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穿衣服了,瞅瞅窗外,发现蜡烛像两座灯塔似的反映在漆黑的窗玻璃上,然后看到窗外的一切仍然笼罩在行将消逝的茫茫夜色之中,再去观察这一切在天亮时的变化,那确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晨景逐渐显露出来了,窗外那块场地也展现无遗;昨天夜里风就在这黑洞洞的场地上徘徊着,就像我缅怀身世时那样缠绵悱恻;我一发现这些在我睡觉时就已经环绕在我周围的陌生景物,就感到非常高兴。起初,这些景物在浓雾里很难辨认,而在它们上面,最后几颗星星也还闪着微光。在那欲曙未曙的天色消逝了以后,景象开始迅速扩大,内容也充实起来了,我每看一眼,都会发现许多东西,够我看上一个钟头。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我的蜡烛成了唯一不能和清晨相协调的东西,屋子里那些阴暗的地方都明亮起来了。晨光朗照着宜人的景色,其中最突出的是那古老的修道院教堂,这个教堂和它那雄伟的尖塔投下了一长串柔和的阴影,似乎和它那峥嵘的外观不大相称。可是,就在这峥嵘的外观中(我希望,我明白了这一点),也往往会产生出潜移默化的影响。

房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井井有条,每一个人对我都很殷勤,因此,虽则我也设法记住每个小贮藏室的橱柜和碗柜装着什么东西,也在石板上记下有多少果酱、酸菜、蜜饯水果和多少瓶子、杯子、瓷器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同时,我这个人大体说来,虽则是年少无知,因循守旧,不过我这两串钥匙到底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我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听见铃声还简直无法相信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候。然而,我还是赶紧跑去沏茶,因为我已经被指定去掌管那个茶壶了;可是他们都起晚了,没有人下来,于是我想,不妨到花园里去看看,顺便熟悉一下那儿的情形。我发现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前面是我们来的时候走过的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和马车道(附带提一下,我们的车子把车道上的石子翻得乱七八糟,我只好叫园丁把路辗平);后面是花圃,这会儿我那位亲爱的人儿在楼上推开了窗,站在那儿向我微笑,仿佛她在那么远的地方就想吻我似的。在花圃的另一边有一个菜圃,后边是一个练马用的围场,然后是一个整齐的小草堆场,最后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小的农家场院。至于房子本身,看起来朴素、舒适,令人感到亲切,屋顶上有三个尖顶;各色各样的窗户有大有小,而且都很好看;南面墙上还有摆玫瑰花和忍冬花的格子架。这所房子正像婀达所说的那样——她正挽着房主人的胳膊出来迎我——是配得上她的约翰表哥的。她这句话说得真大胆,可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听了,只捏了一下她那可爱的脸蛋儿。

吃早饭的时候,斯金波先生还跟昨天晚上那样谈笑风生。因为桌上有蜂蜜,他就谈起蜜蜂来了。他说他对蜂蜜没有反感(我想,他是不会有反感的,因为他似乎很喜欢吃蜂蜜),可是他对蜜蜂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抱有反感。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忙忙碌碌的蜜蜂应当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认为,蜜蜂是喜欢酿蜜的,不然的话,蜜蜂就不酿蜜了,要知道,谁也没叫它酿蜜呀。所以蜜蜂大可不必拿自己的癖好来吹嘘。如果世界上每一个糖果商都哇哇乱叫,什么东西挡住他的道儿,就往那上面撞,并且妄自尊大,叫每个人都注意,他要去干的活儿,不要打搅他,那么,这个世界就要叫人呆不下去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当你积攒了一点家私的时候,就被人用硫黄熏跑(2),那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吗?如果一个曼彻斯特人为了纺棉花而纺棉花(3),那你一定会瞧不起他的。看样子,斯金波先生一定会说,他认为雄蜂才体现出一种比较愉快的和明智的观念。雄蜂坦率地说:“请原谅,我真的不会干活儿!我发现这世界有许多东西值得欣赏,可是能够去欣赏的时间又是那么短,因此我只好不顾一切,去欣赏周围的景色,并请求那些不打算去欣赏的人来养活我。”在斯金波先生看来,这番话似乎就是雄蜂的哲学,而且他还认为这是很好的哲学。他总认为雄蜂是愿意和蜜蜂友好亲善的;就他所知,性情随和的雄蜂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自高自大的蜜蜂答应雄蜂这样做,并且不把自己的蜂蜜当成了不起的东西就行!

他的想象好像是脱缰之马,一会儿工夫就把他那番怪论发挥得淋漓尽致,惹得大家笑个不停;不过,他又尽量装得很严肃,好像他的话里真有什么严肃的意义似的。当我离开他们去做别的事情时,他们仍然在听他讲话。我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事务料理停当,当我挽着盛钥匙的篮子,穿过走道往回走的时候,贾迪斯先生把我叫到他寝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去;我发现那间屋子有点像存放书籍和文件的小型图书室,又有点像他那些靴、鞋和帽盒的小型陈列室。

“请坐,亲爱的,”贾迪斯先生说。“你要知道,这屋子叫‘牢骚室’。我不高兴的时候,就到这里来发发牢骚。”

“那你一定很少到这里来吧,先生,”我说。

“噢,你不了解我!”他回答说。“当我受了骗或者因为——因为刮风,刮东风而感到失望的时候,我就躲到这里来。在家的时候,我在‘牢骚室’里呆的时间最多。我的脾气怎么样,你连一半还不知道呢。亲爱的,你怎么直打哆嗦呀!”

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劲去克制,可是实在克制不住;你想想,当我独自和这位生性敦厚的人呆在一起,望着他那慈祥的眼睛,感到这样的高兴,受到这样的尊敬,我的心情又是这样的激动,我怎么能不哆嗦呢!

我吻了吻他的手。我不知道我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说的。他感到很窘,于是就走到窗前去了。我几乎以为他要跳出窗去呢,可是他又回来了。我一看他那双眼睛,就放心了——他刚才到窗户那边去,就是为了不让我看他的眼睛的。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我坐下来了。

“好啦!好啦!”他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嗨!别那么傻气啦。”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先生,”我答道,“可是开始的时候很难——”

“哪里的话!”他说,“这很容易,很容易。为什么不是很容易呢?我听说有一个很好的小孤儿没有保护人,我就想到要当她的保护人。她长大了,并且完全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继续当她的监护人和朋友。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行啦,行啦!我们现在已经把旧账一笔勾销了,你在我面前应该感到高兴和安心才对呀。”

我暗自说:“埃丝特,亲爱的,你真叫我感到奇怪!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子!”这番话产生了良好效果,于是我就把手放在篮子上,完全清醒过来了。贾迪斯先生露出赞许的样子,和我亲密地谈起来,好像我早就有了每天早晨和他谈话的习惯似的。我自己也差不多觉得我就是这样呢。

“埃丝特,”他说,“你一定不了解大法官庭这件官司吧?”

我自然而然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谁了解这件官司,”他说。“那些律师已经把这件官司弄得一塌糊涂,原来的是非曲直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件官司涉及某个遗嘱以及遗嘱中的遗产——或者说,这件官司曾经有一度是涉及这样一个内容的。现在这件官司却只涉及诉讼费罢了。为了诉讼费,我们总是出庭,退庭,宣誓,质问,提交文书,提交反驳文书,进行辩论,加盖图章,提出动议,援引证明,做出报告,绕着大法官和他那一帮随从团团乱转,根据那衡平法,一直转到自己呜呼哀哉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诉讼费。其他一切问题,由于某些特殊的方法,都不存在了。”

“可是,先生,这件官司本来是涉及某个遗嘱的,对吗?”我试着把他引回原来的话题上,因为他已经开始抓头了。

“噢,是的,这件官司开头的时候本来是涉及某个遗嘱的,”他答道。“有一个姓贾迪斯的人,不幸发了一笔大财,写了一个有着大宗遗产的遗嘱。就为了解决应该怎样处理遗嘱中的遗产这样一个问题,这笔遗产竟然全部给花光了;遗嘱中所规定的遗产继承人就非常倒霉,仿佛他们一继承那笔钱就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就要受到相当的惩罚;于是,遗嘱本身也成了一纸空文了。在这场可悲的官司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知道每一件事情,要是有一个人不知道,那就得让他弄清楚;在这场可悲的官司的全部过程中,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一再地收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每一件事情的抄本,而这些逐渐累积起来的事件已经写成了一车又一车的文件(你只付钱,不拿抄本也行,一般人都是这样,因为谁也不要这些抄本);每一个当事人都必须团团乱转,为了诉讼费、手续费,乌烟瘴气和行贿贪污的事情,奔忙得好像在地狱里跳土风舞一般,即便在魔女宴会(4)最胡闹的时候也看不到这种场面。大法官庭向一般法院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又向大法官庭提出问题;一般法院发现自己不能办这件事情,大法官庭则发现自己不能办那件事情;这个法院也好,那个法院也好,如果没有这个律师和这个辩护士分别为A方出主意和出庭,没有那个律师和那个辩护士分别为B方出主意和出庭,甚至连他们能办些什么事情都不敢说;就这样排下去,从AB一直排到YZ,好像那个‘苹果馅饼’的故事似的。(5)一切事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我们怎么也摆脱不开这场官司,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这场官司的当事人,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是这场官司的当事人。可是,千万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那可怜的叔祖托姆·贾迪斯开始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走上死亡的道路了!”

“先生,你指的是我已经听说过的那个贾迪斯先生吗?”

他严肃地点了点头。“埃丝特,我就是他的继承人,这就是他的房子。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所房子确实很荒凉。从这所房子可以看出他当初受到了多少折磨。”

“可是,这所房子现在完全改观了啊!”我说。

“在他以前,这所房子叫作‘尖塔’。他给这所房子起了现在这个名字,他住在这里,闭门不出:夜以继日地研究这场官司,研究那一堆堆可恶的文件,希望能够侥幸地使这件案子摆脱开那种扑朔迷离的局面,好了结这场官司。在那时候,这地方变得破落不堪,风从裂了缝的墙壁呼呼地吹进来,雨水从破裂的屋顶流下来,通道上的杂草一直长到那日益破烂的大门口。我带着他的遗体回到这个家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所房子好像也开枪打烂了自己的脑壳,因为它简直成了残垣断壁,一片废墟啦。”

他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这番话,一边哆嗦起来,然后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又看看我,忽然高兴起来,走到我身旁坐下,手插在口袋里。

“亲爱的,你瞧,我跟你说过这就是我的‘牢骚室’吧。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我提醒他说,他谈到了他使荒凉山庄大为改观。

“不错,我刚才谈到荒凉山庄了。现在在伦敦城里还有我们一些房产,这些房产现在的情景就和荒凉山庄当初一样。我说我们的房产,实际上指的是归这场官司所有的房产,可是,我应当把它说成是归诉讼费所有的房产,因为世界上现在只有诉讼费才能从这些房产里榨取点东西来,才觉得它不是什么令人触目伤心的东西。那是一条到处都是破烂房子的大街,窗户都被石子打碎了,好像瞎了眼睛似的;一块窗玻璃也没有,甚至没有窗框,油漆剥落的百叶窗从铰链上掉下来,东倒西歪;铁栏杆长锈了,铁皮一片片地掉下来;烟囱塌进去了;每个门口(每个门口都可能是鬼门关)的石头台阶都长着青苔,显得非常凄凉;甚至支撑这些破烂房子的柱子也在腐烂。荒凉山庄当时虽然和大法官庭没有关系,但荒凉山庄的主人和大法官庭却有关系,因此,荒凉山庄也就被打上了大法官的大印。亲爱的,这些破破烂烂的景象,就是大法官的大印留下的痕迹,这在英国各地都看得到,连小孩都熟悉!”

“荒凉山庄现在大大地改变了!”我又说道。

“噢,可不是吗,”他回答时比刚才愉快多了,“你常常引导我往乐观那一面去想,你真聪明,”(他居然认为我聪明呢!)“这些事情,我除了在‘牢骚室’里,从来不谈,甚至不想。如果你认为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理克和婀达,”他严肃地看着我,“你可以这样做。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埃丝特。”

“我希望,先生——”我说。

“我想你最好是管我叫监护人,亲爱的。”

当他轻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装着这只是一个偶然想出来的主意,而不是存心要表示什么好感似的,于是,我觉得我又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了,我暗自责备自己说:“喂,埃丝特,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啊!”我轻轻晃了晃管家钥匙,好提醒自己,同时又更加坚决地把手放在篮子上,安详地瞅着他。

“我希望,监护人,”我说,“你不要过分相信我,不要事事由我来决定。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错了。恐怕你将来知道我并不聪明,你也许会感到失望呢;说真的,这是事实,要是我不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点,那你很快也会觉察出来的。”

可是他似乎一点也没感到失望,而且恰恰相反,他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他非常了解我,而且在他看来我是相当聪明的。

“我希望我将来会聪明一些,”我说,“可是我担心办不到,监护人。”

“亲爱的,你够聪明的,你满可以做个心地善良的小老太太,在这里照料我们,”他开玩笑似地答道,“就像童谣(我不是说斯金波先生那样的儿童)里的小老太太一样:

‘你飞这么高,要到哪里去,小老太太?’

‘我要到天上去,把蜘蛛网扫下来。’

埃丝特,在你管家的期间,你一定会把我们天空上的蜘蛛网扫得干干净净,将来总会有一天我们不要这间‘牢骚室’,用钉子把门钉起来。”

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管我叫老太太、小老太太、蜘蛛网、希普顿太太、哈巴德大娘、德登大妈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字,(6)而我自己的名字很快就在这些名字中间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吧,”贾迪斯先生说,“咱们先别扯得太远了。拿理克来说,他是个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应当怎么办呢?”

噢,我的天啊,居然想到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向我请教!

“你瞧他,埃丝特,”贾迪斯先生说着,舒舒服服地把手插进口袋里,把腿伸直。“他应当有个职业,应当有所选择。我想,这一定又要引起一番‘刀笔’,但是必须这样做。”

“引起一番什么,监护人?”我说。

“引起一番‘刀笔’,”他说。“我只知道这一类事情叫作‘刀笔’。亲爱的,理查德是大法官庭的一个受监护人。关于理查德的事情,肯吉和卡伯伊要说一番话;某某推事——那是可笑的教堂小职员之类的人物,在法院小街夸里蒂大院尽头一间背街的屋子里,葬送法律案件的是非曲直(7)——也要说一番话;辩护士也要说一番话;大法官也要说一番话;大法官的那些随从也要说一番话;由于理查德的事情,他们所有的人一定会挨个儿得到好处;这件事情一定会弄得煞有介事,大费唇舌,引起不满,耗费钱财;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统称为‘刀笔’。我不知道人们怎么就会饱受刀笔之苦,而这些年轻人又怎么就会由于刀笔的罪孽而掉到火坑里去;不过,事实就是这样。”

他又开始抓脑袋,并且暗示他觉得风向又变了。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有一点倒说明他对我怀有温情:不管他抓脑袋也好,来回走也好,或者又抓脑袋又来回走也好,可他一看到我的脸,他自己的脸就一定会恢复原来那种亲切的表情,而且一定会把手放到口袋里,伸直双腿,显出舒舒服服的样子。

“也许,最好还是先问问理查德先生,他自己打算干什么。”

“说得对,”他答道。“我也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凭着你的口才和心平气和的态度,多跟他和婀达谈谈,看看你们大家有些什么想法。小老太太,我们相信,凭你的本事,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想到自己肩负这样一个重任,并且知道了这样多的事情,我就感到非常不安。我根本没打算要这样做;我原来的意思是认为他应当亲自去跟理查德谈一谈。可是,当然,我回答的时候只是说,我要尽力去做。虽然我担心(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他把我看得太高明了,而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的监护人听了只是笑了一声,笑声之悦耳,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就这么说吧!”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椅子推到后边。“我想,我们可以离开‘牢骚室’一天了!最后还有一句话。埃丝特,亲爱的,你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他非常注意地看着我,因此我也就非常注意地看着他,我觉得我是了解他的。

“先生,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吗?”我说。

“是的。”

“监护人,”我一边说,一边壮着胆,把我那只忽然凉起来的手放在他手里,“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完全相信,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应当知道,或是必须知道的,我用不着问你,你也会告诉我。我要不是百分之百地依赖你,相信你,那我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我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你,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拉起我的手,让我挽着他的胳臂,我们就走出去找婀达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和他坦然相处,毫不拘束,我感到心满意足,不想多知道点什么,同时也很快乐。

我们刚到荒凉山庄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因为我们必须跟附近许多认识贾迪斯先生的人见见面。在我和婀达看来,每一个想利用别人的钱来干什么事情的人都认识他。有一天早上,当我们在“牢骚室”里,开始替他整理信件,并替他写回信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差不多所有和他通讯的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生活目标:一切都是为了筹款和投资而成立委员会。在这方面,女士们是和绅士们同样热切的;说实在的,我想她们甚至还要更热切一些。她们以最热烈的态度投身到委员会里去,以极高的热情收集捐款。依我们看,她们有些人一定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按照邮局的姓名地址录,把捐款单分发到各地去,其中有先令的捐款单,两个半先令的捐款单,十先令的捐款单,便士的捐款单。她们什么东西都需要。她们需要衣服,需要破烂的衣衫,需要钱,需要煤,需要喝的汤,需要关怀,需要亲笔的签名,需要法兰绒,总之,她们需要贾迪斯先生所有的或者所没有的一切。她们的目的和她们的要求一样,都是五花八门的。她们打算兴建新楼房,打算付清旧楼房的债务,打算给“中古式圣马利亚妇女会”盖一所漂亮楼房(附有拟议中的楼房西边的正面雕版图);她们打算送给杰利比太太一个奖状;她们打算请人给她们的秘书画一幅肖像,再把肖像送给他的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岳母待他非常好;我确实相信,她们什么事情都打算做:从五十万本小册子到每年的年金,从大理石的纪念碑到银制的茶壶。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她们是“英国妇女”,“大不列颠的女儿”,各个道德会的“姊妹(8)”,“美洲妇女”,不下百种名目的“女士”。她们对劝募和选举,似乎总是很热心。依照我们这些笨头笨脑的人的看法,同时也依照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投的票,常常是数以万计的,可是从来没有使她们的候选人得到什么好处。总而言之,一想到她们过的那种狂热的生活,我们就禁不住要头痛。

在那些由于这种贪得无厌的慈善事业(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而大大扬名显姓的女士中间,有一位叫帕迪戈尔太太;从她寄给贾迪斯先生的信件的数目来看,我可以断定,她和杰利比太太同样是个了不起的写信能手。我们注意到,在聊天的时候,一提起帕迪戈尔太太,风向总是立刻改变,而且必然会打断贾迪斯先生的话,使他说不下去,因为他曾经说过,从事慈善事业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光说不做的人,另一类是光做不说的人。因此,我们怀疑帕迪戈尔太太是第一类的人,很想见见她。有一天,她带着五个年纪不大的儿子前来拜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她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女士,戴着眼镜,鼻子很大,嗓音很粗,给人的印象是,她需要占据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她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她的裙子把几张离她很远的小凳子都弄翻了。那会儿只有我和婀达在家,我们接待她的时候有点胆怯,因为她进来时好像一股寒流,冻得那几个跟在她后面的小孩脸色发青。

“年轻的女士们,”打过了招呼以后,帕迪戈尔太太便口若悬河似的说下去,“这是我的五个儿子。从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你们可能看到那张铅印的捐款单(也许不止一张),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我的大儿子埃格伯特,今年十二岁,他把零用钱五先令三便士寄给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奥斯华德,十岁半,他捐了两先令九便士去为国家的伟大工匠们建立纪念碑;我的第三个儿子弗朗西斯,九岁,捐了一先令六个半便士;我的第四个儿子菲利克斯,七岁,把八便士捐给了领养老金的寡妇;我的小儿子艾尔弗雷德,五岁,自愿参加了‘儿童欢乐会’,宣誓终身不抽烟。”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愤愤不平的小孩。他们不仅面黄肌瘦——他们确实是这样——而且还由于不满而露出凶恶的样子。一提到托卡胡珀的印第安人,埃格伯特皱着眉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几乎把他当成是那个部落的最剽悍的一员。每个孩子一听到自己的那份捐款,脸色马上就变了,露出一定要报仇雪恨的样子,其中埃格伯特的脸色变得最难看。不过,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我必须说一说,“儿童欢乐会”的那个小小的成员,始终带着一副呆头呆脑的可怜相。

“听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你们到杰利比太太家去过,是不是?”

我们说是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

“杰利比太太,”这位太太继续说下去,她的声调还是那样激动,那样高亢而刺耳,使我觉得,她的声音好像也戴着一副什么眼镜似的——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她那副眼镜并没有使她的眼睛显得更迷人一些,因为她的眼睛就像婀达说的那样,“令人心惊肉跳”,也就是说,鼓得很厉害,“杰利比太太是为社会造福,值得我们帮忙。我这些孩子都为非洲的事业捐过钱:埃格伯特捐了一先令六便士,也就是九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奥斯华德捐了一先令一个半便士,也是这几个星期的全部零用钱;其余几个都根据自己的小小资财捐了钱。不过,我并不是在一切事情上头都同意杰利比太太的。杰利比太太对待孩子的那种做法,我就不同意。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注意到她那些孩子是不参加她所致力的那些事业的。她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但是,对也好,错也好,这都不是我教育孩子的方针。我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到哪里。”

我后来相信(婀达也相信),那个脾气很坏的大男孩,听了这番话以后忍不住尖叫起来。他虽然立即把尖叫改成了打哈欠,可是开头的时候确实是尖叫。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他们和我一起做早祷(早祷做得很好),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当然也包括寒冬在内,”帕迪戈尔太太说得很快,“我办理每天的例行公事时,他们也跟我在一起。我参与校务,访问穷人,参加朗诵,分配救济金;我还参加当地的衣服赈济委员会,参加许多一般性的委员会;单拿募捐来说,我的活动就非常广泛——谁也比不上我。可是,无论我到哪里去,我的孩子都陪着我;这样一来,他们就熟悉穷人的情况,能够从事一般的慈善事业,简单地说,也就是对这类事业有了爱好,这在将来会使他们为邻人谋福利,同时也为自己谋幸福。我这几个孩子都不轻浮;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把全部的零用钱都捐出去;他们参加了许多大会,听了许多讲话、演说和讨论,而这些,一般只有少数的成年人才听得到。艾尔弗雷德(五岁),正像我所说的那样,自愿参加了‘儿童欢乐会’,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主席慷慨激昂地讲了两个钟头,当时只有艾尔弗雷德和少数几个孩子没有晕倒。”

艾尔弗雷德凶狠地看着我们,好像他永远也不能,而且也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所受的侮辱似的。

“萨默森小姐,你可能注意到,”帕迪戈尔太太说,“在我们的可敬的朋友贾迪斯先生那里,有一张我已经提到的捐款单,在这张捐款单上,我孩子的名字后面还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奥·阿·帕迪戈尔捐款一英镑的字样。那就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们的做法是老一套。我先写上我那笔小小的款子;然后我的孩子们根据他们的年纪和小小的资财,写上他们的捐款;然后,帕迪戈尔先生殿军。在我的指导下,帕迪戈尔先生欣然写下他那笔有限的捐款;这样的事情不但使我们自己感到高兴,而且,我相信,对别人也起了鼓舞作用。”

假设帕迪戈尔先生和杰利比先生一起吃饭,假设饭后杰利比先生向帕迪戈尔先生倾诉衷肠,那么,反过来,帕迪戈尔先生会不会也向杰利比先生推心置腹地吐露一些秘密呢?我发现自己想入非非,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我这样想也是很自然的。

“你们这里过得很不错啊!”帕迪戈尔太太说。

我们很高兴换换话题,便来到窗前,指点着外面的幽美景色,可是,说来奇怪,我觉得帕迪戈尔太太虽然戴着眼镜望去,似乎无动于衷。

“你们认识格谢(9)先生吗?”我们的客人说。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机会认识格谢先生。

“我敢说这是你们的损失,”帕迪戈尔太太神气十足地说。“他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家——满腔热火!现在,他要是在这片草地上——这片草地从地形上看来,非常适合做公共会场——他一定会站在大车上利用你们提出来的任何事情,借题发挥,谈上几个钟头!到了这个时候,年轻的女士们,”帕迪戈尔太太说着,就回到自己的椅子那里去,同时好像用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把离她相当远的小圆桌打翻(桌上还放着我的提篮哩),“到了这个时候,我敢说,你们一定了解我了。”

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婀达不知所措地望着我。而我呢,因为刚才想入非非,正感到惭愧;这一定在我的面色上流露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帕迪戈尔太太说,“了解我突出的性格特点。我很清楚,我的特点因为太突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知道,人们一眼就可以把我看透。这有什么关系呢!坦白说,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女人。我喜欢艰苦的工作;我可以从艰苦的工作中得到乐趣。那种兴奋劲儿对我很有好处。我已经习惯做艰苦的工作,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是疲劳。”

我们小声地说,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也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想,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令人惊奇,或者是不是令人高兴,不过,我们出于礼貌,不得不这样说。

“我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谁也没法叫我感到疲倦,你们要是不相信,不妨试一试!”帕迪戈尔太太说。“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努力),我所从事的种种工作(在我看来并不算什么工作),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孩子和帕迪戈尔先生看到我那样忙碌,就感到自己很累了,而我自己却满可以说,还是像云雀那样精神抖擞!”

如果说那个大孩子的阴沉的脸色,还能变得更恶毒一些,那么这一回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我看见他攥着右拳,朝着挟在左胳膊下面的帽子的帽顶,暗暗地捶了一拳。

“当我出去访问的时候,这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帕迪戈尔太太说。“如果我发现有人不愿意听我要说的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是不会疲倦的,我的好朋友,我从来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我要说下去,直到说完为止。’这种做法的效果好极了!我希望,萨默森小姐,你今天能够帮我个忙,和我一起去访问,也希望克莱尔小姐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一起去访问。”

起初,我婉言谢绝,说眼前有事情要做,不能放下不管。可是,这个托辞丝毫没有效果,于是我就更加强调地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我说,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我不善于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所想的事情,也不善于从适当的观点出发去和他们交谈。我说,做这类工作必须对人们的心理具有细致的了解,而我正缺乏这一点。我说,我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哪里能教导别人,又说我光凭着好心好意可办不了什么事情。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我最好是尽可能帮助我身边的那些人,尽可能为他们效劳;然后再设法使服务范围逐渐逐渐、自然而然地扩大起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帕迪戈尔太太的岁数比我大,经验比我多,而且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气。

“你错了,萨默森小姐,”她说,“不过,你也许干不了艰苦的工作,或者经不起那种兴奋劲儿;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愿意看看我是怎么进行工作的,我很愿意带你一起去,我现在正打算——带着我的小孩——到附近去访问一个烧砖工人,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如果克莱尔小姐肯赏脸的话,也请一起去吧。”

婀达和我交换了眼色,由于我们本来就打算出去走走,所以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当我们戴上帽子匆匆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几个小孩缩在一个角落里露出没精打采的样子,只有帕迪戈尔太太在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几乎把屋子里每一件分量不重的家具都打翻了。帕迪戈尔太太拉着婀达,我和那几个小孩跟在后面。

后来,婀达告诉我,在到那烧砖工人家里去的路上,帕迪戈尔太太一直在高谈阔论(当然,我也听见了),她说她有一次和另一位女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两三年之久,为的是她们都想让自己的候选人争到某某地方的一笔养老金。为了这个,她们印了许多印刷品,许了许多诺言,发了许多委任状,投了许多票;凡此种种,都使一切有关的人感到非常热闹,但是只有领养老金的候选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被选上。

我是喜欢孩子们信任我的,看见孩子们常常在这方面给我面子,我总感到高兴,可是这一回我却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刚一走出大门,埃格伯特就像小拦路贼似的,跟我要一个先令,理由是他的零用钱被“抢走了”。我指出,这个词儿很不合体统,特别是把这个词儿用在他母亲身上(因为他绷着脸加了一句“被她抢走了”),于是他一边捏我,一边说:“好啊!哼!你算什么东西!我看,你也不愿意让人把钱抢走吧?她把钱给了我,又把钱要回去,她装这一套干吗?她从来也不让我把钱花掉,可是为什么要说是我的零用钱呢?”这些令人气愤的问题激怒了他,也激怒了奥斯华德和弗朗西斯,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来捏我,他们捏得很高明,把我胳膊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拧着,拧得我几乎叫出声来。同时,菲利克斯还踩了我的脚趾。而那个“儿童欢乐会”的会员呢,他由于他那小小的收入常常被挪用,因此事实上不但要发誓戒烟,而且还要发誓不吃蛋糕,当我们经过一家糕点铺的时候,他是那样子伤心,那样子生气,因而脸色发紫,把我吓了一跳。我和孩子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因为这些一直假装着很听话的孩子赏我这样一个脸,向我露出原来的面目时,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非常痛苦。

当我们来到那个烧砖工人的家时,我感到很高兴。他那所房子是一间破烂的小屋,烧砖场上有许多这样的小屋,猪圈就在破烂的窗户附近,每家门前都有一个不像样的小园子,园子里除了一潭潭的死水,什么东西都不长。到处是旧木桶,承接着从屋顶滴下来的雨水,要不然就让雨水流到用泥巴堵起来的、像一个大泥饼似的小水坑里去。在门口和窗口旁边,有些男人和女人,不是懒洋洋地坐着,就是走来走去,他们一点也不理会我们,只是在我们走过的时候,才彼此笑笑,或是说什么有身份的人最好还是少管闲事,免得伤了脑筋,还弄脏了鞋。

帕迪戈尔太太道貌岸然地走在前面,显得很有决心;她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地数落这里的人没有整洁的习惯(不过,我倒是怀疑我们之中最整洁的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不能保持整洁)。她领着我们走到最远的一个角落,走进一个小房子,楼下的整个屋子几乎被我们挤满了。在这间又潮湿又闷人的屋子里,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一个眼睛瘀黑的女人,在炉火旁给一个奄奄一息的可怜的小婴孩喂奶;一个男人浑身都是黏土和泥巴,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抽着烟斗,显得很放荡;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给一只狗套上颈圈;一个不怕生人的女孩正在一盆脏水里洗衣服。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看;那个女人把脸转过去对着炉火,好像不愿意让我们看见她那瘀黑的眼睛;谁也不跟我们打招呼。

“怎么样,朋友们,”帕迪戈尔太太说;可是,我觉得她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亲切,只是一本正经地在打官腔。“你们大家都好吗?我又来了。我跟你们说过,你们是不会使我感到疲劳的,知道吗?我很喜欢艰苦的工作,而且我一向是说话算话。”

“你把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吧?”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咆哮着说,他把头枕在胳膊上,瞪着我们,“还有人要来吗?”

“没有了,我的朋友,”帕迪戈尔太太说着,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同时把另一张打翻了。“我们的人都来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来的人还不够多呢,你说是不是?”那个人叼着烟斗,扫了我们一眼。

那个小伙子和那个女孩都笑起来了。小伙子的两个朋友——他们是被我们吸引来的——站在外面门口,手插在口袋里,也跟着放声大笑。

“善良的人们,你们不能使我感到疲倦,”帕迪戈尔太太对门口那两个人说。“我喜欢艰苦的工作;你们把我的工作弄得越艰苦,我就越高兴。”

访问烧砖工人

“那就把她的工作弄得容易一点好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咆哮着说。“我要结束你这件工作。我不要别人随便到我家里来。我不要像一头畜生那样被人摆弄。现在你又来耍你那一套,问这问那——我知道你打算干什么。哼!这一回你可不行了。我可以让你不必操这个心。我女儿是在洗衣服吗?不错,她是在洗衣服。瞅瞅那盆水。闻一闻呀!我们喝的就是这种水。你觉得怎么样,你也许觉得喝杜松子酒比喝这些水好吧!我这儿很脏是不是?不错,是很脏——当然是很脏,当然是很不卫生;我们有过五个又脏又不卫生的孩子,可是在很小的时候,就都死掉了,这样对他们更好,对我们也有好处。我有没有看你留下的那本小书吗?没有,我没有看你留下的小书。这里没有人认识字,就算有人认识字,这书对我也不合适。这本小书是给小孩看的,可我又不是小孩。要是你给我留下了一个布娃娃,我也不会喂它奶吃的。我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吗?瞧,我已经醉了三天;要是我有钱,第四天我还要喝个醉。我是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吗?不,我并不是一辈子也不打算上教堂的。就算我要去,那也没人希望我去;那位助理牧师太斯文了,我受不了!还有,我老婆的眼圈黑了是怎么回事吗?哼,那是我给打黑的;要是她说不是我给打的,那她就撒谎!”

他为了说这些话,曾经从嘴里把烟斗拿出来,这时他翻了个身,又抽起烟来了。帕迪戈尔太太故作镇静,正透过眼镜瞅着他,我不得不认为,她是在盘算着怎样进一步挑起他的反感。她掏出一本《圣经》,好像那是一根警棍似的,把那一家子都拘留起来。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把他们拘留起来听她说教;她真的这样做了,仿佛她是个冷酷无情的卫道警察,把他们统统带到警察局里去。

我和婀达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俩都觉得闯到这里来很不合适;我们俩都认为,帕迪戈尔太太要不是这样机械地缠着人,她的事情一定会顺利得多。帕迪戈尔太太的小孩子绷着脸,瞪着眼睛;每当帕迪戈尔太太念得起劲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就让那只狗吠一吠,除了这种时候以外,那一家人根本就不理睬我们。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在我们和这些人之间,隔着一堵铜墙铁壁,而我们这位新交的朋友是不可能把它拆掉的。我们不知道,什么人能够和怎么样才能够拆掉这堵墙;不过我们倒知道她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看来,就连她所念的书和所说的话,也是不适合这样的听众的,尽管她在念书和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谦虚,技巧很高明。至于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我们后来打听出来了;贾迪斯先生说,他很怀疑,即便当年鲁滨逊在孤岛上无书可看,是不是肯看看这本书也成问题。

处在这样的场合,帕迪戈尔太太一念完,我们就感到轻松得多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又一次转过头来,绷着脸说:

“怎么样!你的事完了吧?”

“今天的事算是完了,我的朋友。不过我是永远不知疲劳的。轮到看你的时候,我还要到这里来,”帕迪戈尔太太回答的时候,露出沾沾自喜的样子。

“只要你现在肯走,”他交叉地抱着胳膊,闭着眼睛,赌神罚誓地说,“你要干什么都行!”

于是帕迪戈尔太太站起来了,她在这间窄小的屋子里,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就连那个男人的烟斗也差点给刮灭了。她一手拉着一个儿子,吩咐其余的孩子紧跟在后边,然后又表示,希望下一回来探望烧砖工人和他那一家子的时候,他们会有所改进,接着她就朝另一所小屋走去了。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她确实装出了一副面孔,表示她正从事批发性慈善事业和广泛推销慈善事业,尽管这副面孔看起来并不令人感到亲切——我希望,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出自恶意。

她以为我们跟着她出去;其实她一走,屋子里空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向那个坐在炉火旁的女人走过去,问她那个婴儿是不是病了。

她只是看了一眼那个躺在她怀里的婴儿。我们早先就注意到,她每次看那个婴儿,总是用手遮住瘀黑的眼睛,好像不愿意让那个婴儿去联想起那些吵闹、打架和虐待的事情。

婀达看到婴儿的样子,她那善良的心大受感动。她弯下腰,要吻一吻那个小脸蛋。可是,就在她弯下腰的时候,我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儿,便把她揪回来。原来那个婴儿已经死了。

“噢,埃丝特!”婀达喊着,便在那个婴儿前面跪下。“你瞧!噢,亲爱的埃丝特,你瞧瞧这个小东西!这个受苦受难、无声无息的可爱的小东西啊!我真可怜他。我真替他母亲难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惨的事情!噢,孩子啊,孩子啊!”

她弯着腰,握着那位母亲的手,不停地哭着。她显得那样富有同情心、那样温柔体贴,我想任何一个母亲的心都会被她感动的。那个女人起初惊愕地注视着她,后来就哭起来了。

于是,我把那个轻轻的担子从她怀里接了过来;我尽可能给那个婴儿整整衣服,让他好好安息;我把他放在一块搁板上,用自己的手绢盖着他的脸。我们设法安慰这位做母亲的,低声告诉她,救世主谈到孩子的时候,说过些什么话。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坐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

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小伙子已经把狗牵出去了,这时候正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望着我们,他的眼睛没有眼泪,但是默不作声。那个女孩也默不作声,她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注视着地面。那个男人已经站起来了。带着蔑视的神气,依然在抽着烟斗,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

我正瞅着他们的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相貌长得很丑的女人,匆匆走进来,径直朝那个做母亲的走去说:“珍妮!珍妮!”那个做母亲的听见有人叫她,就站了起来,一把搂住那个女人的脖子。

那个女人的脸上和胳膊上也有受虐待的痕迹。除了她的同情心使人感动以外,她并没有什么动人的地方;可是,当她一边安慰那个做母亲的,一边流着泪的时候,她并不需要外表的美。我说安慰,其实她只是喊了两声:“珍妮!珍妮!”其余的话都包含在她那种语调里了。

看到这两个普普通通、衣衫褴褛、饱受折磨的女人这样相依为命;看到她们这样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看到她们由于遭受这种悲惨命运而相爱相怜,我觉得,这实在是感动人。我心里想,这些人的好的一面,我们简直是一点也看不见。穷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和上帝以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我们觉得最好还是走开,不去打搅她们。我们轻轻地走出来,除了那个男人以外,谁也没有注意我们。他正站在门口,靠着墙;他发现我们挤不过去,就先走出去,把路让开了。他似乎不愿让我们看出,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可是我们看出来了,向他表示了谢意。他没有答理。

回家的时候,婀达一路上伤心极了;理查德在家看见婀达满脸泪水,也感到非常难过。(虽然婀达不在跟前的时候,他对我说,她那嘤嘤啜泣的样子十分动人!)我们准备当天晚上带一些小小的慰问品,再去拜访那个烧砖工人。我们跟贾迪斯先生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尽量少说,但是风向还是骤然改变了。

晚上,理查德陪着我们一起到我们早晨去的那个地方。路上,我们经过一家闹哄哄的酒馆,看见门口那里聚着几个男人。在他们中间,争吵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小婴儿的父亲。我们再走几步,就碰见那个小伙子和他的狗,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那个女孩站在一排小屋拐角的地方,和几个年轻女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可是她似乎很害臊,所以在我们走过的时候,她把头扭过去了。

我们一看见那个烧砖工人的房子,就和我们的护送人分了手,独自向前走去。我们快到门口的时候,发现那个曾经前来慰问的女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

“年轻的小姐们,原来是你们啊?”她低声说。“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掌柜的呢。真把我吓坏了。要是他发现我不在家,他一定会把我打个半死的。”

“你是说你丈夫吗?”我问道。

“是的,小姐,我就是说我们家掌柜的呀。珍妮睡着了,她简直快累死了。这七天七夜里,她一直抱着那孩子,抱着那可怜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跑来帮她抱一会儿。”

她为了给我们让开路,轻轻走进屋里,并把我们带去的东西放在一张破床旁边,那个做母亲的就在那张床上睡觉。从来没有人操操心,去打扫那间屋子——看来,那间屋子是根本不可能打扫干净的;可是那具给人一种肃然之感的蜡黄色的小尸体,已经重新安顿得妥妥帖帖,洗得干干净净,用一些破旧的白亚麻布裹得整整齐齐;我的手绢仍然盖着这个可怜的婴儿,手绢上面放着一小束芬芳的香草,这也是由那双粗糙而圣洁的手,轻轻地、亲切地放上去的!

“愿上帝赐福你!”我们对她说。“你是一个好人。”

“我吗,年轻的小姐们?”她惊奇地回答说。“嘘,珍妮,珍妮!”

那个母亲在睡梦中叹了一声,翻了个身。那个耳熟的声音似乎又使她安静下来。她又睡着了。

当我揭开我那条手绢,要看一看那个长眠不醒的小婴儿的时候,我透过婀达披散的头发(她由于可怜那孩子而朝他低下头来),似乎看见那孩子周围闪现着一圈光轮,那时,我很少想到,这条手绢遮盖住这个平静的、一动不动的胸膛以后,将来还会覆盖着谁的起伏不止的胸膛!我只是想:保护那个孩子的天使,也许会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那个女人用一只怜悯的手,重新把手绢盖上了,同时也会或多或少地觉察到,现在,当我们离开,在门口和她分手的时候,她一面望着我们,一面独自一个人提心吊胆地倾听,并用那种安慰的声调说:“珍妮,珍妮!”

* * *

(1) 这句话出自《新约全书·彼得前书》第4章第8节。在本章里指的是,帕迪戈尔太太用慈善事业来遮掩资产阶级的罪行。

(2) 这里指的是,采蜜时先用烟把蜜蜂熏跑。

(3)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

(4) 据说魔女每年一度在夜半举行宴会,纵饮狂欢达旦。

(5) 这是小孩认字母学的顺口溜,如:“A is an Apple Pie,B,bite it;C,cut it…”

(6) 这些都是童谣里的人物。

(7) 教堂小职员除看守教堂、敲钟、送殡以外,有时还在墓地上开坟穴,葬死人,这里讽刺推事像教堂小职员埋葬死者那样葬送法律方面的是非曲直。

(8) 这里指的是,分别以正义、审慎、克己、刚毅、信仰、希望、仁爱等七种基本道德命名的姊妹会。

(9) “格谢”原文为Gusher,意为热情奔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