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用来检验的案子。我们对它的看法将会决定我们的本质。在霍华德·洛克这个家伙身上，我们必须击溃那股自私的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势力。它是对现代社会的诅咒，它在这里显示出了它最终的后果。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地方检察官现在持有一份证据，暂时我们还无法泄漏它的性质，它毫无争论地证明，洛克是有罪的。我们，人民，现在应该要求正义。”
五月底的一个早晨，这篇文章出现在《微声》上。盖尔·华纳德正从机场往家赶，在他的车上读到了这篇文章。他飞去芝加哥是为了保住一个全国性的大广告客户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此人拒绝续签一份三百万美元的广告合同。两天绞尽脑汁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华纳德失去了这个广告客户。从纽瓦克机场刚下飞机，他就买了几份纽约的报纸。他的车正等着接他去乡间住宅，然后他就读到了《微声》。
有那么一刹那，他不知道自己拿着的是什么报纸。他看了看版头上的名字。可那就是《纽约旗帜报》。而且那个专栏就在那儿，在它该在的位置，第二部分，第一版，第一栏。
他屈身向前，吩咐司机开车到办公室去。他坐在车里，那张报纸在他膝头摊开着，直到汽车在旗帜大楼前停下来。
刚一走进大楼，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从大厅里那两名刚刚从电梯出来的记者眼神里看出来了，从那个极力克制自己不回头看他的电梯工神态中看出来了，从休息室里所有人的一动不动中看出来了，从一个秘书办公桌上打字声的间歇中看出来了，从另外一个秘书举起来的手上看出来了——他看出来了那种等待。接着他便明白了，那一切不可相信中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他报社的所有员工都心知肚明。
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模糊的震惊，因为在他周围的等待中，包含着每个人内心中对他与埃斯沃斯·托黑之间某个争论的结果所怀有的好奇心。
可他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反应。除了紧张和压力感之外，他没有余力去注意任何东西，那种压力压迫着他的颧骨、牙齿、面颊、鼻梁骨——而他心里清楚他必须将那种感觉抑制住，压下去，控制它。
他没有问候任何人，便径直进了办公室。爱尔瓦·斯卡瑞特萎靡不振地陷在他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里，喉咙上缠着一根弄脏了的白纱布绷带，而且两颊通红。华纳德在屋子中央停住了脚步。外面的人放心了：华纳德看上去神色镇定。而爱尔瓦·斯卡瑞特心里再清楚不过。
“盖尔，我当时不在，”他以一种根本不能称为嗓音的低哑声音说，“我有两天没来上班了。是喉炎，盖尔。不信你去问我的医生。我当时不在这儿。我刚刚下床，看看我，高烧一百零三度，医生本来是不让我起来的，但是我……盖尔，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不在，我不在！”
他拿不准华纳德有没有听见。可是华纳德让他说完了，然后假装出在听的样子，仿佛那说话的声音正在向他传去，只是耽搁了。过了一会儿，华纳德问：“当时谁在编辑部值班？”
“……是艾伦和福克经手的。”
“解雇哈丁、艾伦、福克和托黑。买断哈丁的合同，但是不要买断托黑的。叫他们在十五分钟之内通通给我滚出这幢大楼。”
哈丁是主编；福克是文字编辑；艾伦是文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他们在《纽约旗帜报》都有十年以上的工龄了。斯卡瑞特如同听到了一条插播的新闻：总统被弹劾，纽约被彗星撞毁，加利福尼亚州沉入了太平洋。
“盖尔！”他尖叫一声，“我们不能这么做！”
“出去！”
斯卡瑞特出去了。
华纳德按下桌子上的一个按钮，回答外面一个女人战战兢兢的声音：“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华纳德先生。”
他又按下一个按钮对发行部经理说：“截住街上的每一份报纸。”
“华纳德先生，太晚了！大多数都已经……”
“截住它们。”
“是，华纳德先生。”
他将头放在桌子上，静静地趴下来休息，只不过他所需要的休息方式并不存在——它比睡觉更伟大，比死更伟大，是从未有过的一种休息。那个愿望如同嘲弄着他自己的一个秘密，因为他清楚他脑袋里那种要爆裂似的压力感具有一种相反的意图——行动的冲动，那么强烈，以致他浑身无力。他摸索着找一些干净的纸张，一时忘记把它们放在哪儿了。他得写一篇社论，对此事作出解释，并抵消其影响。他得快点。他感觉自己没有权利在写好之前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随着他写出第一个字，那种压力消失了。他想——手中的笔在飞快地写着——词语包含着多大的力量呀；过一会儿，对于那些听到它们的人，不过首先是对于那些看到它们的人，它是一种疗愈的力量，一个解决方案，就像扫除了障碍一样。他想，或许科学家从未发现的基本秘密，生命的源泉，就在于思想借助语言逐渐成形的同时所发生的一切。
他听到了轰鸣声——从他办公室的四壁和地板中所传来的震动。印刷机正在赶印他的晚报，一份文简图多的小报——《号角》。听着这种声音，他的脸上漾起了微笑。他的手写得更起劲了，仿佛那声音便是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手指的能量。
他抛弃了以往社论中所使用的“我们”。他写道：“……而如果我的读者和我的对手们希望就这一偶发事件嘲笑我的话，我会接受它，并且把它当作是偿还一笔自己所招致的债务。我罪有应得。”
他想，那是这幢大楼的心脏，它跳动着——现在几点了？——我是真的听见了呢，还是我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一个医生把听诊器插在我的耳朵里，让我听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和这声音一样——他说我是个健康的动物，活很多年都会没事——活很多……年……
“我曾经把一个满口脏话的下流人强加给我的读者，此人的精神高度是我唯一的借口。我对社会的藐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竟然会允许自己将他视作危险人物。我仍然持有对我那些追随者们的一份尊敬——他们有资格让我说埃斯沃斯不可能构成威胁。”
他们说声音从不消失，而是由空间传播——那么人的心跳又怎样呢——在五十六年当中有那么多次心跳——能否将它们再次收集起来，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再次使用？如果它们能再次跳动的话，结果也会是那些印刷机的声音吗？
“但是，我一直在自己的报头做他的担保人，所以，如果说公开忏悔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丢脸行为的话，这便是我强加于自己的惩罚。”
不是一个人从来听不到的五十六年点滴的轻微声音，每一声都是单一的，决定性的，不像一个逗号，而像一个句号，一个版面上长长的一串，集中起来去喂那些印刷机——不是五十六，而是三十一，另外那二十五年是让我做好准备的——当我把新的报头举到门口上方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出版人是不更改报纸名称的——而这个出版人却改了——《纽约旗帜报》——盖尔·华纳德的《纽约旗帜报》……
“我请求这份报纸的每一位读者宽恕。”
一只健康的动物——来自我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我必须将那个医生领到这儿来，让他听听印刷机的声音——他会善良地、得意地、满意地咧嘴笑笑，偶尔，医生喜欢一个完全健康的标本，那太稀罕了——我要款待他一下——让他听听所听过的声音中最健康的——他会说《纽约旗帜报》是健康的，还可以活好多年呢。
办公室的门开了，埃斯沃斯·托黑走了进来。
华纳德任凭他穿过屋子走近办公桌，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华纳德心想，他所感觉到的只是好奇——如果好奇能从深渊吹进事物的三维空间的话——就像是《纽约旗帜报》周日增刊中那些房子一般大小的甲虫向着人类的身影前进——好奇，因为埃斯沃斯·托黑还在大楼里，因为托黑已经越过了他所下达的命令获准进来了，还因为托黑在哈哈大笑。
“华纳德先生，我是来告几天假的。”托黑说。他的面色从容镇定，那并不是得意洋洋的表情，那是一张艺术家的脸。他明白过犹不及，所以便通过保持常态的方式来达到登峰造极的冒犯，“并且告诉你，我还要回来的。还干这份工作，还写这个专栏，还在这幢大楼里。在我离开期间，你会弄清楚你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一定要原谅我，我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得体，可是我已经等了十三年，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奖励。那么，华纳德先生，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而且你喜欢拥有财产的感觉？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它的基础是什么？你是否曾停下来以确保它的基础是稳固的？没有，因为你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讲求实际的人处理的是银行账户、房地产、广告合同和金边证券。他们留给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消遣——通过对金边证券进行化学分析，了解金子的性质以及来源等情况。他们紧紧抓住克雷姆·普丁那样的大广告客户，而把不起眼的小事留给我们去做，比如剧院啦，电影啦，电台啦，学校啦，书评以及建筑批评什么的。只不过是一种贿赂——如果我们喜欢将时间浪费在生活中并不重要的这些小事上，而与此同时，你们却在赚钱。金钱就是权力。是吧，华纳德先生？那么，华纳德先生，你就是在追求权力了？是控制人的权力吗？你这个可怜的外行！你从没弄清过自己野心的本质，否则你早就会知道你并不适合此道。你不会利用它所要求的方法，而你又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你连个无赖都算不上。我并不介意将这种方法传授给你，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对你来说更糟糕：是做个伟大的无赖好呢，还是个伟大的傻瓜好。那就是我要回来的原因。而且当我回来时，我要来管这家报纸。”
华纳德平静地说：“等你回来。现在从这儿滚出去！”
《纽约旗帜报》本市新闻编辑室的员工走上街头进行罢工。
华纳德集团工会全体出动。还有许多非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印刷厂的员工还在上班。
华纳德从没考虑过工会的事。他比其他出版商发的工资都要高，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员工们希望通过听听演讲这样的方式来消遣一下，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此担心。多米尼克有一次试图提醒他：“盖尔，如果人们出于工资、工时，或者实际的需要而想要组织起来的话，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是既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目的，你还是盯紧点儿的好。”“亲爱的，我得求你多少回？离《纽约旗帜报》远点。”
他从没费心去了解过都有谁属于这个工会。现在他才发现成员人数并不多——然而却是决定性的，包括他所有的关键人物，不是那些大的部门主管，而是下一级，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活跃分子，那些小小的不可或缺的火花塞：那几个最出色的驻外记者，负责全面课题的作业人员，负责改写加工的编辑，助理编辑等等。他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大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录用的；由埃斯沃斯·托黑推举而来。
非会员走出去罢工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华纳德；另外一些人是因为害怕继续留下来上班，而且罢工似乎要比分析问题容易些。其中有一个人，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在大厅里碰到了华纳德，便停下来尖声说道：“我们要回来的，甜心，那时就不是这个调子了！”有些人走了，以免看见华纳德。另外的人则采取稳妥的措施。“华纳德先生，我讨厌这么做，我讨厌得要命，我与那个工会毫无瓜葛，可是罢工终归是罢工嘛，而我又不能允许自己当工贼。”“坦白地说，华纳德先生，我并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的确觉得埃斯沃斯是在耍卑鄙的手段，而哈丁又没有权利让他逃脱处罚，可是在当今这个世道，人怎么能吃得准谁是谁非呀？而且我不想做的事就是充当纠察队队员。不，先生。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纠察对或错一样。”
罢工者们提出了两个要求：让那四个被解雇的人复职，改变《纽约旗帜报》关于科特兰德一案的立场。
主编哈丁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该文发表在《新前沿》上。“就政策而论，我的确忽视了华纳德先生的命令，这或许是一个主编所采取过的史无前例的行为。我完全意识到此中的责任。托黑先生、艾伦、福克和我都是看在它的员工、它的股东们，以及它的读者们的份儿上想去拯救《纽约旗帜报》。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让华纳德先生理智一些。我们希望一旦他看到《纽约旗帜报》采取了和全国大多数报社一样的立场，他会欣然作出让步。我们老板的独断专行、无法预料以及肆无忌惮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愿意为了我们的职业责任牺牲自己。在我们承认一个老板对他报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方面问题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我们也相信，如果老板期望有自尊的人去支持一个普通罪犯的动机，那么情况已经超出了正义的界限。我们希望华纳德先生能够认识到，那个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对我们谋生之地的管理上，我们应该拥有说话的权利。那是为了出版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哈丁先生六十岁，在长岛拥有一座庄园，业余时间平均分配在打飞碟和孵化野鸡上。他未生育的妻子是社会研究讲习班的理事会成员。是托黑，这个讲习班的演讲明星，介绍她到这里来的。这篇文章是她帮丈夫写的。
从编辑部解雇的两名员工并不是托黑工会的成员。艾伦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她在爱克写的所有剧本中担任女主角。福克的兄弟是兰斯洛特·克鲁格的秘书。
盖尔·华纳德坐在办公桌前，低头看着面前的一大堆报纸。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是有一幅画面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它带来的感觉萦绕在他所有的行动上——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站在编辑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几种身份分裂了，又组合起来，对他来说，那个男孩此刻就在这儿，站在他的桌前等待着，有一次他还说出声来：“走开！”他发现自己充满怒气，他想，你要垮掉了，你这个傻瓜，现在不是时候。他没有再大声说话，可是当他阅读、检查和签署文件的时候，那场对话却依然无声地继续着：“走开！我们这儿没有工作。”“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他们会付你钱的，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傻瓜？他们会付你钱的。”声音很响亮——他的声音又正常了，他对着一个话筒说：“告诉曼宁，我们得把字模安上……尽快把校样送上来……送一份三明治上来，哪种都行。”
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仍然跟随着他：那些老人和送稿生们。清早，他们走进大楼，脸上经常带着伤痕，衣领上带着血迹。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他的颅骨裂开了，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那既非勇气也非忠诚，而是惯性。对他们来讲，丢了《纽约旗帜报》这份工作，就等于是世界末日。他们抱有这种想法的时间太久了。年老的员工不明白，而年轻的员工不在乎。
送稿生们被派出去报道新闻。他们送来的东西的质量逼得华纳德超越了绝望，高声狂笑起来：他从没读过如此卖弄的文章。他能看得出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得意——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当这些报道出现在《纽约旗帜报》上的时候，他却没有大笑；负责改写的人手不够。
他试图雇用一些新人。他愿意出极高的薪水。他想要的人拒绝为他工作。有几个人响应了他的召唤，虽然他宁愿他们不这么做，但还是聘用了他们。他们是十年来都没有被一家知名报社聘用过的人。换上一个月前，那种人连旗帜大楼的门都进不来。其中有一些两天之内就不得不被扫地出门，其他人则留了下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醉醺醺的。有一些表现得好像是在对华纳德施予恩惠一样。其中一个说：“盖尔，老伙计，别这么怒气冲冲的。”——他整个人被轻轻地扔下了两段楼梯，一只脚踝骨折了。他坐在楼梯脚下，抬头看着华纳德，彻底惊呆了。其他人比较难于捉摸。他们只是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狡猾地看着华纳德，几乎是在冲着他挤眉弄眼，暗示说，他们是一笔卑鄙交易的同谋犯，系在了一根绳子上。
他向新闻学院求助。没有一个人来应聘。有一个学生团体寄来了一份由全体成员签名的决议书：“……抱着对专业的高度尊敬，以高举出版业的荣誉为终生的使命，我们认为我们中间谁也不能收起自尊，接受你提供给我们的聘书。”
新闻编辑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本地新闻编辑走了。华纳德自己身兼数职：本地新闻编辑，主编，线路工，改稿员，送稿生。他寸步不离大楼。他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如早年《纽约旗帜报》刚刚开办时的模样。他不穿外套，不打领带，衬衫的领子敞开着，楼上楼下地跑，他的步伐听起来像是机关枪的喀哒声。两个电梯工还在，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对罢工的同情、畏惧，或者仅仅是灰心丧气。
爱尔瓦·斯卡瑞特对华纳德的镇定自若无法理解。那台卓越的机器——这个字眼在他心里一直代表了华纳德，斯卡瑞特心想——运作状态从没像现在这样良好过。他言语简明，下达指令迅速，作出决断及时。在一片狼藉中——机器、导线、润滑油、墨水、废纸、没有打扫的办公室、无人占用的办公桌，当被楼下街道抛上来的砖头砸烂的玻璃像阵雨般从头顶倾泻而下时，华纳德躲闪的动作就像一个双重曝光的身影，叠加在背景上，偏离了位置，不成比例。斯卡瑞特心想，他并不属于这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正是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裤子——他就像某种来自哥特式大教堂的东西。他贵族的头颅挺得很直，无肉的面颊紧紧地缩在一起。一艘轮船的船长，除了他本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正在下沉。
爱尔瓦·斯卡瑞特还在。他还没有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性；他茫然若失地拖着脚步四处走动；每天早晨开车来到大楼，看见纠察队时，他心里都有一种新鲜而不知所措的震惊。除了车窗玻璃上被扔了几个西红柿以外，他没受什么伤。他试图帮助华纳德，他试图去干自己和另外五个人的工作，可是他连一天的正常任务都无法完成。他在无声地崩溃，他的关节被问号拧得松动起来。无论人们在做什么事，他都要打断他们，不停地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了？”他这样浪费着每个人的时间。
他看到一名穿白色制服的护士沿着走廊走过去——一楼建了个急救站。他看到她正将一个废纸篓搬到垃圾焚化炉去，里面全是一团团沾满血迹的纱布。他转过身去，他感到恶心。并不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是因为他凭着直觉所领会到的一种隐含其中的更强烈的恐惧：这座文明的大楼——上了蜡的干净地板令其显得安全，严格保持的现代企业的整洁令其显得体面，这是一个人们处理像写字和签订合同这种严肃事情的地方，一个人们接受婴儿服装广告和闲聊高尔夫球的地方——在几天的工夫里，变成了一个人们搬着血糊糊的垃圾从走廊里经过的地方。为什么？——爱尔瓦·斯卡瑞特想。
“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以没有口音的单调语气对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样说，“我无法理解埃斯沃斯怎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埃斯沃斯是个文化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卑鄙的站在街头闹事的激进分子，他是那么友善，又是那么机智，而且又是个多么博学的人啊！——一个总是开玩笑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暴力分子——埃斯沃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的——他并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爱人们，我愿为埃斯沃斯·托黑押上所有的赌注。”
有一次，在华纳德的办公室里，他壮着胆子说：“盖尔，你为什么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至少与他们见见面？”
“闭嘴。”
“可是，盖尔，在他们那边或许也有一点点真理呢？他们是新闻记者。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出版自由……”
然后，他看见几天来一直期待并以为自己已躲过去的愤怒发作了——那蓝色的虹膜消失在一团白色中，那没有视觉的明亮的眼球，在一张全是凹陷的脸上，那颤抖着的双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他看到华纳德将即将发作出来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未发一言，没有半点解脱。他看到他凹陷的太阳穴上由于努力而沁出的汗珠，以及办公桌边上紧握的拳头。
“爱尔瓦……如果我当时没有坐在《新闻公报》的楼梯上……那个让他们自由的出版从何而来呢？”
外面和走廊里都有警察。那有些帮助，不过作用不大。有一天晚上，楼门口被倒上了硫酸，将一楼窗户的大块厚玻璃板都烧化了，而且在墙壁上留下了麻风病似的白斑。轴承上的沙子使一台印刷机停止了转动。一家无名的熟食店因为在《纽约旗帜报》上打广告而被砸得稀巴烂。一大批小广告客户退却了。华纳德报业的运输卡车遭到毁坏。一名卡车司机被打死。罢工中的华纳德工会发文抗议暴力行为。工会并没有教唆他们这样做。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新前沿》上发文表达了对过激行为的遗憾，可是将其归咎于“人民正义的愤怒一时冲动的爆发”。
休谟·斯劳顿以一个自称“自由商人”的组织名义向华纳德发来一份通知，取消了他们的广告合同。“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起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享有合法理由取消广告合同。我们签约是要在一家有声望的报纸上，而不是人尽皆知的不光彩的废纸上刊登广告，这张废纸将纠察队带到我们的门口，毁掉了我们的生意，而且任何人都不再读它。”该组织包括大部分《纽约旗帜报》最有钱的广告客户。
华纳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他的城市。
“尽管存在危险，但我曾一度支持罢工。我一辈子都在和华纳德作对。我从没想到会目睹这样一天，或者说这样一个问题——我居然不得不说——正如我现在所说的——我站在盖尔·华纳德一边。”奥斯顿·海勒在《时事报》上这样写道。
华纳德给他寄去了一张字条：“去你的，我没求你为我辩护。G.W.”
《新前沿》把奥斯顿·海勒描绘成“一个将自己出卖给了大企业的保守分子”。知识界的淑女们说奥斯顿·海勒过时了。
盖尔·华纳德像往常一样站在本地新闻编辑室的桌前撰写社论。他那些玩忽职守的职员们并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不发脾气。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某些行为是新的：他常常来到印刷车间，看着那些轰鸣的巨人喷射出滚滚的白色河流，倾听它们所发出的隆隆声。他常常会从地板上捡起一块铅条，放在掌心上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摸着，像是在摸一块玉，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仿佛他不愿将它白白浪费掉似的。他反对其他诸如此类的浪费形式，而自己却对此浑然不觉，那种动作是本能的：他找回用过的铅笔，花上大半个小时修理一台坏掉的打字机，尽管电话在一边一个劲地尖叫，没人接听。那并不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他连看都不看支票上的数字便在上面签字。斯卡瑞特不敢去想过去的每一个日子给他带来的开销。那个问题是这幢大楼的一部分，他爱这里的每一个门钮，属于《纽约旗帜报》的那些东西便属于他。
每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都给乡间的多米尼克打电话。“很好。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你别听那些制造恐慌的人瞎说……不，见它的鬼，我不想谈论那该死的报纸。跟我说说花园是什么样子……今天你去游泳了吗？……跟我说说湖……你今天穿的哪件衣服？……今晚听听WLX广播，八点。他们会播放你最钟爱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协奏曲……我当然有时间来保持消息灵通……噢，好吧，我明白我是骗不了一位前任女新闻记者的，我确实仔细看了广播节目那一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人手，只不过我没法非常信赖新聘来的某些家伙，而我有能力抽出点时间……首先，不要进城来。你答应过我的……晚安，最最亲爱的……”
他挂断了，坐在那里看着电话，脸上漾起一丝微笑。想到乡间，如同想到了无法逾越的大洋彼岸。它给他一种身处被围攻的堡垒中的感觉，而他喜欢那种感觉——不是喜欢那样的事实，而是那种感觉。他的脸看上去返祖了，变成了在城堡壁垒上战斗的先祖的样子。
一天傍晚，他走出大楼到街对面的一家餐馆去。他有好几天没好好吃过饭了。当他回来的时候街道上还是亮的——一片夏日的宁静棕色暮霭，仿佛那感觉迟钝的阳光在暖暖的空气中伸展得太舒服了，以至于无法缩回，尽管太阳早就落下山去了。那种光亮使天空看起来很新鲜，而让街道看起来很肮脏。在老旧建筑物的角落里有着一块块的棕色痕迹和腐烂的橘子。他看见纠察队在旗帜大楼门口来回踱着步。他们一共有八个人，排成椭圆形的队列在人行道上一圈又一圈地绕行。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家伙，一个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其他几个人他从未见过。他们扛着这样的标语：“托黑，哈丁，艾伦，福克……”“出版的自由……”“盖尔·华纳德践踏人权……”
他的眼睛一直盯在一个妇女身上。她的臀部从脚踝处就开始了，堆在鞋子紧绷的细带上。她有着方形的肩膀，一件廉价的棕色粗花呢外套裹在她那硕大的方形身体上。她长着白净的小手，是那种会将厨房里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的手。她有一张切口一样的嘴，没有嘴唇。她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行，可她的动作却惊人地轻快。她的步伐藐视那个要伤害她的世界，透出一种恶意的狡猾，似乎在说她不会更喜欢别的事情，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企图伤害她的话，那将是对世界开了多么大的一个玩笑，不信就来试试看，只要试一试。华纳德清楚，她从未被《纽约旗帜报》雇用过，绝对不可能，教会她识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她的步伐似乎在暗示她当然不必非得识字。她举着这样的标语：“我们要求……”
他想起了在破旧的旗帜大楼的长沙发上睡觉的那些夜晚，那是在起初的几年，因为新的印刷机等着付账，而且《纽约旗帜报》必须走上街头去面对竞争者们。有一天晚上他咳出了血，但拒绝去看医生，不过结果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劳累过度。
他匆匆走进大楼。那些印刷机还在转动。他站在那儿聆听了一会儿。
晚上，大楼是宁静的。它似乎更大了，仿佛是声音占据了空间，使它一无所有了。一道道灯光从开着的门里透出来，投射在昏暗的走廊里。一台寂寞的打字机在某个地方喀哒喀哒地响着，声音是那么连贯，就像是滴水的水龙头。华纳德穿过一条条走廊。他想，当他为了地方政府选举而宣传那些著名的骗子时，当他美化红灯区时，当他以诽谤文章去诋毁别人的名誉时，当他伏在歹徒母亲的肩膀上啜泣时，那些人是愿意为他工作的。才华横溢的人、德高望重的人都渴望为他工作。而现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头一次表现得这样诚实。他在领导着他最伟大的圣战——在一些讨厌家伙的帮助下：工贼，流动工，酒鬼，还有那些卑微的苦工，他们过于忍让，没法辞退。他想，或许罪责并不在那些现在拒绝为他工作的人身上。
太阳照在办公桌上的方形水晶墨水瓶上。它使华纳德想起草坪上的冷饮，白色的衣服，裸露着的手臂压着青草的感觉。他努力不去看那欢快的发光的小东西，手不停地写着。那是罢工第二周的一个早晨。他返回办公室已经有一小时了，并且吩咐不要让人来打扰他。他有一篇文章要赶着写完。他知道他想找个借口，安心地待上一个小时，对大楼里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办公室的门不宣而开了，多米尼克走了进来。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一直不允许她到旗帜大楼来。
他站起身来，动作里有一种无声的顺从，允许自己不提任何问题。她身穿一套珊瑚色的亚麻套装，站在那儿，仿佛湖就在她的身后，而太阳正从衣褶的表面升起来。她说：“盖尔，我要我原来在《纽约旗帜报》的工作。”
他站在那儿，默不作声地注视着她，接着他笑了。那是一种康复期的微笑。
他转向办公桌，拿起他写好的几页纸递给她，说：“把这个送到后面去。把电报拿来给我。然后去本地新闻编辑部向曼宁报到。”
那种不可能的东西，那种无法用语言、眼神或者手势传达的东西，那种两个人之间完全理解的统一，通过一小叠纸从他的手到她手中的传递便做到了。他们的手指并没有接触。她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不到两天的时间，一切便像她从没离开过《纽约旗帜报》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她不再写关于房屋的专栏，但一直没有闲着，哪里需要能干的人手，她便去填补这个空缺。“没关系的，爱尔瓦。”她对斯卡瑞特说，“剪剪贴贴正是适合女性干的活儿。我来这儿就是要在必要的地方打上那个补丁——可是伙计！这块布也破得太快了！一旦你那些新来的记者比平常更胡作非为时，尽管来叫我。”
斯卡瑞特无法理解她的语调、她的态度和她的出现。“多米尼克，你真是个救生队员啊。”他难过地咕哝着，“看见你在这儿，就像过去的日子一样——可是，噢！我多希望还是过去那些日子呀！我就是没法理解。当这儿还是个像样的地方时，盖尔连你的一张照片都不准贴——可是现在，这儿安全得实际上就跟一座正在经历囚犯暴动的监狱差不多，他竟然让你到这儿来工作！”
“停止你的评论吧，爱尔瓦。我们没那个工夫。”
她为一部她并没看过的电影写了一篇文采出众的影评。她为一场她并未出席的会议写了一份报告。有一天早晨，负责《每日佳肴》栏目的那位女士没来上班，她突击出一长串的食谱和配方。“我不知道你还会做饭。”斯卡瑞特说。“我也不知道。”多米尼克说。一天晚上，当发现唯一的值班记者醉倒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时，她出去采访了一场船坞大火。“干得不错。”读了这篇报道后，华纳德这么告诉她，“可是再试一次，你就会被解雇。如果你想留下来，就不要走出大楼一步。”
这就是他对她出现的唯一评论。必要时他才与她讲话，言简意赅，就像同其他任何员工讲话一样。他发号施令。他们经常会好几天见不到彼此。她在图书室的一个长沙发上睡觉。偶尔，在晚上时，她会到他的办公室来，挤出一点时间稍事休息，然后他们交谈着，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谈的都是日常工作中的小事，快活地谈着，就像任何一对已婚夫妇在闲聊他们平淡生活中的日常程序。
他们并没有提起洛克或者科特兰德。她发现墙上挂着洛克的照片，便问：“那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一年前。”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提到洛克。他们不谈论公众对《纽约旗帜报》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他们也不展望未来。他们在对大楼四壁之外的问题的忘却中感受到了一种慰藉。它被忘却了，是因为那不再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且已经找到了答案，剩下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和平——他们有工作要做——保持报纸运转的工作——而且是他们一起在做。
她会不请自来，在午夜，端来一杯咖啡，而他则会满怀感激地抢过去，并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当他十分需要时，他总能在办公桌上找到新鲜的三明治。他无暇过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他发现，她在一间内室里装了一个电炉，并且贮藏了一些供给品。当他必须整夜工作时，她为他做早点，她用一张硬卡纸当托盘，端着做好的菜走进来，窗外空旷的大街上一片静寂，屋顶迎来了清晨的第一道光明。
一次，他发现她手中拿着扫帚，正在打扫办公室。负责大楼维护的部门已经解散，女清洁工来了又走了，谁也无暇注意到这一切。
“我付给你的薪水中包括做卫生吗？”他问。
“得了，我们不能在猪圈里办公。我没问过你给的薪水中包括哪些工作，不过我要求加薪。”
“别干那活儿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真是荒唐。”
“什么荒唐？它现在干净了，也并没花多大工夫。我干得好吗？”
“很好。”
她靠在扫帚上哈哈大笑。“我相信你一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认为我只不过是种奢侈品，一种高级情妇，对吧，盖尔？”
“你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
“我想一辈子都这样——如果我可以找到这样做的理由。”
他知道了她的耐力比他强。她从没表现出一丝精疲力竭的迹象。他猜她睡过觉，可是弄不明白是在什么时候。
在任何时候，在大楼的任何地方，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见他，她都能意识到他的存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总会知道。一次，他倒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她注视着他。她关掉了灯，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在月光下，她的脸向他转过来，那么平静地看着他。她的脸是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他费力地将头从手臂上抬起来，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控制力和回到现实之前，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愤怒、无助和绝望的抗议，他想不起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带进这种状态，只记得他们俩都陷入了一种巨大而漫长的折磨，只记得他爱她。
在他完成直起身的动作之前，她从他脸上读出了这一切。她向他走过来，站在他椅子旁边，揽过他的头，拥抱着他，他没有反抗，倒在她的怀里。她吻着他的头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一切都会好的，盖尔，一切都会好的。”
在第三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华纳德走出了大楼，不管他回来的时候它还能剩下什么，他得去看洛克了。
自从被围攻以来，他便没有给洛克打过电话。洛克经常给他打电话。华纳德接听他的电话，安静地，只是接听而已，并不做任何的陈述，也拒绝做进一步的交谈。一开始他便警告洛克：“别试图到这儿来。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他们不会让你进来的。”他必须不去想他这场战斗所采取的实际形式，他必须忘掉洛克存在这一事实，因为一想到洛克，便会让他想到那个县级看守所。
他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恩瑞特公寓；走路可以加长距离，而且更具安全感；而乘坐出租车会将洛克与旗帜大楼之间的距离拉得太近。他让视线落在前方六英尺人行道上的一点；他不想看见这座城市。
“晚上好，盖尔。”当他进来时，洛克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哪一种不良的教养更为显眼，”华纳德说，一边将帽子随手扔在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是脱口而出，还是视而不见。说吧，我看起来糟透了。”
“你的确看起来很糟。坐下来，休息一下，不要说话。我放水让你洗个热水澡——不，你看起来没那么脏，只是改变一下，这对你有好处。然后我们再谈。”
华纳德摇摇头，仍然站在门口。
“霍华德，《纽约旗帜报》不是在帮你，而是在毁你。”
准备好说出这句话，花了他八周的时间。
“当然，”洛克说，“那又如何？”
华纳德不愿往前走。
“盖尔，就我个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怎么说，我靠的又不是公众舆论。”
“你想让我放弃？”
“如果它使你付出拥有的一切，我想让你坚持到底。”
他看到华纳德明白了他的意思，那正是华纳德竭力不想去面对的，也是想让他说出来的。
“我并没有期待你来救我。我觉得我有赢的机会。罢工既没有使情况好转，也没有使之恶化。别为我担心，而且也不要放弃。如果你坚持到最后——你就再也不需要我了。”
他看到了愤怒、抗议——以及认同的表情。他又说：“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们将会是比以往更要好的朋友——如果有必要，你会到监狱里来看我。不要畏缩，不要让我说得太多。现在不要。对于罢工我很高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种事终究会发生的。在那之前很久你就清楚。”
“两个月之前，我答应过你……那个我想信守的诺言……”
“你正在信守你的诺言。”
“难道你真想蔑视我？我希望你现在就说出来。我就是到这儿来听这个的。”
“好吧，听我说。你一直是我生命中永远都不可能重复的一场遭遇。亨利·卡麦隆为了我的事业而死。而你却是一家下流小报的出版商。然而，这句话我不能对他说，却正在对你说。斯蒂文·马勒瑞从不向自己的灵魂妥协。而你除了以各种方式出卖你的灵魂之外，从没做过别的事。然而，这句话我不能对他说，却正在对你说。那就是你一直想听我说的吗？可是，不要放弃。”他转过身去，又说，“就这些。我们不要再谈论你那该死的罢工了。坐下来。我给你端杯喝的。休息一下，让你自己从那糟糕的样子中恢复过来。”
华纳德深夜才回到《纽约旗帜报》。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那没什么关系。他没有注意到距离。
多米尼克说：“你见过洛克了。”
“是的。你怎么知道？”
“这是周日增刊的拼版。相当糟糕，可是又必须得做。我让曼宁回家去休息几个小时——他快要垮了。杰克逊辞职不干了，不过没有他我们也能行。爱尔瓦的专栏一团糟——他连语法都不能保证准确了——我改写了一遍，你可别告诉他，就说是你改的。”
“去睡觉吧。我来接替曼宁的岗位。我好着呢，还能挺上几个小时。”
他们继续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收发室里退回来的报纸堆也日渐高了起来，蔓延到了走廊里，大堆的白纸就像大理石板一样。随着每一期的出版，发行的数量越来越少，可是那纸堆却在不断地增大。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在英雄般地努力生产无人购买和无人阅读的报纸中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