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工商业方面所处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象意大利那样有利的。粗野横暴的行动并没有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那里的耕作方法虽然拙劣，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广大人民产生了丰富的食料。最不可少的艺术和工业，仍然象古罗马地方自治制度一样地保存着，很少受到破坏。沿海一带渔业发达，到处都足以培养海员，沿意大利漫长海岸线的航运使它内地运输投备不足的情况大大地获得了补偿。它与希腊、小亚细亚、埃及相近，海上交往频繁，使它对东方贸易获得了特有便利，这类贸易以前范围虽不广，是经由俄国与北方的各国进行的。由于这样的商业活动，意大利就势所必然地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化保存下来的许多知识、许多艺术和工业。
从意大利各城市在鄂图大帝（othotheGreat）下获得解放时起，就证明了在历史上今古相同的一个公例，自由与生产事业两者总是分不开的，虽然它们出现的先后往往有参差。不论在哪里，如果工商业有了发展，我们就可以断定，在那个地方自由的获得已为期不远；否则，如果自由的旗帜已经在那里飘扬，也就可以断定，那里的生产事业迟早将获得发展。个人如果获得了物质或精神上的财富，他就要想把他所获得的遗留给后代，就必然要努力争取这方面的保证；否则如果他已获得了自由，他就必然要倾其全力来改善他的物质和精神状态。这样的演变是再自然也没有的。
自从古老的自由国家瓦解以后，意大利城市那种自由、富裕的社会的灿烂景象，就再度涌现于世界舞台。许多城市，许多地区，先后上升到了繁荣状态，并且由于十字军活动，在前进道路上更加受到了强有力的刺激。十字军战士以及他们装备和军需的运输，对意大利说来，不但有利于它的海运事业，而且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与东方建立了商业关系，从而传人了许多新的生产事业、新发明、新植物品种，还使它学会了许多新的享乐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统治的压力趋于衰弱，在许多方面势力减退，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土地耕种两方面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佛罗伦萨，次于威尼斯和热那亚，它的工业与货币兑换业的发展特别显著。当十二及十三世纪，这个城市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已经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同业公会是参与国家政务的，共和国就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组成的。单单一个毛织业就拥有二百个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原料是从西班牙输入的。此外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输入未经加工的毛织品年值三十万金季尔盾（gulden），在佛罗伦萨加工以后再转运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全境的金融中心，有八十个银行机构。它的政府岁入达三十万金季尔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比那个时候那不勒斯或亚拉冈（Aragon）王国的收入要多得多，比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列颠和爱尔兰并计的岁收也还要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十二与十三世纪时是具有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切因素的，在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对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农业和工业是起着示范作用的，是仿效的动力。它的路政、运河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银行制度、航用罗盘、改进的造船技术、汇兑制度，还有许许多多极有用的商业习惯和商业法规以及市政和政治制度的大部分，都是独步一时的，文明世界在这些方面都是沾了它的光的。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在南部海洋一带是占绝对优势的。实际上它据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比较不重要的一部分贸易在北部海洋进行外，贸易的主要活动领域当时是以地中海与黑海为限的。它以工业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供给一切国家，一方面向它们购入原料。但是意大利这样煊赫一时，却独独缺少一件东西，因此使它不能达到象今天英国这样的地位，因为它缺少了这件东西，所以一切别的繁荣因素都如风卷残云，一霎时化为乌有了；它所缺少的是国家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统治势力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着的，而是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一直在进行着互相残杀、互相破坏的。它们一方面对外进行着战争，一方面各自的内部也进行着冲突，民主、贵族、专制各种势力更迭起伏。这类冲突对于国家已具有莫大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外邦的侵凌，由于内部教门势力及其破坏影响而危害更大，从而使意大利各自为政的集团相互间形成了两个敌对派别。
意大利怎样自取灭亡，从它沿海各邦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阿马斐（Amalfi），起初是既强且盛的（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它的船舶遍布海面，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所流行的全是它的货币。它所拟具的海上法是最切实用的，当时地中海各口岸都以此为准绳。十二世纪时它的海军势力为比萨所摧毁，而比萨又亡于热那亚之手，然后热那亚自己组织了一百年的斗争，终于被威尼斯所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倾覆，似乎也是间接由于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意大利的海军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那就不但足以维持它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优势，而且它的势力可以不断扩大、加强，一方面还可以遏制土耳其在陆上的进展，防止它在海上的劫掠，同时关于好望角绕道与葡萄牙进行竞争也并不困难。
但实际的演变绝对不是这样，威尼斯只顾保全自己，结果自己也不能保全，它受到了它兄弟之邦以及邻近的欧洲强国的攻击，终于崩溃。
如果意大利的陆军力量能够有组织地联合起来，要保卫它自己的独立，反抗强邻的侵略，并不是件难事。它于1526年实际上也曾组成这样的联盟，但只是情势确已危急时一种临时的防御措置。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物以及各成员之间总是貌合神离，甚至互相倾轧；就是由于这一点，使米兰终于被征服，托斯卡那共和国终于瓦解。意大利工商业的崩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威尼斯不论在它的早期或晚期，总是想单独地自成一国。当它只是同意大利的一些小邦或衰老的希腊打着交道时，它要通过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各国保持它工商业的优势，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一朝出现在政治舞台以后，情势就立即非常明显，威尼斯这时显得仅仅是一个城市，它的贵族政治不过是地方性的。固然它征服了几个岛，甚至也征服了几处辽阔地区，但它只是把它们作为征服区域来治理的，因此（根据一切历史纪录证明）每次的征服，不但没有能增强，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当此时期，这个共和国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已经逐渐消失。威尼斯所以能达到富强，是爱国、英勇的贵族政治的成就，这种贵族政治是由发奋有为、热爱自由的民主精神产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这种活力在贵族政治的爱国心、智慧与勇敢精神的指导下，威尼斯的富强局势才能存续并加强。但是贵族政治后来逐渐蜕化为专横的寡头政治，人民的自由与活力受到了摧残，随着这种情势的演变，富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还支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曾这样说：“一个不能自主的国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争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个自主的国家则志在于继续争取而不是保持现状。”这句话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结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渐降落，终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没有。当与东印度群岛通商的新路线发现以后，威尼斯人在那个地区的商业可能要受到排挤，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直到有了实际经验方才感觉，事前竟从未想到。世界上别的国家所已经看到的，他们非但没有看到，还不能相信；当新路线已经发现，情势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已受到了损害时，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线，设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线。这时要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只有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巧妙地适应新形势，而他们却想使用一些小小的阴谋说许来维持现局。当他们最后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经丧失，眼看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里斯本时，他们就象那些傻子、那些败家子一样，想乞助于炼金术。
当这个共和国成长和发展时期，在“功勋录”（theGoldenBook）上获得题名，就被认为是在工商业或在军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种表扬。当时这种荣誉对外国人也是开放的；由佛罗伦萨移入的最出众的制绸者也茉获题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自从认为荣誉与国家公务是贵族阶级的世袭权利以后，这个记录簿就不再启用。后来人们认为对于衰弱、穷蹇的贵族政治有给与新生命力的必要，这个记录簿又重新开放。但是在簿上获得题名的主要资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样的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是财富与高贵门第。结果获得题名这件事的荣誉性渐渐丧失，不再受人重视，以致整整经织了一个世纪，在记录簿上也没有发现任何新题名。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检查一下这个共和国和它工商业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无能的贵族阶级的愚昧、顽固和儒弱以及陷于奴隶地位的人民的漠不关心，置身事外。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发现，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与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国如出一辙，不外是国家统一观念的缺乏、国外强邻的优势、国内教门的统治以及在欧洲更加强大而统一的国家的勃然兴起。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业政策，就不难一眼看破，现代工商业国家的商业政策不过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样葫芦，只是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即扩大为全国性的）而已。通过航海法与关税政策，在不论哪一种情况下，所保护的总是本国的船舶、本国的工业，所防御的总是外国的船舶、外国的工业；从外国输入原料，以制成品输出国外，总是一个妥善的政策；这些，在那末早的时期就已经奉为对外贸易的准则了。
近来有人为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原则辩护，认为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护政策。这个说法所含的真理很少而错误却很大。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考察一下威尼斯历史，当可看出，就它的情形来说，正与后来范回较大的国家情形相同，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对于国家的富强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共和国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从仅仅是一个农村的地位上升到商业强国，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路线走呢？当它达到了某一富强阶段时，保护政策也仍然对它有利，因为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优势。但是当它的工业力量已经有了发展，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时，保护政策就开始对它不利了，因为由此使它与一切别的国家的竞争处于隔离状态，这就要发生懈怠情绪。所以真正对威尼斯有害的，设不是保护政策的采用，而是当采用的理由已成过去以后，对这个政策仍然坚持不舍。
因此，上述为自由贸易作辩护的论据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没有考虑到世袭君主制各大国的兴起。威尼斯虽然是一些地区和岛屿的统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当它上升到工业强国的地位时，还是同别的意大利城市在进行着竞争；只要具有统一力量的、完整的国家还没有对它展开竞争，它的禁制性商业政策就是绝对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势有了变化，这些大国同它展开了竞争以后，这时它除了使它自己成为统一的意大利的首脑，使它的商业体系囊括整个意大利国家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持它的优势地位。从来就没有一种商业政策能使一个单独的城市对许多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商业优势的。
从威尼斯这个例子（就这一例证可据以反对今天的商业保护政策这一点而言）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恰恰就是这一点———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还有，任何国家，借助于保护政策，据有了工商优势，达到了这个地位以后，就能够有利地恢复自由贸易政策。
关于上述论争以及牵涉到国际贸易自由这一问题的一切其他讨论，往往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许多错误论点发生的根源，这就是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误会。当我们谈到贸易自由时，我们心目中的自由是与我们谈到宗教自由或内政自由时一样的。因此拥护自由的善意的人们就感到特别需要维护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就成为一个通俗名词，而对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区别了。然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国内贸易方面的限制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度的保护政策却可以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大限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它的结果甚至能使国家沦于奴隶地位，这一点以后谈到波兰的情况时当有所说明。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说得很对，“商业在自由国家里所受到的限制最大，而在专制政体下所受到的限制则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