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自然力量以达到预定目标，那个力所能及的范围也就越加扩大。
就处于个人周围的那些自然富源来说，一个打猎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千分之一，一个牧羊的所能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海洋，国外的风土和地区，对他来说，或者是全无关系，或者充其量也只能给予极少的享受、帮助或鼓励作用。
就处于原始农业状态的民族来说，对于现存的天然富源，大部分还任其废置，没有加以利用，人们的活动力仍然以最靠近的环境为限。现存的或可以取得的水力和风力大部分没有加以利用；各种矿产应当怎样加以利用，在工业者是知道得极清楚的，却让它们呆在那里，原封不动；各种燃料（例如泥炭）则被浪费，或仅认为是耕作中的障碍；石料、沙土、石灰这类物质极少用作建筑材料；河流本来是应当用作人们的交通工具的，应当用来使附近土地变成良田的，却任其泛澄，成为祸试；温暖的气候和海洋对农业国家所提供的产品只是寥寥无几。
农业国家在生产中所格外倚重的那个自然力量、即自然的地力，当农业没有能得到工业的支持时，实际上在这方面的利用程度也是很低的。
农业国家的每个地区必须生产它所需要使用的那么多的产物、因为它既不能将剩余部分的产物大量销售给别的地区，也不能向别的地区取给它所需要的部分。某一地区也许土质极好，宜于生产油料、染料和饲料植物，然而它还是不得不被用来培植林木，供作燃料，因为组过漫长的崎岖道路向遥远山区取给燃料，代价太大。有些地区也许宜于种植水果和蔬菜，如果将土地作这样利用，就可以多得两三倍的收入，然而仍然不得不用来种植谷物和饲料。有些人如果专门从事于家畜的繁殖，对他们来说就最为有利，但是在繁殖以后不能不兼顾到饲养；相反地，在专门从事饲养最为有利的那些人方面，也不能不兼顾到家畜的繁殖。如果能利用石膏、石灰、灰泥岩等无机肥料，或用泥炭、煤等等来代替木柴，并开辟林地，加以垦殖，那就会滋生多大的利益；但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缺乏运输设备，这类物产就无法在有利情况下运赴较远地区。如果能建设大规模水利事业，山区原野就不难变成良田，那就可以获得多么丰富的收入；但是在农业国家只能听任河流去冲刷沃土，利源变成了灾害。
农业国家建成了工业以后，就可以改进路政，修筑铁路，开凿运河，使河道得以通航，轮运航线得以成立。有了这样的设施，不但农业剩余产品可以转化为生利的机器，不但被机器工作所吸收的那些人的劳动力有了使用机会，不但使农民从他们所拥有的自然资琼中可以获得比前多得无可计量的收入，而且一切矿产、一切金属，以前是呆藏在地下的，现在都有了用途，受到了重视。有许多商品，如盐、煤、石料、石板、大埋石、石膏、石灰、木材、树皮等等，以前运销范围不出数里，现在却可以分配到全国各地。因此象这类物品，以前是无价值的，现在在国家产品统计中却占到了重要地位，还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全部农业产值。就拿瀑布来说，现在即使一立方尺的水流也不放过，也要叫它尽些力量；即使是在一个工业国的最偏僻地区，以前简直没有人能想出办法来加以利用的木材和燃料，现在也成了有价值的商品。
由于工业的建设，对于许多种类的食品和原料有了需要，某些地区从事于生产这些食品或原料时，要比专门从事于生产谷物——那是原始农业国的通常主要产物——有利得多。牛乳、牛油和肉类的需要增长以后，就提高了现有牧场的价值，从而引起了对休耕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建设；水果和蔬莱的需要增长以后，就会使原来的荒芜农地变成菜圃和果园。
农业国家越是在自然条件上宜于经营工业，它的土地越是适宜于生产和开采工业所格外需要的原料和天然力量，那么，安于现状，不加利用，它所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在山岳地带和一般不十分适宜于耕种的多山地区，却富有水力、矿产、木料、石料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源，那里的农民是可以生产工业所格外需要的那些产品的，对这类地区来说，如果没有工业，则所受到的损失最大。
处于温带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总是宜于发展工业的。温和的气候足以促进力量的发挥和发展，远不是热带气候可比。一年中的严寒季节，在短视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在自然条件上的一个不利因素，实际上它对于积极奋斗、事先准备、艰苦节约等习惯的养成，是最有力的促进者。当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环境，他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不但不能从地上获得任何果实，而且必须为他自己和他的牲畜的生存准备好充饥与御寒的东西，以防寒冷气候的袭击时，就势必格外克勤克俭；他的情况，与一个处于热带的人，只须注意到不受雨淋，而丰富的果实终年不断，俯拾即是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勤劳、节约、有步骤、有准备，这些最初都是事势的必要所引起的，以后由于习惯，由于不断的锻炼，就成为经常存在的品质。道德与勤奋节约，不道德与怠惰侈靡，两者总是各自并行不悖的；前者是力量的根源，后者是衰弱的起因。
因此处于温带的农业国家自暴自弃，对于最富饶的那部分自然资源没有加以利用。
流行学派谈到气候对财富的生产所发生的影响时，没有把农业和工业分别开来看待，因此在保护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个问题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处虽已大致提到，但这里仍然不能省略，须加以彻底揭露。
这个学派为了要说明使同一地区的生产色色具备这一办法的愚蠢，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使我们为了要酿制葡萄酒而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温室里培养葡萄，试问这样做是否合理？当然，用这样的办法来制酒并不是做不到的，不过这种酒比英格兰和苏格竺用工业品可以换取得到的酒，质量要低得多，代价要高得多。有些人对事物的本质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作深刻钻研的，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论据，这个学派之所以深得人心，大部分原因就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在法国种葡萄的，制造丝稠的，在美国种棉花的以及棉花商人，对此说总是深表同情的。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即可看出，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商业往来的限制，对农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同它对工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商业限制对农业发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假定法国拒绝德国家畜或谷物进口，这一措施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首先德国就不能再买法国的酒。法国由于商业关系在这一点上的破坏，酒类出口减少以后，它就不得不按照这个减额比例缩减葡萄的种植，把原来最宜于种植葡萄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利益较差的用途。原来专力从事于种植葡萄的人将相应地减少，因此本国衣产品的需要也将减少，减少的部分就是原来专门种植葡萄而现在不能继绩种植的那部分人原来所消费的。酒类的生产情况如此，油类的情况也势必相类。法国拒绝了德国畜产以后，保护了家畜饲养这个行业，但这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用人为方法勉强促成的，因此经营这一事业的那些地区对于这一事业或者并不适宜；这一点说明法国在农业的一个方面纵有所得，而在农业的其他各方面所失将远不止此，假使我们单纯认为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同它对立的德国是农业国，并且假定德国对法国这一政策不采取相类行为作报复，那么情况的演变就到此为止。但是假使德国由于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相类的限制措施，假使我们认为法国也并不是一个纯农业国，同时还是一个工业国，那么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就似乎还不止如上述的那样。德国在报复态度下这时对法国将不仅提高酒类进口税，对法国所有产品，凡是德国能自己生产，或并非必不可少，或能够向别处购得的，也将采取相类措施；而且将更进一步，对于它目前不能在特别有利情况下自己来生产、但是可以向法国以外的别处购得的那些工业品，也将限制由法国输入。这时法国由于实行那些限制办法，使它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看来将一倍或两倍于所得。显然，法国在葡萄种植事业、在橄榄种植事业以及在工业中所雇用的人数，只能以由它自己生产或从国外取得的生活资料和原料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人数为限。但是我们已组看到，限制输入并没有能使农业生产有所增加，只是使生产从一个场合移转到了另一个场合。假使法国允许自由交换产品，则产品和原料的输入，因此也就是酒类、油类和工业品的外销，将不断增加，结果在葡萄与橄榄的种植事业中、在工业中雇用的人数也将增加；随着贸易的进展，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和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品的需求，也将增长。工农业方面的人口有了这样的增加以后，对于那些不容易由国外输入，生来只能由本国农民供应的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将引起增势；因此本国农民所获得的利益比以前将大大增加。在自由交换下，对那些与法国土质特别适宜的农产品的需求将增长，它的增势将大大超过在限制政策下以人为方法生产产品时的增势。一个农民如有所得时是不会使别一个农民有所失的，这时国内整个农业将有所得，而工业所得的还更多。由此可见，在限制政策下国内农业并不会有所进展而只是受到限制；而且，原来可以由于国内农业的增长以及国外粮食与原料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那个工业力量，将被消灭得无影无踪。限制政策所能造成的只是一个地区的价格上涨，别一地区的农民却受到牺牲，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整个生产力也受到了牺牲。
对农产品交换作这样的限制是不利的这一点，就英国的情形来说，比法国更为显著。毫无疑问，谷物法的施行，使一部分硗薄土地也获得了开垦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这些土地是不是就不会被开垦，却是一个问题。英国输入羊毛、木材、家畜和谷物越多，售出的工业品就越多，能够在英国生存的工人也越多，工人阶极的生活也就越加提高。英国的工人数可能会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就会有可能为自己备一个园子以供娱乐，还可以在园子里种植些菜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的享受将比前丰富得多。显然，工人人数有了这样大规模的增长，生活有了这样的提高，消费量有了相应增加以后，对于生来只有这个岛国自己能够供应的那些产品，将产生莫大需要，这个时候被开垦的土地，比在不自然的限制办法下所开垦的，很可能将超出一倍到两倍。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可以任何大城市附近的情况为证。凡是一个大城市，不论从远道运来的产品数量怎样巨大，也不论这个城市附近的土地天赋条件怎样欠缺，但是在这一带附近休想找到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假使你禁止从辽远地区将谷物输入这样一个城市，结果只会使这个城市的人民工业和繁荣都趋于萎缩、衰退，只会迫使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户不得不从事于利益较差的那些农作事业。
大家会感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与流行理论并无二致。流行学派说，在任何情况下，极度的商业自由，不论对个人或对整个国家米说都是最有利的；就原料的交换这一点而论，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未尝不可用限制办法来增加这方面的生产，但所得的只是表面利益。正如这个学派所说，这样做只是使资本和劳动移转到效用较低的方面。但是工业生产力的情形却相反，这是在另一套法则的支配之下的，不幸这个学派对于这一点完全没有顾到。
我们已经看到，限制原料品输入是有碍于国家自然资源与力量的充分利用的，但是对工业品限制输入时，情形却完全不同。就一个人口众多，在农业和文化上已组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限制工业品输入就可以引起生枯起朽的作用，使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活跃起来；实际上毫无疑问，在纯农业国家，大部分天然力量是永远隐伏着没有利用机会的。限制原料品输入，不但妨碍国家工业，而且妨碍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因限制国外工业品输入而产生的国内工业生产力却能刺激整个农业生产力，这是高度发展的国外贸易所办不到的。假使说输入原料足以使外国对我们处于依赖地位，足以剥夺它发展本国工业的手段，那么同样，我们输入国外工业品也会使我们自己对外国处于依赖地位，就是自己放弃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手段。假使说输入农产品和原料是使外国丧失凭这部分原料让它自己的人民获得供应与工作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转让给了我们，那么同样的道理，输入工业品就是使自己放弃了增加人口并让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假使说输入自然产物和原料足以使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增加势力，使我们具有与各国发生商业关系的手段，那么输入工业品却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我们处于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束缚之下，仰人鼻息，就象葡萄牙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乔治一世的大臣们曾这样说过，国家输出工业品、输入粮食和原料的数量越大，就越加富强。历史和统计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有些国家只是由于专门输出粮食和原料、专门输入工业品而一败涂地，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孟德斯鸠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吸取历史给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那些教训，他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一点，不过在那个时候政治经济学还很少有人注意，使他无法彻底说明其中的症结。他同重农学派全无根据的推论相反，认为波兰如果能完全放弃国外贸易，当可获得更大发展，那就是说，它应当自己建立工业，国内原料和粮食应当由它自己进行加工和消费。波兰只有发展本国工业力量，建成自由、人口稠密、各种事业欣欣向荣的城市，才能有巩固的内部组织和本国工业，才能有自由和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争取独立自主，才能对文化比鞍落后的邻近国家取得政治优势。它所应当输入的不是外国工业品，而是外国工业家和外国工业资本；英国在文化上处于与波兰同样的水平时，就曾一度这样做过。但是波兰的贵族阶级情愿将从农奴劳动中得来的微不足道的产物运销国外市场，换回外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一个国家，当它自己的工业还没有充分巩固，在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上还没有能与外人相竞争时，是否宜于向国外购人工业品——波兰贵族的后继者现在可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别的国家的贵族阶级，当受到了封建意识的煽动而胸无主宰时，应当把波兰的遭遇记在心里，然后再看一看英国的贵族，就可以明白，强大的工业、自由的内政制度和富足的城市，对大地主来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波兰的选任王，处于当时的环境下，是否有可能实行象英国世袭王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那种商业制度，这一层姑且不论，假使他们果然这样做了，那么对波兰将产生怎样惊人的效果，难道我们还理会不到吗？那时靠了勤劳奋发的大城市的助力，王位将成为世袭制，贵族将不得不让人们便于参与上院的立法事宜，将不得不解放农奴；农业将自然获得发展，就同英国的情形一样；波兰的贵族将富裕起来而且受到尊敬；波兰这个国家，即使不能象英国那样在世界上占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受人尊重，也早已强盛起来，在文化上有了高度发展，势力也早已扩张到了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它由于没有工业，以致衰亡，并被瓜分；这样的情况即使未曾发生，此后也仍然是势所难免的。在波兰，自发的工业力量从来就未曾有过发展机会；这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势必要受到先进国家的破坏。它既没有保护制度，只是在自由贸易制度下与先进国家发生着商业关系，即使它直到现在仍能保留独立地位，它所能进行的也只是处于残缺状态下的农业，决不会别有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它是决不会达到富强地位，决不会对外占有势力的。
工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一事实正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会起怎样有力的作用。这种发展并不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象保护政策对纯粹天然产物的贸易所发生的影响那样，而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农业国家自己建立了工业以后，就会使原未完全搁呆不动的天然力量有活跃的机会，使原来全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成为宝贵的财富。
向来有这样一种经验之谈，认为人类也同各种动物一样，通过异种配合，身心两方都可以获得改进，认为彼此通婚的范围如果老是限于少数家族，就会逐渐退化，正同老是用同类种子施种于同一块土地的情形一样。非洲和亚洲有许多未开化或半开化部落，人口无多，那里的男子总是向别的部落物色妻子，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不认为就是出于这一自然法则的启示。有些小城邦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总是在他们自己团体范国内互相通婚，结果或逐渐消灭，或显然退化，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也似乎与这一自然法则有关，假使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实行交配，几乎没有例外，子孙总是壮健而漂亮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例如白种与黑种杂交以后，第三代到第四代子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见解应用到整个国家时似乎更加确凿可信，经常进行异种交配并使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国的那些民族，他们思想的活泼，精力的充沛，以及在智力、体力、仪表各方面，都胜过别国的民族。
有些人在小村落里从事处于残缺状态的农业，那里几千年来，只是有限的若干家族在彼此通婚，那里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人想到要使用新式工具，或在耕作中采用新法，或在衣服式样上作任何改变，或吸收任何新思想，那里被认为最上的妙策的并不是怎样来发挥身心力量以取得尽可能多的享受，而是怎样得以尽可能地省免这类享受；但是根据上节的推论，我们认为可以断言，这些人并不是注定要变成这样蠢顽不灵的生物的，这样的演变并不是必不可免的。
建立了工业以后，这种情况就可以完全改变（这是有利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进步的）。增加的农业人口有一大部分投入工业社会以后，各地区的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彼此互相通婚而搀合在一起以后，那种在智力、道德、体格上停滞不前的现象就可以消失。工业以及以工业为依据的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商业所引起的交往关系，会使整个国家以及各个社会和家族受到新血液的灌注。
工业的发展对于畜种的改良也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不论何处，建立了毛纺织业以后，羊的品种就会迅速得到改皮。工业人口增长以后，对于上品肉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农民就势必要设法提高畜产品种。对于“上乘的马”的需求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发生的必然是马在品种上的改进，这是一定的道理。于是我们就可以不再看到那些恶劣的、属于原始品种的马、牛和羊，那是由于农业处于残缺状态、对于家畜品种的交配和选择全不注意的结果，是它们蠢陋的主人的侧面写照，双方是互相称合的。
许多国家在家畜方面，由于外国品种的输入，本国品种已经有了极大改进，因而国家的生产力也有了极大增长；但是在这方面有待于更进一步努力的，还有多少啊！所有欧洲的蚕种，是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代，由希腊僧人把它放在空心竿千里从中国带到君士但丁，然后传入欧洲的，当时中国对于蚕种是严禁出口的。法国的毛织品所以这样优美是由于输入了西藏产的山羊。向来关于动物的饲育和改进，主要目的总是在于适应奢侈享乐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在于增进广大群众的福利，这是很可惋惜的。根据旅行家的记述，说在亚洲某些国家曾看到一种牛类，既富有拖重能力，又善于奔驰，使用时几乎与马具有同样的优点。欧洲的小农民如果能备有这样品种的牛，对他将何等有利！劳动阶级在生活资料、生产力和便利方面，由此将获得多大的增进！但是人类生产力从草本和木本植物的改良和输入方面得到的增长远比从动物品种的改良和输入得到的为多。这只要把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植物同改良品种比一比，就立见分晓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就各种谷物、果树、蔬菜以及橄榄来说，它们的原始品种与改良品种，在形式上，效用上，两者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异！由此在营养与享受方面，在人力获得有利使用的机会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诸如马铃薯、甜莱根、饲料根菜作物的种植，加上改进的施肥方法与改进的农业机器，已使农业收入比亚洲各部族目前所得到的增加了十倍。
对于植物新品种的发现与改良，科学已经作了很多贡献，政府方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为了经济利益，应当予以充分注意，但目前在这方面的注意还不够。最近据说在北美洲草原发现了一种草本植物，这种植物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所提供的产量，比我们所知的最肥沃的土地上的饲料作物的产量还要高。很有可能，在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原野，还有很多植物听其自生自长，没有加以利用，经过移植与改良以后，也许会使温带居民的福利获得无限的增进。
这是很明显的，大多数动物与植物品种的改良与移殖，这方面大多数的新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进步、创造与发现，主要受益的总是温带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