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X先生[1]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脸是我见过的最沧桑的脸：倒不是岁月的折磨留下了什么印记，也不是他的目光里传达出了什么忧伤，而是他眉眼间的无望、厌倦和气馁，记录着他长久的痛苦经历。可他当时只有二十六岁。
他聪明绝顶，在工程领域早已声名鹊起，可谓前途无量——但是却没了前进的动力。他对选择极端地恐惧，一遇到选择就会焦虑——甚至连搬出一个生活很不方便的公寓都要踌躇良久，无法下定决心。他做的工作太低估他的能力，让他渐渐变得麻木、愚蠢，除了例行公事之外什么都不关心。他孤单得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孤单，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友谊，他几度萌芽的浪漫也都早早夭折——他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做心理治疗，他急于弄清导致他现在的状态的原因，因为好像一切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一样。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但也还不算太糟，比起很多孩子的童年已经相当不错了。他的过去没有过什么太多的创伤，没受过什么惊吓，也没有过度的失望和悲伤。但是他如今的麻木不仁已经让他无法感受身边的事物，也不再追求任何东西。他看上去就好像是一摊灰烬，但是没有人能帮他找出曾经的火焰来源何处。
至于他的童年，我问过他他喜欢什么（是什么，不是谁），“我什么都不喜欢。”他回答——然后他很不确定地记起一个玩具好像还让他提起过一些兴致。还有一次，我跟他说起一个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暴露了社会的很多不理智和不公正，他轻描淡写地应着，告诉我：“这倒是不怎么好。”我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他很激愤。“你知道吗，”他不紧不慢地答道，“我从来都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激愤起来。”
他的很多哲学观点不太正确（这些观点主要来源于他大学本科的时候学的一门当代哲学课），但是他的精神目标和动力看起来却都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懵懂挣扎。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上的错误，他不应该陷入这样痛苦的心理状态。
然后有一天，我们恰好在闲聊理想在艺术中的作用，他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几年之前，他看过一部半浪漫主义的电影，感受到了一种溢于言表的感觉，尤其是对一个时刻不忘自己事业前途的实业家更是万分喜爱。X先生对此的描述断断续续，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他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对这一个角色的钦佩：更是一种遥望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他感觉到的是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那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如是说。他的目光在闪烁着，他的声音是迫切的，他的脸是充满生气的、年轻的——在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他真的好像在恋爱。然后，那种灰色的死气沉沉又回来了，他旋即变得痛苦而忧伤：“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因为我在看电影时的感受。”“对不起自己？为什么？”我问。他答道：“因为我觉得之所以我对电影里的实业家会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的内心在作怪。我的内心总有一些不现实的想法在萌动，生活不是那样的……”
我感到浑身战栗。无论他的心理问题从何而来，这一点就是一切的关键；他的怪异状态不是因为他的不道德，而是因为他的道德背叛。一个人为什么要因为心灵中最闪光的东西而感到对不起自己呢？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盼头呢？
（最终拯救X先生的是他对理性的执着；他认为理性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不知道理性的完整含义以及在生活中的运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石在他最艰难的岁月中苟存下来，最终帮助他重获新生——让他一直故意否定的灵魂被重新被认可、被释放出来。如今，他已经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做了很多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事，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他做着他喜欢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依然在与他的过去给他留下的一些东西斗争着。我建议读者先去看一下我在本文开头介绍的X先生，因为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最近刚刚看到他的一张快照，他在相片中灿烂地笑着。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唯一能够对应他在这一笑中彰显的人格的，唯有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
有无数的案例都与此类似；这仅是我经历过的最典型、最撼动我的一例。类似的悲剧在我们的身边不断上演，很多案例让人很难发觉——这就好像是一间灵魂的拷问室，有些时候我们能够依稀听到痛苦的哭号，但是瞬间又恢复了寂静。在这些案例中的人都兼有“受害者”和“杀人犯”的属性。所以他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可想而知。
人的灵魂是自造的——所以人格是由人的假设，尤其是价值观假设决定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青少年时期——浪漫主义艺术就是他获得道德的人生观的主要渠道（在当今社会几乎是唯一的渠道）。（在之后的岁月中，浪漫主义艺术也是他体会这一人生观的唯一渠道。）
请注意，艺术不是人获得道德的唯一渠道，而仅是人获得道德人生观的唯一渠道。这一点需要明确区分。
“人生观”是形而上学的雏形，一种对于人以及对于存在的潜意识的整体感性评价。而道德是价值观和原理在抽象化、概念化后的法则。
一个孩子的发展过程就是他汲取知识的过程，在这其中他需要不断提升他理解和处理越来越广博的抽象概念的能力。这就涉及两个互相依附但却各自运作的抽象概念链条。这两个概念的等级架构本来应该被整合起来，但是人们还是更习惯将它们分开来说：认知概念和规范概念。前者关注的是如何了解现实中存在的事实，后者关注的是如何评估这些事实。前者是科学的精神认识论基础，后者是道德和艺术的精神认识论基础。
在当今的文化中，孩子的认知概念的发展还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帮助，尽管这些帮助是不足的、漫不经心的，当中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最近一段时间愈演愈烈的非理性的教条和影响）。但是孩子的规范概念的发展则不仅仅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而是被极大地阻止和扼杀了。那些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价值判断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掉的孩子，就必须要自寻出路来发展他的价值观。
且不说它的很多罪恶，传统道德首先就不关注孩子人格的形成。它不把孩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清晰地传授并展示给孩子，并阐明这样的原因；它只是将一箩筐的规矩施用在孩子身上——事无巨细、蛮横无理、自相矛盾，而且经常还是一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条款，大多都关于禁止做的事情和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孩子对道德（即价值观）的概念全都是：“要记得掏耳朵！”“不许对罗莎莉姑妈这么没礼貌！”“快点做作业！”“主动帮爸爸除草去（或者主动帮妈妈洗碗去）！”这样的话，导致的结果只可能是如下的一种：他要么被动地逃避这样的道德，屈从于规则的统治，将来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要么他就会盲目地挣扎和反抗。那些越聪明、越独立的孩子，就越不愿意听从这些命令。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对道德的痛恨、恐惧和不齿，因为道德对他而言就是“耸肩的阿特拉斯”。
在当今的社会，孩子得到这样的教育就已经可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家长试图用“不许太自私——你该把你的玩具跟邻居家的孩子分享”这样的警告给孩子灌输某种道德理想的话，或者如果家长还有些所谓“进步”的思想，纵容孩子的随心所欲的话——那么就会对孩子的人格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那么孩子该从何处获得道德价值观，又从何处找到道德榜样来塑造他自己的人格呢？孩子应该从哪里得到构建规范概念的材料呢？显然，在纷繁混乱的成人社会日常生活中，他获得的东西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他可能会喜欢某些人，不喜欢另一些人（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会讨厌所有人），但是想从这些好恶当中抽象、识别、总结出一套道德体系对于孩子来说几乎不可能。然后他被灌输的道德准则也无异于空中楼阁。
浪漫主义艺术（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可以作为孩子道德价值观的来源。浪漫主义艺术提供给他们的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死板的律条，而是一个道德的人的影像——也就是一个道德理想的有形化概念。浪漫主义艺术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有形地回答一个孩子一直能够感受到却无法概念化的抽象问题：什么样的人是道德的呢，他在过怎样的生活呢？
孩子从浪漫主义艺术中不是直接地获得抽象理念，而是为日后理解这些理念打下基础：从情感上体验崇拜某个伟大人物的感觉，学会仰视一个英雄——一种以价值为主导的人生观，使得人生的选择是可操作的、有效的、重要的——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道德的人生观。
尽管他周遭的环境使得他不得不将道德与痛苦画上等号，浪漫主义艺术让他改变这种关联，而让快乐替代痛苦——这种快乐是属于他自己的深层次的快乐。
若是没有阻碍，把这种人生观“转译”成成人世界的概念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同时，他的灵魂的两大部分，认知的部分和规范的部分，也一定可以和谐地发展。那个在一个孩子七岁的时候在他崇拜的牛仔人物身上展现的特征，在十二岁的时候可能会转换成一个侦探的特征，在二十岁的时候还可能变成一个哲学家——这都是由于孩子的兴趣由连环画变为探案故事，又变为对于光芒万丈的浪漫主义世界中的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热爱。
但是无论他的年龄多大，道德始终是规范科学——也就是一个按部就班实现价值观目标的科学——如此一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有形的图景，就无法实现道德。人若是要攀到并保持在一个道德高度，就必须在从思维成熟到思维老化的整个过程中有明确的理想。
孩子要把这一理想“转译”成有意识的哲学概念，并付诸实践，就必须要一些心智方面的引导，至少是让他可以彻悟的一次机会。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这二者对于孩子都可遇不可求。他从家长、老师、“专家”和鱼龙混杂的同龄人中获得的杂七杂八的道德人生观，哪怕是对于最坚韧不拔的人来说也很难不受污染——这是成人对孩子犯的数宗罪当中最邪恶的一宗，这足以让成人下十八层地狱，如果地狱真实存在的话。
孩子的浪漫主义（也就是他的道德价值观）刚刚萌芽就会被各种形式的惩罚镇压——无论是明令禁止还是威逼利诱还是讽刺挖苦还是直接对孩子发火。“生活不是你想的这样”和“还是现实点吧”是最具代表性的话，它们代表了这些向孩子宣战的人想向孩子灌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那些能够顶住这些压力，并且敢于和这些人抗争的孩子实在是凤毛麟角。那些压抑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关闭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星球上的孩子则更是少之又少。大多数的孩子都会扼杀自己的价值观并彻底妥协。他放弃了自己衡量世界的能力，不再思考和判断自己的选择——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了道德本身。
这种过程持续地影响着孩子。他的精神不是一瞬间轰然倒塌，而是慢慢地被蚕食鲸吞。
最可怕的是，孩子的道德观之所以被毁灭，不是由于他天性中的恶，而是因为他刚刚萌生的善。一个心智较为健全的孩子会意识到他对成人世界了解甚少，迫不及待地要学习许多东西。一个有野心的孩子也会时不常决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所以当他听到“等你长大了再说吧”和“小屁孩能干什么”这样的威胁的时候，首先动摇的是他的善，他的智慧、野心和他与生俱来的对长辈的学识和判断的尊重。
于是在他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一个致命的二分：实用和道德，因为他耳濡目染的道理暗示他，凡是实用的，都必然背叛他的价值和他的理想。
他的理性也由于一个类似的二分而动摇：这个二分是理性和感性。他的浪漫主义人生观其实只是一种感觉，一种他难以言说的情感。这种情感非常强烈，但是也非常脆弱，很难抵抗外界的压力，因为他无法参透这种情感的本意。
想要说服一个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模仿巴克·罗杰斯[2]是多么的荒唐：他知道他脑海中的其实不是巴克·罗杰斯，但同时又是——他陷入这样的内心矛盾无法自拔——于是他被批评的时候就会觉得尴尬万分。
于是，成年人——他们在这个阶段对孩子的道德责任本来是让孩子理解他所热爱的概念，带领他进入概念化的王国——却恰恰做了相反的事情。他们削弱了孩子的概念化能力，粉碎了孩子的规范概念，扼杀了孩子的道德野心，也就是他对善的追求以及他的自尊。成年人把孩子价值观的发展限制在了最原始、最肤浅的受存在制约的层面上：他们说服孩子相信模仿巴克·罗杰斯就是戴着头盔用粉碎炮炸翻火星人而已，所以他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最好还是放弃这种疯狂的想法。他们一般都会用这样的话将孩子彻底征服：“巴克·罗杰斯嘛，哈哈！据说他从来不感冒的吧。你见过哪个真人不感冒吗？对吧，你上周好像刚刚感冒过呢。所以你就别以为你跟大家有什么不同了。”
这样讲的动机路人皆知。如果他们只是把浪漫主义当成“不现实的幻想”的话，他们只会友善地一笑置之——而不会表现出我们上述的暴怒。
由于孩子在这种时候一般都会陷入恐惧和不信任，并进而扼杀自己的情感，他面对成年人的情感对他的一次次袭击完全无法抵抗。他在潜意识中将这一切总结为，所有的情感都是如此危险和不理智的灾难，并且这种威胁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随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样的总结几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与生俱来的自傲将自此误使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再也不能让他们伤害我了！”不受伤害的唯一法则便是关闭自己的感知。
但是孩子不可能完全扼杀自己；当一切情感都被扼住的时候，有一种东西会迅速占领全世界：恐惧。
恐惧的元素从一开始就腐蚀着孩子的道德。他不堪一击的善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孩子也存在与生俱来的漏洞：他恐惧别人，尤其是成年人，恐惧独立，恐惧责任，恐惧孤独，同时也恐惧自我怀疑，以及希望被接受，希望“归属”的欲望。但也正是他的善造就了他无法挽回的悲剧。
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对现有道德的反对被一次次加强。他的智慧使得他不会接受现今关于道德的几大学派：神秘派、社会派和主观派。一个向上的年轻人，跟随着理性的导航，不会相信超自然，更不会被神秘主义感染。社会派道德的矛盾和自欺欺人也会很快暴露在他面前。所以这当中最有害的当属主观派道德的学说。
他也许很聪明、很机灵（以他自己扭曲的方式），他知道主观意味着随机、不理智和盲目。而后他发现这恰恰就是人们面对道德问题的态度，而这也恰恰就是他所惧怕的。当主流的哲学告诉他道德在本质上与理性毫无关联，根本就是人的主观选择的时候，他的道德发展就被钉上了死亡的符咒。现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达成了共识，价值观的选择就来自于人的非理智因素，它是十分危险、深不可测的敌人。他有意识的决定是：不要卷入道德问题；这里的潜意识含义是：不要对任何东西做价值判断（或者更糟：不要对任何东西做过度的价值判断，也不该有任何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价值观）。
从这一状况发展为存在上的道德怯懦和心理学上过分的罪恶感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不需要太久。其结果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人。
我们说句公道话，他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平衡”他内心的矛盾的——事业早期的成功打碎了他的心理防线：它暴露了他的价值观真空和他的人生目的的缺失，于是一切工作就都变得徒劳。
他知道——尽管不完全是有意识地知道——他正跟他原始的目标和动机背道而驰。他没有过一个理性的（以理性为主导的）生活，而是渐渐地成为一个主观的、情绪化的行尸走肉一般的人，只在乎当下，这使得他的社会关系尤为混乱——甚至他对于最重要的价值观都不关心、不作为。他无法独立于他人的理性缺失，他被迫——同样也是因为自己的不作为——跟随他人的节奏，或是按照某种行为准则行事，盲目地依赖和追随别人的价值体系，进入一种完完全全随波逐流的状态。当他看到更高尚的价值观，或者是置身于更高贵的场合的时候，他非但感觉不到快乐，反而感受到痛苦、罪恶和恐惧——然后他非但不会渴望这些，并为之奋斗，反而逃避和背叛它们（或者为之感到抱歉），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他其实十分鄙视的传统意义上人的标准。与其说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当然是），不如说他是一个“凶手”。
这些都可以被他对浪漫主义艺术的态度所印证。人对他的艺术价值观的背叛不是他精神顽疾的主要原因（虽然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但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症状。
认识到最后这一点对希望解决心理问题的人有很大帮助。他社会交往和价值观的混乱可能乍一看盘根错节，但是浪漫主义艺术可以给他一盏指路的明灯——帮助他概念化地认识自我，提供给他认清自己的意识的一些线索。
如果他发现自己正恐惧、逃避和否定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种极端的欢愉，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很大的麻烦，他应该：从头开始检视自己的价值观，从他被扼杀、被遗忘、被背叛的巴克·罗杰斯的形象开始，忍痛重建他的规范概念的链条——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只能继续像一个怪兽一样对一个肥胖的巴比特咯咯笑着，嘲笑着欢愉是多么的不可能实现。
浪漫主义艺术不仅仅使人得以第一次看到道德的人生观，也会成为拯救他的最后一条生命线。
浪漫主义艺术是灵魂的燃料和火花塞；它的任务是点燃人的生命，并保证它永不熄灭。为这种能量提供引擎和方向的是哲学。
1965年3月
[1] X先生是安·兰德哲学中的一位典型人物。——译者注
[2] 诺兰在《2419大决战》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