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位流行学派的创立者在这里所表示的是一种双重观点；国家经济同各个人的私人经济一样，是应当在这种双重观点下来考察的。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
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佰侣势力的折磨的，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如果我们把法国在1809年与1839年的情况作一对比，后者的有利情况要胜过前者多少倍！尽管如此，法国在这一过程中却丧失了欧洲大陆很大一个地区的主权，遭到了两次破坏严重的侵略，付出的战费和赔款达数十亿法郎。
象亚当·斯密具有这样明彻理解力的一个人，说是会完全不理会到财富与财富原因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类原因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书的绪言里，他曾明白、剀切地这样说：“劳动是任何国家财富所由产生的泉源，要增加财富，依靠的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是国家所一般使用的劳动的精巧、熟练和鉴别力程度，其次是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与不从事于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由此可见，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学端端正正地从个别思想家的脑海里一下子涌现，看来并不是造化的计划。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通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似乎认为“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他是打算靠了这一点使他的著作问世以后能哄动一时，使他自己能扬名后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论哪一个，如果有一粒宝石要出卖，把它埋在一袋小麦里带到市场总不是最好办法，虽然小麦是极有用的；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这粒宝石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广有阅历的，因此他不会不懂得，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他的书出版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处地位就是这样），如果在登场第一幕就显一下身手，博一个满堂采，那未后来几幕即使平平而过，也比较地容易获得谅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则作为书中的绪言与读者见面的，斯密的打算没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使他站稳了脚步，成为经济学权威。
但是在我们方面却深信我们能够证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现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亚当·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学说——虽然“生产力”这个名词在他的绪言里并不是没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见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虽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劳动生产力主要决定于完成劳动时的技巧与鉴别力程度，但是由于他对“分工”概念的过度重视，就显然趋入了歧途，把劳动本身看成是国家财富的”泉源”。我们要问，如果一种现象，它本身就是许多深一层原因的结果，而我们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起因，这难道可以认为是科学的推理吗？毫无疑问，一切财富总是由脑力和体力（劳动）得来的，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是由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结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曾有许多国家，它们的国民尽管克勤克俭，还是不能免于贫困，有些国家由贫穷落后的地位进入富强，有些则由富裕与幸福的状况沦入贫困，凡是对这样的演变想试究一下原因的，当他听到了劳动造成富强、怠惰造成贫困的道理以后（其实所罗门王在亚当·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总是不禁要再问一下，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财富的起因是劳动，说得与事实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头脑和四肢；于是接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当一个人感到必须为未来作准备时，他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对他所起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而促使他要为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人谋未来的安全，提高未来的幸福生活；他如果从少年时起就惯于作远虑，惯于积极活动，他在这方面的习惯越巩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发展，身心就越加获得了锻炼；他从小所看到的榜样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围情况的机会就越大；他的正当活动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获得的成果越巩固，他的有组织、守纪律的活动就越加能够博得社会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见、谬论、迷信、无知等而受到的打击也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力量对生产目标将作更大的发挥，将获得更大的成就，对于他已有的劳动成果也将作更加圆满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
亚当·斯密一般说来，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极少认识，甚至不认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他的研究只是限于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关于这一方面的劳动，他当然也认识到它的生产力是取决于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巧与鉴别力”的；但是当他研究到这种技巧与鉴别力的起因时，他只说到分工为止，他用来说明这一点的只是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因素，因此他的论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贯注在“价值”、“交换价值”那些概念，而同时还能够注意到“生产力”概念，他就会看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他走错了路，他要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就由于这一点，他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种种错误和矛盾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将有所论证），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经济学说所以会使最富于理解力的人望而却步，原因就在这里。斯密学派的教导，除了价值理论并没有什么别的，这不但是由于它的学说处处以“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为依据，而且由于它对它的学说所下的定义。据萨依说，这个科学所教导的是，财富或交换价值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这样说，他所指的那个科学，与生产力的怎样兴起和发展以及怎样受到压迫和摧残这些方面当然没有关系。麦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这个科学叫作“价值科学”，近来英国作家们则称之为“交换科学”。
私人经济里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说明生产力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的差异的。
假定有两个家族，家长都是地主，这两位家长每人每年可以积蓄一千泰勒，各有五个儿子。前一个家长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他的儿子从事于普通力作，而后一个则将积蓄用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使其余三个各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学习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是按照价值理论行事的，后一个的行动依据是生产力理论。前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单单就交换价值来说，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管理方法的改进，结果每一份的产量相等于原来两份的共有产量；而其余的三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的地产将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产方法都一仍旧贯，结果五个部分的总产量比前毫无增益。后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获得了巨大的、种种不同的培养和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获致物质财富的力量将有增无已；而前一家族地产愈分愈小，愚昧和贫困情况的演进就势难避免。因此奴隶主由于奴隶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换价值有了增加，但后代的生产力却被他所毁灭。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的防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抵、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鈡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如果对这个说法有疑问，只要把欧洲各国的情况与亚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国家生产力影响很大，要在这方面获得适当估计，只须看一看英国的然后再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以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决定，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增减，或多或少总是有些影响的；说是全无影响，这个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国家在财力、权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进展比之古代国家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如果仅仅把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起因，那么对于这一现象将怎样解释呢？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现在艰苦，各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比现在的大，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却比不上现在。要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势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来在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这些方面的进步。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以它的地下蕴藏、疆土范围、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为依据，尽可能完善、均衡地发展它领土范围以内一切的天然资源，并且使它道义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业、政治上的势力扩展到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事务，它应当有所参加；国家生产力的进退，也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经济学派要我们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考虑的。如果我们只是以价值和交换作为研究主题，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我们可以为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和地租下定义，我们可以把它们分解成元素，从而研究足以影响它们涨落的是些什么，等等，而不必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环境。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组济，也在同样程度上关系到私人经济。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汉撒同盟、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物质财富与政治力量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交互影响作用。
这个学派每逢不得不考虑到这类交互影响作用时，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议的前后矛盾中。亚当·斯密对于英国的航海条例曾作出耸动一时的论断，我们只要在这方面回想一下就够了。
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作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作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它没有看到，仅仅从事于农业的国家与工农并举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差别，比从事于畜牧的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得多。国家处于纯农业阶段时，国内情况是任性与奴役、迷信与无知，在文化、贸易、运输各方面都感到缺乏，贫困和政治上的衰弱是它们的特点。在纯农业国家，人民的身心力量获得鼓励与发展的、国内的自然力量和资源获得利用的只是一个极小部分，能够累积起来的资本也极有限，或者简直没有。
让我们拿波兰和英国来比一比。两个国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属于同一阶段的，现在它们彼此相差得多远！国内自由、智力、技术与科学、国际与国内贸易、航海业与运输的改进、文化和政治力量——所有这些，工厂和工业品是它们的前因，也是它们的后果。要把农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农业提高到商业阶段，在技术和科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水平，从而使地租、农业的收入与工资都有所增长，使地产价值提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工业是一个主要手段。流行学派把这种文化力量归之于国外贸易，这样就把仅仅是属于交换的作用与创造的作用混淆了起来。国外工业为国外贸易提供商品，通过贸易把这些商品运送给我们，从而引起对我们产品与原料的消费，这些产品与原料就是我们用未代替现款与国外商品相交换的——这就是国外贸易的作用。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境内办工业，这种工业在地区上、商业上、政治上是同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它向我们所吸取的食物和原料不只是它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它的产品并不会由于巨大的运输费用而抬高代价，我们在这方面的物资交流也不会由于国外工业适应它自己的需要或由于战争或禁制性进口税等关系而发生阻滞——试问，如果说辽远地区的工业对我们农业有有利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工业在这方面的有利影响比前者要扩大多少倍？
流行学派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学派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多大的错误和矛盾。
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医师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属于生产阶汲，相反的，一个制药工人，虽然他所生产的交换价值（丸药）在化为无价值状态以前的寿命也许只有几分钟，却是一个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近来麦克洛克把这些都列入人类社会生产性成员项下）。
我们对于萨依“非物质产物”的说法，决不可信为是足以补救亚当·斯密学说中这一缺点的；他只是对于由此所产生的荒谬结论作了一些掩饰，并没有使这种结论从真正的错误中解脱出来。依照他的见解，精神（非物质的）生产者之所以具有生产性，只是由于他们是获得了交换价值报酬的，并且是由于他们的报酬是牺牲了交换价值得来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生产了生产力。在他看来，他们的成就好象只是一堆积存的簧本。麦克洛克还更进一步；他说人是劳动的产品，正同人所产生的机器一样，而且在他看来，似乎在一切经济研究中，人是必须在这个观点下来考虑的。他相信斯密懂得这个原则的正确性，不过他没有从这一点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外他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吃和喝是生产工作。据托马斯·库柏的估价，一位干练的美国律师计值三千元，约相等于一个体魄强健的奴隶价值的三倍。
这里所提到的流行学派的一些错误和矛盾，从生产力理论的观点来看，很容易纠正。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人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促进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绩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与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从单纯价值理论未看，当然，这些生产力的生产者只能在他们的劳务是用交换价值未报酬的这一限度内来考虑；象这样来考虑他们劳务的方式，有时也未尝没有些实际用途，例如在税制学说中，因为税款是要用交换价值来缴纳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从整个国家或它的国际关系来看问题时，这种单纯价值理论就完全不能胜任，就要导向一系列的狭隘观念和错误见解。
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象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虽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是生产生产力的；如果萨依认为国家在任何形式的政体下都能够富裕起来，而靠了法律却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是错误的。一国的国外贸易决不可只是在价值理论下以各个商人的看法为依据来加以衡量，就是说，决不可单纯地以任何特定时刻一些物质利益的所得为考虑的根据；考虑这个问题时所片刻不能忽视的是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进展以及权力有决定关系的那些因素。
国家对于物质资产势必多少有所牺牲或放弃，借以获致文化、技术和协作生产的力量；就是说，必须牺牲些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流行学派以单纯的价值理论为依据，认为国家应当象商人那样，向最便宜的供应处采购商品，如果在国外可以用较低代价买得到的任何商品，我们不去买而自己动手制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举动，认为国家的工业应当完全听任个人私利的摆布，认为保护关税造成垄断者，是牺牲了国家利益使国内工商业者个人获得优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国家的情况来说，在工业各部门都获得了发展的一个工业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质繁荣上、政治力量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一点我们认为在历史上已组获得了证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势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处于强有力地位，并且早已在它自己领域以内有着周密的保护，处于这样的形势，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点的确切无疑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上述的流行学派的论点又怎能站得住脚呢？的确，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同样正确的，而且也为流行经济学派所认可的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上面提到的那个地主，他牺牲了若干物质财富，让他几个儿子学习生产业务；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利用保护制度，使它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种行动在精神上同那个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为了促进出口业务，有时会实行一种奖励补助办法，萨依认为“这些都是赠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学派以单纯价值理论为评判事物现象的依据时，会发生怎样的错误，用生产力理论来评判这类现象就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百分之三十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即使就最有利的情况来说，原来是法国农民的消费者和顾客，这时将变成农民的竞争者，农业生产增加而消费则减少。必然的结果是衣产品价值降低，地产跌价，国家将陷于贫困衰弱的地位。英国所付出的“礼物”仅仅是交换价值，而法国所偿付的高昂代价却是力量的丧失，这种礼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惯于送给他的帕夏（paslia）的那种珍贵的“丝绳”一样。
自从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给他们的那件“礼物”木马以来，任何国家收受别一国送给它的“礼物”时，总是有些疑忌的。英国人以出口补助形式赠送给欧洲大陆的礼物价值实在不小。但大陆各国付出的代价却更可惊，那是力量的丧失。这类补助看来好象是对英国出口事业的鼓励，而德国工业却遭到了莫大损害。假使今天英国人对于德国所需的工业产品，甘愿在若干年间无偿供应，我们也要力劝德国人不可接受这样的好意。假使英国人由于在技术上有了某种革新，制造麻布时比德国人用土法制造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四十，假使英国人使用这种新法不过比德国人先走一步，不过早了儿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方面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它最重要、历史最悠久的工业之一，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这时的德国，就好象是一个人四肢失去了一肢。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贪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
如果说英国人曾时常有机会向别的国家致送礼物，它致送时的形式是种种不一的，而且有时也并不是出于它的自愿，但是作为一个接受礼物的国家，对于这种礼物应不应当接受，事前总得仔细考虑一番。英国人的工商业在世贵上居于垄断地位，他们时常会发生他们叫作“生产过剩”的情况，据说是由于“存货积压过多”的原故。逢到这种时期，他们每个商人就都急于把货色往船上扔。隔了八天以后，这种货色就在汉堡、柏林或法兰克福市场上出现。隔了三个星期就在纽约出现，代价比它们的实在价值要低一半。英国商人在当时是不免要受到损失的，但是不要紧，会得救的，他们在随后的好买卖中会得到补偿。吃亏的是德国和美国工商业者，他们兜心受到了一拳——这一拳原是应当由英国人自己受的——他们完蛋了。而英国人只是在隔岸观火，听取灾情的报导；大火爆发以后，火场中的烬余碎片如果落到了别的国家，有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时，居间的商人们就说，“这都是恐慌造成的！”由于这样的恐慌，处于与英国作自由竞争地位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全部工业：信用系统，不但是这些，还有农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发生了根本动摇，这些国家在创且痛深以后、还要通过提高了的价格来大大的报答英国商人——恐慌演变的结果往往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对于各国商业关系的解释，是否应当以单纯价值理论和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恰当性还不应当发生极大疑问吗？流行组济学派就从来不认为对这种商业恐慌的因果关系加以明白解释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儿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人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了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重农学派却别有会心，用了诡辩的推理方法，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本质。这一派所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已经烟消云散，比较近代的经济学派已经把它摧毁，但是后者对于前人所犯的错误依然不能摆脱，不过略微前进了一步。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因此对于农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两者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区别也就不可能有所认识。它没有看到，工业从一个农业国家获得发展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资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学派把这个叫作“资本”）倾注在这个方面而发生作用，如果国内工业没有建成或获得发展，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发挥机会；它以为工业发达以后，这些因素就会脱离农业而转向工业因而使农业受到影响，它不晓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与以农业利益为牺牲的情况相差很远，而且往往对这种利益会起协助作用，是使它达到高度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