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未，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职务（教授职务）使我有了担任这一工作的动机；反对意见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一事实却更加促使我要把这个工作深入一步。
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我为了做好准备，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研究。关于在这个问题上前人所想过和写过的东西，我使我自己有了与别人一样的充分了解，但是把这门科学就按照它目前形态来教导青年，这样的做法我不能满足；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我希望能把这个教给他们。流行学派所告诉我们的是自由贸易原则。当考虑到法国取消各省间的关税，考虑到三个王国处于大不列颠一个政府之下的情况时；这个原则显得是与常识相调和一致的，也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拿破仑大陆制度的非常有利效果以及这一制度取消以后的危害现象都是近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这一切都不容忽视；这些与我以前凭观察所得的认识都好象是直接矛盾的。我想肯定一下这个矛盾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当我这样思考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到国家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德国必须取消国内关税，采用统一的对外商业政策，由此来努力达到别的国家凭了它们的商业政策在工商业发展上所达到的标准。
1819年，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是有关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与策划。君主和臣属，贵族和平民政府官吏和学者，他们所忙着的都是这件事。德国就象遭过了一次战争破坏以后的一座家园，以前的家主回来了，一切都想重新动手布置起来。有些人一切都想率由旧章，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主张照原样不动；有些人想全部更新，彻底改用现代装备；还有一些人则常识与经验两者并重，希望走中间路线，使过去的主张与现在的需要相配合。到处是意见上的矛盾和冲突，到处是以促进国计民生为宗旨的团体和组织。国会宪法本身就是草创的，是在仓猝中拟就的，多数有知识、有思虑的政治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粗具规模的雏型，此后可望逐渐加以改进。宪法中有一条（第十九条）显然为建立国家商业制度留下了余地。我认为这一条为我们祖国今后工商企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基础，由此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想粗饿一个德国工商业协会，目的在于取消我们的国内关税，使德国全国能采用统一的商业政策。这个协会最初怎样生试，怎样导使开明的、胸怀磊落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统治者采取一致行动，随后又怎样建成了德国关税同盟，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使我处于很困难的地位。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一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刚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线，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
在势难避免的日常辩难的进行中，使我认识到价值理论与生产力理论之间的区别，认识到流行学派从资本这一名词所引起的错误的论证方向。我看到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之间的差异。由此发现了这个学派论证错误的症结所在；它以那些只能适用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理由为依据，借此来证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正确。我由此对于分工原则获得了进一步的完整理解，看到了这个原则对整个国家来说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后来一个时期，我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和英国去游历，想从在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考察中，想从书本里，随处吸取教训。随后我又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我撇开了一切书本，这些书本是只会把我引入迷途的。在那块新大陆上，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在那里我们``到，一片荒野会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在欧洲需要几百年才能看到的进步，在那里这样的进步过程就展现在我们眼前——由纯粹狩猎生活进而饲养家畜，进而从事农业，进而经营工业和商业。在那里可以看到地租由零点进而成为巨大收入的逐步增长过程。在那里一个朴素的农民对于农业如何改进、地租如何增长所懂得的，实际上要比旧世界中观察力最深刻的学者多得多；他会把工业家和技工吸引到他的身旁。运输工具的重要以及这一点对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影响，在那里再没有比别的地区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了。
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作了比较。
结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它可能还显得怎样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有教育的入所理解。政治经济这门科学，过去由于学者们的过分夸张，由于其间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词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识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我曾一度有些迟疑不决，是否应将我的学说体系称作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有一位朋友从旁劝阻，他说有些粗心大意的读者对这个名称难免要发生误解，认为我这本书所说的只是变相的重农主义。
流行学派对我曾加以诽谤，说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复所谓重商主义。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在我的理论中对于那个备受责难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采纳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它的谬误之处则一概摒弃；就是关于所采取的那些有价值部分，采取时的依据也与所谓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的；我又就那些来源中关于世界主义学派所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初次作了驳斥，关于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意带双关的名词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初次加以揭露。
这里对于各个作家或整个学派的意见和著作加以驳斥时，如果所使用的言词有时显得过于激烈，那么要晓得这并非出于个人的狂妄夸谩。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见解是有害于公众福利的，因此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吉。而且声望卓著的作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比声望较差的更大，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驳斥就不能不更加严厉。
各方对于我的批评有些是耿直的，并不是轻率的，例如关于论证时要点叙述的重复，对这方面的批评我应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各个论点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其听任某一点含混过去，不如把它重复十次，这比避免重复的办法要好得多。我没有仿照时下的风气多所引证。但是可以说，我所读到的多于我所引证的何止百倍。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里可能发现许多缺点；不仅如此，就是让我自己现在来重写一遍，有许多地方也许还可以写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情形尽管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东西是新的，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特别对于我的祖国，德国，多少是有些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