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博愣了一下没有吱声,似乎心不在焉。然后,他似乎突然清醒了,说:“喔,雅克·朗蒂埃,火车司机……当然,我认识他。但您也知道,我们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我是在这儿遇见他的。他比我小,在普拉桑时,我从没有见过他。去年秋天,他帮过我妻子一个忙,给她表姊往迪埃普带过一封信,听说小伙子很能干。”

卢博滔滔不绝说了一通后,突然告辞了。

“再见,佩克,我去那边看看。”

这时菲洛梅内才迈开母马般的大步走开。佩克则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他高兴地笑着,这天上午无事可干,他十分高兴。卢博副站长到库房转了一圈马上就回来了。佩克有些奇怪,副站长这么快就回来,能发现什么呢?

卢博来到廊棚下时,已经快九点了。他到顶头的邮件房看了一眼,但并不像要找什么东西。他神色焦虑地走回来,逐一检查各个办公室的情况。那时那刻,车站上宁静、冷寂,只有他一个人瞎忙。他担心大祸临头,故意用疲劳折磨自己。他发现车站里如此宁静,便十分生气,他甚至盼望灾难及早降临,因为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难以再坚持下来。他盯着挂钟,九点,九点五分……平日他要等九点五十那趟列车开走后才回家吃饭,可是今天他提前上楼了,认为塞芙丽娜可能正在楼上等他。

卢博来到走廊,正遇见勒布勒太太开门接菲洛梅内。菲洛梅内是来串门的,没戴帽子,手上拿着两粒鸡蛋。她们站在那儿,卢博只好从她们眼前走回自己家。他有钥匙,迅速开门、关门,但就在这一剎那间,两位女性照旧看见了塞芙丽娜。她端坐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面色苍白,双手低垂,呆坐不动。勒布勒太太把菲洛梅内拉进家,顺手关上房门。她说塞芙丽娜从早上就一直这么呆坐着,看来副省长那桩事儿结果不佳。菲洛梅内却说并非如此。她刚从副站长卢博那里听到的,特来告诉朋友。接着两个女性就七猜八猜起来,越猜越胡涂。这两个人每到一起,讲起话来就没完没了。

“上司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通,我的乖乖,我敢发誓。别看他们有后台,但这一来他们的地位恐怕不那么稳固了!”

“喔,我的好太太,要是能把他们赶走,那我可要谢天谢地了!”

为了住房问题,勒布勒同卢博家的矛盾日趋尖锐。候车室上面全是职工宿舍,旅馆式的走廊把房屋分在两边,全是棕色小屋。右侧的房间,窗口对着进站口小院,院子里栽着老榆树,透过树顶可以看到坦古维尔海岸秀丽的风光。而左侧的房子,拱形窗子既低又矮,正对廊棚,廊棚的斜坡屋顶很高,锡皮屋顶和脏玻璃正好挡住住户的视线。所以谁都想住在右侧,可以观赏院子里的繁忙景象,还有葱绿的树木和辽阔的原野。而住在左侧,只能看到一点天光,像住在监牢里,闷得要死。二楼前半部住的是站长、穆兰副站长和勒布勒;后半部住着卢博和售票员吉雄小姐;另有三间是客房,留给过往的检查员。本来两位副站长应是隔墙邻居,但卢博前任为讨好勒布勒,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她,所以勒布勒一家就夹在两位副站长中间了。

卢博前任是个老鳏夫,又无子女。实际上那套房应归卢博,对不对?他有权利住到前边,结果只好屈尊住在后半部,这合理吗?两家和睦相处时,塞芙丽娜总是采取忍让态度。勒布勒太太长她廿岁,年老体虚,十分肥胖,总是喘粗气。后来由于菲洛梅内从中挑拨,两位主妇互有不满,矛盾日趋尖锐。

菲洛梅内说:“你知道吗,他们有可能利用巴黎之行要上面逼你们搬家?听说他们给局长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

勒布勒太太喘息着说:“无耻!我知道他们正在拉拢那个售票员。吉雄小姐有两个星期不怎么答理我了。哼,这位小姐也不是个干净货!我一直在悄悄监视着她。”

勒布勒压低声音,用肯定的语气说,吉雄小姐天天夜里到站长卧室去。她同站长正好是对门,站长达巴迪是个鳏夫,只有一个女儿在寄读学校念书,女儿和他一样高。吉雄小姐是被站长勾引过去的。吉雄现年三十岁,是位金发女郎,一朵开始凋谢的花朵,她不善言谈,身材瘦小,一副水蛇腰十分灵活。据说她从前是小学教师。吉雄从很窄的门缝就能挤进去,而不会发出丝毫响动,所以很难抓住她。吉雄本人无足轻重,但假如她同站长相好,那就非同小可了。所以要想战胜卢博就必须把吉雄拉过来,那就必须抓住她的把柄。

勒布勒太太继续说:“喔,迟早我总会发现她的秘密。我不能被他们吃掉,我要住在这所房子里,一直住下去。我相信,所有的正派人会替我们说话的。您说是不是,小乖乖?”

实际上,全体车站职工对这场房屋之争都十分关心,因为两家不和搅得四邻不安。只有另一位副站长穆兰对此不闻不问。他在前半部,心满意足。他妻子是个小个子女人,神色羞臊,身体瘦弱,很少公开露面,每隔一年八个月就给他生一个孩子。

最后菲洛梅内说:“总之,如果说他们的地位不及先前牢固,他们绝不会就此一蹶不振。他们同许多有影响的人士有来往,你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菲洛梅内把手中那两粒鸡蛋送给对方,说那是当天早上的新鲜鸡蛋,她刚从鸡屁股底下拣来的。勒布勒太太连声道谢。

“您真热情,待我太好了!请常来坐坐。您也知道,我丈夫整天在账房,我腿脚有毛病,动弹不得,心里烦得很。要是这对无耻之徒再把我观景的地方抢走,那我可怎么办?”

她把客人送到门口,拉开门,把手指放在嘴上:“嘘,您听!”

她俩屏住呼吸,静静在走廊上站了五分钟,竖起耳朵,探头静听卢博饭厅里的动静。但那里静悄悄,不闻任何声息,死一般寂静。为防别人发现,她俩没有道别,只互相一点头就分手了。一个踮着脚尖走远,一位蹑手蹑脚回屋插门,动作很轻,连闩门时都没有弄出响声。

九点二十,卢博又到楼下廊棚,监督九点五十分慢车的编挂工作。他虽竭力克制,但焦虑的心情时有流露。他在原地走来走去,不时回头望望月台,从这头望到那头。月台上空无一人,他的手不由哆嗦起来。

当卢博回头望着车站时,突然发现一位电报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卢博先生,您看到站长和车站监督了吗?有他们的电报,我找了十分钟也没有找到他们……”

卢博转过身来,身体绷直,面部肌肉一动不动,两眼死死盯着电报员手上的两份电报。从电报员的焦虑神态中,他知道祸事终于来了。

卢博平静地说:“刚才达巴迪先生到那边去了。”卢博从来没有如此平静、安详和清醒,他已成竹在胸,满有把握,准备全力以赴地保护自己。

他又说:“瞧!达巴迪先生来了!”

站长迅步赶来,读罢电报,他惊叫道:“铁路上发生了凶杀案,这是鲁昂站的监督发来的电报。”

卢博问:“怎么,公司有人被杀?”

“不,不是,是一位坐包厢的乘客,尸体被抛出车外,就在马洛内隧道口第153公里的里程牌下。被害人是我们公司的头头之一,格朗莫兰董事长。”

卢博不由惊叫道:“董事长?那我妻子一定会十分伤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