；而另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又在前面迎接着。民众更多地相信这是黑死病了；何况，黑死病每一天都让别人更好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而那么多人聚会，又不能不加快了疫病的传播。
就这样，起初的时候，有人断言不存在黑死病，绝对不存在，甚至禁止使用黑死病这个字眼。后来，出现黑死病高烧。然后，又说这不是名副其实的黑死病；或者，承认这是黑死病，但它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是；或者，说它确实不是黑死病，而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疾病。最后，承认这是黑死病，是不容置疑的事，也不再存在反对的意见。不过，由此又生出另一个所谓有人暗中下毒和兴妖作恶的说法，它同如今再也不能否认的黑死病的说法相纠结和混淆。
我想，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追溯那种种说法的历史，以明白其中许多说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多谢苍天，具有如此经历和如此影响，花费如此代价才排除疑义，同时又受到别的邪说纠缠的说法，并不很多。不过，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细微小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本可以避免这般漫长、曲折的经历，而采取早已经受时间考验的方法，首先观察、倾听、比较和思考，然后说话的方法。
发表意见，这是比所有其他事情都更容易的，我想说，我们，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是多少值得怜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