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心灵的记忆！你比理智忧伤的记忆还要强烈……
巴丘什科夫[1]
读者时常询问从事写作的人，他们用什么方法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是否要花费很多时间。当他们听到回答说，作家是从来不特意去搜集任何素材的时候，总是大为诧异。
不过，作家为了写一本书而去研究写这本书所必须知道的科学和知识性的资料，当然不在此列。我上面所说的仅仅是指对生活的观察。
生活素材中凡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细节”[2]的那一切，不是研究研究就行的。作家只有生活在这种素材之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才行。作家在这种素材中生活，思考，痛苦，欢乐，参与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每一天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记忆里和心灵中留下标记和印痕。
读者（顺便说一句，也包括某些青年作家）总以为作家是那种手里老是拿着笔记本到处跑来跑去的人，是职业“记录员”，是窥视生活中的一切的密探。这种看法必须加以消除。
那种硬逼着自己去积累观察素材，一味地四处奔波做笔记（“生怕忘记了什么”）的人，当然可以搜集一大摞五花八门的素材，然而这些素材是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观察到的素材从笔记本中搬到生动的散文中去，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感染力，显得像是硬塞进去的异物。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丛花楸或者乐队中的这个两鬓花白的鼓手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写进我的短篇小说中去，因此分外仔细地，甚至带着几分造作地去加以观察。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尽职”而去观察，不要纯粹出于业务上的动机而去观察。
千万不要把观察到的素材，哪怕是最成功的素材，不分青红皂白地硬塞到作品中去。一旦有必要，它们自己会进入作品，各就其位的。使作家常常感到惊奇的是，某个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偶然事件或者细节，当作品中需要这些素材时，竟会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写作的基础之一，是要有良好的记忆。
我把我怎样写成短篇小说《电报》的经过讲述出来，或许有助于我把上述想法阐述得更加清晰。
有一年深秋，我寄居在当年曾享有盛名的版画家波扎洛斯京[3]在梁赞郊外的庄园里。那时只有波扎洛斯京的女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位病弱而和蔼的老妇人，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座庄园里度着晚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独生女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已把自己的老母忘得一干二净，只是每隔两个月给她寄点钱来。
我在宅第中占用了一个房间，宅第很大，空空荡荡的，一有什么响动就会发出回声，用圆木砌成的四壁已经发黑了。老妇人住在宅第的另一端。去她那里，要穿过空无一物的门厅和好几间房间，房间的地板上积满了尘土，脚一踩上去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除了我和老妇人外，偌大的宅第中再也没有别人住了。这幢宅第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庭院里的杂用房都已朽败。庭院后边有个像宅第一样荒废了的阴湿寒冷的果园，在秋风中萧瑟地喧闹。
我是来写作的，最初一段时间，我成天关在房间里埋头写作，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才五点钟就得点灯了。那是一盏老式的煤油灯，灯罩是磨砂玻璃的，做成郁金香的形状。
后来我改在晚上写作了，因为白昼不过几个小时，老坐在屋里而不到秋意将尽的树林里和牧场上去走走，未免可惜。
我久久地在野外徜徉，见到了许多秋天的特征。每天早晨，一个个水洼中像玻璃般透明的薄冰下面，可以看到好些气泡。有时这种气泡像是个水晶球，里边包着一片紫红色或者柠檬色的白杨或白桦的叶子。我总喜欢把冰敲碎，将这些冻僵了的叶子带回家去。没有多久，我的窗台上就积起了一堆这样的树叶。它们暖了过来，散发出一股酒精的气味。
在树林里漫步比哪儿都好。牧场上风声呼呼，在树林里却笼罩着一片忧郁的岑寂，只有薄冰在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树林里之所以特别静或许是因为天上密布着阴云的缘故。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有时连松树的树冠都隐没在云霭之中了。
偶尔我上奥卡河河汊子去钓鱼。在芦苇丛中，柳叶那股又酸又涩的气味，刺激得脸上的皮肤仿佛要痉挛起来。河水黑油油的，泛出朦胧的浅绿色的反光。秋天鱼十分谨慎，很少上钩。
后来下起了连绵的秋雨，把果园淋得满目萧疏，发黑了的草都倒伏在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雪的潮气。
我当时见到的秋天的特征非常之多，但并没有竭力去一一记住它们。不过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秋天那种悲愁的气氛是怎样微妙地同我轻快的心境和朴实开朗的思想交融在一起的。
乌云把潮湿褴褛的裙裾拖到地上，匆匆向前行去。乌云越是阴沉，秋雨越是寒冷，我的心境就越是开朗轻松，文思就像泉水一般涌出来，倾泻到纸上。
对秋天的感受，也就是秋天所勾起的那种思想和感情，很重要。至于称为素材的那一切——人物、事件、个别的情况和细节，我凭经验知道，在一定时间内都万无一失地深藏在这种对秋天的感受之中。只要我在某一篇小说中一回到这种感受中去，这一切就会立刻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倾注到稿纸上去。
我从没有把我所寄居的那幢古老的宅第当作小说的素材去研究过。我只不过是爱这幢宅第忧郁而宁静的气氛，爱自鸣钟杂乱无章的报时声和从炉子内冒出来的桦树劈柴经久不散的烟味，爱墙上挂着的那几幅古老的版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收藏的版画已所剩无几，绝大部分都被州立博物馆拿去了）：布留洛夫[4]的《自画像》、佩罗夫[5]的《背十字架者》和《捕鸟者》，以及波利娜·维阿尔多[6]的肖像。
窗玻璃是老式的凹凸玻璃，闪烁出虹霓般的光彩，而且不知为什么，烛焰映在上面会出现叠影。
所有的家具——长沙发、桌子、椅子，都是浅色木料的，由于年深日久，已磨得光溜溜的，而且散发出一股柏树的气味，就跟圣像一样。
这幢宅第里有许多早已没有用处了的逗人发笑的东西：火炬形的守夜灯；暗簧锁；贴着“巴黎”字样的大肚子小瓷瓶，瓶子里的雪花膏已经石化；一束落满了灰尘的蜡制茶花（挂在一根生锈了的大钉子上）；一把小圆刷，那是专门用于擦掉呢面牌桌上记分的粉笔字的。
宅第里保存着三本厚厚的日历，一本是一八四八年的，一本是一八五○年的，还有一本是一八五二年的。我从日历上的宫廷女官的名单中找到了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兰斯卡娅的名字和普希金的情人伊丽莎白·克萨维里耶芙娜·沃隆佐娃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名字使我感到惆怅。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屋里像死一般寂静吧。在远处的奥卡河上，靠近库兹敏水闸的地方，有艘轮船在鸣笛，我不由得想起了一首诗，这首诗久久地萦绕在我脑际：
阴霾的白天逝去了，阴霾的夜晚
把雾霭像铅灰色的棉絮一般铺满了寒天；
朦胧的月亮像一个幽灵
冉冉地升起在松林的后边……[7]
每天傍晚，我都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房间里去喝茶。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视力已经大大衰退，邻居家有个叫纽尔卡的小姑娘，每天上她家来两三次，帮她做各种各样零碎的家务事。纽尔卡性格阴沉，对什么事都不满意。
这个小姑娘端来茶炊后，就同我们一起喝茶。她从碟子里嘬茶喝，总是发出很响的声音。不管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轻声细气地慢吞吞地说些什么，她都一概要加这么一句评语：
“哼，亏你说的！尽胡诌！”
我数落她几句，她也照样冲着我说：
“哼，亏你说的！好像我什么都不懂，是个大老粗！”
但实际上，纽尔卡大概是如今唯一诚挚地爱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人了。而且完全不是因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有时送给她一顶缀有蜂鸟标本的老式天鹅绒帽子，有时送给她一串玻璃珠的发饰，有时送给她一条年久发黄的花边。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当年曾随父亲寓居巴黎，认识屠格涅夫，参加过维克多·雨果的葬礼。她跟我谈起这些往事时，纽尔卡却在一旁插嘴说：
“哼，亏你说的！尽胡诌！”
幸好纽尔卡没时间消消停停地喝茶，坐不了多久就得跑回家去侍候“自己那帮小不点儿”睡觉了。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有只陈旧的绸缎小钱包，她成天拎着，从不离手。小钱包里面藏着她的全部财产：娜斯嘉的信，有限的几个钱，娜斯嘉的相片——娜斯嘉是个美人儿，月牙似的秀眉，雾一般的目光——以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做姑娘时的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那是温柔、纯洁的化身。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除了抱怨自己年老体衰之外，从不怨天尤人，可我从她的邻居，一个在消防器材棚里当看守的昏聩而又善良的老人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那里知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晚境是非常凄凉的。娜斯嘉已经第四个年头没有回来了，看来已经把母亲忘掉，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有生之日已屈指可数。保不定哪一天她没能最后见上女儿一面，没能最后爱抚女儿一下，没能最后摸摸女儿“美丽得迷人的”淡黄色的头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就是这样形容女儿的头发的）就溘然长逝了。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生活费是由娜斯嘉寄给她的，可常常漏寄。每当漏寄的时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日子怎么过，就谁也不知道了。
有一回，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请我陪她上果园去。自打开春以来，她因为体力不支，一直没去过果园。
“我的亲爱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说道，“请您谅解我这个老婆子。我想最后一次去看看果园。还是做姑娘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果园里看屠格涅夫的作品了，看得都入了迷。我还亲手在园里栽过几棵树。”
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穿戴好。她穿上了旧厚呢大衣，围上了厚实的头巾，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走下了台阶。
这时已暮色四合。果园里到处枯叶飘零。落叶在我们脚下颤动，发出很响的沙沙声，妨碍着我们走路。发青的晚霞中，闪烁着几颗寒星。在远处的树林上空，挂着一钩眉月。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一棵被风吹得凋零不堪的菩提树旁停下来，用一只手扶着这棵树，失声痛哭起来。
我紧紧地搀扶着她，生怕她会跌倒。她哭着，跟所有耄耋老人一样，并不为自己的泪水感到害臊。
“愿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活到这样孤独的老年！”她对我说，“千万不要！”
我小心翼翼地搀她回屋，心想：要是我有这样一位母亲，那该多幸福！
晚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拿出一札她父亲留下来的信件给我看，由于年代久远，信纸已经发黄。
其中有画家克拉姆斯科伊[8]和版画家约尔丹[9]从罗马寄来的信。约尔丹在信中谈了他同丹麦著名雕刻家托瓦尔森[10]之间的友谊以及拉特兰宫中[11]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大理石雕像。
我习惯于等到夜阑人静之后再读信，这回也是如此。寒风在墙外肆虐，把落光了叶子的湿淋淋的树丛吹得呼呼直响，连油灯也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仿佛是出于无聊，在那里自言自语。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这幢房子里，正是在这阴霾的深夜，一边听着村里守夜人在村寨的寨门附近敲梆子，一边看着这些由罗马寄来的信，我产生了一种既觉得奇异又觉得愉快的双重感觉。
就在这天夜里，我对托瓦尔森发生了兴趣，后来我在莫斯科想法弄到，并看了所有谈及他的作品，得知他是童话作家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好友。几年后，我写了一篇关于安徒生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之得以写出也应归功于这幢古老的乡间宅第。
几天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就卧床不起了。她没有任何病痛，只是抱怨周身乏力。
我给列宁格勒的娜斯嘉拍了一份电报去。纽尔卡搬到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屋里来住，万一有什么，她好就近照应。
有天夜里，纽尔卡拼命捶我房间的墙壁，惊慌地喊道：
“快来呀！老奶奶要死了！”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失去知觉，只剩下一口气了。我按了按她的脉，脉已经不再搏动，只是在轻微地颤动，细得像根游丝。
我穿上大衣，点了盏灯笼，去乡村医院请大夫。医院远在树林深处。由伐木地刮来的冷彻骨髓的朔风带来一阵阵锯屑的气味。已经是深夜了，连狗都不叫了。
大夫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注射了一针樟脑，叹了几口气就走了，临走时说，这是弥留状态，不过将持续相当时候，因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心脏挺好。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拂晓前死了。只得由我来替她合上眼睛。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小心翼翼地合上她半开的眼睑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突然滚下一滴浑浊的泪珠。
纽尔卡已哭得喘不过气来，她把一个揉皱了的信封递给我，说道：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这里边写着该怎么给她装殓。”
我打开信封，读了几行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字，都是讲希望死后穿什么衣服的。我把信交给了女人们，要她们早晨来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打点，送她登上最后的路程。
后来我上坟地去选择墓址，等我回来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穿戴停当，安卧在充作灵床的长桌上，我望着她，吃惊地停了下来。
她安卧在那里，苗条得好似少女，穿着一袭老式的、裙裾很长的金色夜礼服。裙裾松松地盖住了她的脚，隐隐露出一双小巧的黑麂皮鞋子。她两手握着一支蜡烛，手上戴着一副长及肘部的羊皮白手套。一束绢制的红玫瑰别在胸衣上。
她脸上蒙着一方头纱，要不是在袖口和白手套之间露出一截皮肤干枯、布满皱纹的肘部的话，还会以为死者是个窈窕的年轻女子呢。
娜斯嘉晚来了三天，等她赶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已经下葬。
上面所讲的一切，就是作家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素材，作品便是从这种素材中产生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述情况，所有上述细节，乃至这幢乡间宅第和秋天的气氛本身，都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处境完全协调，都同她晚年所经受的沉痛的精神悲剧完全协调。
不过，不消说，我远远没有把当时所看到的、所想到的统统写进《电报》中去。有许多没被用上，这是常有的事。
为了写一篇短篇小说，即便篇幅很短，也需要如写作术语所说的，“发掘”大量素材，以便从中选取最有价值的材料。
我曾不止一次有机会观察扮演次要角色的优秀演员们是怎样工作的。这样的演员尽管所演的角色在全剧中只有两三句台词，可仍然刨根究底地向编剧询问这个角色的性格、外表，直至他的履历和出身环境。
演员需要准确地知道这些情况，以便恰到好处地念出这两三句台词。
作家也是如此。他所储存的素材应当远远超过他的短篇小说所需要的数量。
我上面讲了《电报》的写作经过。其实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是有自己的写作经过和自己的素材的。
有一年冬天，我住在雅尔塔。只要一打开窗户，橡树的枯叶便纷纷飞进屋来。它们在地板上随风旋舞，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这不是百年橡树的叶子，而是那种长在克里米亚高原草地斜坡上矮小的橡树丛的叶子。
每天夜里，从白雪皑皑的山上吹来一阵阵寒风。雪在颤动的星光下奇幻地闪烁着。
诗人阿谢耶夫[12]住在我隔壁。他正在写关于英雄的西班牙（那时正是西班牙事件发生之际）的诗歌，写《巴塞罗那古老的天空》。
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依[13]用他雄浑的男低音唱着英国古老的水手歌：
再见啦，陆地！轮船驶向大海，
连海鸥的痕迹也都消失在船尾之外……
每天晚上，我们都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西班牙的战况。
我们三人曾一起到锡麦伊兹天文台去过。一位白发苍苍的天文学家给我们看星空。我们看到了在无涯无际的穹隆中疏疏落落地散布着几点极其遥远的星光。
偶尔，黑海舰队的舰只进行实弹演习，隆隆的炮声传到了雅尔塔，震得长颈瓶里的冷开水都颤动起来。那低沉的炮声沿着高原草地向前滚去，最终陷入松林繁茂的针叶中消失了。
每天夜里，一架架看不见的飞机在空中轰鸣而过。
我则看着德国作家布鲁诺·弗兰克[14]描述塞万提斯的小说。小说篇幅不长，因此我看了好几遍。
其时四个爪子的卐字[15]开始迅速地在欧洲各地到处横行。德国一些高尚的人士，如：亨利希·曼[16]、爱因斯坦、雷马克[17]、斯蒂芬·茨威格等，不齿于同“褐祸”[18]和恶棍希特勒为伍，先后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们虽然流亡国外，但是心底毫不动摇地深信人道主义必胜。
盖达尔[19]把一只毛烘烘的大狼狗带到我们的住房里来，这狗有一双笑意盎然的黄眼睛。盖达尔说这是一只山地牧羊犬。
盖达尔装得对文学一窍不通。他爱装成头脑简单的人。
每天夜里，黑海发出忧郁的涛声，白天当然也有涛声，只是听不真切罢了。涛声是有助于写作的。
以上就是我当时“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细节。从中诞生了我的短篇小说《猎犬星座》。在那篇小说中，读者几乎可以找到我上文中所提到的一切：橡树的枯叶、白发苍苍的天文学家、排炮的隆隆声、《塞万提斯》、坚定不移地深信人道主义必胜的人们、山地的牧羊犬、飞机的夜航，等等，等等。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以一定的关系联结在一起，进入一定的情节之中的。
我在写那篇小说时，力求自始至终保持对夜间山风的那种感受。这种感受就像是短篇小说的主导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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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罗斯诗人。
[2]此句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赫·阿尔切芙斯卡娅的信。原句如下：“我正在准备写一部巨型的长篇小说，我打算埋头研究——不是研究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即使不加以研究，我也是熟悉的，而是研究日常生活的细节。”——原编者注
[3]伊凡·彼得罗维奇·波扎洛斯京（1837—1909），俄国版画家。
[4]卡尔·巴甫洛维奇·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画家，学院派最后一个代表。
[5]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佩罗夫（1833/1834—1882），俄国画家。
[6]波利娜·维阿尔多（1821—1910），法国女歌唱家和作曲家，是屠格涅夫的好友。
[7]这是普希金于1824年写的一首无题诗的最初4句。据说这首诗是献给沃隆佐娃的。
[8]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9]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约尔丹（1800—1883），俄国版画家。
[10]托瓦尔森（1768/1770—1844），丹麦雕刻家，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
[11]位于意大利罗马。
[12]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谢耶夫（1889—1963），苏联诗人，代表作为长诗《马雅可夫斯基正在开始》（1940），于1941年获苏联国家奖。
[1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卢戈夫斯科依（1901—1957），俄罗斯诗人。
[14]布鲁诺·弗兰克（1887—1945），德国作家，后流亡美国。著有诗歌、小说、剧本。《塞万提斯》（1936）是他写的一部传记体长篇小说。
[15]系法西斯分子的党徽。
[16]亨利希·曼（1871—1950），德国小说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被开除出普鲁士作协，作品也被付之一炬。1938年在巴黎任“德国人民阵线”主席。1940年移居美国。
[17]雷马克（1898—1970），德国小说家，1938年被希特勒法西斯剥夺公民权，1939年流亡美国，1947年加入美国籍。
[18]指法西斯褐衫党徒。
[19]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盖达尔（1904—1941），苏联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