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扫视了一圈顶楼公寓的卧室。这是她准备熟悉的第一个环境。她知道经过很多天的住院治疗后,她被送到了这里。卧室似乎涂上了一层光做的漆,是那种照亮一切的水晶的透明,她想;它还在;它会永远存在。她看见华纳德站在她的床前。他观察着她,看上去很开心。

她记得在医院里见过他。那时他看着可不开心。她知道医生告诉他她活不下来了。她本想告诉他们所有人,她会活下来的,说她现在别无选择,只有活下来。只不过,告诉那些人任何事情似乎都不重要,从来都不重要。

现在她回来了。她能感觉到绷带缠在她的喉咙上、腿上、左胳膊上。可是她的手放在面前的毛毯上,纱布已经取掉了,只留下一些淡红色的浅痕。

“你这个该死的小傻瓜!”华纳德高兴地说,“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出色?”

靠在白色的枕头上,她光滑的金色头发,以及那白色的高领病号服,使她看上去甚至比儿时都要年轻。她脸上流露出安详的神色——人们曾期望在儿时的她身上出现却从未见过的神色:完全意识到的确定、单纯和宁静。

“我没有汽油了。”她说,“我在车里等着,突然……”

“我已经把这个故事告诉警察了。那个守夜人也讲过了。可是你难道不知道使用玻璃要谨慎?”

盖尔看上去很安心,她想,也很自信。对他来说这件事同样改变了一切;以同样的方式。

“并不痛。”她说。

“下一次你想扮演无辜的局外人时,让我培训一下你。”

“不过他们还是相信了,不是吗?”

“噢,是的,他们相信了。他们不得不相信。你差点死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得去救那个守夜人的命,却几乎搭上了你的性命。”

“谁?”

“霍华德,我亲爱的。霍华德·洛克。”

“他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宝贝,你不是在接受警察的质询。不过,你会的,而且你还要表现得比这更令人信服一些。可是,我确信你会成功的。他们不会想到斯考德审判的事儿上去的。”

“噢。”

“你那时做了,就永远会做。不管你对他怎么看,你对他作品的看法总是与我的一致。”

“盖尔,你高兴我这么做吗?”

“是的。”

她看到他正低头注视着她放在床上的那只手。然后他跪下来,把嘴唇压在她手上,他并没有举起她的手,也没有用手指去碰它,只是用嘴唇去吻它。他只能允许自己这样承认他为她住院的那些日子付出了什么。她举起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她想,如果我死了,对你来说反而会好一些,盖尔,可是你会没事的,那是不会伤害你的。世界上已经没剩多少痛苦的事了,没有什么能比我们还在一起这个事实更令人痛苦:他,你,还有我——所有重要的事情你都已经明白了,尽管你还不知道你已经失去了我。

他抬起头,站起身来。“我不是有意要责怪你。原谅我。”

“我死不了,盖尔。我感觉好极了。”

“你看上去是好极了。”

“他们逮捕他了吗?”

“他已经获得了保释。”

“你很高兴?”

“我高兴你这样做,而且是为他做的。我高兴他做了这件事。他必须这么做。”

“是啊,而且又会有一场斯考德审判。”

“不完全相同。”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想再有一次机会,是吗,盖尔?”

“是的。”

“我可以看一下报纸吗?”

“不行。等你能下床了再看。”

“连《纽约旗帜报》都不行?”

“尤其不能看《纽约旗帜报》。”

“我爱你,盖尔。如果你坚持到最后……”

“不要向我行贿。这不是你我之间的事。甚至也不是他和我的事。”

“而是你和上帝之间的?”

“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不过在事情结束之前,我们不谈论这个。有个拜访者正在楼下等你。他每天都来这儿。”

“谁?”

“你的情人。霍华德·洛克。想让他现在来向你道谢吗?”

那种快乐的嘲讽,那种他认为是在说出最为荒谬之事的语调告诉了她,他还远远没有猜到其余的事情。她说:“是的,我想见他。盖尔,如果我决定让他做我的情人,会怎么样?”

“我会宰了你们俩。现在别动,躺平,医生说你得慢慢来,你身上一共缝了二十六针。”

他走了出去,她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

第一名赶到爆炸现场的警察在大楼背后的河岸上发现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短路器。洛克站在那个短路器旁,双手揣在衣兜里,正注视着科特兰德大楼的余烬。

“哥们儿,你对这起爆炸都知道些什么?”那名警察问。

“你最好逮捕我。”洛克说,“我会在法庭上讲的。”

他对接下来所有的正式质询都没有回答一个字。

是华纳德一大早将他保释出来的。华纳德在急救室里看见了多米尼克的伤势,医生告诉他说她活不成了,他一直表现得很镇定。打电话把一个县级法官从被窝里叫起来为洛克交保取释时,他也一直镇定自若。可是当他站在一个县级看守所小小的办公室里时,他却突然间发起抖来。“你们这些该死的蠢货!”接着就是一连串他在码头上学来的脏话。他忘了一切,除了——洛克在牢房里。他又是当年“地狱厨房”那个电线杆华纳德了,他有的只是那种火冒三丈的愤怒,那种他站在一堵快要倒塌的墙后,等待着被杀死时所感受到的愤怒。不同的是,眼下他清楚他还是盖尔·华纳德,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某种法律程序是必要的,为什么他不能将这个监狱砸个稀巴烂,用他的拳头或是他的报纸。此刻,那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他想杀人,他必须杀人,一如那个夜晚在那堵墙后面一样,为了捍卫他的生命去杀人。

他努力撑到了签字,努力等到了洛克被带到他的面前。他们一起走了出来,洛克抓着他的手腕领他往前走,来到车前时,华纳德平静了下来。在车上,华纳德问:“这件事当然是你干的,对吗?”

“当然。”

“我们一起斗争到底。”

“如果你想让它成为你的战役的话。”

“据目前的估算,我的个人财产有四千万美元。那应该能雇得起任何一个你想请的律师或者整个律师界。”

“我不请律师。”

“霍华德!你不是又要上交照片吧?”

“不,这一次不那么做。”

洛克走进卧室,在床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多米尼克静静地躺着,看着他。他们相视一笑。一切都无须说出来,这一次也一样,她想。

她问:“你坐牢了?”

“坐了几个小时。”

“那是什么感觉?”

“别像盖尔那样演戏了。”

“盖尔演得很糟糕吗?”

“糟透了。”

“我不会的。”

“我也许得回去坐上好几年的牢。你同意帮我时就明白这一点了。”

“是的,我明白。”

“如果我走了,就要靠你来救盖尔了。”

“靠我?”

他注视着她,摇了摇头。“最亲爱的……”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声责备。

“什么?”她小声说。

“难道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我为你设的一个圈套?”

“怎么设的?”

“如果我没有请你来帮我,你会怎么做?”

“我会和你在一起的,在你的公寓里,在恩瑞特公寓,就现在,而且是公开的,当众的。”

“没错。可是现在你不能这么做了。你是盖尔·华纳德夫人,你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相信你的在场纯属巧合。如果让人知道我们现在的关系——就相当于招认说一切都是我干的。”

“我明白了。”

“我想让你保持安静。如果你有任何与我共命运的念头,那就打消吧。我不会告诉你我打算做什么,因为那是我所拥有的唯一控制你的办法——直到审判那天。多米尼克,如果我被判有罪,我想让你仍然和盖尔在一起。我就指望着这个,我想让你仍然和他在一起,永远不要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事,因为他和你都需要对方。”

“可如果你被判无罪呢?”

“那么……”他扫视着屋子——华纳德的卧室,“我不想在这儿说。但你明白的。”

“你非常爱他?”

“是的。”

“足以牺牲……”

他笑了。“自从我第一次来这儿,你就一直在为这个担心?”

“是的。”

他直视着她。“你认为那可能吗?”

“不。”

“多米尼克,这既不是为我的工作,也不是为你。从来都不是。可是我却能为他做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我必须得走,我可以把这留给他。”

“你会被判无罪的。”

“那不是我想听你说的话。”

“如果他们判你有罪——如果他们把你关在大牢里,或者拿铁链把你锁起来,如果他们在每一条肮脏的头版头条新闻里玷污你的名字,如果他们连一座大楼都不再让你设计了,如果他们不让我再见到你,那都没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痛苦沉到了一个特定的点而已。”

“这就是七年来我一直等着听的话,多米尼克。”

他拿起她的手,贴在自己的唇上,而她感觉着他的嘴唇,就在华纳德吻过的地方。然后,他站起身来。

“我会等你。”她说,“我会保持安静,我不会靠近你,我向你保证。”

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他离开了。

“在极少数情况下,那种强大得难以理解的世界力量会碰巧集中反应在某一事件上,就像聚光镜将光线聚集到一个高亮度的光点一样,亮得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这一事件就是科特兰德所遭受的暴行。在这个微观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邪恶,自从它诞生于宇宙淤泥的那一刻起,它就摧毁了我们可怜的星球。个人的自我与所有的仁慈、博爱和兄弟情义都背道而驰,一个人毁灭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未来家园。一个人让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诅咒,把他们推进贫民窟、污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当逐渐觉醒的社会,以一种全新的人道主义责任感,作出非凡的努力来拯救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时,当社会中最出色的精英们团结起来为他们创造一个像样的家园时——某个人的自我主义却将他人的成就炸成了碎片。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某种暧昧的个人虚荣心,因为某种无谓的空虚和自负。我很遗憾,我们州的法律只能对这种罪行实行坐牢的惩罚。那个人应该被剥夺生命的权利。社会需要权利来除掉像霍华德·洛克这样的人。”

在《新前沿》上,埃斯沃斯·托黑这样写道。

从全国各地传来的共鸣对他作出了回应。科特兰德大楼的爆炸持续了半分钟之久,公众愤怒的爆炸则如狂涛般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铁锈和垃圾暴雨一样劈头盖脸而来。

洛克已经接受了大陪审团简单的质询,他也作过“无罪”的抗辩,而且拒绝再作进一步的供述。他已经由于华纳德提供的保证金而获得假释,目前正在候审。

关于他的犯罪动机众说纷纭。有人说那是出于职业上的妒忌,也有人声称科特兰德的设计风格与洛克的风格有些相似的地方,认为吉丁、普利斯科特和韦伯可能从洛克那里借用了一点——“合法的改造”——“并不存在理念的所有权”——也有人说,洛克是受到了一种艺术家的报复欲望的驱使——他认为自己的作品遭到了别人的剽窃。

哪种说法都不是十分清楚,但没有人太过在乎动机。这件事很简单:一个人反对多个人。

一个家园,出于慈善的目的而建,为的是穷人。这个家园建立在一万年的历史根基之上,在这一万年里,人类一贯接受着这样的教育——慈善和自我牺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是美德的检验标准,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一万年的历史传达着服务和牺牲的心声——牺牲是生命的首要原则——服务或被服务,压制或被压制——牺牲是高尚的——你怎么理解都行,要么是这个极端,要么是另一个极端——服务和牺牲——服务服务服务……

与之相对的,是一个既不愿意服务也不愿意统治的人。因此,他犯下了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丑闻,具有一切私刑所应具有的那种一贯的骚动和义愤填膺的欲望。可是,在每一个谈论这个丑闻之人的义愤中,都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攻击色彩。

“他只不过是个丧失了一切道德意识的自我狂。”

——一个社会妇女在义卖时如是说。假如慈善不是可以宽宥一切的美德,那她想都不敢去想还有什么别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她想都不敢去想她如何才能把她的卖弄强加于她的朋友们——

——一个社会工作者如是说。他找不到生活目标,也不可能从他贫瘠的灵魂里形成任何目标,而是通过用手指抚摸别人的伤痛来表达善意,他沐浴在美德的恩泽里,并且依法占有着来自所有人的尊敬——

——一位小说家如是说。如果他被剥夺了就奉献和牺牲的话题进行创作的权利,那他便无话可说。他泣不成声地在意见听取会上告诉千万人说他爱他们,爱他们,能不能请他们也给他一点点爱作为报答。

——一位女专栏作家如是说。她刚刚购买了一座乡村庄园,因为她是那么体贴入微地描写着小人物。

——所有的小人物如是说。他们想听到关于爱的东西,那种伟大的爱,那种过分讲究的爱,那种爱包容一切,宽恕一切,许可他们一切事情。

——每一个二手货如是说。这些离开了别人的灵魂就不能生存的吸血鬼。

埃斯沃斯·托黑向后靠着坐在那里,观察着,倾听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高登·L·普利斯科特和奥古斯特·韦伯在鸡尾酒会上受到人们的款待。他们接受着人们体贴而又好奇的关怀。就像一场灾难的幸存者,他们说无法理解洛克可能有的任何动机,而且他们要求正义得到伸张。

彼得·吉丁哪儿也不去。他拒绝见新闻界的人。他拒绝见任何人。可是他发表了一篇书面声明,说他相信洛克是无罪的。声明里面包含着一个奇怪的句子,就是最后一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别管他,求求你们别管他了好不好?”

美国建筑家委员会的警戒队在考德大楼前来回踱着步。这样做没有任何目的,因为洛克的事务所根本就没有工作。他要开工的建筑项目都被取消了。

这就叫同仇敌忾。正在修脚指甲的初入社交界的少女——正在从手推车上买胡萝卜的家庭主妇——本想当钢琴师,却托辞说要养活妹妹的书店老板——那个痛恨生意的商人——痛恨工作的工人——痛恨所有人的知识分子——都因共同的愤怒而兄弟一样团结起来,那种愤怒医治好了他们的百无聊赖,把他们从自我中释放了出来。而他们非常清楚,把他们自己从自我中释放出来是莫大的幸事。读者们都异口同声。新闻界也是异口同声。

盖尔·华纳德则逆流而行。

“盖尔!”爱尔瓦·斯卡瑞特喘着气说,“我们不能为一个爆炸犯辩护!”

“安静点,爱尔瓦,”华纳德对他说,“趁我还没有把你的牙打下来。”

盖尔·华纳德独自站在办公室中央。他高高扬起头,很高兴他还活着,一如他在一个黑暗的夜晚面对城市的灯光站着时的心情一样。

“在所有我们周围污秽的嗥叫声中,”一篇刊登在《纽约旗帜报》上,以大字署名为“盖尔·华纳德”的社论中写道,“似乎没有人记得霍华德·洛克向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让步了。如果他炸毁了那座大楼——他有必要待在现场等着让人去逮捕他吗?可是我们并没有等待去发现他的犯罪理由。我们还没有举行听证会就已经判他有罪了。是我们想让他有罪。我们对这个案子欣喜若狂。你们所听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沾沾自喜。任何无知的疯子,任何令人恶心的谋杀犯,都得到我们大声疾呼的同情,并集合一大群人文主义者为之辩护。可是一个天才却被判定为有罪。假若仅仅因为一个人软弱渺小便宣告其有罪,这样的做法便是罪恶的不公正行为。那么,一个社会已经下降到何等堕落的程度——竟然会仅仅因为一个人坚强伟大而定他有罪?然而,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整个道德风气——二手货的世纪。”

华纳德的另一篇社论里写道:“我们听见有人高喊,霍华德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出入法庭上。此话一点不假。一个像霍华德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受到社会的审判。该指控的到底是谁——洛克还是社会?”

“我们从未努力去理解什么是人身上的伟大,如何去认识这种伟大,”另一篇华纳德的社论说,“我们在一阵感伤的茫然若失中开始坚信,伟大就是用自我牺牲来测量的。我们愚蠢地说,自我牺牲就是我们的最高美德。让我们停下来略作思考。牺牲是一种美德吗?一个人能牺牲他的正直吗?能牺牲他的荣誉吗?能牺牲他的自由、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真挚情感和思想的独立吗?可这些都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财富。他为了它们而放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交易。然而,它们高于为任何原因或考虑而作出的牺牲。因此,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停止宣扬那些危险邪恶的胡说八道吗?自我牺牲?可是严格地讲,不可能牺牲,也绝不能牺牲的正是自我。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尊重不可牺牲的自我。”

这篇社论被《新前沿》和许多其他的报纸转载,它被翻印出来,加了方框,标题是:瞧是谁在说话!

盖尔·华纳德大笑。阻挠滋养了他,使他更加强大。这是一场战斗,而自从在整个报业抗议的呐喊声中为他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以后,他有好多年没参加过一场真正的战斗了。他被赋予了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机会和青春活力,他将连同他那从经验中得出的智慧一起来使用。一个新的开端和高潮,一起来了。这,我已经等了好久;这,是我生存的目的,他想。

他的二十二种报纸、杂志、新闻短片都接到了这样的指示:保卫洛克。向公众推销洛克。阻止动用私刑。

“无论事实是什么,”华纳德对他的员工说,“这都不会成为根据事实所进行的一次审判。这是一次由公众舆论所决定的审判。我们一直在制造公众舆论。这次让我们继续制造吧。推销洛克。至于你们怎么做,我不在乎。我已经训练过你们。你们是推销专家。现在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出色。”

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默,员工们面面相觑。爱尔瓦·斯卡瑞特擦着额头上的汗。可是他们都服从了命令。

《纽约旗帜报》上印了一张恩瑞特公寓的照片,配着这样的图片说明:“这就是那个你们要毁灭的人吗?”一张华纳德家房子的照片:“有能耐的话,就来比一比。”一张摩纳多克峡谷的照片:“这就是那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吗?”

《纽约旗帜报》连载了洛克的传记,谁也没听说过标题下那个作者;它是盖尔·华纳德写的。《纽约旗帜报》上连载了一系列关于著名审判的故事,都是无辜者因大多数人的偏见而被宣判有罪。《纽约旗帜报》还连载了一批关于个人受到社会迫害的文章:苏格拉底、伽利略、巴斯德,思想家、科学家,一长串英雄事迹——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孤身一人对抗着公众。

“可是,盖尔,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只不过是一个安居工程!”爱尔瓦·斯卡瑞特哀号着说。

华纳德无可奈何地看着他。“这和那个安居工程根本无关,想让你们这些傻瓜明白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好吧,那我们就来谈谈安居工程。”

《纽约旗帜报》连续刊载了对安居工程热潮的大曝光:贪污,不称职,以私人建筑队五倍的成本修建起来的工程,刚修好就被废弃的新住宅区,被利他主义领域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们所承认、所钦佩、所原谅、所保护的可怕业绩。“据说地狱的地面铺的是善良的意图。”《纽约旗帜报》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学会去辨认是什么样的意图构成了善?还没到该学习的时候吗?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多善良的意图得到过这样大张旗鼓的歌颂。看看吧。”

《纽约旗帜报》的社论是由盖尔·华纳德在创作室的桌前站着写成的,像往常一样,写在一大块印刷纸张上,用蓝色的铅笔、一英寸高的字母写成。他在结尾处用力写上GW两个字母,这两个著名的首字母从没像现在这样透着一种不计后果的骄傲。

多米尼克已经康复,回到乡间宅子里去了。华纳德每天很晚才开车回家。他尽可能经常地带上洛克。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窗户向春天的夜晚敞开着。黑暗的山脊从墙壁脚下渐渐没入湖水,湖水在底下的树林中闪着光。他们不谈论这个案子,也不谈论即将来临的审判。可是华纳德不带感情地提起了他的这场圣战,仿佛这与洛克丝毫无关一样。华纳德站在房间中央,说:“好吧,那是可鄙的——《纽约旗帜报》的整个生涯。但是,这场圣战将证明一切的清白。多米尼克,我知道你一直理解不了我为什么从来不以我的过去为耻。为什么我爱《纽约旗帜报》。现在你就会看到答案了:权力。我掌握着我从来未曾验证过的权力。现在你们就会看到这个验证了。他们将会去思考我要他们去思考的问题。他们会照我的命令去做。因为这是我的城市,这儿的事就是我管的。霍华德,等到你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全部改变主意,没有一个陪审团敢站出来判你的罪。”

晚上他睡不着觉。他没有睡觉的欲望。“去睡觉吧。”他会这样对多米尼克和洛克说,“我过一会儿就上来。”然后,多米尼克在卧室里,洛克在走廊对面的客房里,就会听到华纳德的脚步声在露台上踱来踱去,一连好几个小时,声音里有一种快乐的躁动不安,每一步都像是一个锚泊的句子,一句重重敲进地板的陈述

有一次,深夜,被华纳德打发上楼后,洛克和多米尼克在第一段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他们听到下面大厅里传来用力划火柴的声音,那声音传递着这样一幅情景——一只手不顾一切地猛地一划,点燃了第一支香烟,那些香烟会一直燃到天亮,一点小小的火星在那咚咚的脚步声中,在露台上穿来穿去。

他们从楼梯上向下看,然后相对而视。

“真可怕。”多米尼克说。

“真伟大。”洛克说。

“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帮不了你。”

“我知道他没法帮我。那无关紧要。”

“为了救你,他正在背水一战。他并不知道,如果他救了你,他就会输了我。”

“多米尼克,哪一种结局对他来说更糟呢?输了你还是输了他的圣战?”她理解地点点头。他又说,“你知道,他想要拯救的并不是我,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她抬起一只手,摸到了他的颧骨,指尖传来轻微的压力。她能允许自己做的就只有这么多。她转过身,继续朝她的卧室走去。她听到他关上了客房的门。

兰斯洛特·克鲁格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文章写道:“华纳德各大报纸正在为霍华德·洛克辩护,这恐怕不大合适吧?如果任何人怀疑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的道德问题,这里有一个证据,它能说明谁是谁非,说明谁站在什么立场上。华纳德报纸——那个黄色新闻、粗俗语言、腐败堕落、丑闻连天的据点,那个对公众品位和公众行为进行侮辱,那个由一个对原则的看法连食人者都不如的人所统治的知识分子的活地狱——华纳德报业正是霍华德·洛克的合适支持者,而霍华德·洛克就是它们适合的英雄。在终身致力于对新闻业之正直的大肆攻击之后,对盖尔·华纳德来说,现在支持一个更为粗鲁的爆炸犯同伙再合适不过了。”

奥古斯特·韦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所有这些满天飞的言论都是废话。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内幕消息:那个盖尔·华纳德存了很多钱,我是说很多,那都是他在这些年的房地产热中,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那里剥夺来的。现在政府进行干涉,要把他排挤出去,以便那些小人物可以有个干净屋顶,娃娃们能有个现代化的厕所,他能喜欢吗?他是绝对不会喜欢的,一点都不会。那是他们事先密谋好的。华纳德和他那个红头发的哥们儿,要我说,那个哥们儿干这个勾当还拿了华纳德先生不少钱呢。”

一家激进的报纸写道:“我们从一个无懈可击的来源得知,科特兰德事件只是第一步,他们在策划一个大阴谋,要炸毁美国所有的安居工程,每一座公共发电厂,每一所邮局和学校。这一阴谋的首领就是盖尔·华纳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其他他那样的资本家,包括我们最大的某些富翁。”

萨里·布伦特在《新前沿》上写道:“人们太不注意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了。至少,盖尔·华纳德夫人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可疑。是华纳德夫人碰巧在那个时候那么方便地将那个守夜人支开了,而她的丈夫则在大肆为洛克先生辩护,这不是最可爱的巧合吗?假如我们不被对一个所谓漂亮女人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过时的骑士风度蒙蔽了双眼的话,我们就不会让案件的这一部分被轻易地掩盖过去。如果我们不是慑于华纳德夫人的社会地位和她丈夫所谓的威望的话——他正在耍活宝——我们就会对她在那场灾难中差不多丢了性命这样一个故事提出一些质疑。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医生是可以被收买的,就像任何人一样,而盖尔·华纳德先生又是干这种事的老手。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我们便可以看清某种东西的轮廓——那个东西看上去就像是最令人恶心的‘生存计划’。”

一家不起眼的保守报纸写道:“盖尔·华纳德所持的立场是令人费解而不光彩的。”

《纽约旗帜报》的发行量每周都在下降,下降的速度还在加速,如同一架失控的电梯。墙壁上,地铁杆上,汽车玻璃上和西服翻领上,写着“我们不读华纳德”字样的招贴越来越多。华纳德公司的新闻短片被禁止在影院银幕上放映。《纽约旗帜报》从街头的报摊上消失了。摊贩们不得不带着《纽约旗帜报》,可是他们将它藏在柜台下面,只等有人要求时才不情愿地拿出来。地基已经打好了,柱子早就已经被腐蚀透了,科特兰德案件带来了最后的冲击。

在反对盖尔的怒潮中,洛克几乎被忘记了。最愤怒的抗议来自华纳德自己的公众:来自妇女俱乐部,部长们,母亲们,小商店的老板们。爱尔瓦·斯卡瑞特被迫远离那间屋子——那里每天都堆满了写给编辑的信件;读那些信件时,他被惊呆了——而他的员工要保证防止重复同样的经历——担心他中风。

《纽约旗帜报》的员工们默默地工作着。不再有人偷窥,不再有人低声诅咒,不再有人在洗手间传闲话。有几个人辞职了。其余的继续工作,缓慢而沉重,那样子就像是扣紧了安全带,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命运。

盖尔·华纳德注意到他周围的所有行动中都有一种拖延的节奏。他走进旗帜大楼,他的员工们看见他便停下手头的工作;他向他们点头致意时,他们问候他的动作总是慢那么一秒钟;他继续向前走,转过身来时,总是发现他们在瞪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他们用来回复他的命令的那句“是,华纳德先生”,以前在他的最后一个音节和他们回答的第一个字母之间没有丝毫的间隔,但现在却来得迟了点,而且中间的停顿具有某种切实的形状,结果,那个回答听起来不像是在问号之后,倒像是在问号之前。

《微声》对科特兰德爆炸案保持沉默。华纳德在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把托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听着。在你的专栏里,一个字也不许写,明白吗?你在报社以外嚷嚷什么、做什么都与我无关——暂时无关。可是如果你嚷嚷得太厉害的话,事后我会收拾你的。”

“是,华纳德先生。”

“至于你的专栏嘛,你就当自己是聋子、哑巴、瞎子。只要你还在这栋大楼里,你就从来都没听说过爆炸案的事情。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一个叫洛克的人。你不知道科特兰德是什么意思。”

“是,华纳德先生。”

“而且,别让我看见你总在这边晃悠。”

“是,华纳德先生。”

华纳德的律师,一位为他服务了多年的老朋友,试图劝阻他。

“盖尔,怎么了?你的行为就像个小孩子似的,像个外行的生手。控制下你自己,伙计。”

“闭嘴。”华纳德说。

“盖尔,你是……你曾经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报纸出版人。那些明摆着的事情——有必要让我来告诉你吗?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危险的事情。对于一家受欢迎的报纸来说——就是自杀。”

“如果你还不闭嘴的话,我就让你卷铺盖走人,我再给自己请一个讼棍来。”

华纳德开始与人争论起这个案子——与那些在生意午餐会上或者晚宴上认识的杰出人士。以前他从未就任何话题与人进行过争论,他从不辩论。他以前只是将最后的声明轻轻抛给充满敬意的听众。现在,他找不到听众了。他找不到那种满不在乎的沉默,半是厌倦,半是怨恨。那些曾经将他随便丢出来的关于股市、房地产、广告和政治的每一个字都要收集起来的人,却对他关于艺术、伟大和抽象的正义的看法不感兴趣。

他听到过少数几个回答:

“是的,盖尔,是的,当然。可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那个人特别自私。而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存在的问题——自私。到处都充斥着自私。正如兰斯洛特·克鲁格在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写的全是他童年的事,你读过的,我看过你和克鲁格的合影。克鲁格周游过世界,他清楚他在说什么。”

“是啊,盖尔,不过,关于这件事你不是表现得有点老土了么?那些所谓伟大的人是什么啊?一个被过度吹捧的泥瓦匠有什么伟大可言?总之,谁是伟大的?我们都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分泌腺、化学物质和我们早餐所吃的随便什么东西。我认为洛伊丝·库克在那本漂亮的小书里解释得非常清楚——书名叫什么来着?——对了,《有胆识的胆结石》。没错,阁下。你自己的《纽约旗帜报》还大肆宣传过那本小书呢。”

“可是你看,盖尔,他应该在想到他自己之前先想到别人。我想,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爱,那他就好不到哪儿去。我听说在昨晚的一出戏里——那是一出宏大的戏——是爱克的新作——他到底姓什么来着?——你应该看看的——你的朱尔斯·佛格勒说,那是一首勇敢而温柔的舞台诗。”

“盖尔,你可真能自圆其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你了。我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可是我听着就是不对劲,因为埃斯沃斯·托黑——喂,你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对于托黑的政治见解可是一点都不赞同,我知道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胸怀像房子那样宽广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嗯,埃斯沃斯说……”

这就是那些百万富翁、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正如他们在所有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所呻吟的,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为什么要完蛋了。

一天早晨,华纳德从停在旗帜大楼前的汽车里下来,穿过人行道,正在此时,一个妇女向他冲了过来。她一直等在楼门口。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肥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棉布裙子,戴着一顶压扁了的帽子。她的脸上皮肤松弛,长着塌鼻梁,一张不成形的嘴和一双乌黑明亮的圆溜溜的眼睛。她在盖尔面前站住,将一把烂甜菜叶子照着他的脸上扔过去。只有叶子,没有甜菜根,软乎乎、黏糊糊的,用一根绳子扎着。那些烂菜叶砸在他脸上,又掉到了地上。

华纳德站着没有动。他注视着那个妇女。他看见她那白白的肉,嘴得意洋洋地张着,那是一张伪善的、邪恶的脸。过路人已经把她抓住,而她嘴里还在尖声骂着很难听的脏话。华纳德举起手,摇了摇头,示意他们让那个东西走,然后就进楼里去了,脸颊上带着绿绿黄黄的一团污迹。

“埃斯沃斯,你打算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爱尔瓦·斯卡瑞特悲叹道。

埃斯沃斯高高地坐在办公桌的边上,面露微笑,好像要亲吻爱尔瓦·斯卡瑞特似的。

“为什么他们还不把这件破事儿停下来,埃斯沃斯?为什么不来点什么事打断它,把它从头版上拉下来?难道我们就张罗不出点儿国际形势什么的?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小题大做。可真的成了一件爆炸性工作了。上帝呀,埃斯沃斯,那种故事只配登在最后一版。我们每个月都刊登这样的故事,特别是每一次罢工,还记得吗?毛皮加工者的罢工,洗衣工人的罢工……噢,见鬼!为什么这么多愤怒?谁在乎?他们为什么要在乎?”

“爱尔瓦,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大事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公众的反应似乎与此极不相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该这么愁眉苦脸,你让我吃惊。你应该感谢你的幸运星才对。你看,这就是我所说的等待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时机总会来的。尽管如此,我绝对没料到它竟然会像这样地送上门来。高兴起来,爱尔瓦。这正是我们接管的时候。”

“接管什么?”

“华纳德报业呀。”

“你疯了,埃斯沃斯。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疯了。你疯了。你是什么意思?盖尔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

“爱尔瓦,我喜欢你。你棒极了,爱尔瓦。我喜欢你。可是我向上帝祈祷,但愿你不是这样一个该死的傻瓜,这样你就能听懂我的意思了。但愿我能和什么人谈谈。”

一天晚上,埃斯沃斯·托黑试图和奥古斯特·韦伯交谈,可是大失所望。奥古斯特拉长了声音说:

“埃斯沃斯,你身上有个毛病,就是你太不切实际了,太他妈的形而上学了。你在沾沾自喜什么?这玩意儿根本没实际的价值,完全没必要关注它,顶多一两周就够了。我希望他炸毁大楼的时候里面住满了人——还有几个小孩子被炸成碎片——那样,你就有东西可写了。那我才喜欢呢。运动也可以利用此事。可是这个?见鬼,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会把那个傻瓜送到监狱里去的。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吗?埃斯沃斯,你真是知识界一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你充其量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以为未来在你手里吗?别自欺欺人了,宝贝儿。未来在我手中。”

托黑一声长叹:“你说得千真万确,奥古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