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科德所谓的明智的唯物主义中的一条原则，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存在友谊的可能性。
虽然他坚持这是一条绝对的原则，却允许有个例外。兄妹之间可以有友谊，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能坦率无保留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关系；在这种思想交流中，人把自己内心最深层中的全部真挚感情生活都用来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深刻同情。
马丁·德科德有个心爱的妹妹，很漂亮，有点任性，不仅是个意志坚强的天使，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住在巴黎一栋豪宅的首层公寓房中。德科德总是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她，德科德的秘密不仅包括自己的思想、行动、目标、疑虑，甚至还包括失败。
“告诉我们在巴黎的小社交圈子，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南美共和国。不就是一个共和国，多一个，少一个，有何关系？世界上的共和国就像是腐烂社会的温床中蕴育出的邪恶花朵；但蕴育这个共和国的种子却是来自你哥哥的头脑，这就足以获得你衷心的认同。我是在一根蜡烛的光亮下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地方像一间小客栈，距离港口很近，开客栈的是个意大利人，叫维奥拉，古尔德夫人对他很是关照。就我所知，这栋房子是300年前一位从事捕捞珍珠业的西班牙征服者建造的，目前这栋房子里十分寂静。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平原地带，也很寂静；虽然宁静，但不像这栋房子里这样黑暗，执勤的意大利工人在房子周围燃起了篝火。昨天这个地方可不这样寂静，因为爆发了一次可怕的骚乱——平民突然暴动了，直到今天傍晚才平息下来。骚乱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抢劫，但被打败了，这你也许已经从旧金山和纽约昨晚发出的海底电报中看到了。你可能已经看到，由于建造铁路的欧洲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才使这座城市免于破坏，而且你可能也相信了这条消息。这份电报是我写的。我们这里没有路透社记者。我还从俱乐部的窗户里向外面的暴民射击了，周围还有另外一些年轻人与我一起战斗。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宪法大道的畅通，以便让妇孺撤退，他们正在港口外的几艘大船上避难。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应该从那份电报中还看到了失踪总统里比热的消息，他在斯特玛尔塔战役之后就不见了，但如今突然在苏拉科冒出来了，当时正在进行巷战，他骑着一头瘸腿骡子走进了战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原来，他与一位名叫博尼法乔的赶骡人一起逃了出来，翻山越岭来到了苏拉科，虽然躲过了蒙泰罗的威胁，但走进了一群怒火冲天的武装暴徒中间。
“那位搬运工监工，就我曾经同你讲过的那个意大利水手，把总统救下来了，没让他不光彩地死掉。这个监工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无论何时有怪事需要处理，他都能亲临现场。
“早晨四点钟，他与我一起在《波文尼尔报》的办公室里，他这么早来，就是为了通知我即将到来的混乱，并向我保证他会让搬运工站在秩序这一边。天大亮后，我们一起监视那些在广场上示威和向政府大楼的窗户里投掷石块的步行者和骑马者。诺斯特罗莫（这里的人这样称呼他）指给我看骚乱人群中他布置下的搬运工。
“苏拉科的天亮得很晚，因为太阳要爬上山顶。那是个晴朗的早晨，黎明刚过，诺斯特罗莫监视着整个大广场，在大教堂那边街道的尽头，一群贱人正在辱骂一个骑马人，这个人显然处境困难。诺斯特罗莫立即对我说，‘那是个陌生人。那群人对他干什么？’他拿出在码头工作时常用的银质哨子（这家伙蔑视任何比银更加便宜的金属），吹了两声，这显然是事先与搬运工们商量好的信号。他马上跑了出去，那些搬运工都跑来集合在他身旁。我也跑了出去，但迟了一步，没有能跟着他们去救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此时已经从牲口上掉了下来。我立即就被视为令人憎恨的贵族而受到攻击。我被允许进入俱乐部，这使我很高兴。在俱乐部里，杰米·贝尔赫斯先生（大约三年前，他去过咱们在巴黎的家）塞到我手中一支猎枪。屋里的人已经开始从窗户向外射击了。在几张打开的牌桌上，累积起了一小堆弹药筒。我记得屋里有几把倾翻的椅子，几个骑士们在打牌，满地都是丢弃的纸牌和到处滚动的酒瓶。他们会突然停止打牌，站起来向暴民开枪。由于预计到会有类似的战斗，大多数年轻人整夜都待在俱乐部里。储物柜上有两个枝状大烛台，蜡烛都烧到了蜡烛槽。当我走进屋里的时候，有一个大铁螺丝帽，可能是从铁路上偷来的，从窗户飞进来，打碎了墙上的一面大镜子。我看到有个俱乐部服务员被用窗帘捆住了手和脚，丢在角落里。我隐约记得杰米先生匆忙告诉我，此人企图在午餐的食物中下毒，但被发现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一刻不停地尖叫，请求怜悯，但没有人想到要塞住他的嘴。由于他的叫声太过令人烦躁，我甚至想亲自去塞住他的嘴。但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小事。我占据了一个窗户，开始射击。
“我到了下午才知道，诺斯特罗莫带着搬运工以及几个意大利工人成功打败了那些喝醉的流氓。任何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那个家伙都有办法对付。恢复平静后，我对他说了这番话。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非常不高兴地说，‘先生，我能获得多少回报呢？’这下我明白了，或许这个人的虚荣已经开始厌倦普通人对他的夸奖和上司对他的信任了！”
德科德暂停了写信，点燃了一根香烟，但脑子里仍然思考着写信的事。他吐了一个烟圈，那烟圈遇到信纸后似乎又被弹了回来。他再次拿起铅笔写信。
“这话是他昨晚在广场上对我说的，当时他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双手夹在两膝中间，抓着他那匹著名的银灰色母马的缰绳。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他率领他的搬运工集体打得很漂亮。他此时看上去很疲惫。我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如何。恐怕很脏。但我觉得心里很高兴。自从潜逃的总统被安排到了“密涅瓦”号轮船上后，暴乱的势头便开始衰落了。他们不仅被赶出了港口，还被赶出了城市比较好的街区，最后被赶入他们自己的破烂村庄。你需要知道这次骚乱有个不容怀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去劫掠保存在海关大厦地下室中圣托梅矿的银锭（还包括劫掠富人），但有一件事使之披上政治色彩。两个省议会代表加马乔先生、富恩特斯先生，他俩均来自波松，站到了骚乱人群的前头——这是下午发生的事，他俩确实来了，当时暴民劫掠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俩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喊‘解放万岁！打倒封建主义（我不知道他们的封建主义是什么？）！打倒哥特人和醉鬼！’我真不知道这两位议员在做什么。他俩是很谨慎的绅士。在议会里，他俩自称是中间派，沉醉于博爱的思考中，反对一切积极的提案。蒙泰罗胜利的谣言刚传到他俩耳朵里，他俩便立即停止了思考，开始在主席论坛上对可怜的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发动厚颜无耻的挑衅，那位可怜的老人只能茫然地捋胡须，摇晃主席的铃铛。当有可能消息证实里比热确实垮台后，他俩兴奋得就如同自由主义者，协调一致得就像连体兄弟，变成了骚乱的实际指挥者，为蒙泰罗摇旗呐喊。
“昨晚八点他们采取了一项新行动，组织起了蒙泰罗分子委员会，据我了解，他们是在一位退休的墨西哥斗牛士开办的小客栈里召开的会议，这位墨西哥斗牛士也是个很厉害的政客，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们向我们发了一份通知，我们当时在阿马利亚俱乐部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邀请我们达成省内停火协议。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理想是高贵的，不应该被保守派的过度自私自利所玷污！’我走出俱乐部，来到大教堂的台阶上，坐在诺斯特罗莫旁边，俱乐部里其他人则忙着在大厅里讨论如何回复的问题，此时的大厅的地板上到处是弹药筒、好多碎玻璃、血迹、烛台、垃圾。但他们都是在胡扯。城市里的人，除了铁路工人，谁也没有真正的力量，那些铁路工人占据了广场一边被拆除了的破房子，这些房子是铁路公司为建设火车站买下的。另一方面，诺斯特罗莫的搬运工都睡在安扎尼街的那些商店的屋檐下。有人从政府大楼里搬出破家具放在广场上燃烧，那些家具大部分是镀金的，火苗都高过了查尔斯四世的雕像。在那雕像底座的台阶上，躺着一个死人，双臂大张，脸上盖着他的墨西哥宽边帽——这可能是他的朋友给他的关照。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林荫大道旁的树枝，旁边的一条小路也被照亮了，这条小路上堆满了牛车和牛的尸体。一个蒙面暴徒坐在一个牲口的死尸上抽烟。你知道，这就是停火。除了我俩之外，整个广场上还有另一个人在活动，他是个搬运工，手拿着长刀，为那些在拱廊里睡觉的战友站岗。在这个漆黑的城镇夜晚里，唯一有光亮的就是坐落在大街转弯处的俱乐部的窗户。”
写到这里，马丁·德科德，这位巴黎来的花花公子，站了起来，走过“统一意大利”咖啡馆的满地是沙子的地板。这间咖啡馆是乔治奥·维奥拉那老头开办的，他是意大利革命者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在烛光下，墙上挂着的那位有信仰的英雄的版画，似乎正在凝视着这个毫无信仰、只相信自己感觉的男人。望着窗外，德科德的视线遇到了一片无法穿越的黑暗，他看不见远山，看不见城镇，看不见港口附近的建筑；四处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仿佛海湾里的阴暗从海上已经蔓延到了陆地上，把陆地变得既哑又瞎。这时，德科德感到地板在微微颤抖，远处有铁器的叮当声。黑暗中，一道白光出现了，越来越大，并发出打雷般的噪音。这是把停靠在林康村铁路岔线上的车皮拖回铁路调度场保管。火车发出一阵沉闷的喧嚣声，就好像火车头的前灯神秘地搅和了身后的黑暗一样，当火车从房子背后通过时，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震动起来。火车上，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在最后一节平板货车厢上有个黑人，穿着白色的裤子，上身光着，手拿着一个燃烧着的火炬，晃动裸露的胳膊不停地在做着圆周运动。德科德一动没动。
他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背上挂着一件精致的巴黎产的外衣，里衬是珍珠灰色的丝绸。他走到桌子前，烛光照亮他那张肮脏的、伤痕累累的脸。他的红润的嘴唇被烤焦了，身上带着一股火药味。胡子楂上布满了尘土和锈迹。领口和袖口都是皱巴巴的；丝绸领带低垂在胸前就像一块破布；白白的前额上有一条油渍。他在过去的40个小时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洗过澡，仅匆忙地喝过点水。他处于极度疲惫之中，这说明他曾经进行过绝望的搏斗，干枯的眼睛中流露中缺少睡眠的呆滞。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自言自语，“我想吃点面包。”他迷惑地看了看自己，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笔继续写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他想到，世上没有别人比妹妹更理解他了。当生死存亡之际，即使在那些相信世界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不可知论者心里，也会不时地冒出想把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印象留给后人的念头，这些留下的感情印象能在他们死后像灯光一样照亮后人的行动，让后人在灯光的照耀下去调查被他们的死亡带走的真相。因此，德科德没有去找吃的东西，或睡一会儿觉，而是在他的大笔记本上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妹妹写信。
在这亲密的交往中，他无法赶走疲倦，他感到周身疲倦，这是他的身体能直接感受到的。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与妹妹讲话。他感到妹妹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写道，“我很饿。”
“我感到周围一片孤寂，”他接着说道，“难道这是因为我是唯一能在意志和希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进行思考的人吗？但孤独是很真实的。铁路工程师们都离开了客栈，已经离开两天了，因为有国家中央铁路公司的财产需要照看，这条铁路是科斯塔瓦那的一项大工程，就是要把财富放入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的口袋，只有上帝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受益。我周围的寂静预示着危险。在这间屋子的中间，有个类似二层的夹层，窗户很窄像射击孔，也许是为了防备野蛮人用的，那时的土著不穿政客们常穿的西装，他们大喊大叫，半裸着，手里拿着弓箭。这家的女主人正在等死，我相信，现在她肯定与丈夫在一起。房子里有一段窄楼梯，只需一个人就能抵御一群匪徒。在楼梯上面，我透过墙壁听见那老头去厨房取东西。老人的动作很轻，像老鼠爬墙的声音。仆人们在昨天就跑光了，还没有回来，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另外还有两个孩子，是女孩。她们的爸爸送她们下楼来了，躲在咖啡厅，也许是因为我在这里的缘故。她俩躲在角落里相互拥抱在一起；我也是在几分钟前才看到她俩的。我比刚才感到更孤独。”
德科德坐在椅子上，半转身问道：“这里有面包吗？”
琳达摇晃乌黑的头表示没有，长着金发的妹妹把头靠在她的胸前。
“你能为我弄点面包来吗？”德科德依然想要面包。孩子没有动，他看见她的大眼睛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动。“你害怕我吗？”他问道。
“不害怕，”琳达说，“我们不害怕你，因为你是与巴蒂斯塔一起来的。”
“你说的是诺斯特罗莫吗？”德科德说。
“这是英国人给他的名字，但这名字本不应该给人，连牲口也不应该给。”女孩说道，边说边抚摸着妹妹的头发。
“但他允许别人这样称呼他。”德科德评论道。
“在家里不能用这个名字。”那孩子反驳道。
“好吧，让我叫他监工先生吧。”
德科德不再坚持，又埋头写了一会儿信，然后再次转身。
“你们希望知道他何时回来吗？”他问。
“他带你来后，又骑马去城里找医生了，妈妈病了。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在路上很可能要挨枪子。”德科德虽是自言自语，但声音能听得见；琳达尖叫道——
“没有人敢开枪打巴蒂斯塔。”
“你真信？”德科德问道。
“我真信，”那孩子说，态度很坚决，“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勇敢到敢攻击巴蒂斯塔。”
“在树丛里开冷枪不需要多少勇气，”德科德自言自语地说。“很幸运，夜晚天很黑，否则很难保护矿山的银锭。”
他打开笔记本，向前翻看了几页，拿起铅笔继续写起来。
“截止到昨天，‘密涅瓦’号带着逃亡的总统离开了港口，骚乱人群也被赶出了市区的主要街道。我先把电报发了出去，好让有好奇心的世人知道这里的情况，然后我与诺斯特罗莫一起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件事很奇怪，我们报社与电报公司在同一栋建筑物中，那些暴徒把我的报纸丢得满地都是，但没有去动对面的电报设备。就在我和诺斯特罗莫谈话的时候，报务员伯恩哈特手里拿着一张纸从拱廊里走了出来。这个小男人挎着一把大刀，腰间挂满了左轮枪。他的样子很滑稽，但他是至今为止会敲电报发报机键的且身材矮小的德国人中最勇敢的。他收到一封从凯塔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巴里奥斯的部队刚进入港口，电报有个特别的结尾，‘部队热情极高。’我去喷泉处喝了点水，竟然有人躲在大街的树背后向我射击。我没有理会，继续喝我的水；如今巴里奥斯抵达了凯塔，雄伟的科迪勒拉山脉横亘在我们与打了胜仗的蒙泰罗的军队之间，尽管有加马乔先生和富恩特斯先生捣乱，我构想的新国家似乎已经在我手掌心里了。我准备去睡觉，当我走到古尔德家的时候，发现他家院子里挤满了躺在稻草上的伤员。篝火在燃烧着，这是个炎热的夜晚，在封闭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氯仿麻醉剂和鲜血的味道。在院子的一边，矿山的医生蒙汉姆正在给伤员包扎；在另一边，靠近楼梯口的地方，考比兰神父正跪着听马上就要死去的搬运工做忏悔。古尔德夫人在遍地伤员中穿梭着，一只手拿着一个大瓶子，另一只手拿着棉花。她看了看我，连眼也没有眨一下。她的女佣跟着她，手里也拿着一个瓶子，轻轻地哭泣着。”
“我忙活了好一会儿从水池取水给伤员喝。然后，我上了楼，看到几个苏拉科大家族的女主人，她们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许多，胳膊上缠着绷带。并非所有人都逃跑到轮船上。许多人躲在古尔德家避难。楼梯的平台处有个女孩，头发有一半都散乱了，面对墙跪着，面前就是圣母马利亚的神龛，圣母穿着蓝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镀金的皇冠。我认出她是洛佩斯家的大小姐；我看不到她的脸，仅记得她穿着一双小巧的法国式高跟鞋。她默不作声，一动不动，没有哭泣；她就是静静地待着，一身黑衣服，面对着一堵白墙，这是一种宁静的虔诚。我敢说，她不比那些带着绷带的面色苍白的妇人更惊慌。在楼梯顶上，有个人正在把布匹撕成小条——本地一个大富翁的年轻妻子。我给他鞠躬，她停下手中的活跟我打招呼，就如同她正在乘坐着马车在林荫大道上向我招手一样。我们国家的妇女，在革命中是值得一看的。她们脸上的胭脂和珠光粉虽脱落了，但随之而去的是她们自幼女时通过教育、传统、习俗养成的对待外部世界的不积极主动的态度。我想到你的脸，从孩提时代，你的脸上就洋溢着一股聪明劲儿，而不是那种只有在政治骚乱中才被撕扯下来的忍辱屈从的假面具。
“在楼上的大厅里，一小群知名人士正坐在一起，他们是省议会的残余。胡斯特·洛佩斯先生手持一支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他有一半的胡子都被滚烫的枪口烤焦了，枪里装满了子弹，愿老天保佑他别打中自己。他一会儿左看看，一会儿右看看，让人感觉他的那身大衣里包裹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蓄着胡须、表情严肃，另一个面容不整洁、面带恐惧之色。
“我刚一进门，他们都站起来大叫，‘德科德！马丁先生！’我问他们，‘你们在考虑些什么，先生们？’虽然何塞先生坐在桌子的首席，但这群人似乎群龙无首。他们一起说道，‘讨论如何保护生命和财产。’洛佩斯先生向我介绍说，‘要等新的官员到来。’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好是用表情严肃的那半边脸对着我。他的这番话，使我的建国思想成了落汤鸡。我听到耳朵里嗡嗡直响，屋里也似乎变暗了，充满了蒸汽。
“我像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子前面。‘你们正在商量投降的事。’我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张纸，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有何塞先生用手掩面，低声说道：‘绝不！绝不！’我看了看他，发现他看上去很虚弱、疲惫，我吹口气都能把他吹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他都无法生存。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承受不住太大的失望；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自己那本《五十年的错误统治》的遭遇？这本书已经在《波文尼尔报》上连载，印着这本书的报纸散落在广场上、漂浮在水沟中、被当作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的填充物、在风中飘、在烂泥中被人践踏。我看见港口的水面上到处都是他的书页。期望他能活下来是不合理的。那太残酷了。
“我向他们大叫道：‘你们知道投降对你们、女人、孩子、财产意味着什么？’
“我演讲了五分钟，连口气都没有喘。我滔滔不绝，好像不仅谈到了我们的最佳机遇，还谈到了蒙泰罗的残暴。我把他说成一头最厉害的野兽，因为他毫无疑问有足够的智力构想一个有系统性的残暴统治。在接下来的五分多钟里，我把对安东尼娅的爱化作激情，激动地呼吁他们拿出勇气和男人劲儿。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最应该说出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要谴责敌人，为自己做辩护，为那些可能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做辩护。我的好妹妹，我真是对他们大喊大叫了。我的声音撞到了墙似乎能爆裂成碎片。当我讲完了，我看到他们用恐惧的双眼投给我怀疑的目光。这就是我制造的全部效果！他们中只有何塞先生的头在胸前低垂着，而且越垂越低。我低头侧耳接近他干瘪的嘴唇，听出他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以上帝的名义，马丁，我的儿子！’我不是太理解他的话。我肯定他确实说到了上帝。似乎我是看到他喘最后一口气的人——他的灵魂在离开前喘的最后一口气。
“他仍然活着，真的。我亲眼看见了；但只不过是一具奄奄一息的肉体罢了，平躺在床上，被单覆盖到下巴，睁着眼睛，但你也许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生气了。于是他离开了他，来到这家也有人在等死的小意大利客栈。安东尼娅留在了他的床边，一直跪着。但我知道何塞先生确实早就死了，死在古尔德家里。他死前轻声地催促我去努力的那个声音无疑是他的灵魂，那灵魂被外交协定的圣洁和宣言的庄重包裹着，肯定十分难受。我曾大声疾呼，‘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主动自救，上帝肯定不会来自这个国家出手相救。’
“与此同时，洛佩斯先生在深思熟虑之后，已经开始讲演，但他那可笑的胡须破坏了讲演的效果。我实在不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似乎在为蒙泰罗做辩护（称蒙泰罗是将军），说他的意图可能并不坏。此后，他继续说，‘那个杰出的人物’（一周前他称蒙泰罗是个畜生）可能是‘手段使用不当’。你可以想象，我没有继续听下去。我知道蒙泰罗的弟弟佩德里托的真实意图。他是个游击队员，几年前我见过他，在巴黎一间南美学生常去的咖啡馆。他当时假装是大使馆秘书。他来咖啡馆一坐就谈几个小时，总是用那双多毛的爪子拧他的毡帽。他似乎有把一个热衷赛马的莫尔尼公爵变成统率千军万马的拿破仑的野心。他极力吹嘘他哥哥。他似乎不怕被人发现底细，因为布兰科党员家的孩子很少去大使馆，这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只有我德科德，一个没有信仰和原则的人，才常去大使馆寻找乐趣，因为那地方像是一群受过训练的猴子的聚集地，大家都这么说。我知道他的底细。我看到过他在餐桌上偷换盘子。宁可去死，我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之中。
“不，我没有听完胡斯特·洛佩斯先生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蒙泰罗兄弟是仁慈的、正义的、诚实的、纯粹的庄严讲演。我突然想去找安东尼娅了。我看她正好在走廊里。当我推开房门时，她松开紧握的双手，向我伸过来。
“‘你来这里干吗？’她问道。
“‘讲演。’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好，但是……’
“‘空泛的讲演，’我打断了她，‘他们用愚蠢的希望掩盖恐惧。他们都是英国人式的议员，这你是知道的。’我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她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从我身后的那扇门里，我们听到胡斯特先生的有条不紊的讲演，一句接着一句，如同一场既恐怖又庄严的疯狂。
“‘最终，民主的愿望可能有合法性。人类的进步过程难以预测，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蒙泰罗手里，我们应该……’
“我把门猛地关上；我听够了；他讲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安东尼娅那样美丽的面孔能表达出那么多的恐惧和绝望。我无法继续忍耐；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他们杀死了我父亲？’她问道。
“她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火焰，但我发现那双令人着迷的眼睛已经失去昔日的光芒。
“‘这是投降。’我说。我抓着她的手腕，使劲摇晃着。‘但我来不仅是做讲演。你父亲要我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战斗。’
“亲爱的妹妹，安东尼娅有能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力量。只需看她的脸庞一眼，我就激动不已。我对她的爱无人可比——因为我是真心的。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教堂对考比兰神父的重要性要大（神父昨晚从镇上消失了；可能是去找赫尔南德斯那帮人了）。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富饶的矿山对那个感情用事的英国人的重要性要大。我不想谈他的妻子。她可能也感情用事过一次。如今圣托梅矿把他俩分隔开来。‘你的父亲，安东尼娅，’我再次说道，‘你的父亲，你明白吗？他要我继续干下去。’
“她转过脸去不看我，用痛苦的声音说——
“‘他是这样说的？’她哭着说，‘我怕他再也不会说话了。’
“她挣脱了被我抓在手里的她的手腕，开始用手帕掩面痛哭。我不想看她悲哀；我宁愿看她可怜，仅此而已；因为无论我是逃跑或留下等死，我俩不会白头到老，根本没有前途。由于这是事实，所以我不愿浪费时间看她哭泣。我含泪送她去找伊米莉亚夫人和卡洛斯先生。他俩的情绪对我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关系重大；信奉理想主义的人，不会因为自己有强烈的欲望而采取行动，除非被包裹在公正的思想外衣里面。
“那天深夜，我们形成了一个四人小帮派——两个妇女、卡洛斯先生、我——地点在古尔德夫人的蓝白色相间的闺房。
“苏拉科之王正为自己考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诚实的人。如果有人能看穿他的沉默，肯定能发现这点。或许他认为只有这样他的诚实才不至于遭受玷污。这些英国人生活在幻觉中，然后通过幻觉或其他什么手段来掌控现实。他说话很少有‘对’或‘错’，因为这是两个太不人性化的咒语。但他无法对我保持沉默。我知道他脑袋里想的东西；他想着他的矿山；他的妻子心里只想着自己的爱人，其余什么都不想，而她的爱人被捆绑在古尔德矿山开采权上，这等于给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戴上了枷锁。不要紧。关键是让他把矿山的事讲给霍尔罗伊德（钢铁银矿之王）听，以便获得金融支持。昨天晚上，仅24小时前，我们还以为海关大楼里存放的银锭是安全的，只等着去北美的轮船来运走。只要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美，那个大理想主义者霍尔罗伊德，不仅不会停止向这块愚昧的大陆输出正义、工业、和平，而且他还会继续做他钟爱的梦想，那就是要建立起一种更纯粹的基督教形式。稍后，欧洲在苏拉科的总负责人，就是那位铁路总工程师，从港口骑马赶来了。我们让他也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秘密会议。与此同时，大厅里的那帮知名人士，也正在进行讨论；他们中有个人从走廊里跑出来，问仆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总工程师走进女主人的闺房后，开口就说：‘古尔德夫人，看看你的家都成什么了。楼下是战地医院，楼上是饭馆。我看到他们把大盘好吃的东西送入大厅。’
“‘在这间闺房里，’我说，‘你看到的是这个欧洲人共和国的内阁。’
“他心事重重，听了我的话，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甚至连吃惊的表情都没有。
“他对我们讲了他的情况。他当时正在布置保护铁路财产的事，但有人叫他去铁路电报室。在山脚下铺设铁路的工程师想与他通话。电报室里只有他和报务员。电报机嘀嘀嗒嗒，报务员立即译码，电报纸带盘绕在地上。这份电报，发自大森林深处的木工棚中，内容大概是说里比热总统正在被人追捕。这对我们这些身在苏拉科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后来，里比热总统被我们救了。在我们的照顾下，他恢复了精力，但他偏说自己没有被追捕。
“由于军队乱了，在朋友的恳请下，里比热孤身离开了司令部，由赶驴人博尼法乔做向导。博尼法乔愿意为这次冒险负责。里比热是在开战后第三天的黎明出逃的。那天晚上，他的军队土崩瓦解了。他和博尼法乔骑马向科迪勒拉山脉飞奔；他们找来骡子，通过了山隘口，并在一个寒流到达高原之前跨过了高山沼地。晚上，他俩躲在小石屋里，大雪厚得把石屋都掩埋了。此外，可怜的里比热遭遇许多冒险经历。他和向导失散了，又丢失了骡子，只能挣扎着步行到了大草原。如果不是一名牧场工人的怜悯，他早就死在去苏拉科的路上了。那位牧场工人认出了他是谁，给了他一匹新骡子，由于这位逃犯身体太重，驾驭技术又不佳，竟然把那匹骡子给骑死了。不过，他身后确实有追兵，不是别人，正是蒙泰罗将军的弟弟。他很有福气，高山沼地上的冷风把追兵阻挡在山隘口。冷风冻死了几个人和所有牲口。落伍的人都死了，但大部分继续前进。他们发现躺在一个雪山坡脚下奄奄一息的博尼法乔，并用刺刀按照内战方式刺死他。他们本可以抓住里比热，但他们不知何故偏离了老‘皇家路’，又在一座矮山坡脚下的森林里迷了路。就在这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铁路建筑工人的工棚。那名打电报的铁路工程师告诉办公室里听电报的总工程师，佩德罗·蒙泰罗就在他身旁。蒙泰罗说他要以民主的名义占领苏拉科，态度很专横。他手下的士兵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屠杀了一些铁路公司的牲口，并用篝火煮肉吃。佩德罗问了几个有关银矿的问题，并想知道过去六个月的产量。他粗暴地说：‘发电报问一问你们的总工程师，他应该知道；告诉他新政府的大草原主席和内政部长佩德罗·蒙泰罗要求获得准确的信息。’
“他用染着鲜血的碎布裹着脚，面容憔悴，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走路一瘸一拐，用一段弯树枝作拐杖。他手下的士兵状况更加恶劣，但显然没有丢弃枪支，还持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电报小屋的窗户和大门口都被他们的瘦脸堵满了。这间电报小屋也是当地负责工程师的卧室。蒙泰罗一屁股坐在干净的毯子上。他一边躺在毯子上刮胡子，一边口授发往苏拉科的电报。他要求立即派车来运他们去苏拉科。
“‘对这个问题，我从这边给了回复，’总工程师告诉我们，‘我说不敢冒险调动内地的车皮，因为沿路上有人多次搞破坏。古尔德，我这是为你才这样说的。’那边的回答，用我下属的话说，‘那肮脏的畜生在我床上说，“想让我开枪杀了你吗？”’我的下属很机智，给予了回答说那也不会调车皮过来。听到这话，对方打了个哈欠说，‘没关系，大草原上不缺马匹。’然后，他转过身，在哈里斯的床上睡着了。
“亲爱的妹妹，这就是我为什么今晚成为了一名逃犯。从铁路工地传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说佩德罗·蒙泰罗的人天亮时分出发了，他们吃烤牛肉整整吃了一夜。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马匹；沿路上他们会抢更多的马匹；他们只需30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所以苏拉科既容不下我，也容不下古尔德的银矿。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向胜利的一方投降了。我们是从电报公司的一名报务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早晨就来到古尔德家通知这个消息。事实上，由于太早，苏拉科的天还没有亮。这位报务员在埃斯梅拉达的同事通知他，卫戍部队的士兵杀死了几个军官，占据了停泊在港口内政府的汽轮。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认为这个省的人是可靠的。但我错了。埃斯梅拉达爆发了蒙泰罗派的革命，其企图与苏拉科的是一样的，差别仅是前者成功了。那个报务员一有新情况就通知伯恩哈特，但在发送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他们正要破门而入，并接管这个电报台。与你的联系就要被切断。不能再发了。’
“但他实际上躲过看守的警戒，那些看守企图切断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成功了。他是如何成功的，我不知道。但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再次向苏拉科发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起义军队接管了政府在海湾里的运输船，士兵正在登船，企图沿海岸线去苏拉科。所以，保护好自己。他们在几个小时后出发，天亮时分可能就到你们那里。’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把他从机器前拉走，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伯恩哈特一直在呼叫埃斯梅拉达，但此后再没有获得过回复。”
德科德在这本专供给妹妹写信用的笔记本上写完最后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探听周围的动静。但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房间里没有，整栋房子里也没有，只有过滤器的水滴落入一只放在木架子下面的大陶罐的声音。屋外同样是一片寂静。德科德低下头继续在笔记本上写字。
“我没有逃跑，这你可以理解，”他继续写道，“我只不过是跟着那些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的财宝离开此地。从大草原一方来的佩德罗·蒙泰罗的部队，与从海上来的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正在向此地会合。他们准备攻占此地实属意外。因为他们真实的目标是圣托梅矿，这点你可以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会在很长时间内不受侵犯，因为肯定是内战胜利者的囊中之物。卡洛斯·古尔德先生为拯救他的矿山，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矿工组织；这个矿山，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它能为他带来财富，他的理想主义给这座矿山赋予了一种奇怪的正义。他守护这座矿山，就如同某些人守护自己的爱意或恨意一样。除非我误读了此人，他会与这座矿山同生死的。一股激情爬入了他充满理想的冰冷生活中。这种激情，我是能用理性加以理解的。这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激情，因为我们流淌的血液是与他不一样的。但他的激情与我们的激情一样危险。
“他的妻子也理解这点。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我的好同盟的原因。我的建议，她都接受了，因为她判断我的建议最终能保证古尔德银矿的安全。他顺从了她，这似乎让人觉得他相当信任她。但我猜测这是因为他是在故意犯小错误，借以弥补他在感情上的不忠诚，因为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却要牺牲她的幸福生活。那个小女人发现他并非为了她在生活，而是为了那座矿山。愿他心想事成，愿他的心愿成真，无论那心愿是感情方面的或是理想方面的。我提出一项建议，不惜任何代价立即把银锭运出这个国家。她支持我的这项建议，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卡洛斯先生的任务是保护他的矿山名誉不受损；古尔德夫人的任务是保护丈夫，不让他被那巨大且冰冷的激情所伤害。她害怕这个结局甚于她害怕他愚蠢地爱上另一个女人。诺斯特罗莫的任务是保护银锭。行动计划是把银锭装载在公司最大的一艘驳船上，让这艘驳船驶出海湾，越过阿苏厄拉半岛，停靠到科斯塔瓦那之外的一个小港口里，等待一艘去北美的轮船接手驳船上的银锭。海面很平静。我们应该能在埃斯梅拉达的叛军抵达前趁天黑驶出海湾；天亮的时候，在阿苏厄拉半岛的掩护下，就没有人能看见我们了，因为那时从苏拉科看半岛仅是一片海平面上的蓝色的云雾。
“正直的搬运工监工适合做这项工作；我，有激情，但没有任务，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把这幕闹剧演完。如果成功，我将收获回报，世上只有安东尼娅能给我回报。
“我在出发前看不到她了。我曾经说过，我离开她时何塞先生就在旁边。街上很黑，临街的大门都是关闭的，我趁黑走出了城区。街上的路灯已经有两天都没有开过了，城门在黑暗中隐约像一座巨大的塔，我听到那塔发出低沉阴郁的呻吟声，还像是在低声回答什么人的问题。
“在那个热那亚水手的腔调中，我能听出某种冷漠的情绪，这本来就是他的特点，他这个人，因偶然原因被牵涉进来，对事态的发展和我一样抱有一种冷漠的轻蔑。有好名声，似乎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这点后来我也发现了。这样的野心很适合于高贵的灵魂，但对极为聪明的恶棍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先生，我要好名声。’他似乎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常猜想，这是一种纯粹的天真，还是一种狡猾？天下的奇才永远让我感兴趣，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状态的标志。
“在去港口的路上，他追上了我。此前，我看到他正在跟另外一个人站在一座昏暗的拱门底下说话，所以没有停下来等他，继续走我的路。跟他讲话的人是一个遇到麻烦的妇女。后来，他开始谈论起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跟他讲话的，是个老妇人，一个制作衣服花边的老工人，她正在找自己的儿子，市政府雇用她儿子扫大街。那天黎明时分，朋友来到他儿子住的陋室前敲门把他叫走了。他随那一伙人走了，自此她就再没有见到过儿子；所以，她把炉子熄灭，把煮得半熟的饭留在炉子上，就出了家门，一直走到了港口，在这里，她听说早晨镇上有一些年轻人被杀死了。一名守护海关大楼的搬运工拿出一盏提灯，帮助她在死尸堆里找。她没有在死尸堆里找到儿子，这才艰难地走回来。她太累了，这才坐在拱门下的石头上休息，一想到儿子，便哀号起来。监工看到了她便向她问情况，听了她的令人伤心的故事，建议她去古尔德夫人家的院子里看看伤员中有没有她儿子。他给了她25分钱。这些事是他满不在乎地对我说的。”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问，‘你认识她吗？’”
“‘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怎么可能呢？她可能好几年都没有上过街了。像她这样的妇女都住在窝棚里，蹲坐在炉子旁边，拿着一根拨火棍，身体虚弱得赶不走一条狗。唉！我听她说话声就知道她快要死了。但无论年老年少，他们都喜欢钱，谁给他们钱，他们就说谁的好话。’他笑了笑。‘先生，当我把钱放在她手掌中的时候，能感受到她紧紧地把钱抓在手里。’他停顿了一下。‘那是我最后的一点钱。’他又说道。
“我没有说话。他有慷慨的名声，而且赌博时运气很差，所以他如今跟刚来时一样穷。
“‘马丁先生，我觉得，’他想了想后用推测性的口吻说，‘如果我保护了银锭，圣托梅矿的矿长能给我一些回报吗？’
“我说那当然。他在走开的时候低声自言自语。‘对，对，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看看你，马丁先生，有好名声多好啊！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总有一天我要靠好名声捞到大好处。让那天快点到来吧，’他喃喃而语道，‘这个国家的变化跟其他国家一样快。’
“亲爱的妹妹，他就是我大逃亡路上的伙伴。说他精明，其实他更天真；说他狡诈，其实他更加专横；他在做人方面非常慷慨，比那些花钱利用他的人更加慷慨。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喜欢自豪的人，不喜欢垂头丧气。我很高兴与他交朋友。作为一个同伴，他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因为他从前只不过被视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天才——他是第一个被我允许在凌晨时分来与《波文尼尔报》的总编辑进行亲密交谈的意大利水手，而此时当天的报纸正在印刷之中。能遇到这么一个把个人威望视为生活价值的人，确实令人感到好奇。
“我现在正在等他来。到了维奥拉的客栈，我们发现两个孩子在楼下，那个老热那亚人大喊着让他的同乡去找医生。否则我们可能已经到达码头了。在码头上，米切尔船长带着几个欧洲志愿者、几个挑选出来的搬运工正在向一艘驳船上装银锭，这些银锭是用来打败蒙泰罗的，所以绝不能让蒙泰罗得到。诺斯特罗莫向镇子方向飞奔而去。他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我这才有时间给你写信。等这本笔记送到你手里的时候，将会发生很多大事。但如今死神正围着这栋深埋在漆黑的夜晚中的房子盘旋，房子里处于短暂的寂静之中，房子里躺着将要死去的妇人，蹲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两个孩子，透过墙壁，我能听到那老头像耗子一样轻轻划过地板的声音。与他们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活着或已经死了。‘有人吗？’我问，因为这里的人喜欢回答问题。但没有人回答！我对你的感情显然没有死，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死，比如，这房子，这漆黑的夜晚，阴暗房间里寂静的孩子，我的存在——这些都是活着的，肯定是活着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像梦境了。”
写完这最后一行字，德科德突然感到大脑一片空白。他像被子弹击中了一样趴在了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感到有些迷惑，好像觉得自己听到铅笔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咖啡厅低矮的门大敞着，闪耀着火炬的光芒，光芒中能看见半截马身子，马尾巴在骑手的大腿两侧摇晃着，那骑手光着脚，脚上捆着一个长长的铁马刺。两个女孩跑开了，屋子中间站着诺斯特罗莫，他戴着宽边墨西哥冒，帽檐压在眉毛上，双眼紧盯着德科德。
“我把那个丑八怪英国医生用古尔德家的马车接来了，”诺斯特罗莫说，“我怀疑他这次即使用尽才智也未必能救女主人。两个孩子被叫走了。这不是好兆头。”
他在长椅子的另一头坐下。“我看，女主人想要祝福两个孩子。”
头晕眼花的德科德说自己可能睡着了。诺斯特罗莫微微一笑说，他透过窗户看到了德科德头趴在胳膊上睡着了。英国夫人也坐着马车来了，与医生一起上楼了。他嘱咐不要叫醒马丁先生；诺斯特罗莫下楼来找两个孩子，这才走进咖啡厅。
那半截马和半截骑手在门外转过了身子；马鞍上的火把屋里照亮；古尔德夫人匆忙走进屋里，脸上苍白，显得很疲惫。她披着的深蓝色的斗篷飘落在身后。两个男人站了起来。
“特里萨想见你，诺斯特罗莫。”她说。听了这话，这位搬运工监工没有移动。德科德背靠着桌子，开始把衣服扣子系上。
“银锭，古尔德夫人，银锭，”他低声用英语说，“别忘了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已经上了轮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入我们的港口。”
“医生说她没有希望了，”古尔德夫人用很快的语速说，同样是用英语，“我会用马车送你去码头，然后回来接走两个女孩。”这时她马上换成西班牙语对诺斯特罗莫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老乔治奥的妻子想见你。”
“我正要去她那里，夫人。”监工咕哝道。蒙汉姆医生回来了，带着那两个孩子。古尔德夫人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医生，医生摇了摇头，然后走出了屋子。诺斯特罗莫随后也走了出去。
那匹驮着火把的马匹，站着一动不动，低垂着头，骑手把缰绳松了，点燃了一根香烟。火炬的闪光，照亮了房子的正面，房子上横挂着一块招牌，招牌上的黑字只有“意大利”三个字可见。火把的火苗摇晃，照亮了在一旁的马路上等待的古尔德夫人的马车，肥胖的伊格纳西奥在马车厢里打盹儿。他的旁边是巴西利奥，皮肤黝黑，瘦得皮包骨，搂着一支温彻斯特卡宾枪，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黑暗。诺斯特罗莫轻轻地碰了碰医生的肩膀。
“医生先生，她是要死了吗？”
“对，”医生说，他那张有伤疤的脸奇怪地抽搐了一下。“我无法想象为什么她想见你。”
“她以前就这样。”诺斯特罗莫想了想后说，眼睛看着远处。
“噢，监工，我可以保证她再也不会这样了，”蒙汉姆医生吼叫道，“你可以去她那里，也可以躲开。跟快死的人谈不出什么东西。但我听她告诉伊米莉亚夫人，自从你在这里上岸，她就像母亲一样照顾你。”
“是的！她对别人从来不说我的好话。她更像是不能原谅我活得有生气，不能像个男人，因为她希望她儿子能像个男人。”
“有可能！”他俩附近有人用悲哀的低沉声音说，“妇女有办法折磨自己。”乔治奥·维奥拉已经走出了房子。在火把的照耀下，他留下浓黑的阴影，火把的闪光照耀着他的脸、有浓密胡子的大头颅。他伸出手指了指屋里，这是在给监工打手势。
马车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精致的木制医药箱，蒙汉姆医生在里面翻找了半天，拿出一个玻璃瓶，转身回到老乔治奥身旁，把瓶子塞到老人颤抖的大手里。
“有必要时给她一匙，水服，”他说，“这能让她舒服点。”
“不用给她更多的药了？”老人耐心地问道。
“不用了，在地球上不用了。”医生背对着老人说道，并用手敲着医药箱的锁。
诺斯特罗莫缓慢地走过大厨房，厨房里很黑，只有炉灶中的炭火烧得很旺，炉灶上铁锅里烧的水开了，发出很大的冒泡声。楼梯很狭窄，在两堵楼梯墙之间，一道光线从病人住的屋子里直泻而下；声名显赫的搬运工监工，穿着软皮便鞋，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浓密的胡须，格子衬衫敞开着，露出了健壮的脖子和古铜色的胸膛，如同一个地中海水手刚从运送酒或水果的帆船上下来一样。在楼梯顶，他停下了脚步，亮光下，显露出了他的宽肩、窄臀、弓着的身段。他看着那张大床，好像一个大沙发，铺着雪白的布，女主人坐在床上，她没有靠着什么东西，弯着腰，漂亮的头颅低垂在胸前。浓密的黑发，偶尔露出几根银丝，把肩膀盖住了；一根粗辫绳落下来，盖住了半个面颊。这是个极为安静的姿态，但透露出焦躁和不安，她转过头来看着诺斯特罗莫。
监工腰间系着一条红腰带，绕在腰上有好几圈。他抬起那只食指上戴着银戒指的手，拧了拧嘴唇上的胡须。
“革命，革命，”特里萨夫人喘着气说，“你看看，巴蒂斯塔，我最终还是死于革命！”
诺斯特罗莫什么都没有说，那病女人抬眼看着他。“你看，我都快死了，而你却在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拼命，这太傻了。”
“为什么这么说？”监工低声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你从来不相信我有理智？我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做好我自己。”
“你确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她痛苦地说，“总是想着自己，看重那些根本不关心你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俩之间存在一种对抗的亲密，这种亲密非常接近于默契和友爱。他没有走特里萨希望他走的道路。他是在她的鼓励下才离开海上生涯的，她希望他能做个可靠的朋友，做自己孩子的保护者。老乔治奥的妻子知道自己的健康不佳，害怕年迈的丈夫因孤独而无力保护孩子。她曾经想把那个安静稳重的年轻人看作自己的附庸，这个年轻人很可爱、圆滑，很小就成了孤儿，这是他告诉她的。他在意大利除了一个叔父外，就没有别的亲戚了，他叔父是一艘帆船的船主。他叔父对他不好，所以他14岁就出走了。在她眼里，他是个有勇气且勤奋工作的人，有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会因为感激之情和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习惯，变成她和乔治奥的儿子；等琳达长大了，未来的事谁都无法预测……夫妻年龄差10岁根本不算什么。她自己的丈夫比她年长20岁。巴蒂斯塔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他吸引男人、女人、孩子，因为他的性格既深邃又安静，这样的性格就像宁静的月光，使他精力旺盛的外表和刚毅的举止更具有诱惑力。
老乔治奥根本不了解妻子的心思，对自己的同乡很是佩服。“男人就应该桀骜不驯。”他常这样引用西班牙谚语为勇敢的监工在她面前做辩护。她对他的成功越来越嫉妒。她怕他从她身边溜走。由于她是个讲究实用的人，所以觉得他浪费了自己太多的品质才让他在众人面前有脸。他给家里人的东西太少。她觉得他把好处分给了太多的人。他没有积蓄。她抱怨他的贫困、收入、冒险、爱情、名声；但她在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仿佛他就是她的儿子。
即使她病成这样，打着寒战，呼吸快要断气了，她仍然想见他。这就好像她伸出麻木的手要再次抓住自己的东西一样。但她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她的想法模糊了，如同她的视线。她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只有她生命中那至高无上的焦虑和欲望似乎强大得还能抵御死神。
监工说：“这些话我听到过很多遍了。你说话不公平，但我不生气。你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听。我马上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
她挣扎地问是否他真的抽时间去为她找了医生。诺斯特罗莫点头称是。
她很高兴；这减轻了她的痛苦，因为这个男人终于放下架子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他帮助的人了。这证实了他心里有情。她的声音变得有力了一些。
“我更想要牧师，而不是医生。”她可怜地说。她没有动；仅转动眼睛看着站在床旁边的监工。“你能去为我找个牧师吗？想一想！一个临死的女人在求你！”
诺斯特罗莫坚定地摇了摇头。他不相信神职人员的品行。医生能治病；但牧师什么都不是，既不好，也不坏。诺斯特罗莫不喜欢看到牧师，这点与老乔治奥不一样。这个女人求他做的事太没有用，这使他感到为难。
“夫人，”他说，“你过去也得过这种病，几天后就好了。我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待下去了。你去请古尔德夫人给你派一个牧师来吧。”
拒绝人不好，他为此感到紧张。女主人相信牧师，想在牧师面前做忏悔。但所有女人都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又过了一会儿，他内心又有点紧张——他想到，如果她的信仰并非很少的话，牧师对她的宽恕肯定有很大的意义。无论怎样，他已经在最紧急的关头为她花时间了。
“你拒绝去？”她喘息着说，“哈！你就顾你自己。”
“夫人，请听我的理由，”他说，“我需要去保护银锭。你听到了吗？那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比阿苏厄拉半岛上被魔鬼看护着的财富还要多。这是真的。我下决心完成这项危险的工作，我一生都没有做过这么危险的工作。”
她感到既失望又气愤。她给他的最后的考验失败了。由于诺斯特罗莫站着，看不见她因痛苦和气愤而扭曲变形的脸。她浑身战栗起来。她低垂的头摇晃着，宽阔的肩膀在抖动。
“也许上帝会怜悯我！我要劝你一句，男子汉，我希望你到最后除了懊悔之外，自己能获得点什么。”
她无力地笑了笑。“至少捞一回大钱，巴蒂斯塔，你这个无人可替代的、受人赞誉的人。在你眼里，一个临死女人的安宁，不如那些给你取愚蠢名子的人的赞誉重要。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给你，却拿走了你的心灵和肉体。”
搬运工监工小声地为自己辩白。
“夫人，不用你担心我的灵魂，我知道如何照顾我自己。他们需要我有何妨？你是嫉妒有人从你和你的孩子们手中抢走了我吗？你所骂的那些人给老乔治奥的东西超过他们想给我的。”
他用手掌拍着胸脯；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力。他一次又一次地拧自己的胡须，眼神飘忽不定。
“我是完成他们任务的唯一人选，这是我的错吗？妈妈，你为什么说话不讲道理？你希望我做个胆小的人吗？你希望我做个软弱没有勇气的那不勒斯人，只能去钓鱼、在地摊上卖西瓜、在港口划船摆渡吗？你盼望一个年轻人像僧侣一样生活吗？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你希望你的大女儿嫁给一个僧侣吗？让她长大。你怕什么呢？过去几年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气愤；自从你瞒着老乔治奥跟我讲有关你的琳达的事之后。做一个女孩的丈夫，做另一个女孩的哥哥，是不是你说的？很好！我喜欢妹妹，男人总会结婚的。但自从那以后，你逢人便贬低我。为什么？你以为给我套上狗链子就能像铁路货场里的看门狗一样关起来了？夫人，我还是过去那个刚上岸便坐在你家在镇子那一头的那间茅草房里讲自己故事的我。此后，你一直对我不公平。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了。乔治奥说，好名声就是财富。”
“他们夸你，所以你才被他们吸引了注意力，”那病女人喘息着说，“他们用话哄你。你的愚蠢将欺骗你落入贫困、苦难、饥饿的状态。穷鬼们都在笑你——瞧那大监工。”
诺斯特罗莫瞠目结舌地站了一小会儿。她一眼都不看他。一丝自信但郁闷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他退出了房间。他那冷漠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他走下了楼梯，心里像往常一样充满了郁闷，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女人蔑视他的名声，而且因为这名声是他通过努力获得的，他希望能保持住。
在楼下的大厨房里，一支蜡烛在燃烧，它被周围墙壁的阴影和屋顶包围着，但屋外的露天院子里已经没有了红色的火光。马车夫赶着那辆插着火炬的马车，已经拉着古尔德夫人和马丁先生去码头了。蒙汉姆医生留了下来，坐在一张硬木桌子角上，烛台就放在这个桌角附近。他侧着那有伤疤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双手抱胸，噘着嘴，突出的眼睛冷酷地盯着黑土地面。壁炉架上水罐里的水仍然在猛烈地沸腾着，老乔治奥手扶着下巴，一只脚向前踏出一步，似乎突然被一个念头给吸引住了。
“再见。”诺斯特罗莫说，手摸了摸插在皮带里的左轮枪的手柄，松动了一下刀鞘中的匕首。他从桌子上拿起那件蓝色、里衬是红色的斗篷，穿在了身上。“再见，照看好我卧室里的东西，如果听不到我的消息，把东西转入一个箱子交给帕基塔。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块墨西哥产的塞拉普毛毯披肩和几粒外衣上的银扣子还算值钱。不要紧。这些东西给她的下一个情人足够了，那家伙不必害怕我死后仍然在地球上游荡，绝对不会像在阿苏厄拉半岛上游荡的那些外国佬的鬼魂。”
蒙汉姆医生咧嘴苦笑了一下。老乔治奥没有说话，但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点了点头，然后走上了狭窄的楼梯。等老乔治奥走后，蒙汉姆医生说——
“监工，为什么要这么悲观！我认为你从来没有失败过。”
诺斯特罗莫轻蔑地看了看医生，在门口停下脚步，卷了一根烟，点燃了火柴。他把燃烧的火柴棍举过头顶，直到火焰快烧到他的手指时才丢掉。
“没风！”他自言自语道，“先生，你看——你知道我任务的难点了吗？”
蒙汉姆医生阴险地点了点头。
“医生先生，你这样说仿佛是在诅咒我。在这一带沿海，携带财宝的人随时有可能被人用匕首杀死。医生，你明白吗？我要像中了魔法一样在海上漂流，直到遇到一艘去北美的咱们公司的汽轮，此后人们会谈论说苏拉科的搬运工监工从南美跑到北美去了。”
听了这话，蒙汉姆医生从喉咙里发出短促的笑声。诺斯特罗莫在门口转过身来。
“但如果阁下能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我原放弃这项任务。虽然我很穷，我的这匹马就能驮走我的全部所有，但我还没有对生活彻底失望。”
“你太嗜赌，从来不对美女说‘不’，监工，”蒙汉姆医生极为狡猾地说，“这样富裕不了。但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觉得你穷。如果你能安全地从这次冒险中回来，我相信你已经谈妥了一个好价钱。”
“阁下会怎样要价钱？”诺斯特罗莫问道，并把一口烟吐到门外。
蒙汉姆医生站在楼梯上，再次发出短促的笑声，然后回答说——
“大监工，你刚才说了，你是背负着死的诅咒去执行任务的，所以全部财宝都归你才行。”
诺斯特罗莫对这个回答很不满，咕哝了一句什么，便从门口消失了。蒙汉姆医生听到他骑马跑远了。黑暗中，诺斯特罗莫策马驰骋。码头附近OSN公司大楼里还有灯光，但他在路上就追赶上了古尔德夫人的马车。骑马人举着火炬在前面开路，光亮照耀的面跟着小跑的几头骡子，健壮的伊格纳西奥赶着骡子，巴西利奥抱着卡宾枪坐在包厢上。包厢里，古尔德古人大喊道：“他们正在等你，监工！”她手中握着德科德的笔记本，声音既冰冷又兴奋。不久前，德科德委托她把笔记本带给自己的妹妹。“或许这是我给妹妹的最后遗言。”他说道，用力地握了握古尔德夫人的手。
监工没有减慢速度。在码头前，几个持枪的人影跳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另几个人把他包围起来——这些人是米切尔船长派来站岗的搬运工。监工一张嘴说话，他们就分辨出是他的声音，于是退了下去，口中还奉承地嘟哝着什么。在码头的另一头，距离货物起重机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黑暗中吸烟，他们听到宣布他到来的消息都松了一口气。大部分苏拉科的欧洲人都来自这里，聚集在查尔斯·古尔德周围，仿佛银锭象征着他们的共同理想，代表着他们最重要的物质利益。他们亲手动手，把银锭装载到驳船上。诺斯特罗莫在人群中看到了卡洛斯·古尔德先生，那个瘦高个子，默默地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另一个大高个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对古尔德先生大声说：“如果这批银锭注定要丢失，那就千方百计地让它沉入海底。”
马丁·德科德在驳船上大叫道：“再见，先生们，等到了新欧洲殖民者共和国成立之日，我们再握手相会。”虽然他的说话声既清晰又响亮，但岸上的人群仅用低沉的咕哝声作答；这时他似乎感觉到码头在黑暗中漂走了；实际上是诺斯特罗莫猛推了一把船。德科德一动没动；但他已经被推入大海了。船边能看见水花飞溅了，这时听到诺斯特罗莫跳到船上的声音。诺斯特罗莫把一面大帆升起来；德科德感到有一丝微风拂面。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有米切尔船长在码头上高高升起的一盏信号灯还能看见，这盏信号灯是诺斯特罗莫驶离港口的航标。
两人坐在驳船上，谁也看不见对方，都默默无语。一阵小雨过后，驳船驶过几乎看不见的海岬，进入了海湾中更加黑暗的海域。码头上的信号灯在他们身后闪亮了好一会儿。风停了。过了一会儿，风又来了，但风力很弱，这艘装载了半甲板货的船，除了在水中滑动发出噪音之外，就如同悬在空中一般。
“我们已经驶入了海湾。”诺斯特罗莫用平静的声音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米切尔先生放下了信号灯。”
“是的，”德科德说，“如今没有人能找到我们了。”
黑暗再次笼罩这艘船。海湾里的海上与天空中的乌云一样漆黑。诺斯特罗莫点燃了几根火柴，看了看船上的指南针，然后用面颊感知风向，继续前行。
对德科德来说，这是一次新体验，宽阔的海面异常平滑地向四周延展，让人感到神秘，就好像不平静的大海被浓密的黑夜给压碎了。在巨大的黑色披风下，普拉西多海湾沉睡着。
要想成功，就要远离海岸，在天亮前抵达海湾的中央。伊莎贝尔岛就在附近了。“先生，左手边，向前看。”诺斯特罗莫突然说道。话音散去了，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既没有光亮也没有声音的无穷无尽的寂静，它似乎像一剂强烈的麻醉药一样影响着德科德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否在做梦或是醒着。像一个从睡眠中惊醒的人，他既听不见，也看不见。甚至把手放在面前，他也视而不见。一切都改变了，从前在岸上有激动，有热情，有危险，还有声音，但此时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还有思想的话，真跟死去了一模一样。在这预示着永恒宁静的状况中，他们充满活力地、轻轻地漂流着，仿佛进入了景物清晰的虚幻梦境，那梦境中可能有从充满遗憾和希望的迷雾中获得自由的灵魂出没。虽然风是暖的，但德科德摇晃起来，微微地打着寒战。因为他有一种异常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灵魂又从周围那个不曾存在过的陆地、大海、天空、山野、岩石构成的黑暗中返回到了他的身体中来了。
诺斯特罗莫说话了，那声音似乎来自舵手的位置，但似乎又不是。“你睡着了吗？马丁先生？太棒了！如果有可能，我也想睡一会儿。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刚才好像睡着了，梦中听见有人在哭泣，那种悲痛的哭泣，而且就在这艘船上。哭声中还夹带着叹息。”
“奇怪！”德科德咕哝道，舒展了一下躺在盖着防雨布的银锭箱子上的躯体。“在这个海湾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会不会还有一艘船？你知道，虽然我们看不见，但确实在那里。”
听到这个荒谬的想法，诺斯特罗莫笑了一声。他俩都放弃了这个想法。孤独是能被感觉到的。这时风停了，黑暗似乎一块像大石头一样压在德科德身上。
“这真令人束手无策，”他低声说，“监工，我们在移动吗？”
“还不如草地里的虫子爬得快。”诺斯特罗莫回答，他的声音似乎马上就被周围令人绝望的温热的黑暗阻断了。他长时间没有再说话，四周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他早就神秘地跳下了驳船。
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夜晚，诺斯特罗莫根本不知道驳船正朝着哪个方向行驶。他想看看岛屿，但看不到岛屿的影子，仿佛岛屿已经在海湾沉没了。最后，他在德科德身旁垂头丧气地坐下，贴近德科德的耳朵低声说，等到了天亮还是没有风，驳船就会被人看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应该躲到大伊莎贝尔岛地势比较高的那一端的背后去。德科德对他如此严峻的焦虑感到吃惊。对德科德来说，转移财宝仅是个政治手段。绝不能让这批财宝落入蒙泰罗之手，原因有多个，但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对这次冒险行动有不同的看法。岸上的那些绅士，虽然给了他这项任务，但似乎并不知道其性质。在如此阴沉的环境下，诺斯特罗莫似乎情绪激动，充满了怨恨。德科德对此很吃惊。平时，对那些同伴觉得有危险的东西，监工从来不放在眼里；如今，他对这项硬塞到他手中的致命任命越来越感到轻蔑和恼怒。诺斯特罗莫一边大笑，还一边诅咒地说，这项任务很危险，比派人去拿阿苏厄拉半岛上深谷里有魔鬼保护的财宝更加危险。“先生，”他说，“我们必须在海上等轮船来。我们必须在开阔的海域等轮船出现，到时候我们这艘船上吃的和喝的都会穷尽。如果我们不走运错过那艘轮船，我们仍然不能靠近岸边，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或许会变得疯狂，然后死掉，成为海上浮尸。最后，只有等公司的另一艘轮船偶遇到这艘船，才能看到为保护财宝而死的两个人。先生，这是唯一能保全财宝的办法；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在这百里海岸线上，只要我们敢登上陆地，就等于是袒露着胸膛去撞刀尖。这件事简直就是致命伤。人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当然你也死了，因为你是跟着我的。这么多财宝，足以让整个省份的人都富裕起来，就更不用说海边一个窃贼和流氓聚集的小渔村了。先生，这些人会因为是老天爷把财宝送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喉咙。我相信这个海湾周围的人根本不会说一句公道的话。想一想，即使我们把财宝拱手相送，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活着。你能理解这点吗？难道还要让我解释吗？”
“不用解释了，”德科德说，态度有点无精打采，“我能看出来，我们身处绝境。但财宝必须转移出苏拉科，而你最适合做这项任务。”
“不错，我适合干这工作，”诺斯特罗莫说，“但我不相信卡洛斯·古尔德先生会因为损失了这批财宝而变穷。山上有更多的宝藏。过去，我下班后经常去林康那地方找女朋友，在寂静的夜晚我能听到银矿石从泻槽向下滚动的声音。矿石像打雷一样向下奔涌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矿工们说山里的矿藏足够开采许多年。前天，我们与暴徒作战，保护这笔财宝。到了今天，我被派到这漆黑一片之中，因为没有风而进退两难；就好像这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点用于买面包填肚子的银子。哈！哈！完了，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令人绝望的大事——我想要风，老天却不给风。等小孩子长大了，大人变成了老人，我要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哈！我被告知，绝不能让蒙泰罗那帮人得到这批财宝，无论诺斯特罗莫这个监工是死是活；我要告诉你，蒙泰罗那帮人得不到这批财宝，因为诺斯特罗莫要以性命去保护这笔财宝。”
“我明白了。”德科德咕哝道。他确实看到了他的同伴对这次冒险有独特的看法。
虽然德科德不具备有关人格本质的基本知识，却陷入了对人格本质的沉思中。这时，诺斯特罗莫提出一项建议打断了他的沉思，这项建议是他俩应该用船桨把驳船向伊莎贝尔岛方向划。如果白天仍然在海港入口约一英里处徘徊，那就不行了。总之，天越黑，借着风势，他就成功得越快；但今夜的海湾乌云密布，闷得难以呼吸，与其说海湾在睡觉，不如说已经死了。
马丁先生使劲划粗大的桨柄，感到自己柔软的手非常疼痛。他咬紧牙关，像个男子汉那样紧抓住船桨。他也仿佛进入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他在那里幸苦劳动着，他划着船，这是个奇怪的工作，但似乎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国家，此外，这项工作也因为他爱安东尼娅而被赋予了一种理想的意义。无论他们如何使劲，但驳船太重，几乎没有移动。诺斯特罗莫一边划船，一边独自诅咒着。“我们没有走直线，”他低声自言自语，“我真想看到那岛屿。”
马丁先生不会划船，浪费了许多力气。一阵阵疲惫从酸痛的手指尖传向他身体的所有部分，然后便全身出大汗。在过去48小时里，他参加了战斗，做了讲演，无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因劳累过度而感到痛苦。他没有休息过，几乎没有吃东西，思维和感情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他对安东尼娅的爱情，是他汲取力量和灵感的渊源，当他俩在何塞先生的床旁边匆忙交谈的时候，他的爱情达到了悲剧般的紧张程度。如今，他突然被抛弃到这片黑暗的海湾里，这里非常阴暗、寂静，那令人窒息的寂静在体力消耗的痛苦之上又多加了一份痛苦。他幻想着这艘驳船沉入了海底，这个想法让他高兴得颤抖起来。“我快要疯了。”他对自己说。他强迫自己的四肢不颤抖，强迫自己的胸脯不颤抖。他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在暗暗地发生着颤抖，这消耗着他的精神力量。
“监工，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吗？”他不顾后果地提出建议，“今晚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
“此话不假。但我觉得我们才走了大约一英里远。先生，你可以休息一下胳膊，我猜你胳膊累了。除此之外，你就不能休息了，因为丢了这批财宝能使不穷的人变成穷人。先生，我们不能休息；我们只有找到去北美的轮船后才能休息，否则其他船就会发现我们躺在那英国人的银锭上死了。否则，不；我的上帝啊！我要在还没有被渴死或饿死之前，用斧头把舷缘砍掉。总之，我们宁可让银锭沉没，也不能让陌生人得到。这才是那些绅士派我干这件事的目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就是他们想要的人。”
德科德躺在银锭箱子上喘息。所有他还能记得住的感觉和感情似乎都变成了疯狂的梦魇。他对安东尼娅的炽热感情曾经帮助他爬出没有信仰的泥潭，如今甚至他那段感情都失去了真实性。一时间，他成为极度疲惫的受害者，但只是还没有落入令人讨厌的冷漠之中。
“我敢说他们不想让你对此事有如此悲观的看法。”他说。
“不悲观，能怎样？这难道不是个笑话吗？”诺斯特罗莫吼叫道，此刻他想起自己在OSN公司工资单上的注释是“码头领班”。“我在打完了两天的仗之后，又被当作一张破牌丢到这局赌博之中。所有人都知道我赌博的运气不好。”
“此话不错。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女人方面的运气不错，监工。”德科德用疲惫的、慢吞吞的腔调劝解自己的同伴。
“先生，听我说，”诺斯特罗莫继续说下去，“我从来没有抗议过这件事。我接到命令，我知道此事肯定成功无望，但我决定试一试。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先要等你。然后，我们一起去了‘统一意大利’客栈，在那里老乔治奥大叫着让我去找医生。后来，那个要死的可怜女人要见我，这你是知道的。先生，我本不愿去见她。我感到这令人诅咒的银锭在我背上的负担越来越重。我知道她会让我去找一个牧师。考比兰神父是个无畏的人，他肯定能来；但他在很远的地方，跟赫尔南德斯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如果遇到暴民，会被撕成碎片的，因为暴民恨神职人员。如果没有我的保护，没有一个混得好的神职人员敢在晚上来救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她知道这点。我假装不知道她要死。先生，我拒绝了一个临死女人请我去找神职人员的要求……”
黑暗中传来德科德晃动身体的声音。
“你确实是这样做的，监工。”他感叹道。随后，他改变了腔调。“不过，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
“马丁先生，你也不相信神职人员吧？我也不信。干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但她——她相信他们。这件事让我很难过。她可能已经死了，而我们在这里毫无希望地漂流。可恨的迷信。她死的时候肯定认为是我剥夺了她去天国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德科德沉浸在思考之中。他试图分析这段话在自己内心唤起的种种情感。这时，监工又说话了。
“马丁先生，现在让我们努力找到伊莎贝尔岛。天亮的时候，如果不能找到岛，我们只能把船凿沉了。我们不能忘记从埃斯梅拉达出发的运兵船也许就要到了。我们马上划船。我找到了一段蜡烛，借助蜡烛的这点火光，能用船上的罗盘确定航向。风力不大，吹不动船——这个见鬼的海湾！”
一个小火苗笔直地向上燃烧着。火苗照亮了驳船没有装货的这半边。德科德看到诺斯特罗莫站着。德科德只能看到他红腰带下面的部分，那支白手柄的左轮枪闪着微光，他身体的左边露出了那把长匕首的木柄。划船使德科德感到紧张。微风肯定吹不灭蜡烛，但船体的运动使火苗摇晃起来。他俩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船却不能走得更快，他俩在一小时里仅走了不过一英里远，情况太严重了。不过，这足以让他们在天亮前掠过伊莎贝尔岛。夜晚还有六个小时时间，从港口到大伊莎贝尔岛不到两英里的路。由于监工很不耐烦，德科德只能拼命划船。有时他俩停下来，竖起耳朵听听埃斯梅拉达那个方向。在极度寂静的海面，轮船运动能在很远的地方听到。看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俩相互都看不见。甚至船扬起帆都看不见。他俩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一下。
“见鬼！”诺斯特罗莫突然说道，这时他正好手握住沉重的船桨的柄在休息。“怎么了？马丁先生，你感到忧虑啦？”
德科德向他保证自己一点忧虑都没有。诺斯特罗莫保持着极为安静的状况。过了一会儿，他在马丁耳朵边低声说请他到船尾去。
诺斯特罗莫把嘴唇贴在德科德的耳朵上说，他相信这艘驳船上除了他俩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已经是第二次听到有人哭泣了。
德科德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表示不信。但查明一件事的真伪是很容易的。
“太令人感到惊奇了，”诺斯特罗莫咕哝道，“当驳船停靠在码头上时，会不会有人偷偷上船了呢？”
“你说是哭泣？”德科德压低了声音问道，“如果他在哭泣，无论他是谁，都不会有危险。”
他俩爬到驳船中央昂贵的货物堆上，在前桅杆下弯着腰，在甲板下，他们的手摸到了一个人的腿，一动不动的跟死了一样。他俩吓坏了不敢说话，抓住那人的手臂和衣领，把他拖到了船尾。那人软弱无力——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
那截小蜡烛的光亮照在了一张圆脸上，弯钩鼻子，黑色的上嘴唇胡须，没有连鬓胡子。他极肮脏。脸上有许多新近长出来的胡须。厚嘴唇半张着，但眼睛是闭着的。德科德吃惊地认出来，此人是赫希先生，埃斯梅拉达来的皮货商人。诺斯特罗莫也认出来了。他俩面面相觑，而赫希先生就躺在他俩中间，光着脚躺着，脚的位置比头还高，荒谬地假装睡着了，但也有可能是昏迷了，或许真的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