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冬天，我住在敖德萨一家已经歇业了的服装商店“阿勒斯万格公司”内。我未经当局许可就住进了二楼的那套试衣室。
这样就有三个大房间归我支配。房间里全都镶着一面面高级的波希米亚镜子。镜子非常牢固地镶嵌在墙上，尽管我和爱德华·巴格里茨基[1]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把这些镜子撬下来拿到新市场去换点吃的，可怎么也撬不下来。甚至没有一面镜子被撬出裂璺。
试衣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三只空箱子，里边装了些烂刨花。幸好那扇玻璃门轻而易举就可以从铰链上卸下来。每天晚上我卸下玻璃门，搁在两只箱子上，铺上被褥，就当作我的床铺了。
玻璃门非常滑，因此夜里那条旧褥垫和我一起要有好几次从这扇门上滑下来，跌落到地板上。
只消褥垫一动，我马上就醒了，屏息敛气地躺在那儿，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愚蠢地指望褥垫或许会停止滑动。可是褥垫却慢慢地、毫不留情地往下滑，我耍的这番花招没能奏效。
这件事一点也不可笑。那年冬天非常之冷。从港口到小喷泉的海面全冰冻了。猛烈的东北风把花岗石的马路刮得精光锃亮。雪一次也没有下过，这反而使人觉得比街上铺满了雪还要冷得多。
试衣室里有一只小铁炉。可没有燃料可烧。再说，靠这么个小得可怜的炉子也根本不可能把偌大的三个房间烤暖。因此我只用小铁炉烧开胡萝卜茶。这只消几张旧报纸就行了。
还有一只箱子我用来当桌子。每天晚上我点一盏小油灯，搁在这只箱子上。
我躺在玻璃门的床上，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统统盖在身上，凑着油灯的灯光，阅读格奥尔吉·申格尔翻译的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2]的诗集。诗集是这一年在饥馑的敖德萨出版的，我可以作证，诗集并未削弱我们的英雄气概。我们觉得自己像罗马人一样坚强不屈，并且联想起了申格尔本人所写的一首诗：“朋友们，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正在流着鲜血……”
鲜血，我们当然没有流，然而我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有时太饿了，太冷了。但是谁也没有怨言。
楼下的店面被某个美术劳动组合占用了。这个劳动组合忙忙碌碌的业务活动是颇有几分可疑的。在劳动组合内当家的是个以“招牌大王”这一绰号闻名敖德萨的唠叨成性的老画师。
劳动组合承制招牌、女帽和“木屐”（一种古罗马式的简朴的女鞋，只消用几根绦带钉到木头的鞋掌上，一双鞋子就做成了），此外还绘制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是用胶漆画在凹凸不平的胶合板上的）。
有一回，这个画室交上了好运，接到了一件订货：为当时黑海唯一的一艘轮船“佩斯捷利”号制作所谓“船首装饰”。那时这艘轮船正在准备首航巴统。
船首装饰用铁板敲成毛坯，涂上黑色作为底色，再绘以金色的植物图案。
这项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连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有时也离开他在附近的岗位，跑过来看看画得怎样了。
我当时在《海员报》社担任秘书。有许多青年作家在这个报社工作，其中有卡达耶夫[3]、巴格里茨基、巴别尔[4]、奥列沙[5]和伊利夫[6]。有经验的老作家中常来我们编辑部的只有安德烈·索鲍利[7]。他是个可亲的、总是因为什么事而激动的、一刻也坐不住的人。
有一回，索鲍利给编辑部送来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条理不清，乱糟糟的，不过题材挺有趣，而且写得确实有才气。
所有的人看了这篇小说后都感到为难，像这样潦草的作品就这样发表自然不行，可是又没有一个人敢于把它退给索鲍利去修改。索鲍利是决不会同意修改的，这倒不是碍于作家的自尊（在这方面索鲍利恰恰是很少斤斤计较的），而是出于一种神经质：作品一旦脱稿之后，他就再也不愿回过头去修订润饰了，他已对它们失去了兴趣。
我们坐在编辑部里左思右想：怎么办呢？我们的校对，一个叫勃拉戈夫的老头儿，也跟我们坐在一起。他过去是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8]的经理，是赫赫有名的出版家瑟京[9]的左右手。
老头儿被自己的历史吓坏了，所以很少讲话。他的庄重的举止和仪表跟我们编辑部里这帮衣衫褴褛、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极不协调。
我把索鲍利的手稿带回阿勒斯万格公司，准备再看看。
已经很晚了（其实还不到十点，可是一片漆黑的城市早从黄昏起就已没有一个行人了，只有风在十字路口幸灾乐祸地呼啸），民警若拉·科兹洛夫斯基忽然来敲商店的大门。
我把报纸卷拢，绞紧，用火点着，像举着个火把似的举着它，去把那扇用一节生了锈的煤气管顶住的沉甸甸的店门打开。拿着小油灯去是不行的，别说空气最微弱的流动就能把它吹熄，即使盯着它看一眼它也会熄掉的。
“有个公民要见您，”若拉说，“请您证明一下他的身份，我就放他进来。这儿是画室。光颜料一项，听说就值三亿卢布。”
要是考虑到，举个例说吧，我在《海员报》的月薪有一百万卢布（按照集市上的价格，这些钱只够买四十盒火柴），那么三亿卢布这个数目，当然也就不像若拉所认为的那样了不起了。
站在店门口的是勃拉戈夫。我证明了他的身份。若拉允许他进店，并关照我说，再过两个小时要上我们这儿来暖和暖和，喝杯开水。
“是这么回事，”勃拉戈夫说，“我总惦着索鲍利的那篇小说。那是篇很有才气的作品。不能让它白糟蹋了。您知道，我跟所有报界的老狼一样，养成了个习惯，不肯放过一篇好小说。”
“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
“把稿子给我。我用人格担保，我决不改动一个字。今晚我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不可能回兰热龙街的家里去了，否则半路上准会把我的衣服剥光。我当着您的面给这篇稿子加工。”
“‘加工’是什么意思？”我问，“‘加工’不就是修改吗？”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决不删一个字，也决不添一个字。”
“那您还有什么好做的呢？”
“您会看到的。”
我觉得勃拉戈夫的话中有某种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东西。在这个寒风呼啸的冬夜，某种神秘的东西附在这个沉静寡言的老人身上，来到阿勒斯万格公司。像这样神秘的东西不看个究竟怎么行呢？于是我同意了。
勃拉戈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截粗得出奇的蜡烛头。这是教堂用的蜡烛，金色的纹路像螺纹似的盘在蜡烛上。他点亮了蜡烛头，把它放到箱子上，然后在我的破手提箱上坐了下来，手里捏着一支木匠用的扁铅笔，一头栽到了稿子里。
半夜里，若拉·科兹洛夫斯基来了。我正好把水烧开，在那儿沏茶，不过这晚沏的不是干胡萝卜茶，而是切碎后烘烤过的甜菜茶。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说，“打远处看，你们活像是两个造假钞票的。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修改一篇小说，”我回答说，“下一期要登的。”
“你们可要注意，”若拉又说道，“并不是每一个民警都能理解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得感谢上帝，当然上帝是没有的，感谢他让我而不是别的什么土包子在这儿执勤。对我来说，文化高于一切。至于说到造假钞票的，可都是些大能人，他们可以用同一摊牲口粪，或者做一块金元，或者做一张居留证。据说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里，有一块黑天鹅绒的垫子，上边放着一只漂亮得没法形容的大理石手。这手不是莎拉·伯恩哈特[10]的。也不是肖邦或者维拉·霍洛德纳娅[11]的。这是欧洲最有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手，是一件模塑品，我忘了这人叫什么了。当初砍掉了他的脑袋，可是却把他的手展览出来，供人参观。就像他是个小提琴大师一样。这个故事挺有教育意义吧？”
“不怎么样，”我回答说，“您有糖精吗？”
“有，”若拉回答说，“是糖精片。我们可以分来吃。”
勃拉戈夫直到天亮前才完工。当时他没有把稿子给我看，后来我们到了编辑部，等女打字员把稿子清清楚楚地打好后，他这才交给我。
我把小说读了一遍，不由得惊呆了。这已经是一篇条理清楚、文理通畅的散文了。文中的一切都是清晰明朗的。原来那种急就章式的潦草及遣词造句的紊乱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而与此同时，的确没有删一个字或者添一个字。
我瞥了勃拉戈夫一眼。他正在吸一支用黑得像茶叶一样的库班烟草卷成的粗烟卷，嘴角边挂着一丝微笑。
“这真是奇迹！”我说，“您是怎么加工的？”
“我不过是正确地打上了各种标点符号罢了。索鲍利的标点符号用得乱七八糟。我特别仔细地替他一一标上句点。还重新分了段。我的朋友，句读可是件大事。连普希金都谈起过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使思想有条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明确，句子易解，意思清楚。标点符号就好像音符。它们把文章连成整体，不让它支离破碎。”
小说刊出了。第二天索鲍利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了编辑部。他照例没有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光焰。
“谁动了我的小说？”他扯直嗓门嚷道，同时使劲用手杖敲了一下搁满报纸合订本的桌子。顿时一股灰尘像浓云一样从桌上腾空而起。
“谁也没动过，”我回答说，“您可以对原稿。”
“骗人！”索鲍利吼道，“撒谎！反正我能查明是谁动的！”
眼看就要大吵一场了。胆小的同事纷纷溜出了办公室。但是我们的两个女打字员柳辛娜和柳夏却跟往常一样，急忙奔来看热闹，一路上只听见她们的木屐吧嗒吧嗒地响。
这时勃拉戈夫沉着地，甚至有点儿忧郁地说道：
“要是您认为在尊稿上准确地打上标点符号就是改动了大作，那好吧，是我改动了大作。这是我做校对应尽的职责。”
索鲍利冲到勃拉戈夫跟前，一把握住他两只手，拼命地摇晃，然后抱住老人，按照莫斯科人的规矩，一连吻了他三次。
“谢谢！”索鲍利激动地说，“您给我上了一课，非常好的一课。可惜上得太晚了。一想起我过去的作品，我就觉得对它们是有罪的。”
晚上，索鲍利不知打哪儿弄到半瓶白兰地，拿到阿勒斯万格公司来。我们把勃拉戈夫请来了。巴格里茨基和下了岗的若拉·科兹洛夫斯基也来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在一片赞美文学和标点符号声中把半瓶白兰地喝得涓滴不剩。
通过这桩事情，我心悦诚服地懂得了在必要的地方及时地打上一个句号，能对读者起到多么惊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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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格奥尔吉耶维奇·巴格里茨基（1895—1934），俄罗斯诗人，原姓玖宾，生于敖德萨犹太人家庭。
[2]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1842—1905），本名乔治-马里亚·德·埃雷迪亚。父为西班牙人，母为法国人，出生于古巴，后居法国，成为法国巴那斯派主要诗人。
[3]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达耶夫（1897—1986），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雾海孤帆》等。
[4]伊萨克·埃曼努伊洛维奇·巴别尔（1894—1941），苏联犹太作家。代表作有《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等。
[5]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列沙（1899—1960），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代表作有《三个胖国王》和《妒忌》等。
[6]伊利亚·伊利夫（1897—1937），原名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济尔别尔格，俄罗斯作家。曾与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合作写成著名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1928）。1931年又合作写成续篇《金牛犊》。
[7]安德烈·索鲍利（1888—1926），原名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索鲍利，苏联犹太作家。14岁即离家流浪。1904至1906年因从事社会主义宣传而被流放，1906年由流放地逃至瑞士。1915年初回俄国，复又在全国各地流浪。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北方方面军任要职。十月革命后继续在全国各地漫游。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一位小说家。
[8]《俄罗斯言论报》是1895年创办于莫斯科的一份日报，以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报是俄国第一家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世界许多国家的首都派驻特派记者的报纸，在1905到1915年期间，印数激增，达到65万份。1917年12月该报由于刊登反对苏维埃的言论而被查封。1918年1月该报复刊，先后改名为《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至1918年6月正式停刊。
[9]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瑟京（1851—1934），俄国启蒙派出版家。
[10]莎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表演以台词、声乐技巧见长。
[11]维拉·瓦西里耶芙娜·霍洛德纳娅（1893—1919），俄国电影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