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旧轮船由沃兹涅先尼耶码头启碇，驶入奥涅加湖。
周遭是茫茫的白夜。我平生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和列宁格勒宫殿的上空，而是在北方莽莽的森林和湖泊之间看到这种夜色。
一轮苍白的月亮低挂在东半天上，没有一点儿光亮。
轮船掀起的波浪无声无息地向远处奔去，把漂在湖面上的一块块松树皮冲得摇来摆去。岸上，想必是在古老的乡村教堂里，守夜人正在钟楼上敲钟，一共敲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是钟声还是飞到了我们船上，然后又绕过轮船，顺着宁静的湖面，向着挂有一轮淡月的透明的夜空飘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白夜这种令人疲惫的幽光才更贴切。神秘的？还是魔幻的？
在这样的夜晚，我总觉得大自然过于慷慨，竟把那么多苍白的空气和犹如幻影一般的锡箔和银子的光泽用于夜间。
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令人神往的、美丽的夜色不可挽回地逝去，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也许，唯其因为如此，白夜如同一切注定无法久驻的美色一样，以其稍纵即逝的生命勾起人们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来北方，可是此间的一切我却觉得十分稔熟，尤其是在此暮春季节洒满了荒芜果园的稠李花雪白的花瓣，更给我以重睹旧物之感。
这种凛若冰霜的芳香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到处都是。当地人谁也不把它们摘下来，谁也不把它们插到桌子上的水罐里。
我这是上彼得罗扎沃茨克去。当时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打算出版一套“工厂史”丛书[1]。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决定组成好几个突击队集体写作这套书。突击队这个名词就是在那时第一次用之于文学的。
高尔基让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中了位于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历史悠久的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厂是彼得一世创建的，起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改为铸铜，十月革命后，专门制造铁路车辆。
我拒绝参加突击队的工作。我当时深信（现在也仍然深信）在人类活动的某些领域，要推行劳动组合那套工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尤其写书更是如此。硬要这样做，充其量也只能搞出一本杂七杂八的特写集，而不是一本完整的书。依我看，不管素材多么特殊，作家的个性，包括他对现实的认识，他的风格和语言，总归是要反映到书中去的。
我认为，就像不可能由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拉一把小提琴一样，几个人合写一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把这个看法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2]讲了。他皱起了眉头，用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这是他的习惯），想了一想，回答说：
“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命不凡的。好吧，您去干吧！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非得带回来不可！”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同高尔基的这席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把书写成。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环境必将大为减轻我写作的困难。不消说，我打算把使我心醉神迷的北方的景物——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诺夫哥罗德人像唱歌一般悦耳的口音、船首好似天鹅的颈项一般弯曲的黑色舢板、被色彩缤纷的花草映衬得分外漂亮的蜻蜓，统统都写进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边去。
当时，彼得罗扎沃茨克还是个幽静的城市，人口很少。街道由大块大块的鹅卵石铺成，石头上长着青苔。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云母石般的颜色，这想必是由于淡淡的湖光的反照，是由于虽然并不好看却非常可亲的天空也是淡白色的缘故吧。
在彼得罗扎沃茨克，我一头扎进了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了所有同彼得罗夫工厂有关的书籍和资料。这个工厂的历史复杂而有趣。彼得一世、苏格兰工程师、我们那些农奴出身的天才工匠、卡隆铸铜法、水力机械、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一切给我那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首先，我拟订了书的提纲。其中有许多史料和描写，只是人物太少。
我决定就在当地，在卡累利阿，写这本书，于是我就向一位退休女教师谢拉菲玛·约诺芙娜租了个房间。她除了戴眼镜和懂得法语外，外表一点儿也不像女教师，倒像是个愚昧无知的老婆子。
我开始按照提纲写书，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这本书在我笔下却像一盘散沙。我怎么也无法把素材焊接起来，将它们凝聚在一起，自然地向前流去。
素材支离破碎。有意思的段落互不连贯，全都摇摇欲坠，得不到上下左右其他有意思段落的支撑。这些段落一段段孑立在那里，缺少那种唯一能把生命注入档案材料的生动的细节、时代气息和我对之感兴趣的人物命运的维系。
我写水利机械、生产过程和工匠们，可我一边写，一边却十分苦恼，因为我懂得，在我对上述这一切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在有哪怕一点抒情气息使这些素材复活之前，这本书是写不好的。甚至根本就写不成。
（顺便说说，我那时懂得了写机器必须跟我们写人一样，得理解它们，爱它们，为它们而欢乐、悲伤。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总是为机器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就拿“胜利”牌汽车来说吧，当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爬上陡坡的时候，我累得大概不下于汽车本身。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确切，不过我深信，对待机器，要是你打算去写它们的话，就应当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我发现，好的工匠和工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器的。）
世上没有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事了。
我觉得自己已成了外行，就好像硬要我去跳芭蕾舞或者编辑康德的哲学著作那样。
记忆却不时用高尔基的话来刺痛我：“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
使我灰心的还有，我历来崇奉的作家技巧的基础之一崩溃了。我一向认为只有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任何素材，而又不会失去自己个性的人，才配当作家。
我决定缴械投降，什么也不再写，离开彼得罗扎沃茨克，以结束我这种苦不堪言的处境。
当时除了谢拉菲玛·约诺芙娜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一诉我心头的痛苦。我已经准备把我的失败讲给她听了，可我发现，她早已感觉到了，想必是凭着教师所特有的那种敏感吧。
“您跟我那些傻里傻气的女中学生准备考试时一模一样，”她对我说道，“她们只知道拼命往脑袋瓜里塞，弄得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过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我对你们作家这一行虽说一窍不通，可我想，凭蛮干，恐怕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吧。只能使自己的神经紧张。可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您别一时冲动，说走就走。您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湖上去划划船，去城里各处逛逛。我们这个城市挺可爱，挺朴素。也许您会有所得的。”
不过我还是决定离开这儿。行前，我到城里各处去走走。直到这时，我还没好好观光过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市容呢。
我沿着湖畔信步朝城北走去，不觉到了城外。一排排小房子到此戛然而止。前面是菜园。在菜园中间，东一个西一个地竖立着十字架和墓碑。
有个老头儿正在胡萝卜地里锄草。我问他这都是些什么十字架。
“这儿早先是公墓，”老人回答说，“听说是专门埋葬外国人的。如今这片地改作了菜园，墓碑都给搬走了。剩下的几块也留不了多久。最多留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总共只有五六块。其中一块墓碑四周还围着生铁铸的富丽堂皇的沉甸甸的栅栏。
我走到这块墓碑跟前。在断裂了的花岗石墓表上可以辨出用法文写的碑文。高高的牛蒡几乎把碑文全遮没了。
我拔掉牛蒡，看到了碑文的全文：“拿破仑皇帝陛下大军之炮兵工程师夏尔-欧根·朗赛韦之墓。一七七八年生于佩皮尼昂，一八一六年夏殁于远离祖国之彼得罗扎沃茨克。愿主赐他备受痛苦的心灵安息。”
我顿时领悟到，在我面前的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的坟墓，他的命运是悲惨的，正是这个人将把我救出困境。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约诺芙娜，我决定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留下来了，说罢，掉头就去档案馆。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是个瘦得几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儿，早先当过数学教员。档案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可老人却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激动。因为平日来找他查询的都是些枯燥的资料，主要是教堂的教徒出生簿上的生年之类的东西，而且即使这样的查询，一年也难得有几回，现在却要进行一次困难而有趣的档案搜索——找到一切跟这名一百多年前不知何故死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神秘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全部档案。
老人也好，我也好，心里都很着急。在档案馆里能不能找到朗赛韦的资料，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也好，以便多少可以知道点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人出乎我意料地宣布说，他今晚不回家睡觉了，将通宵在档案馆里翻寻资料。我很想陪他一起找，可是他告诉我，外人是不得进入档案库的。于是我就上街去买了面包、香肠、茶叶和糖给老人送去，让他夜里好有夜宵吃，随后我就走了。
搜寻资料延续了九天之久。每天早上老人给我一份卷宗目录看，据老人猜测，这些卷宗里可能会提到朗赛韦。在最有价值的卷宗抄目前，老人都打了一个钩，但他作为数学家，总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
直到第七天上，才在公墓登记册上找到了埋葬被俘法军大尉夏尔-欧根·朗赛韦的记录，他下葬时的情况是颇有几分奇特的。
第九天上，找到了两封提及朗赛韦的私人信件。第十天上，老人给我看了一份已经残缺不全的、没有了签署标记的奥洛涅茨省省长发出的通报。通报讲的是“朗赛韦”的遗孀“玛丽亚-采齐丽娅·特里尼德因从法国前来为夫树立墓碑”而短期居留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事。
这就是能找到的全部资料了。然而档案管理员所找到的这些资料（老人为这一成功喜形于色），已足以使朗赛韦在我的想象中复活。
朗赛韦一出现，我立刻伏案写书。工厂的全部史料不久前还如一盘散沙，一无聚拢的希望，如今突然间在书中各得其所了。所有的史料全都熨帖地，而且仿佛是自然而然地环绕着这名炮兵，这名法国革命和拿破仑进军俄国的参加者，这名在格日阿茨克城下被哥萨克俘获，然后被遣送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工厂，最终死于热病的法国军官，各就其位。
就这样，我写成了中篇小说《夏尔·朗赛韦的命运》。
在没有出现人物之前，我那些素材是死的。
此外，我预先为这本书拟定的提纲被全盘推翻了。如今朗赛韦信心十足地使故事跟随着他展开。他像块磁石，不仅把史实，而且把我在北方见到的许多景物都吸到了他的身旁。
在中篇小说中，有一个为朗赛韦哭丧的场面。女人哭悼他的挽歌歌词是从我亲耳听到的一首哀歌中借用来的。这件事值得一谈。
我乘轮船由拉多加湖出发，溯斯维里河而上，前往奥涅加湖。在一处码头上，大概是在斯维里察吧，人们把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材抬到了下甲板上。
原来是斯维里河上一位最老也最有经验的引水员在斯维里察故世了。他的朋友，也都是引水员，决定把盛殓着他遗体的棺木，由轮船载着，航行全河，由斯维里察直至沃兹涅先尼耶，以便让死者同他心爱的河诀别。此外也可让两岸的居民有机会同这位在这一带备受尊敬的、从某一点上来说也是著名的人士告别。
这是因为斯维里河是一条石滩众多的湍急的河流。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引水员领航，轮船就休想通过斯维里河上那些急滩，所以自古以来，斯维里河上就有引水员的行帮，他们都亲密得如同手足。
当我们通过急滩，也就是石滩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尽管开足了马力，但还得由两条拖船来牵曳，否则就过不去。
若顺流而下时，轮船得倒行逆驶，轮船由拖船拽着，逆流倒开，以便减慢下行的速度，免得撞上石滩。
我们船上载着引水员遗体的事，用电报通知了上游各地。因此轮船每到一个码头，都有一群居民路祭。站在最前面的总是那些包着黑头巾的哭丧的老婆子。轮船刚一拢岸，她们便扯开喉咙，摧肝裂肺地痛哭起死者来。
这诗一般的哀歌的歌词，从来也没有雷同过。各处码头的哀歌，据我看，都是现编的即兴之作。
不妨举一曲哀歌为例：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飞往死亡之国？为什么你要抛下我们，使我们失去亲人？莫非在你生前我们没有用发自衷心的温存、亲切的话语欢迎过你？看一眼斯维里河吧，老爷子，最后再看一眼，陡峭的河岸上凝结着鲜血，那滔滔的河水都是我们女人的泪水汇成。啊，为什么死神过早地将你夺走？啊，为什么斯维里河上，从上游直到下游，都点满了送殡的蜡烛？
我们就这样在一片哭悼声中（甚至夜间也哭声不绝）驶到了沃兹涅先尼耶。
在沃兹涅先尼耶，一群严峻的人——引水员们——登上了轮船，启开了棺盖。棺材里安卧着一位白发苍苍的高大的老人，他的脸由于饱经风霜而显得很粗糙。
人们用亚麻的长巾拴住灵柩，把它抬了起来，在呼天抢地的哀歌声中抬上了岸。灵柩后边紧跟着一位少妇，她用披肩遮着苍白的脸。少妇牵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男孩。离少妇几步远，后面跟着一个穿内河船长制服的中年男子。这是死者的女儿、外孙和女婿。
轮船下半旗致哀，当灵柩抬进墓地时，轮船几次鸣笛致哀，笛声久久地缭绕在空中。
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还写了我北方之行的另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中并没有什么意义深远的东西，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它却和北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印象就是金星的异乎寻常的光辉。
我还从未看到过像这样明亮而又清澈的星光。在拂晓前渐渐泛青的夜空中，金星就像一滴熔成液体的金刚钻，熠熠闪光地漫溢开来。
它是名副其实的天国的使者，是绚烂的朝霞的先驱。不知怎的，在中部和南方，我从来也没有留心过它。可在这里，在北方，我却觉得只有它一颗星用处子一般美丽的光辉照亮着莽莽的荒原和森林，只有它一颗星在黎明前的时刻内，主宰着整个北方的大地，主宰着奥涅加湖和扎沃洛奇耶地区[3]，主宰着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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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1年9月7日，《真理报》上刊出了高尔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工厂史》。他在这篇文章中号召作家们为俄国各大工厂写作厂史。——原编者注
[2]高尔基的名字和父称。
[3]指北德维纳河、奥涅加湖、白湖之间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