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草原和玉米田上的秋色逐渐褪去时,我们的朋友,那两个俄国人境遇很不好。彼得向雪默尔达诉说他的困难:他无法偿还十一月一日到期的一笔借款;续借的话,就得出一大笔额外的利息,还得用他的猪、马,甚至他的奶牛作抵押。他的债主是维克·卡特,就是黑鹰镇那个冷酷无情的放债人,他的狠毒是全县出了名的,此人我以后还要谈到。彼得对他同卡特的这笔交易说不出很明细的账目来。他只知道他第一次借了两百块钱,后来又借一百,后来又借五十——每一次都在本金上附加额外利息,这笔债就比他种的庄稼增长得快。现在把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作了抵押。

彼得刚把债款续借的手续办好不久,帕维尔又在修建新的牲口棚时扛木材劳累过度,摔倒在刨花木屑堆上,血从肺里大量喷出来,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还以为他会当场死去的。他们把他抬回家,放在床上,他就躺倒了,确实病得很厉害。灾难就像一只报凶的鸟似的落在他们家木屋的屋顶上,在那里拍着翅膀,警告人们快躲开。这两个俄国人是那样倒运,人们对他们感到害怕,连提都不想提到。

一天下午,安东妮亚和她父亲一同到我们家来拿酪浆,像往常一样,一直待到太阳西沉。他们正要离去时,俄国佬彼得赶着马车来了。他说帕维尔病得很厉害,有话想同雪默尔达先生和他的女儿谈一谈;他是来接他们去的。安东妮亚同她父亲临上车时,我恳求祖母让我同他们一道去:不吃饭我都心甘情愿,我可以睡在雪默尔达家的牲口棚里,第二天早晨跑回家来。我这个打算一定会使她感到很愚蠢,但她在满足旁人的愿望上总是宽宏大量的。她要彼得稍等一会儿,她从厨房里回转来时,给我们拿来了一袋夹心面包片和炸面圈。

雪默尔达先生和彼得坐马车的前座;安东妮亚同我坐在后面的麦秸上,大车嘎噔嘎噔往前走,我们一路吃着我们的晚饭。太阳落山以后,刮起了一阵寒风,在大草原上悲鸣。如果天气这样的变化来得更早一会儿,我就会出不来了。我们钻在麦秸里,紧紧地挤做一团,凝望着那愤怒的红晕从西天消逝,星星开始在晴朗起风的天空闪烁。彼得不断地叹息、呻吟。东妮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是害怕帕维尔的病不会好了。我们静静地躺着,不说一句话。头上星光灿烂。虽然我们是从世界上那么不同的两个地方来的,但我们两个都有一种朦胧的迷信,认为这闪闪发光的星群是主吉凶的。也许从比我们俩远得多的地方来的俄国佬彼得,也从他的家乡带来了这一类迷信。

半山腰上夜色更浓,我们驶上干河沟时看不清上面的小屋。发出红光的窗户给我们引路——那是厨房炉灶里的火光,因为屋里没有点灯。

我们轻轻地走了进去。躺在大床上的人好像睡着了。东妮和我在靠墙的条凳上坐下,把臂膀靠在前面的桌子上。火光摇曳不定地照着上面支撑茅屋顶的斧劈的白木梁。帕维尔呼吸时发出磨锉刀似的声音,而且不断地呻唤,我们等待着。风儿急不可耐地摇着门窗,然后扫过去,在旷野里吟唱。一阵狂风冲过来时,吹得窗玻璃嘎嘎地响,然后猛刮过去,像先前的每一次一样,使我想起军队的败北、溃退;或想起不顾一切地想钻进来躲避风寒,然后又悲叹着继续前去的鬼魂。过了一会儿,在狂风转为低咽的间隙,山狗子发出哀鸣似的嚎叫;一只,两只,三只,然后一起嚎了起来——告诉我们冬天来了。这种嚎声从床上得到了回音——一声拖长的呻吟——仿佛帕维尔在做噩梦或唤醒了某种旧日的苦痛。彼得听着,但没有起身。他坐在厨房炉灶边的地上。山狗子又嚎叫起来;呜,呜,呜——然后大声地悲鸣。帕维尔喊着要什么,并用手肘挣扎着撑起来。

“他害怕狼,”安东妮亚在我耳边低声说。“在他家乡,有很多很多狼,它们吃大男人和女人哩。”我们在长凳上靠得更紧了。我不能把我的眼光从床上那人身上转开。他的衬衫敞开着,长满了黄毛的消瘦的胸脯可怕地一起一落。他开始咳嗽起来。彼得拖着脚站起来,抓起茶壶,给他在威士忌酒里兑点热水。刺鼻的酒气充满了一屋。

帕维尔抓起杯子,喝了酒,然后向彼得要了酒瓶,塞在枕头底下,露齿怪笑着,仿佛有人上了他的当似的。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轻视和不友好的表情,随着彼得满屋子转。我觉得他似乎是因为彼得的单纯和驯良而瞧不起他。

过了一会儿,帕维尔开始对雪默尔达先生说起话来,声音低得跟耳语差不多。他在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讲着讲着,安东妮亚在桌子底下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她向前探出身子,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越说越激动,不断地向他的床四周指指点点,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他想让雪默尔达先生看见。

“是指的狼呀,吉米,”安东妮亚悄悄说。“他讲的太可怕了!”

病人火冒三丈,挥动他的拳头。他好像是在咒骂那些冤屈了他的人们。雪默尔达先生抓住他的肩膀,可是简直无法把他按在床上。终于他为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咳嗽几乎使他窒息。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布按在嘴上。很快那块布上就满是鲜红的血迹——我想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鲜红的血。他躺下时,翻身面朝墙壁,怒火从他身上完全消失了。他躺在那里,坚韧地与呼吸搏斗着,像一个患哮喘病的孩子。安东妮亚的父亲掀开被单,在他一条瘦得皮包骨头的长腿上,有节奏地按摩着。我们坐在条凳上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成了怎样的一个空骨架子了。他的背脊骨和肩胛骨突出,像被遗弃在田野里的一只菜牛尸体皮底下耸出的骨头。那尖削削的背脊骨一定会使他仰卧时感到很不舒服。

慢慢地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最难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雪默尔达先生做手势告诉我们帕维尔已经睡着了。彼得不声不响站起身来,点燃提灯。他出去套马车,准备送我们回家。雪默尔达先生同他一起去。我们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蓝被单下面那弯弓似的长背,简直不敢呼吸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躺在麦秸里,在车子的颠簸和嘎嘎的响声中,安东妮亚尽她所能详尽地把故事讲给我听。那时没有说到的后来她又补充;以后一连好几天,我们别的什么都不谈,只谈这个。

帕维尔和彼得还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住在俄罗斯老家的时候,他们的一位朋友准备同另外一个村子里的一位美人儿结婚,请他们去做男傧相。那是在严冬腊月,新郎和男方的亲戚朋友乘雪橇去举行婚礼。彼得和帕维尔驾着新郎的雪橇,另六辆雪橇载着新郎全部亲朋好友跟在后面。

在教堂里举行了仪式以后,男家这批人去参加新娘父母招待的午宴。午宴持续了整个下午;然后又变成了晚餐,一直闹到深夜,跳舞啦,饮酒啦,闹腾得不亦乐乎。半夜里新娘的父母对新娘道了别,祝福了她。新郎把新娘抱起来送上他的雪橇,把她塞进毛毯里。他自己跳上去坐在她身边,帕维尔和彼得(唉,我们的帕维尔和彼得!)坐在前座。帕维尔驾驶雪橇。这一群人唱着歌儿,雪橇的铃儿丁当丁当响着出发了,新郎的雪橇走在头里。赶车人全都喝得醉醺醺的,新郎则全神贯注于他的新娘子。

那个冬天狼闹得很凶,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当他们听见第一声狼嚎的时候,赶雪橇的并没有十分警觉。他们肚子里塞多了美酒佳肴。最初的狼嚎被延续下去,得到了响应,迅速地一声声重复着。狼成群地来了。没有月亮,可是,星光映在雪地上相当明亮。黑糊糊的一群跟在婚礼队伍后面上山来了。狼群奔跑着像一溜黑影;它们看上去不比狗大,但有几百只。

最后面那架雪橇出了事:赶雪橇的失去控制——他也许醉得太厉害了——马儿离开了大路,雪橇碰在一丛树上,翻倒了。里面的人滚到了雪地上,跑得最快的那些狼马上就扑了上去。随之而来的尖利的绝叫声使每一个人都清醒过来了。赶雪橇的都站起来鞭打他们的马。新郎的雪橇上驾着最好的马,而且他的雪橇又是最轻的——其余的雪橇都载着六个至十二个人。

另一个赶雪橇的失去了控制。马的尖声嘶鸣听起来比男人和女人的哭喊更恐怖。好像无法阻挡这一群狼了。谁也搞不清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尖声叫唤得同已经快完蛋了的人一样可怜。小新娘子把脸藏在新郎的肩膀上低声哭泣。帕维尔一动不动地坐着,注视着他的马儿。道路看得很清楚,白茫茫的,新郎的三匹黑马一阵风似地奔驰着。需要的只是镇静和小心谨慎地引导它们。

最后,当他们奋力驶上一段较长的山坡时,彼得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朝后望了望。“只剩下三辆雪橇了。”他低声说。

“狼呢?”帕维尔问。

“足够!足够把我们都吃掉。”

帕维尔到达山顶时,只有两架雪橇跟在他们后面下到另一面山坡了。他们在山顶上时,看到后面的雪地上有一团黑乌乌的东西旋风似地在飞奔。接着新郎尖声惊叫起来。他看见他父亲的雪橇翻了,他的母亲和姊妹都在那架雪橇上。他蹦起来,好像要跳出雪橇似的,可是新娘尖叫着把他拉回来。其实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一群地上的黑影已经挤挤攘攘扑到道路当中那一堆东西上去了,有一匹马逃出来横过田野,身上拖挂着挽具,狼跟在后面追。新郎的动作倒使帕维尔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们现在离开他们的村子只有几里路了。除他们之外的六架雪橇中剩下的唯一的一架在他们后面不太远,帕维尔驾的三匹马中间那匹越来越不行了。在一个结冰的池塘边,另一架雪橇出了事;彼得看得一清二楚。三只大狼赶上了那些马,马儿疯狂地奔跑,都想跳过另一匹,马具纠缠在一起,使得雪橇翻倒了。

后面的惨叫声逐渐消逝以后,帕维尔意识到在这条熟悉的道路上只有他一架雪橇了。“它们还在追过来吗?”他问彼得。

“是呀。”

“多少?”

“二十,三十——足够了。”

现在他中间那匹马几乎是由另外两匹马在拖着跑了。他把缰绳交给彼得,自己小心翼翼地跨到雪橇后面,对新郎叫喊道,他们的雪橇必须减轻重量——并指了指新娘子。那个年轻人咒骂他,把新娘搂得更紧。帕维尔想把她拉开。在挣扎中,新郎站了起来。帕维尔一拳把他打出了雪橇,接着又把新娘子拋了出去。他说,他怎么也记不清他究竟是怎么干下这件事,或后来的经过了。彼得蜷缩在前座上,什么也没看见。他们俩都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新的空气中突然传来一种新的声音,比他们以前听到的更响亮——他们自己村子里修道院召唤早祷的钟声。

帕维尔和彼得两个人孤孤单单赶着雪橇进了村,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是孤孤单单的了。他们被赶出村子,连帕维尔的母亲都不愿见他。他们跑到陌生的市镇去,可是人们知道了他们是什么地方来的,就总是问他们认识不认识那两个拿新娘喂狼吃的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个传闻总是跟着他们。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积蓄下足够到美国来的路费。他们在芝加哥、德梅因、维纳堡等地做工,但时运总是不济。帕维尔的身体越来越坏,他们就决定试一试务农。

帕维尔在向雪默尔达先生解脱了他思想中的重负几天以后就去世了,被安葬在挪威人的墓地。彼得卖掉了他所有的东西,离开了这个地区——到一个铁路建筑工棚里去当厨师,那里雇用了一帮俄国人。

他拍卖东西时,我们买了彼得的独轮车和他的几件马具。在拍卖那段时间,他低着头走来走去,从不抬起眼睛来。他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了。那个拿了彼得的牲畜做抵押的黑鹰镇放债人也在场,他在拍卖中用五角作一元买他的售货票据。人人都说在新的主子来牵走他的奶牛时,彼得和奶牛吻别。这我虽没有亲眼看到,但我知道:当他的全部家具、做饭的炉灶、锅盆碗盏、坛坛罐罐都被买主拖走,房子里剥夺一空时,他拿着小折刀坐在地板上,把他收藏起来留着过冬的西瓜全部吃光。雪默尔达先生和克拉纪克赶着大车准备送彼得到火车站去时,他们看到他胡子上瓜汁直滴,四周围着一堆一堆的西瓜皮。

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使雪默尔达老先生郁闷沮丧。每当他出外打猎,他总要跑到那座人去楼空的木头房子里,闷闷不乐地静坐沉思。这个小屋成了他的隐居室,直到严冬的大雪把他封在他的小窑洞里才没有再去。在安东妮亚和我来说,那个婚礼的传奇故事永远没有完结。我们没有把帕维尔的秘密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提心吊胆地给它保密——仿佛那天夜里乌克兰的狼群集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参加婚礼的人们是献祭品,给予我们一种既痛苦又独特的乐趣。夜晚,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坐在一架三匹马拉的雪橇里,正横冲直闯地驶过一个地方,有点像内布拉斯加,又有点像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