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文艺复兴的先驱们——从中世纪的长夜中醒来，发现自己被深深掩埋在中世纪艺术用以代表人的畸形创造当中——他们从乱石堆中重新发掘出古希腊的神像，开始以全新的、自由的眼光看世界。那么他们当时怎么想呢？如果你好奇过这个问题的话，你在看维克多·雨果的小说的时候就会经历同样绝无仅有的情感体验。
他的时代和我们的其实异常近——雨果卒于1885年——但是他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在美学上几乎可以用光年来衡量。他在美国大众中没有什么名气，只是在电影银幕上有时被拙劣地炒作一下。他的作品甚至很少进入大学的课程。他早已被埋藏在当今美学的乱石堆中，野兽又在对着它龇牙了。这一次，野兽不是来自教堂的尖顶，而是来自那一行行语句不通、不知所云的文字中。这些文字无不充斥着瘾君子、流浪汉、杀手、酗酒狂和神经病。我们时代的新野蛮人看不到雨果，就像中世纪的野蛮人看不到罗马，这就是历史的惊人相似。但是雨果的确是文坛大家。
浪漫主义文学直到19世纪才出现。19世纪时，政治较之历史上更加自由，西方文学在那时还依然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为思维有能力直接处理现实。浪漫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相去甚远，但是浪漫主义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亚里士多德对思维的解放。19世纪于是诞生了浪漫主义，几位浪漫主义小说家更是直接把这个运动推向高潮。
这当中最伟大的就是雨果……
当今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由于在一种使得左拉都被衬托得十分浪漫主义的文学环境中长大，应该在读雨果之前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这种体验就好比从阴暗的地下，从呻吟着的发酵的尸体中，突然跳到明媚的阳光下。所以我要建议读者准备好如下的精神急救药：
不要寻找熟悉的地标——你其实根本找不到这些地标；你不是走进“隔壁老兄”的后院，而是一个全新的宇宙。
不要寻找“隔壁老兄”——你会见到的是巨人族，他们可能曾经是，也应该是，你的隔壁。
不要因为你没见过这些巨人就辩驳他们是“不真实的”——反思你自己的视角，不是雨果的视角，反思你自己的前提，不是他的；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让你看到你每天都看到的东西。
不要因为这些巨人做的事情伟大、高贵、智慧、美妙就辩驳这些巨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想想你的怯懦、低贱、愚蠢和丑陋，这不是人能做到的全部。
不要辩驳这样的宇宙是一种逃避——你会看到更艰难、更悲情的战斗，这些都是在街角的台球桌上看不到的；区别其实仅仅在于：这些战斗不是为了几块钱的赌资。
不要说“生活不是这样”——问问你自己：你指的是谁的生活？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些警告，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和文化正在分崩离析——人的智慧被存在所限制，只能考虑一时一事——这使得文学上的“抽象普遍性”被曲解成了“统计学大多数”。带着这样的观点看雨果，有百害而无一利。批评雨果的小说没有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批评做手术的医生没有用心削土豆一样。认为雨果的失败是他的人物“大于生活中的人”，就好像是批评飞机的失败是它能够脱离地表。
但是有些读者一直奇怪那些无聊得要死、在“现实生活”中都令人作呕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文学的核心主人公，有些读者正在放弃所谓“严肃”文学，而追求侦探小说中最后一抹浪漫主义光芒，那么雨果就是他们一直乘风破浪想要抵达的新大陆。
《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它是雨果作品的一个代表：从故事、风格和主题上无不代表了独特的“雨果式”小说。
小说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九三年”指的是1793年，大革命最血雨腥风的一年。故事当中的时间是在旺代战争前后——布列塔尼的保皇派农民揭竿而起，在流亡归来的贵族的领导下不计一切代价复辟帝制——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小说所引发的舆论争论其实与小说的本意联系不大。1874年本书出版时，无论是大众还是批评家都对它不甚热情。文学历史学家基本上认同的解释是法国民众对一部美化第一次大革命的小说很难提起兴致，因为1871年血腥的巴黎公社运动当时还历历在目。当今的两位为雨果做传的作家是这样形容这部小说的：马修·约瑟夫森在《维克多·雨果》中将这本小说贬为一部充斥着“理想化人物”的“历史浪漫故事”；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雨果传》中列举了雨果与小说情景的各种联系（比如雨果的父亲曾在旺代为共和军战斗过），然后评价道：“小说中的对话是十分戏剧化的。但是法国大革命本来就充满戏剧化的斗争。小说中的人物无不有着鲜明的人格，并且至死不渝。”（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论调。）
然而事实上，《九三年》不是一部叙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
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背景就是背景，不是主旨。雨果的视野永远集中在人物上——集中在人性和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上。《九三年》的主旨是人对价值观的坚守。该主旨在故事的主要冲突中以不同的方式华丽闪现，推动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并把它们整合起来，推向高潮。
为了使得这一主旨戏剧化，为了分离出人性并且将它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让它经历死亡的考验，大革命是一个合适的背景。雨果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描绘大革命；大革命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部件而已。
雨果关注的不是某一种价值观，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人对价值观的坚守，无论这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尽管雨果个人很明显站在了共和派一边，他对双方的描写却都不失公正，甚至可以说，他对冲突双方都怀着一种敬意。雨果对朗德纳克侯爵和西穆尔登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他突出了他们的精神高度，以及始终如一的美德、勇气和奉献，然而前者是保皇派的首领，后者则是共和派的首领。（如果把描写的力度和文采考虑在内的话，朗德纳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更加出色的人物。）雨果对共和军士兵的神采和对保皇派农民的顽固都十分公正地给予认可。他想说的不是：“看看人们在为多么伟大的价值观奋斗啊！”而是：“当然人们为某种价值观奋斗的时候，人们可以何其伟大啊！”
雨果利用他无法比拟的无边想象完成了小说最困难的任务：抽象主题与故事情节的结合。尽管《九三年》的情节跌宕起伏，完整的逻辑线牵动着读者的情感，每一个事件却都与主旨相联系。故事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在讲述人在暴力的、痛苦的情况下以多么伟岸的灵魂坚守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条隐形的线，独立而又依附于故事线，正是它把下面这些情节联系了起来：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漫无目的地蹒跚行走在烧焦的村庄和被毁的田野之间，绝望地寻找着她在战争混乱中走失的孩子；一个乞丐收留了他之前的领主，一起躲避在树洞中；一个默默无闻的水手必须要做出抉择，因为就在这艘黑暗中前行的船上，他将决定一位君王的命运；一位身材高挑、性情孤傲的男子，受过贵族的教育，服饰却显尽落寞，他站在谷底，仰视着远处的冲天火光，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一个年轻的革命者在高塔一处裂缝的阴影下踱步，夹在背叛组织和背离本心之间不知何去何从；革命法庭上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起身宣布判决，人群无声地等待着他会释放还是会处决他唯一爱过的人。
如此戏剧性的结合能够迸发出巨大力量，例如下面这个只有雨果才能写出的对白。这段对白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解答情节发展的悬念：“我要逮捕你。”“我同意。”读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个对白的来龙去脉，才能知道它发生在哪两位人物之间，也才能了解作者在这两句话当中蕴含的“壮丽的”深意。
“壮丽”是《九三年》和雨果其他作品的主旋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当中最大的悲剧冲突不在作品里，而在作者身上。雨果虽然对人和对存在有高屋建瓴的观点，他却无法将这些观点应用于生活当中。他的信仰时常心口不一，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生活中实践他的观点。
他直到去世都没有把他的人生观“转译”为概念化的语言，他没有问过自己想要成为他的主人公那样，需要什么样的想法、前提和心理准备。他对人的智慧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好像雨果作为艺术家的人格完全淹没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伟大的雨果无法分清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理性认知的过程（这是利用同一个意识实体的两种不同方法，它们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质）；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当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还错节着纷乱的符号，和一些谈不上准确的意向。雨果好像因为接触了太多情感，而急于挥毫泼墨，记录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认知——于是他写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价值观的理论，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表达他的价值观。
在《九三年》快要结尾的部分，雨果，作为艺术家，设置了两个极其戏剧性的场景让主要人物表达他们的观点，阐明他们立场的深层次理由：一个场景发生在朗德纳克和高芬之间，老保皇派朗德纳克在雨果的导演下一边奋力维护君主制，一边狠狠挖苦了一番这位年轻的革命派小伙；另一个场景发生在西穆尔登和高芬之间，他们在雨果的导演下发生了冲突，使得革命派内部的两股力量凸显了出来。我之所以说“在雨果的导演下”，是因为雨果作为一个思想家做不到这些：角色之间的对白没有表达什么明确的观点，它们仅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总结。当他需要处理这些理论概念的时候，他的热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
雨果，作为思想家，几乎是19世纪的善与恶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人的生活是无限的和“自我能动的”。他认为愚昧和贫穷是一切罪恶之源。他相信公益，但是这种信仰时而激烈，时而消弭，但他的确十分急切地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痛苦，却不从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贫困，却不知道财富从哪里来；他想要人们自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却不知道武力和恐惧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认为理性与生俱来，却没有看到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尽管他自己的神秘主义还不是最可悲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与骄傲的希腊神话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种人类完美的象征。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与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样。
作为思想家的雨果所认可的理论不属于作为艺术家的雨果的宇宙。由于这些理论没有被融入实际，他们实现的价值观与雨果的人生观恰恰相反。作为艺术家，雨果为这种致命的矛盾付出了代价。尽管少有其他艺术家能够描绘出跟他的世界一样欢乐的世界，他的笔触一直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悲剧告终——好像他无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间成功，他只能让他死在激战中，让他的灵魂继续坚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远触碰不到的美好。
这就是雨果面对的矛盾的本质：他声称自己在意识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却疯狂地爱着现世；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其实却崇拜人的伟大，而不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弱点；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却从未动摇自己的个人主义；他声称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壮丽却都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动机和欲望，对现实一丝不苟——这可以应用于《九三年》中农民的母亲，也可以应用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上述的这一点使雨果的人物都显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显得伟大。这是雨果的招牌，也应该是人类自尊的招牌。
那么雨果在政治哲学上站在哪一边呢？在这个被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理想和雨果所声称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欢，并不是一个意外。
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雨果，当时我置身于苏维埃俄国。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所构造的美妙的宇宙——以及雨果对我的意义，就必须在最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生活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很荣幸可以为他的一部小说作序，并把这本书呈现给美国大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具有雨果式的戏剧性。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可以帮助哪怕一位年轻的读者发现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的东西的话，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带给应该看到它们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报了雨果对我的恩情。
[1] 选自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罗威尔·拜尔译，矮脚鸡出版社1962年出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