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人们对于流畅的空气，是怎么也呼吸不够的。每天早晨，我醒来时，总是怀着一种冬天已经过去了的新鲜感觉。这里并没有我在弗吉尼亚常见的那种春的标志，没有萌芽的小树林，没有鲜花盛开的花园。有的只是——春天本身。春的悸动，轻快的动荡不安，到处都能感觉到它那生机勃勃的本质：在天空，在疾走如飞的浮云中，在淡薄的阳光，在温暖的劲风中——它突然刮起，又突然沉寂，任性而顽皮，像一只庞大的小狗，用爪子抓抓你，然后又躺下来接受你的抚弄。假若有人把我蒙着眼睛丢到红色的大草原上去，我也会知道此刻正是春天。
现在，到处都可以闻到烧草的烟火味儿。我们的邻居在新草长出来之前先放火烧牧场，这样新生的牧草就不会同上一年枯死的植物混杂在一起。那明亮而疾走如飞的野火在田野里到处奔窜，就好像是空气中那种激动人心的春意的一个组成部分。雪默尔达家已经住进了新的木头房子。那是三月里左邻右舍帮助他们建成的。木屋就建在他家老窑洞前面，他们把窑洞当地窖使用。这个家庭现在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装备来开始和土地干仗了。他们有四间舒适的房间可住，有一座新的风车——用赊款的方式购买的——有一个鸡棚，养着鸡鸭。雪默尔达太太给祖父十块现洋买去一头奶牛，等他们第一次收了庄稼再付十五元。
四月一个晴朗的刮风的下午，我骑马到雪默尔达家去，于尔卡跑出来迎接我。我现在是在给她上英语阅读课；安东妮亚忙着其他的事情。我拴好我的小种马，走进厨房去，雪默尔达太太正在那里烤面包，边干活边嚼着罂粟子。这时候她的英语已经说得相当不错，能够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关于我们家的男子汉在田里干什么农活之类。她好像认为我们家的大人不愿把对她有用的农事情报透露给她，而从我这里她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秘密。这一次，她非常巧妙地问起我，祖父准备什么时候种玉米。我告诉了她，并说，他认为今年春天天气干旱，玉米不会像去年那样因多雨而长得迟慢。
她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又不是耶稣，”她气冲冲地说，“他不知晓多雨还是干旱。”
我没有回她的话，说了又有什么用？我坐在那里等待安布罗希和安东妮亚从田里回来，一面看着雪默尔达太太干活。她从灶上拿下一个准备晚餐吃的奶油白面蛋糕，为了保温，把它包在一张塞着羽毛的被子里。我甚至看见过她把一只烤鹅放在这张被子里保暖。左邻右舍在给她建新屋的时候看见过她这样做，因而雪默尔达家把食物收藏在鸭绒被窝里的奇闻到处流传开来了。
太阳落山时，安东妮亚赶着牲口走上南边的大干河沟。这八个月中她长大了多少呵！她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她成了一个高高大大，身强力壮的大姑娘了，虽然她十五岁的生日刚过去不久。我跑出去迎接她，正好她把马儿赶到风车那里去饮水。她穿着她父亲自杀前考虑得那么周到，事先脱下来的长统靴子，头上戴着他的旧毛皮帽子。她那件因为人长大而嫌小的棉布衣服在靴筒上的小腿肚子那里摆动。她整天把袖子高高卷起，她的两臂和喉咙口像水手似的晒得黑黑的。她的颈子从两肩之间茁壮地耸出来，有如草根泥上戳出来的一根树干。人们在所有古老国家的农妇中常能看到这种长马颈脖儿。
她欢欢喜喜地向我问好，并立即开始告诉我她那天耕了好多地。她说，安布罗希在北边的地里，用牛犁开草皮。
“吉姆，你问问杰克，看他今天耕了多少。我不希望杰克一天比我做得多。我希望今年秋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玉米。”
马到了水里，互相用鼻子碰撞着，然后又饮水。安东妮亚在风车的阶沿上坐下来，用手托着头。
“昨天晚上你们那里看到了草原上的大火没有？我希望你阿公没有烧掉什么草料吧？”
“没有，我们没有。我来问你件事，东妮，奶奶想问问你，看你这个学期是不是愿意去上学，学校下个礼拜在村校土屋开学。她说，那里有一位好老师，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安东妮亚站了起来，把两只肩膀抬起来又让它们垂下去，仿佛肩膀僵硬不灵活。“我没得时间去学。我现在能像男子汉那样干活了。我阿妈再不能说所有的活儿都是安布罗希干的，没有人给他帮忙这样的话了。我可以同他干一样多的活儿。上学嘛，那是小娃儿的事。我要帮忙把这块土地变成一个好农场。”
她“驾，驾！”地把她的牲口赶到牲口棚里去。我在她身边走着，感到很恼火。我不知道，她长大了是不是也像她妈妈那样喜欢夸耀自己？还没走到马房，我就感觉到她沉默中有点异样，抬头望时，见她在哭。她转脸避开我，去望黑暗的大草原上那一抹红色的余晖。
她给马解马具的时候，我爬上阁楼，帮她把干草丢下来。我们慢慢地走回屋去。安布罗希已经从北边的地里回来了，正在水槽边饮牛。
安东妮亚握着我的手。“到时候你把你在学校里学的好东西全都告诉我，行吗，吉米？”她问道，声音里含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我阿爸，他上了很多学。他知道很多事情；会做你们这里没有的那种细布。他会吹喇叭，拉小提琴，还读了好多的书，连波希米亚的牧师们都来找他谈话。你不会忘记我阿爸吧，吉姆？”
“不会，”我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雪默尔达太太留我吃晚饭。安布罗希和安东妮亚在厨房门口的脸盆里把他们脸上和手上从田里带来的尘土洗干净后，我们在铺着漆布桌毯的桌子前面坐下。雪默尔达太太从铁锅里舀出玉米粥来，把牛奶倒在上面。吃了玉米粥后，我们又吃高粱糖酱涂新烤的面包，还有咖啡和她放在鸭绒被里保温的那只蛋糕。安东妮亚和安布罗希用波希米亚语在谈话，争论当天谁耕的地多。雪默尔达太太怂恿他们争下去，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格格地笑。
过了一会儿，安布罗希用英语闷闷不乐地说：“明天你使唤牛，去犁草皮。那你就不会这样逞能了。”
他妹妹哈哈大笑。“不要发疯。我晓得犁草皮是桩非常辛苦的活儿。明天我替你去挤牛奶，要得啵。”
雪默尔达太太赶紧掉转头对我说：“那条奶牛不像你阿公讲的有那么多奶挤。要是他再提那十五块钱，我就把奶牛退给他。”
“他可没有提起那十五块钱，”我非常气愤地说，“他不会找人家岔子的。”
“他说我们盖房子的时候我弄断了他的锯子，我从没弄断过，”安布罗希抱怨说。
我知道他把锯子弄断了，然后藏起来，说假话抵赖。我开始懊悔不该留下来吃晚饭。一切看着都不顺眼。安东妮亚如今吃东西时发出那样大的响声，像个大男人，她在饭桌上时常打呵欠，老是把臂膀往上伸呀伸的，好像臂膀痛。祖母曾说过，“田里的重活会把这个姑娘毁了的。她会失去她那秀秀气气的样子，变得粗里粗气。”她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秀气了。
晚饭后，我骑着马在忧郁而柔和的春天的暮色中回家。自从冬天以来，我很少看到安东妮亚。她外出到田里干活从太阳出山一直干到太阳落山。假如我骑马到她犁田的地方去看她，她在犁完一行的时候停下来，扯上一会儿，然后又抓起她的犁把手，“驾——驾——”地赶着牲口，费劲吃力地顺着犁沟犁过去，使我感到她现在是大人了，没有时间来同我周旋。礼拜天她总是帮她妈妈种菜园或整天缝缝补补。祖父对安东妮亚倒很满意。我们对她说长道短的时候，祖父只是笑笑，说，“她将来会帮助她的那一位发迹的。”
如今，东妮除了谈物价，谈她能提多重、挑多远外什么也不谈了。她对自己的力气太得意了。我还知道，安布罗希把不该让女孩子做的杂事叫她去做，使得四周农场的雇工拿来开下流的玩笑。每当我看到她一身晒得墨黑，汗流浃背，领口敞开，颈前和胸口糊满了尘土，对牲口大声吆喝着扶着犁过来，我总是想起可怜的雪默尔达先生喊出那一声“我的安——东妮亚！”时的声调，那时他有那么多话要说，而能够说出口的又是那么微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