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您很清楚，您已经险些儿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姑娘，我可以再次奉献我的生命，但现在我是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要抚育，我对她和对您同样负有义务。让我们共同承受我们的不幸吧。您的日子好过，反正您有外遇；而我的责任，我们共同的声誉，更重要的是我的秉性，不允许我象您那样做。”她接着说，“喏，您不当心把德·赛里齐夫人的三封信忘在抽屉里了，给您。我并没有声张，您看得出您妻子是宽宏大量的。我不要求您作出牺牲，而法律却要我作这样的牺牲。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我明白我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命中注定不幸的只有女人。我纯洁的名声建立在确定不变的原则之上。我懂得清清白白地过日子，但请让我自己过日子吧。”
女人受到爱情的启迪，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研究问题，侯爵听后大惊失色，他被女人在感情危机时所表现的天生的尊严慑服了。朱丽对任何挫伤她的爱情和心愿的东西表现出本能的反感，这正是女子的一大美德，这种美德也许来自天生的品质，法律也罢，社会文明也罢，都抑制不了。因此，什么人敢去指责女人呢？当她们置那种不能同时属于两个男人的专一感情于不顾时，她们不就和没有信仰的教士一样吗？有些头脑僵化的人会对朱丽在义务和爱情之间所作的妥协说长道短，而那些情绪偏激的人则会认为她犯了一桩罪行。这种普遍的谴责表明违背法律必将遭到不幸，也表明欧洲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缺陷。
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德·哀格勒蒙先生和夫人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各行其事，在交际场会面的次数比在自己家里会面的机会多。这就是所谓风雅的离异，高等社会里许多婚姻都是以此告终的。一天晚上，夫妻俩不寻常地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相聚。德·哀格勒蒙夫人请一位女友吃晚饭，这位总在外面吃饭的将军刚好留在家里。
“您可以快活一阵子了，侯爵夫人，”德·哀格勒蒙先生说道，把刚喝完的咖啡杯放到桌上。他瞧了瞧维姆凡夫人，神情半是玩笑，半是忧郁，补充道，“我要出门打一阵子猎，跟王室犬猎队队长一起去。至少一星期内您绝对守寡，这正是您所希望的，我想……”
“纪尧姆，”他对来收拾杯子的仆人说，“让人把车套上。”
维姆凡夫人就是从前德·哀格勒蒙夫人劝她独身的那位路易莎。两个妇人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明朱丽的朋友已经成为她可以诉说痛苦的知己，难能可贵而且宽厚善良的知己，因为维姆凡夫人的婚姻非常美满；也许正因为她们的处境相反，所以幸福的一方才会对不幸的一方关怀备至。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命运往往成为友谊的强有力的纽带。
“现在是打猎的季节吗？”朱丽问道，一面漫不经心地朝丈夫瞟了一眼。
三月已近结束。
“夫人，猎队长想在什么时候打猎，想在哪儿打猎都随他的便。我们去王家森林打野猪。”
“当心别出什么事。”
“祸事是难以预料的，”他微笑着回答。
“先生的车已经备好，”纪尧姆说。
将军站起身，吻了吻维姆凡夫人的手，转向朱丽，恳求似的说道：
“夫人，但愿我能成为野猪的牺牲品！”
“这是什么意思？”维姆凡夫人问道。
“得了，来吧，”德·哀格勒蒙夫人对维克托说道，然后她朝路易莎笑笑，好象是对她说，你等着瞧吧。
朱丽把脖子伸向丈夫，他上前去吻她，不料侯爵夫人突然一低头，丈夫没有亲着妻子的脸，却碰到风帽的花边上。
“请您将来在上帝面前作证，”侯爵对维姆凡夫人说道，“要得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恩惠非得有一道圣谕才行。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理解爱情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把我逼到了这一步。祝你们快乐！”
他走出门去。
“你可怜的丈夫真不错啊，”屋里只留下两个妇人时，路易莎高声说，“他爱你。
“噢，可别再提这个爱字，我对名字上加上他的姓都感到恶心……”
“但是维克托对你百依百顺啊，”路易莎说。
“他温顺，”朱丽反驳道，“是因为他感到我值得敬重。我是一个循规蹈矩、品行端正的女人，我把他的家治理得非常舒适，我对他的风流勾当闭眼不问，我不占用他的任何财产，而他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我们的收入，我只不过留心保住家产就是了。付出这样的代价，我得到了安宁。他不明白，或不愿明白我的生活方式。我如此对待我的丈夫并非心里下害怕他脾性发作，我好象一个养熊的人，真害怕哪天套在熊嘴上的笼头破裂。一旦维克托认为有权看不起我，我实在不敢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粗暴，自尊心极强，特别爱虚荣。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遇到微妙的情况，一旦他的坏情绪占了上风，他会不顾一切，说不定头脑一热把我给杀了，第二天自己也痛心疾首而死。不过这种悲惨的命运倒并不可怕……”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两位女友都在琢磨造成这种状况的秘而不宣的原因。
“我还残忍地让人服从过，”朱丽另有所指地向路易莎使了一个眼色，“但是我没有禁止他给我写信。啊！他已经把我忘了，他做得对，否则毁了他的前途那就太悲惨了。我的前途不是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吗？亲爱的，请想想，我念英文报纸的唯一目的是希望看到他的名字印在报纸上。唉，他还没有进上议院。”
“你懂英文啦？”
“我没告诉你么！我学的。”
“可怜的人儿，”路易莎叹道，一边拉住朱丽的手，“这日子你是怎么过的啊？”
“这是一个秘密，”侯爵夫人答道，不自觉地作了一个孩童般天真的手势，“听我悦，我抽鸦片，伦敦某公爵夫人的故事给了我启发，你知道，麦图林还根据她的故事写过一部小说哩。①我的阿片酊滴剂用量很小。我睡得很多，一天只醒七个小时，而这七个小时我全用在女儿身上……”
①查理－罗伯特·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兼剧作家，对巴尔扎克有过较大影响。这里提到的小说可能是《赞成与反对，或女人》，一八二〇年译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