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圣马丁节和第二天的骚动发生以后，米兰城里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往年的富裕景象。所有的面包铺老板都敞开供应面包，价格也跟丰收年份相差无几，面粉也相应地降了价。那些在骚乱的日子里曾经狂呼乱叫，或者干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的人，除了少数人遭到逮捕，如今好像有了夸耀的资本。请不要以为，在因搜捕而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以后，他们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酒店和街头巷尾，人们都欢呼雀跃，互相道贺，得意洋洋地吹嘘他们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最好的法子。
不过，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气氛之中，也隐含着，不可能不隐含着某种困惑不安和不祥的预感，生怕这种局面难以为继。他们纷纷围住面包铺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菲雷颁布的第一道告示造成暂时的丰盛的假象一样；所有的人都毫无节制地消费；谁个家里有点多余的钱，就都用来抢购面包和面粉；人们把家里的箱子、木桶和大锅统统用来储存粮食。他们如此争先恐后地享用眼下的廉价供应，不仅使这种原本难以维持的局面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愈来愈困难。
于是，十一月十五日，安东尼奥·菲雷大臣根据堂贡扎罗总督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存有麦子或面粉的人，一律不准再行购买，任何人购买超过两天之需要的面包，“将遵照总督阁下的旨意，判处罚款和刑罚”；命令每一名公职人员和市民有义务检举蓄意违抗告示者；授权法官们搜查被检举者的家宅；但同时又向面包铺老板下达新的命令，要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一旦供应短缺，将判处五年或更多的劳役”。如果有谁以为这些命令都一一得到执行，那他一定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当然，如果当时颁布的全部告示，都确实得到认真的贯彻，那么，米兰大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至少就会像今天的大不列颠人一样众多。
在给面包铺老板下达的命令中，要他们充分供应面包，但是又必须保证做面包的原料不致匮乏。于是，他们决定，正像在饥荒的年月总是设法在面包里掺入通常派作别的用场的谷物一样，把米粉掺入面包，生产一种叫混合面包的食品。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下令每个市民交出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交给总督和十二人粮食委员会。如果有人不经当局准许，私自存储粮食，则将予以没收，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公斤判罚三枚银币；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完全合理的处罚。
但是大米也是要用钱去买的，而大米的价格却大大超过面粉的价格。这巨额的亏空就转嫁给了市政当局。米兰元老院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就在同一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总督大人报告，他们难以长期承担下去。总督大人又于十二月七日颁布一道告示，限定大米的价格为每一百五十公斤十二里拉，凡抬高米价或拒绝出售大米者，将没收其粮食，并处以同样价值的罚款，“并根据情节的轻重和当事人的情况，遵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旨意，判以更重的罚款和更严厉的刑罚，直至服劳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骚动以前制定的，至于麦子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用现代编年史上常用的说法，最高限价，很可能另行作出规定，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米兰的面包和面粉用这样的方式维持了便宜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附近乡村的百姓都蜂拥而来，抢购粮食。堂贡扎罗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于十二月十五日颁布另一道告示，禁止把价值超过一里拉的面包携带出城，违者面包将悉数没收，并处以二十五银币的罚款，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将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两次当众上吊架，或者更严厉的刑罚。同月二十二日，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迟缓，又颁布了一道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粮食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人们希望借助放火与掠夺来获得富足，而政府则一心要借助劳役与拷问架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手段在他们之间倒是很合拍的；不过，它们归根结底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读者自然看得分明；而它们实际上将导致怎样的后果，读者很快也可明白。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不是毫无裨益的，何况它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可追究到前头一项措施，对面包的限价，竟是如此地远离面包的实际价格，是远离供需关系的自然结果。对于民众来说，按照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是简单和便于执行的法子；因此，每当粮食匮缺，人们忍受饥荒的痛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执行这样的措施。后来，那些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得不试图纠正其中的某一个后果，便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规定他们去做的事情。
请诸位允许我在这儿顺便提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在某个国家，在离我们很近的年月，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它们的实质几乎如出一辙，事情发生的顺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是范围有所不同），尽管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尽管在欧洲，或许尤其是在那个国家，认知力已大大地提高了。发生这样的巧合，主要是大多数民众尚没有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准的缘故，因此他们得以让自己的意愿长久地占上风，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
现在且让我们回到原先叙述的故事。这场骚乱，归根结蒂，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在骚动期间糟蹋和损失了许多粮食；在面包限价时期，普遍的、轻率的和毫无节制的浪费，消耗了本可以维持到来年收成的不多的粮食。除了这些重大的后果，还有四名不幸的人作为骚动的罪魁祸首蒙受极刑；两名在最大的面包铺门前，两名在大街尽头粮食大臣的宅第前被绞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各种编年史的编撰是如此充满随意性，以致关于那严厉的限价措施是怎样和为什么停止实行的，竟没有一点儿记载。既然缺乏正面的材料，那只好求助于假设。我们倾向于认为，粮食限价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绞死那四名不幸的人的那一天之前或之后不久取消的。至于说那些告示，在我们援引的那份十二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告示之后，再也见不到别的有关食品问题的告示；它们或许销毁了，或者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或许因为政府没有从它采取的种种措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垂头丧气，被眼前的局势所压倒，终于决定废除它们。
相反，我们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它们更多地热衷于叙述重大的事件，而不是揭示其根源和进程），看到对全国尤其是米兰的现实图景的描绘，在这一年的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造成灾祸的根源，也就是食品同需要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除，相反，却因采取的那些饮鸠止渴的措施而愈发激化；而公共的、私人的运输工具的不足，周边地区粮食的匮缺，货物流通的缓慢、牵制，那些规定和维护粮食低价的法令，都妨碍了从外地调进数量可观的粮食，这些同样激化了矛盾。我想重复说一句，饥荒的真正根子，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儿，饥荒本身，以它的全部能量肆无忌惮地逞凶作恶。下面就是那幅悲惨的现实图景的写照。
大街上，展现着一幅难以用语言描绘的悲惨景象。贫困不停地四处游荡，痛苦永恒地栖息人间；每一步路都有关闭的商店；大部分工厂空空荡荡。平时以乞讨为生的叫花子，如今已为少数，混杂和淹没在庞大的新乞丐群之中，他们跟那些以前还曾向自己布施的新乞丐争夺施舍物。被店老板解雇的伙计和青年，减少了或者完全失去了每天的收入，仅仅靠着从前的积蓄和老本艰难度日；而对于店主们来说，生意的中断意味着倒闭和破产；工人们，无论是生产和技术的能人，还是普通的或者精细的，常用的或者豪华的工艺的里手，都游浪在大街小巷；他们或挨家挨户，或倚靠着墙角，或在大街的石板上，在住宅和教堂前，蜷缩成一团，可怜巴巴地乞求施舍；他们有时又在穷困和尚未泯灭的羞之间迟疑犹豫，脸色苍白，神情樵悴，身穿单薄、褴褛的衣服，因寒冷和饥饿而浑身直打哆嗦，但许多人身上还存留着往日富足生活的痕迹；但是，在他们的沮丧和懈怠之中，又透露出来很难说得清楚的某种勤奋和自在的习性的印记。在这令人怜悯的群体之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被老板们解雇的仆人，他们的主人从往日小康的生活如今突然坠入困窘的境地，他们过惯了富足生活，遇上这样的年景，再也无法维持平时的排场。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穷困潦倒者，还有许多另外的不幸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妇女和老人，习惯于依靠他们过去的供养者的收入为生，如今跟他们成群结伙，或者散落在各处，分头求乞。
还有许多强人混迹于乞讨者之中，他们由于同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份靠为非作歹得到的面包，也不得不乞求施舍。蓬乱的头发，讲究的破衣服，或者言行举止中某些说不清楚的特征，各种恶习在面孔上打烙下的怪异的鲜明印记，把他们同众人区别了开来。他们显出惊恐、驯服的样子，加入乞讨的竞争行列，在大街上踯躅。曾几何时，他们身着华丽、怪异的制服，帽子上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整洁的衣着喷洒了香水，佩戴着各式武器，趾高气扬地走在这些大街上，用狐疑、凶残的目光环视四周；如今，他们也卑躬屈膝地伸出那双曾经无数次蛮横无理地举起来恫吓或伤害别人的手。
不过，最触目惊心同时也最令人心生怜悯的景象，是那些或孤苦伶仃，或三五成群，或举家逃荒的农民；丈夫，妻子，脖子上或肩背上的幼儿，用手牵着的孩子，扶着的老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为驻扎在那儿的或者路过的大兵侵占和洗劫了他们的居所，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逃离家乡。他们当中还有些人为了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表明自己特别悲惨的遭遇，故意把他们在保护自己最后的些许粮食，或者在躲避大兵们野兽般凶恶、盲目的放纵行为时遭到殴打而落下的伤痕或青肿，暴露给众人观看。其他人虽然没有遭遇这种特殊的灾祸，但却深受粮食歉收和苛捐杂税之苦，这两大祸害是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幸免的，而如今的捐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用来满足所谓战争的需要；这些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把它当作古老的栖息之地和获得富足和慷慨赐予的最后福地。
那些刚来乍到的难民，可以从他们彷徨不决的步履，迷茫若失的表情，从他们的惊奇、沮丧的情绪识别出来，他们原以为自己是最能引起怜悯的群体，最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和获得人们的援助，但他们现在却面临着难以计数的逃难者，面临着贫困的竞争。那些更早一些时候就在城里游荡，露宿在街头的人，靠着可怜的救济和施舍勉强度日，在供给和需求如此失衡的情势下，他们的面容和行为都明显地流露出异常阴暗和倦怠的怅惘恐惧。这些人的衣着五花八门，如果那还能称得上是衣着的话；他们的外表也各不相同，来自平原的难民有着苍白的面容，丘陵来的人个个晒得黝黑，而山里人的皮肤则呈现出血红色。但所有的人都消痩不堪，满怀凄怆，凹陷的双眼忽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忽而又显得呆滞无神；他们的头发凌乱，胡须既长又硬，在艰辛的劳作中形成的壮实身子，如今因为营养不良而精疲力竭；干瘦的手臂、大腿和破衣烂衫遮掩不住的胸脯的皮肤，统统起了折皱。在更加软弱的妇女和儿童身上，痛楚的情形丝毫不亚于这种心力交瘁的景象，分明可以感到更加容易被征服、更加懦弱和更加惶惧的本性。
在大街的这儿或那儿，沿着居民住宅的墙根，铺着一些肮脏的碎稻草，摻和着别的污秽物。然而，这也是仁爱的恩赐；这些脏窝提供给一些不幸的人，让他们晚上有个落脚之处。大白天也时不时地可以看到有人卧倒在那儿，疲倦或饥饿耗尽了他的力量，仿佛截断了他的双腿似的；有时，那污秽的铺位上忽然出人意料地抖搂出一具尸体来；有时，又可看到有人忽然栽倒，就像一片破布突然掉下来，尸体就躺在大街路面的石板上。
有时也可见到个别路过此地或在附近居住的人，忽然受到同情心的感召，在某个脏窝前止步，俯下身来。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由某个惯于慷慨大度地扶危济困的人发动的有组织的救护和援助行动。此人就是善良的菲德里戈。他挑选了六名平素都怀有一颗热烈的仁慈心，又有着一副健壮的体魄的神甫，把他们编成两人一组，再率领一些挑夫，带上各种食品、各种混合的和速效的营养品，以及衣服，分别负责巡视三分之一的城区。每天早晨，这三组人马走上街头，去往不同的方向，走到那些躺倒在地上的难民跟前，按照需要给予他们援助。有的已经气息奄奄，再也不能进食，神甫们就给予他们最后的护理和宗教的安慰。面对那些饥饿的人，神甫向他们施舍鸡蛋、面包、汤菜和葡萄酒；还有一些因长久的饥饿而极度衰弱的人，就喂以肉汤、补剂、浓葡萄酒，让他们先恢复元气，如果需要的话，再供给酒精饮料。同时，神甫们还给那些不堪入目的赤身裸体者发放衣服。
他们的援助并不限于此。善心的红衣主教一心希望，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够带去确确实实的、而不是暂时的效果。对于那些经最初的救护而获得足够的力气站立起来和行走的穷苦人，神甫们施与少量的钱财，免得他们因新的困窘和缺乏别的救济而很快重新沦落到原先的悲惨处境；同时，神甫们又忙着在附近的什么人家，为另外一些难民寻找可供栖身和将息的地方。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家，出于仁爱之心，也出于对红衣主教的尊重，收容了这些难民；另外一些人家虽然心地善良，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神甫就请他们为难民提供膳宿，在谈妥价钱之后，马上先支付一部分现金。然后，又把这些得到安置的人员的名单，交给本堂神甫，以便前往探视，他们自己也会回来探望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去谈及这样一点，菲德里戈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关怀局限于这种极端凄惨的状况，也没有坐等这种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才开始行动。他的炽热的、多方面的仁爱行动，处处感受得到，处处体现出来，它迅速出现在未能更早地出现的地方，按照需要采取各种的救援形式。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全部钱财都拿出来的同时，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撤销如今已显得无关紧要的善举，他想尽各种法子筹措资金，全都用于救济饥寒交迫的大众。他购买了大批粮食，把其中的大部分调拨给他的教区中最缺粮的地方；鉴于援助远远不够需求，他又运去一些食盐，“借助这些食盐，”里帕蒙蒂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写道，“青草和树皮也变成了食品。”他把粮食和钱财分配给米兰的各个教会堂区；他亲自前往视察，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发放赈灾物资。他又悄悄地救助许多穷困的家庭；在大主教宫，据当时的作家亚历山德罗·塔迪诺医生在他的一部有关米兰大瘟疫的著作中记叙（这部书以后我们将常常予以援引），每天早晨布施二千碗米粥。
不过，一颗仁爱之心所产生的这些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了不起的，如果考虑到它们全是来自某个个人和他的家财；因为按照惯例，菲德里戈谢绝把别人的慷慨捐赠接受下来，再用自己的名义去分配。他的这些捐助，加上其他私人提供的物资，虽然不能说怎样的丰富，但也数量可观；另外，还有元老院决定拨给的救济品，委托粮食委员会予以分配；但是，它们对于实际的需要，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一些濒临死亡的山里人，承蒙红衣主教的关怀，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却又陷入了绝境；一旦有限的救助中断，那些几乎复活的人又重新陷于死亡的边缘。而另外一些地方，虽说并没有被人遗忘，但形势不是最为险恶，只能稍后才予以考虑，因为不得不有选择地实施救济，于是贫病交加就足以致人于死地了。正是哀鸿遍野，路有饿殍，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在这儿，举例来说，有两千个身体较为强壮、灵活的饥饿汉子，在混乱的人丛中赢得了胜利，拨开众人，去领得了一份米粥，不致在那一天活活饿死。但是，在他们身后，还有数千名饥饿者，眼睁睁地望着和嫉妒着那些幸运的人；而在这些连一碗米粥也得不到的人群中，不就有那些人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吗？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被遗弃的、陷入绝境的人，得到救助，起死回生，站立了起来，有了栖身之地，在一段时间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在另外的上百个地方，许许多多人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安慰，倒了下去，身心衰竭，甚至一命呜呼。
整个白天，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啼饥号寒的苦苦哀求的声音；夜晚，低声的呻吟，不时被突然爆发的尖厉刺耳的大声哭诉、吼叫和悲切的祈求声所打断。
值得指出的是，经受着如此骇人听闻的灾祸，如此忧心惨切的悲痛，众人却始终没有流露出一点造反的图谋，始终没有发出一声造反的呐喊，至少看不到一丁点儿这样的迹象。而且，在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和死去的人当中，许多人分明从来不曾养成忍气吞声的习惯，成千上万的人在圣马丁节那天分明充分表现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猜想，说那四个不幸者替众人偿了命，他们被处以极刑的教训，今天足以让众人不敢造次。当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形成一个整体的民众，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慢性死亡的厄运，并且正在忍受着这一痛苦的时候，且不说那极刑，就是那极刑的回忆，又岂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冲击呢？一般说来，人是这样造就的：我们会以极大的愤慨，去同寻常的恶作激烈的搏斗，而一旦遭逢极端的恶，我们却会默默地低下头来；我们不甘心屈服，但会糊里糊涂地忍受那最初我们发誓绝不忍受，而如今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东西。
死亡每一天都在这些悲惨的人们中造成空白，每一天又有更多的人来把这空白填补。难民源源不断地流来，起先是来自附近的乡村，然后是来自周边地区，再后来是来自大公国的各个城市，最后则是来自远处的各个城市。同时，每日每时也不断有长期居住米兰的市民逃往他处；一些人不忍心再瞧见这满目疮痍的城市；另外一些人眼见新来的竞争者在乞讨中夺走了他们的面包，他们满怀凄凉的失望离开这儿，最后一次地尝试着随便去个什么地方，只要那儿至少不像米兰那样人满为患，乞讨的竞争如此残酷。这两股难民洪流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在途中迎面相遇，这是一幅令人心悸魄动的图景，不啻是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不吉利的预兆和悲哀的写照。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不是怀着改变命运的希望，至少是为着不再重返那令人憎恶的故里，不再见到那令他们伤心落泪的地方。有的人实在是丧失了最后一点力气，栽倒在路上，把自己的尸体留在了那儿；这对于他的不幸的亲朋好友，真是毛骨悚然，惨痛难言的场面，对于其他的同伴或许是一种责备。“我亲眼目睹，”里帕蒙蒂写道，“在环绕城墙的大路上，一具妇女的尸体。她的嘴里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她的嘴唇差不多仍然保存着愤怒挣扎的态势……她的背上有一只包袱，而怀里用布带系着一个小男孩，正哭哭啼啼，闹着要吃奶……走过来几名怀有同情心的人，从地上抱起小难民，带走了，完成了第一件母亲的职责。”
华丽盛装同衣衫褴褛，富裕奢侈同贫困潦倒的对照，是平常的日子里司空见惯的景象，而那个时候却荡然无存了。衣衫褴褛和贫困潦倒几乎充斥世界。表面的节俭成为显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贵族们衣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在街头行走；对于一些人来说，引发贫困的共同原因，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们原先已经动摇了的家业破产；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华会激发大众的绝望，或者因为自己亵渎了大众的绝望情绪而感到羞愧。那些权豪势要，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憎恨，平时出门总是由一群强人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如今几乎总是独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脑袋，脸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请求和解的表情。另外一些家业仍然处在兴旺时期的人，思想终于更加富于人性，举止更加谦和，他们也显得茫然、沮丧，好像是被时时刻刻见到的贫困所征服，这贫穷不仅粉碎了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也几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还有能力做一些施舍的人，陷入了必须在不同程度的贫穷之间，在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间，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只要有一只充满怜悯之情的手，向一位不幸者的手伸去，周围立即会爆发一场不幸者之间的竞争；那些多少还有点儿精力的人，奋力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执著地请求恩典，那些精疲力竭的人，老头子、老太太和孩子们，都高高举起瘦骨嶙峋的手，乞求赐舍；母亲们不时把裹在破布中的哭哭啼啼、有气无力的小孩举起来，以便让远处的人也能瞧见。
冬天和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时期以来，卫生署早已通报粮食委员会，由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聚集着众多的乞讨者，米兰正面临着瘟疫的危险。它建议把这些乞丐全都集中起来，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就在当局研究这项建议，审批这项决议，商量有关执行这项决议的手段、方式和地点的时候，街头倒毙的尸体却是与日俱增，饥荒的各种并发症也随之恶化。粮食委员会却提出了一个更方便、更迅速的应急方案，把所有的乞丐，无论是染病的还是健康的，统统集中到一个地方，由传染病医院收容和治疗，经费从城市公共财政中开支。这一方案被采纳，形成决议，虽然卫生署提出反对意见，说把这么多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将大大增加原本想避免的危险。
米兰的传染病医院（有的读者也许不了解这座医院的情况，既没有见过，也未看到过书籍记述）是一块用栅栏围起来的近于四方形的场地，位于东门外左侧，在它和城墙之间，是护城河、环形大道和一条环绕医院的水渠。医院纵向的两侧约有五百步之长，另外两侧较短，也许只有十五步路。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从外面分隔成许多小房间，在里面，沿着平房三侧的墙，是一条曲折的拱形走廊，饰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小房间共有二百八十八个，或者略少一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侧，面对大路，有一个较小的入口；为了开设这两个入口，不知牺牲了多少小房间。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医院只有两座门，一座在侧墙的中间，面对城墙，另一座在与它相对的另一侧。在里面的场地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座八角形的小教堂。
一四八九年，这座建筑开始兴建，先是由私人捐资，后来又获得政府的拨款和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资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瘟疫时常流行，在一个世纪里，它会爆发两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有时肆虐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时甚至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大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这里是检疫货物的场所。
眼下，为了尽快腾出这座建筑，也顾不上严格遵照卫生法规行事，急急忙忙地进行了清扫和规定的试验，把所有的货物匆匆发放出去。在所有的房间里铺上了稻草，想尽各种法子筹集了大量合格的食品；随后，又广泛张贴告示，邀请所有的乞丐前来住院。
许多人自愿地住了进去，所有躺倒在街头和广场的病人被护送进医院；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两种人就收容了三千多名。但是，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也许，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的离去，好让少数的人更充分地享用当局的施舍；也许这是对囚禁生活的本能的反感，或者这是穷人对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所倡导的一切特有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同感受它的人和诱发它的人的无知，同穷人的数目，同法律的非正义性，始终是相称的）；也许他们心里明白，那儿的慈善行动其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这一切原因的总和，以及别的什么原因，使得大多数人依旧踯躅街头。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局决定改变做法，由邀请转向强制。他们派遣警察上街，把难民驱赶到医院；如果遇上胆敢反抗者，便用绳索捆绑，强行收容，每押送一人，可获得十里拉的奖金；尽管财政非常拮据，但当局总能找到金钱，把它们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虽然根据粮食委员会的估计，有相当数量的难民离开了米兰，去投奔随便什么别的地方，以求至少可以在那儿自由地活着和死去。不过，强制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短短的时间里，传染病医院收容的人数，包括当作客人似的志愿者和当作囚犯似的关押者，几近一万人之多。
妇女和儿童大概是被安置在单独的病房，但当时的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为着维护良好的秩序，自然还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是，不难想象，在那么特殊的日子里，在那么特殊的环境中，面对那汇聚三教九流的人们，能够建立和维护怎样的秩序呢？在那儿，自愿入住者，同被强行扭送者；视乞讨为无奈、耻辱的人，同以乞讨为生者；在诚实的田间劳作和工厂生活中成长的人，同混迹于广场、酒店、权贵的宫廷，热衷于怠惰、诈骗、嬉笑和暴力者，乱糟糟地住在一起。
关于这些人的住宿和膳食情况，即使我们没有获得确切的材料，也可以猜测到令人心酸的惨状；然而，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材料。在每一间屋子里，满满当当地住着二三十个人，还有许多人蜷缩在拱廊里，睡在散发着臭气的烂稻草上，或者干脆躺在地上。虽然明令规定，必须准备数量充足的新鲜稻草，经常更换；但事实上他们只能得到少量的、极其糟糕的稻草，而且从不更换。还曾明令规定，这儿供应的面包应当优质可靠；是的，难道有什么行政官员下令生产和配给蹩脚的食品了吗？然而，在正常的条件下，向少数人服务的时候，尚且很难做到的事情，如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群，又怎能做到呢？当时曾传说，我们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传染病医院里的面包掺杂了一些难以消化的、毫无营养价值的东西；很遗憾，人们不能不相信，这样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医院里也严重缺水，我想说的是干净的、有益于健康的水。环绕医院围墙的那条浅浅的、流动缓慢的、有时漂浮着水藻的水渠，成为水的唯一来源，由于如此之多的病人的使用和接触，它也逐渐长满了绿苔。
这种种因素，对患病的或者虚弱的身体都发生了强烈的作用，导致了死亡；此外，还要加上异常恶劣的天气的因素：阴雨连绵在先，更加严重的干旱随后，接着又是突然到来的酷暑。伴随肉体的折磨而来的，是精神的折磨，囚徒般的生活带来的厌倦和焦躁，对往昔生活的眷恋，失去亲人的痛楚，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刻骨铭心的思念，病人之间的侮辱和憎恶，以及其他种种带进医院或者在医院里引发的沮丧和愤怒的感情；还有对死亡的恐惧，连续的死亡造成的凄惨景象，死亡因这诸多原因而愈来愈频繁，它自身又进而成为死亡的新的、重要的原因。
无须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死亡笼罩医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正像许多人所承认的，它已具备了瘟疫的各种征兆。所有这些原因的综合和激化，必然增强了纯粹的瘟疫的影响力。正像某些饥荒的严重程度和持续的时间都不及这次米兰大饥荒，但也蔓延了传染病一样，如今，在那些因穷困、营养的不足、恶劣的天气、肮脏的环境、痛苦和屈辱而患病的和将要患病的身体上，传染病找到了发生、滋长和扩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土壤。（请允许一个无知者在这儿侈谈这么一番话，他其实只是接受了一些医生，特别是最近一位绝顶聪明、勤奋的医生以充分的论据和修正提出的观点。）很可能，根据一份含糊的、不确切的报告，卫生署的医生们认为，传染病起初是在这座医院里爆发的；或许，传染病在此以前已经存在和潜伏着（这种看法似乎更加真实可信，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此前早已哀鸿遍野，陈尸街头），只是被带进了这个人满为患的场所，在那儿以新的、可怕的速度蔓延开来。不管其中哪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反正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所医院里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了一百人。
此时，医院里幸存的人个个坐卧不宁，惊慌失措，到处是发泄怨恨、愤怒的叫骂声，而在粮食委员会里又笼罩着羞耻、慌张和犹豫不决的气氛。他们久久地争论，又听取卫生署的意见，最终找不到别的法子，只能把当初如此大张旗鼓，花费如此之多的钱财，采用如此强制的手段所做的一切，统统予以推翻。他们下令打开传染病医院的大门，允许所有尚未染上传染病的幸存者离开。于是，这些人都怀着发狂似的惊喜，离开了医院。米兰城里又重新听到了呻吟声，但显得更加虚弱，断断续续；又重新见到了流浪的人群，但比从前少了许多，也更加让人生发恻隐之心。里帕蒙蒂曾写道，流浪者如此大幅度减少，令人纳闷。其余的病人都被送往当时的一座名叫圣马利亚·德拉斯台拉的济贫院，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凄然死去。
又到了田野一片金黄的收割季节。从乡村来的乞讨者纷纷离开城市，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收获期盼已久的粮食了。好心肠的菲德里戈想出了一个新的法子为他们送行，他向每一名来到大主教宫的农民，赠送一枚朱里奥钱币和一把收割用的镰刀。
随着粮食的收获，饥荒终于消失了。传染病或者说瘟疫引发的死亡，逐日减少，但也一直延续到秋天。正当传染病或者瘟疫行将消失的时候，却又发生了新的灾祸。
这时，许多被称为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发生了。法国首相、黎塞留红衣主教攻占了拉罗谢尔，随即匆匆地同英国国王签订了和约，并以他雄辩的语言敦促和说服法国政府给予讷韦尔的公爵以切实有效的援助，他还成功地促成法国国王御驾亲征。正当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日耳曼皇帝的代表纳萨乌伯爵，向曼托瓦新公爵发出通牒，要求他把所掌管的版图贡献给日耳曼皇帝斐迪南二世，否则皇帝陛下将发兵前去占领。公爵处于十分危急的局势，但拒绝接受如此强硬和如此令人可疑的条件，他寄希望于近在咫尺的法国的援助，这鼓舞他采取抗争的立场。不过，他又尽可能用转弯抹角的、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他提出的建议表面上显得更为顺从屈就，但实际上并无多大风险可言。纳萨乌伯爵离开的时候，对他发出警告，说将不得不诉诸武力。
三月，黎塞留红衣主教果然随国王御驾亲征，率军南下。他向萨伏依大公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提出过境的申请，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经过一场激战，法国人占了上风；双方再次谈判，签订了协议。协议中的一条是公爵保证要科尔多瓦解除对卡萨莱的围困，偏遭拒绝，则不得不联合法军一起进攻米兰公国。堂贡扎罗认为这样无伤大局，便撤销对卡萨莱的围困，法国军队随即开进了卡萨莱，加强公爵的守卫力量。
这一事件激励阿基利尼写了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燃烧吧，啊，火焰，
给我们冶炼金和铁。
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呼吁法国国王前来解放圣土。不过，命运常常是这样，诗人们的意见并不被采纳；如果诸位在历史上发现有些事情同诗人们的妙思相吻合，那你们尽管放心地说，这些事情是早就拍板了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却决定班师回朝，因为他觉得有更加紧要的事情等待他回国处理。威尼斯的使者吉罗拉莫·索朗佐条分缕析地陈述了种种理由，希望改变这个决定；不过，国王和红衣主教就像对待阿基利尼的诗歌一样，来对待他的无聊的话，他们率领大部队返回法国，只在苏萨留下六千人马，以守卫通道和执行协议。
当法国军队前脚刚走，斐迪南二世后脚从另一边来了。他的军队占领了格里焦尼和瓦尔泰利纳，即将进入米兰辖地。人们不仅恐惧大军所到之处会带来各种灾害，而且把德国军队中潜伏着瘟疫，不断地发生局部的爆发的可怕消息报告了卫生署，正像瓦尔基所描述的，一个世纪以前，德国人把瘟疫带到了佛罗伦萨。而卫生署中的主管人物之一塔迪诺（卫生署由六名主管成员组成，除了署长，四名官员，两名医生），在上文提及的那份报告中写道，他受委托向总督大人报告，如果德国人像传闻的那样经过此地，去围困曼托瓦，国家将面临可怕的危险。从堂贡扎罗的全部表现来看，他异常热衷于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事实上，历史也不可能忽略他；不过，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历史不会或者不愿去记载他的一个很值得记忆的行为，那就是他在那种形势下对塔迪诺的回答。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如何办是好；利益与名誉，正是为了这两者德国军队才向这儿挺进，远比向他指出的危险重要得多；尽管如此，他将试着寻找解决的法子，并寄希望于天命。
为了寻找解决的法子，卫生署的两位医生，塔迪诺和大名鼎鼎的卢道维科·塞塔拉的儿子塞塔拉元老，向卫生署建议，禁止从经过的军队购买任何东西，违者严加惩处；但是，却无法让署长明白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大好人，”塔迪诺说道，“他无法理解，同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东西接触，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们援引的这番话，堪称当时最有特点的言论之一，显然，自卫生署存在之日起，从来不会有一个什么署长会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这可以称作见解的话。
至于说堂贡扎罗，在作了那样的回答以后不久，就离开了米兰；这离别对于他来说是悲凉的，正像促使他离开的原因一样悲凉。他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如今因为屡吃败仗而被罢官。老百姓在他执政期间遭逢了饥荒，无不认定这是他的罪责。而他在瘟疫爆发上的所作所为，要么众人毫不知情，要么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正像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除了卫生署，尤其是两位医生。他坐在旅行马车里，在一队执戟兵士的簇拥下、两名骑马的号手开道、其他权贵乘坐的马车紧随其后、离开了王宫。一群孩子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一面乱哄哄地追赶马车，一面大声吹口哨。一千人马来到通向提契诺城门的大路上，他应当由这里登上归途，却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一部分人早已在那儿恭候他，一部分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号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王宫直到此地，一直不曾停止演奏。
在后来举行的关于这场骚动的审讯中，一名号手遭到指责，说他的演奏是促使人们骚动升级的根源。他回答道：“亲爱的先生，这是我们的职业；如果总督大人不喜欢我们再演奏下去，那他应当下令我们停止演奏。”然而，堂贡扎罗或许很不情愿流露出他畏惧的样子，或许担心会刺激民众更加放肆，或许是因为他确实有点张皇失措了，所以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卫兵们徒劳地驱赶人群；民众聚集在马车的前面、左右和后面，高声呼喊：“滚蛋，带来饥荒的家伙！滚蛋，穷人的吸血鬼！”以及别的更加难听的口号。当马车驶到城门跟前的时候，民众开始投掷石头、瓦片、菜帮子、各种各样的果皮，以及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抛出的东西。一部分人还登上城墙，从城墙上向离开城门的马车发动最后的袭击。片刻工夫以后，众人都作鸟兽散。
安布罗焦·斯皮诺拉侯爵被派来接替堂贡扎罗，此人在法兰德斯战役中赢得了显赫的声名，至今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在最高统帅、另一位颇有名气的意大利雇用军司令朗巴多·迪科拉托伯爵指挥下的日耳曼军队，接到了攻占曼托瓦的最终决定，并在九月份进占米兰大公国。
在那些年代，军队大多是由职业的雇用军司令招募的流民组成，去执行这个或那个君主交代的使命，有的时候，却完全是为着实现自己的图谋，以使把自己和这些士兵一起待价而沽。这些士兵被这个职业所吸引，并不是看重区区的饷银，而是受到能随意地劫掠和去干种种放纵的勾当的诱惑。从来没有严格的、普遍的纪律；而且，这种纪律也是同雇用军司令很大程度上不受拘束的权威水火不相容的。何况这些人在纪律问题上恐怕也一窍不通，即使他们想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但看得出来，要制定纪律和维护纪律，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那种素质的士兵，或者会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想搞点新名堂、带头禁止劫掠的司令官，或者至少抛弃他，让他独自一人去守护军旗。
除此之外，君主们雇用那些士兵，心里只想着要招募到足够数目的人马，确保实现他们的野心，让雇用兵的人数同他们通常是很有限的财力相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雇用兵的饷银拖延很久才支付，而且是每次支付一点儿；因此，军队所到之处大肆掳掠，就心照不宣地成为士兵们饷银的补充。无怪乎瓦伦斯坦说了一句跟他的姓氏差不多一样广为流传的名言：统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要比统率一万二千人的队伍容易得多。我们谈及的这支军队，基本成员是这样一些流民，他们在瓦伦斯坦的指挥下，在战争中肆无忌惮地去劫夺掳掠，使德国呈现出一派荒芜凄惨的景象；那场战争，就其本身和其后果来说，乃是所有战争中最赫赫有名的，后来因它延续之久，而取名三十年战争，而当时正好是它的第十一个年头。他还有一支属于他的私人军队，由他的一名助手带队；而别的雇用军司令，则大多由他直接指挥，他们当中就有不止一个人，四年以后促成了他的人所共知的悲剧性结局。
二万八千步兵，七千骑兵，从瓦尔泰利纳谷地出发，向曼托瓦进发。他们从阿达河顺流而下，阿达河形成湖泊的两条支流，然后又重新汇合，最终流入波河。他们又沿着波河河岸走了许多路程，在米兰大公国境内走了整整八天。
大多数居民都赶着自家的牲口，带上多少值点儿钱的东西，逃到山上隐藏起来；另外一些人留了下来，或者因为不能抛下家中的病人，或者为了看守房屋，免得被焚烧，或者为了保护藏匿或埋到地下的珍贵物品。还有一些人没有弃家出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或者甚至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当第一支人马进入村子打尖后，大兵们立刻分散到这个村子里和附近各处，大肆洗劫。凡是能派得上用场的，统统带走，席卷一空；其余的东西，全都毁掉，翻个底朝天；家具化作支离破碎的木片，住房成了污秽不堪的马厩，更不用说对村民的殴打、伤害，对妇女的奸淫。村民们为了保护财产所使用的一切计谋，所玩弄的一切花招，到头来都徒劳无益，有时反倒招致更严重的损失。大兵们都是极其精通这样一场战争的谋略的专家，他们仔细搜查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窟窿，甚至不惜推倒墙壁；他们轻而易举地辨认出园子里刚刚挖掘和覆盖的泥土；他们还到山上去牵走牲口，由村子里的某个地痞领路，到山洞里去寻找躲藏在那儿的富人，把他强行带回他的家里，施用刑罚和恫吓，强迫他招出珍宝隐藏的地方。
终于，这支先头部队离开了，鼓角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钟点令人可怕的沉寂。然后，又一次响起了令人厌恶的鼓角声，预告着另一支部队的到来。这些大兵再也搜寻不到什么战利品，便以加倍的疯狂毁坏幸存下来的东西，焚烧被前面一批士兵喝空的酒桶和空空洞洞的房子的门槛，甚至索性放火烧掉这些民房。他们自然又以加倍的疯狂虐待村民。由于这支军队分编成许多支分队，因此，在这二十天的期间里，随着每一支部队的到来，情况便越来越糟糕，无法收拾。
科利科镇是这些恶魔们进入米兰大公国后停留的第一站，然后，他们长驱直入贝拉诺，进占瓦尔萨西纳，在那儿部队分头出发，来到了莱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