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们站在彭德区专员单层住房的阳台上，隔着宽阔的、似乎静止不动的河水，瞭望着对面岸上摇曳的火把。“那边就是法国呀。”德鲁斯按照当地的叫法说。
贝罗特太太说：“战前我们总是到法国去野餐。”
贝罗特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端着一杯酒。他生着罗圈腿，防蚊靴像马靴似的套在裤腿上面，看起来仿佛刚刚骑过马一样。“这是你的，斯考比。”他说，“你当然知道，我很难把法国人当作敌人。我们这一姓人是随着胡格诺派教徒[47]从法国过来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贝罗特的一张瘦削的黄脸好像受了伤似的被鼻子从中分成两半，这张脸在任何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丝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贝罗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个生活信条——凡是对他声誉地位有所怀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抢白，遇到机会，他还会着实给人一点儿颜色看——他无时无刻不在向人显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说：“如果他们真的投到德国人那边去，我想这个地方免不了是他们进攻的一个目标。”
“我难道就不知道？”贝罗特说，“我在1939年就到这里来了。咱们政府眼光很远，早就料到可能发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准备，你知道。唉，医生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检查病床去了，最后再去看一眼准备得怎么样。”贝罗特太太说，“你太太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真应该感谢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对岸的那些可怜虫，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来都叫人心惊胆战。”
“哪次出事都是在达喀尔到巴西这条倒霉的狭窄的海道上。”贝罗特说。
医生面色阴郁地从房子里走到外面阳台上。
河对岸这时又变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灭了。平房下面的码头上，灯火照亮了一块几英尺方圆的幽暗的河水。一块木头从黑暗处漂浮出来，缓缓地流过灯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数了二十下，木头才又隐没在黑暗里。
“法国佬这回办事还过得去。”德鲁斯一边忧伤地说，一边从酒杯里捡出一只蚊子。
“他们送来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没有几天好活的人，”医生扯着胡须说，“这一点再办不到就更不像话了。”
突然间，河对岸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好像一下子出现了成群的飞虫。这里，那里，一簇簇的火把像萤火虫似的闪烁起来。斯考比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看到一张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闪现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只白色的手臂，一个军官的后臂。“我想人已经到了。”他说。沿着河岸，一长排灯火摇曳闪烁。“好了，”贝罗特太太说，“咱们还是进去吧。”蚊子一分钟也不停地在耳边轰鸣，发出缝纫机般的声音。德鲁斯叫了一声，啪地在手上击了一掌。
“进来吧，”贝罗特太太说，“这个地方的蚊子都是疟蚊。”起居间的窗户安着防蚊的纱罩，室内的空气因为憋着一场大雨显得格外闷浊。
“担架会在早晨六点送过河来，”医生说，“我想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贝罗特。一个病人害的是黑水热，另外还有几个害热病的，大多数都是精力枯竭——这是最危险的病症。咱们大多数人最后都是为这个送了命。”
“那些走得动路的交给斯考比和我，”德鲁斯说，“到时候你得告诉我们，医生，他们经受得住多少盘问。贝罗特，你的警察得看着点儿那些担架夫，叫他们事后都从原路回去。”
“当然了。”贝罗特说，“咱们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贝罗特扭动了一下收音机的转钮，克拉珀姆[48]的奥芬剧院的管风琴声立刻从三千英里外飘送过来。河对岸，担架夫的吆喝声时起时落。有人敲了敲阳台的门。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乌利泽牌管风琴一会儿低声呜咽，一会儿隆隆轰鸣。阳台门开了，走进来的是威尔逊。
“你好，威尔逊，”德鲁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威尔逊先生到这里来检查非洲联合公司的商号。”贝罗特太太替威尔逊解释说，“我想你在商号的客房休息得还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尔逊说，“怎么，斯考比少校，没有想到在这儿会遇见你。”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没想到，”贝罗特说，“我告诉过你他要到这儿来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丝对他讲过一句关于威尔逊的话——人有些虚假，她这样评论过他。他向威尔逊望过去，看到由于贝罗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脸上泛起的一层红晕还没有褪净，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皱纹，说明他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么消息吗，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达了。”
“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
“来，咱们谈谈。”贝罗特说，“你们那个大地方有什么热闹事啊？”“大地方”这个词带着一股讥诮的味道——贝罗特一想到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人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而他待在这里却没有谁认为他了不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胡格诺教徒心目中的罗马城一样，贝罗特幻想了一幅淫乱、堕落、腐化的画面。“我们这些住在丛林里的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生活是非常平静的。”斯考比很替贝罗特太太难过，这些话她一定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记他向她求爱的那段日子，那时，他无论说什么，她没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紧紧靠着收音机坐着，音乐声音放得很低，她在倾听，也许假装在倾听一支古老的维也纳旋律。她的嘴巴紧闭着，竭力不去理会她丈夫嘴里整天絮叨的这些台词。“喂，斯考比，咱们那些首长在城里干什么呢？”
“噢，”斯考比心怀怜悯地望着贝罗特太太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人们都忙着打仗的事……”
“啊，不错，”贝罗特说，“市政厅的人都忙着翻阅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宁愿看见他们在这里种稻子，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威尔逊说，“就是鹦鹉案件了。你说是吗，先生？”
“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斯考比问。
“或者照塔利特的说法，尤塞夫的鹦鹉。”威尔逊说，“对不对，先生？还是我听错了？”
“我想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谁对谁错。”斯考比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大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想的只是法国人。”
“是这样的。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轮船到里斯本去。我们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我听到有谣言说，有的时候钻石藏在鹦鹉的嗉囊里偷运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带的一只鹦鹉扣下了。果不其然，在这只鹦鹉里藏着价值大约一百镑的工业钻石。轮船还没有起航，所以我们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来。看起来这个案件算是人赃俱获了。”
“可是没有吧？”
“叙利亚人从来也不会栽跟头。”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佣人一口咬定，这只鹦鹉不是他主人的——当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说不是他的。他们说，有一个小孩用另一只鹦鹉调换了塔利特原来的那一只，给他栽赃。”
“小孩干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医生说。
“当然了。麻烦的是，这个小孩不见了。当然，这有两种解释——也许是尤塞夫给了他钱，他躲起来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给了他钱，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头上。”
“要是在这里，”贝罗特说，“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关进监狱里。”
“在我们那里，”斯考比说，“我们得考虑法律。”
贝罗特太太扭动了一下收音机，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觉了，”医生说，“明天一天够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帐里，打开了日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每天晚上临睡以前，总要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一笔简单不过的流水账。如果有人同他争论一个日期，他就可以查对一下；如果他想知道某一年雨季是从哪天开始的，上上届市政建设厅主任是什么时候调往东非的，日记里都有据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只铁箱，铁箱里放着许多本日记，他要查的事肯定记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对事实外，他从来不翻看这些日记——特别是其中的一本，他用无法再简的字句写着：“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些日记保存起来。可以肯定，他留着这些日记不是为了给后人看。即便后代人对一个落后的殖民地的默默无闻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兴趣，他们从这些暗码似的记载中也不会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记日记的起因也许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他还在预备学校读书，因为整个暑假记日记没有间断，所以得了奖——一本《阿伦·奎特梅因》[50]。从此以后，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甚至记载的方式也没有什么改变。早餐香肠。天气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马术课。中午吃鸡肉和蜜糖卷饼。几乎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这种记载已经变成：露易丝起程。Y晚间来访。凌晨二时第一次台风。他的笔无力表现一件事的重要意义，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后肯再翻阅一次的话，可以发现在倒数第二项记载中哀怜已经把他的诚实打穿了一个大洞。他写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五月五日。来彭德接43号轮船（为了保密他用的是轮船的代号）生还旅客。同行者德鲁斯。犹豫了一会他又加上了一句：威尔逊亦在。他把日记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开始祈祷。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背了《天主经》和《圣母经》，然后他又做了忏悔，这时候他的眼皮已经睁不开了。这只不过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严重的罪，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样也罢，那样也罢，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奸，甚至从来不说谎话，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犯这些罪就是美德。有时他也思考这些问题，他这时总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违犯严重的军事纪律。“昨天我只为了一点点儿小事就没去参加弥撒。晚祈祷也漏掉了。”这也就同一个士兵承认自己没尽到职责——该去参加杂役却逃避了一样。“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经进入梦乡了。
二
第二天清晨，他们站在码头上。曙色未明，东方天际上挂着几条淡淡的云彩。村庄里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银辉里。凌晨两点刮过一阵台风，乌云像旋转着的柱子一样从海岸疾驰过来。暴雨初停，至今空气还寒意袭人。他们翻起外衣的领子站在那里，望着对面法属地河岸。贝罗特太太沿着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过来，她两眼睡意蒙眬，一边走一边揉着眼皮。从河对岸隐约传来一只山羊的咩咩叫声。“他们晚了吗？”贝罗特太太问。
“没晚，我们来早了。”斯考比的望远镜一直瞄准了河对岸，他说，“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那些可怜的人。”贝罗特太太说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打了个寒战。
“他们活过来了。”医生说。
“是的。”
“从我这个行业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种事故，神经还能复原吗？风吹雨打地在小船上过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过来，”医生说，“就可以说是复原了。人们逃不过的是失败，而这次应该看作是成功。”
“他们正从小房子里往外抬人，”斯考比说，“我想我一共数了六副担架。现在正在往岸边拖渡船呢。”
“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准备接九个卧担架的重病号和四个能行动的轻病号，”医生说，“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他们现在正往河岸抬。我看应该是七副担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够行动的。”
寒冷、朦胧的光线无力驱散晨霭，黎明时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还要宽阔。一只土著人乘坐的独木舟黑乎乎地从雾中显现出来，载着的可能是那些还能自己行动的遇险人员；转眼间，这只船已经迫近他们眼前了。在河的另一边，一艘汽艇的马达大概出了毛病，站在这边岸上可以听到一阵阵不规则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一只野兽在喘气。
第一个走到岸上来的人，一个能够独自行动的遇险者，是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他一只胳臂悬在吊带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白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块土布，一只没有吊绷带的手不断地揪扯、搔弄着脸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尔，轮机长。”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
“欢迎你回到家里来，洛德尔先生。”斯考比说，“你能不能先到上边房子里去？医生随后就来。”
“我不需要医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来。”
“我要向负责的官员做个汇报。”
“你带他上去好不好，贝罗特？”
“我是区专员，”贝罗特说，“你可以把经过情况向我汇报。”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轮机长说，“轮船已经沉了快两个月了。船长已经遇难了，担子都落在我的肩上。”当他们往山坡上带阳台的平房走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苏格兰腔调好像转动不息的发电机一样仍然喋喋不休地传到耳朵里来：“我要对船主负责。”
另外三个人也上了岸。河对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仍然在持续着：刺耳的穿凿声，金属的敲击声，马达仍然紧一阵、慢一阵噼噼啪啪地响着。两个刚刚上岸的人是这种事故的惯例的牺牲品：两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样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个姓弗尔勃斯，另一个姓纽瓦尔，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作两兄弟。这两个人都是地位卑微、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险他们也视若平常。一个人轧坏了脚，拄着一支拐杖；另一个用撕碎的衬衫布条裹着一只手。他们站在码头上，没有半点儿兴奋或惊奇的样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头等着酒馆开门似的。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走出独木舟的是一个穿着防蚊靴、头发灰白、身体壮实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鲁斯一边查对名单，一边问，“是不是罗尔特太太？”
“我不是罗尔特太太。我是玛尔坷特小姐。”
“您到上边的房子里去好吗？医生……”
“有比我严重得多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
贝罗特太太说：“也许你愿意去躺一会儿。”
“我最不愿意躺着，”玛尔坷特小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她每说一句话就紧闭一下嘴巴，“我不饿。我神经不紧张。我要继续往前走。”
“到哪儿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厅去。”
“我恐怕你还要有不少耽搁。”
“我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两个月了。我再也耽搁不起了。工作等着我呢。”突然间，她仰起头来，像只小狗似的号叫起来。
医生轻轻地挽着她的一只胳臂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让你马上到那边去的。来，到房子里去打个电话吧。”
“当然了，”玛尔坷特小姐说，“什么事在电话上都能解决。”
医生对斯考比说：“叫那两个人跟我们一起上去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问他们什么事，你可以尽管问。”
德鲁斯说：“我带他们走。你留在这里，斯考比。汽艇也许会过来。我不会讲法语。”
斯考比坐在码头的栏杆上，向河对岸望去。晨雾已经散开，对岸显得更近了一些，他现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对岸的景物了——白颜色的栈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铜制物件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还看到土著部队戴的红颜色的土耳其式军帽。他想：在与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担架抬过来的也可能是露易丝——也许我不是在等待着。有人在他身边栏杆上坐下来，但是斯考比并没有转过头来。
“你在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赤裸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
三
这一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连贝罗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了。德鲁斯说：“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贝罗特太太说：“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搞到了吗？”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个轮机长是个好样儿的，他都在脑子里准备好了，我的一支笔简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马上就晕倒了。支持着他的就是这个——‘咱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还走得动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这儿。”
威尔逊说：“他们在海上没有护航的吗？”
“他们出发的时候是编成一支船队的，可是这艘轮船发动机出了故障——你们知道现在的航行规则，谁也不等瘸鸭子。他们落在大队舰艇后面，落后了十二小时的航程。正在他们拼命想赶上的时候，船被水雷击沉了。潜艇指挥官把潜艇浮上水面，给他们指示了方向。他说如果不是海上巡逻艇队叫他归队，他会牵引这只救生船一段路的。你们看，这种事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可“这种事”马上浮现在斯考比的脑子里——张着小嘴的孩子、捏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说：“我想医生要是抽得开身，会到咱们这儿来一趟的。”
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室外阳台上去，把身后的纱门仔细关好。一只蚊子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边飞来，蚊子没有一分钟停止轰鸣，只是在向皮肤飞落的时候，才发出像俯冲轰炸机般的低沉音响。临时病房里亮着灯，那里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压在斯考比的肩头上。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平原城市”里，一个人也可能改变了上帝的旨意[53]。
医生从台阶走上了阳台。“你好，斯考比，”他语调低沉，拱缩着肩膀，“到外边来透透气？夜间这个地方对人的身体可不好。”
“那些人怎么样了？”斯考比问。
“我想，救不过来的只有两个。也许只有一个。”
“那个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医生的口气显得很突然。
“她清醒过来了吗？”
“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有的时候要找爸爸，也许她还以为是在小艇上。他们在船上始终瞒着她——骗她说她的父母在另外一只小船上。当然了，他们已经通过信号联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会不会把你当成她的爸爸？”
“不会，我有胡子。”
斯考比又问：“小学教员怎么样了？”
“玛尔坷特小姐？她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剂，让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赶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们警车里有没有她的地方？她最好离开这里。”
“只装得下我和德鲁斯，还有我们的佣人和行李。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派车来。几个走得动路的人都好吗？”
“都还可以。”
“那个男孩儿和那个老太太呢？”
“那两个人都能恢复过来。”
“那个男孩儿是什么人？”
“他原来在英国上预备学校。父母在南非，认为他到南非去会安全一些。”
斯考比带着些踌躇问道：“那个年轻女人呢？拿着集邮簿的那个？”他自己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萦绕在他的脑子里的是那本集邮簿，而不是她的脸，还有松松地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装扮成的一个成年人。
“我不敢说，”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这一夜的话——也许——”
“你太累了，是不是？进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这儿让蚊子叮死。”医生打开了阳台的门，一只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脚步有些迟疑地顺着医生的来路走去，走下阳台的阶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松动的小石块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动。他想到了佩倍尔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经收在抽屉里，死者也已置于脑后；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副生锈的手铐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他还生着眼睛，他想，也还有耳朵。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他不禁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说话的人是这里的牧师的妻子，她像护士一样穿着白衣服，灰白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风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来看一看吗？”她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他说。他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他无法向鲍尔斯太太描述他坐卧不宁的心情，他脑海里的驱之不去的画面，以及他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悲悯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可怕的感觉。
“进来吧。”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间屋子，那些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间。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睡得很香甜，好像刚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似的。第二间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复原的用担架运来的病人。第三间屋子很小，只放着两张床，由一个帘子分隔开，一边是那个嘴唇干裂的六岁的女孩儿，一边是仰面昏睡的年轻女人，她手里还摊着那本集邮簿。一个浅碟子里燃着一盏油灯，在两张床中间投下昏暗的阴影。“假如你想帮忙的话，”鲍尔斯太太说，“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上药房去一趟。”
“药房？”
“原来厨子住的屋子。得尽量把地方利用起来呀。”斯考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感到一阵发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说：“我替你去不成吗？”
鲍尔斯太太说：“别不通情理了。你会配药吗？我就去几分钟。如果看着这个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给斯考比时间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个借口来，但是鲍尔斯太太话一出口，人已经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当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时，他仿佛看到她头上擎着一块领圣体时的白纱，但这只不过是映在枕头上的灯光和他的头脑耍的把戏。他用手把头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时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过了这个场面，心里就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现在才知道，归根结底，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脱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三次的。他对着手掌不出声地祈祷着：“噢，上帝，在鲍尔斯太太回来以前，千万别让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可以听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正扛着一件重物极其吃力地爬一个漫长的山坡。想到他自己无法替她背负这一重担，他的心简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复一年，做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连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不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接近死亡吗？他又开始祷告：“主啊，照看着她吧。给她宁静吧。”呼吸停了一会儿，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复过来。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工作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他祈祷说，“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听到一声微弱、沙哑的呼喊：“爸爸。”他抬起头，看到一双充满血丝的蓝色眼睛正盯着他。他毛骨悚然地想：这就是我自认为已经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声叫鲍尔斯太太，只是他已经叫不出声来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着，想喘过一口气来再喊一声那个具有千钧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边说：“唉，我来了，亲爱的。别说话。我就在这儿。”小油灯把他紧握的拳头的影子投到被单上，映入她的眼帘里。她似乎想笑，脸又一次扭曲起来。斯考比把手拿开。“睡吧，亲爱的，”他说，“你困了，睡觉吧。”他仔细埋葬起来的一个记忆回到脑子里。他把手帕拿出来，折了只小兔子，让小兔脑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头上。“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觉吧。它趴在你旁边，等着你睡觉。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鲍尔斯太太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这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
四
早晨他告诉医生说，他要留在这儿，等着运送病人的汽车来了再走；玛尔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车一同离开。最好让玛尔坷特小姐离开这里，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经又紧张起来，而且谁也说不准，其余的病号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们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这口棺材本来是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这种气候里这种事是不能耽搁的。斯考比没有参加鲍尔斯牧师主持的葬礼，但是贝罗特夫妇都去了，此外还有威尔逊和几个法庭递送传票的，医生则留在招待所里忙着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里匆忙地转了一周，同负责农业的官员谈了谈灌溉的问题。他有意躲开正在举行的葬礼。过了一会儿，把有关灌溉的各种事都谈完了以后，他又走到商店里，坐在堆放着各类罐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果酱罐头、菜汤罐头、黄油罐头、饼干罐头、牛奶罐头、马铃薯罐头、巧克力罐头……他在等着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并没有来：也许葬礼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区专员的住房里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码头上，看着沿河向海驶去的帆船。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把脑子里的思想大声地讲了出来，仿佛在对一个坐在身边的人讲话：“为什么你那时候没有让她淹死？”一个法院传票递送员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离开这里，向小山上走去。
鲍尔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她像是服用什么药物似的非常认真地往肚子里吸气。她站在那里，嘴一张一闭，吸进一口又呼出一口。鲍尔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着紧张的姿势，马上又吸了一口气，“你没有去参加葬礼，少校？”
“没有。”
“鲍尔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时参加一场葬礼，除非在我们度假的时候。”
“还会有别的葬礼吗？”
“也许还要有一个，我想。其余的人慢慢都会好起来。”
“哪个快要死了？”
“那个老太太。昨天夜里病情又恶化了。本来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仿佛心安了一些，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冷酷无情了。他说：“那个男孩子没有问题吗？”
“没有。”
“罗尔特太太呢？”
“她还没有脱离危险，但是我想她会好起来的。她已经恢复知觉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吗？”
“知道。”鲍尔斯太太开始摆动手臂，齐肩举到头顶，再落下来。接着她又做了六次踮脚尖。
斯考比说：“我希望我能做点儿什么，帮帮忙。”
“你会朗读吗？”鲍尔斯太太一边踮起脚尖，一边问。
“我想我还可以。”
“你可以给那个男孩子读点儿什么。他感到厌烦无聊，这对他很不好。”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本书？”
“布道室里有的是。有好几书架。”
随便做些什么总比无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布道室，发现果真如鲍尔斯太太所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书。斯考比不怎么读书，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这些书完全不适合读给一个生病的孩子听。霉迹斑斑的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品，书脊上印的书名都是些《布道二十年》《遗失与寻获》《狭路》《传道士的警告》。过去某个时候，显然有人发起过为布道团图书馆募集图书的活动，这里的几书架宗教读物就是从国内搜刮的结果：《约翰·奥可森亥姆诗集》[54]《人类的渔夫》。斯考比从架上随便取下一本，转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鲍尔斯太太正在药房里调药。
“找到什么了吗？”
“找到了。”
“这些书都没有问题，”鲍尔斯太太说，“从国内寄出来以前委员会都审查过。有的时候人们寄来一些非常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教孩子识字可不是叫他们以后读一读小说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让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么。”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这本书的名字：《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带着怀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可以给他读一刻钟——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经搬进了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小女孩在里面死去的那间，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鲍尔斯太太称之为健康恢复室的屋子，这样，中间的一间就给了男孩子和罗尔特太太两个人。罗尔特太太面对墙躺着，闭着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终于把她一直紧握在手里的集邮簿拿开了，现在这本集邮簿放在床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男孩子看着斯考比走进来，一双眼睛因为发烧显得特别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尔。”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说：“鲍尔斯太太叫我来给你读一点儿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军人吗？”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给我读的是杀人的故事吗？”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书打开，翻到的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长袍的主教坐在铁皮屋顶的小教堂外边的一张硬椅上，周围是一群班图人，个个对着照相机咧着嘴笑。
“我喜欢听杀人的故事。你办过杀人的案子吗？”
“没有办过你说的那种需要侦查线索、追捕凶手的真正的谋杀案。”
“那么你的杀人案是什么样的？”
“打起架来的时候也会扎死人的。”为了不扰乱罗尔特太太，他的话音很低。罗尔特太太躺在那里，一只拳头攥紧放在被单上面，她的拳头比网球大不了多少。
“你带来的书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读过。我在小船上读了一本《金银岛》[55]。海盗的故事也不错。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说：“《班图人中的一个主教》。”
“什么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气。“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刚才说一个主教。”
“对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不带劲儿。”
“确实。但这个主人公本人就不带劲儿。”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从孩子身上挪开的时候，他发现罗尔特太太并没有睡着，她正两眼盯着墙壁，听着这边的谈话。斯考比信口开河地说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图人。”
“班图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一些特别凶狠的海盗，出没于西印度群岛，凡是从大西洋那一带过往的船只，他们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这些人吗？”
“是的。这本书也有点儿像侦探小说，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情报人员。他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干活，这样班图人就可以把他俘虏过去了。你知道，他们总给普通水手一个加入他们海盗船的机会。如果是个高级船员，他们就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叫他走跷板。这个人混到海盗里头，把他们的暗号、巢穴和打劫的计划都打听清楚了，当然了，他是准备时机一到就把他们出卖。”
“这个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说。
“就是。后来他爱上了班图人头头的女儿，这时候他就变得不带劲儿了。可是这是故事快完的事儿了，咱们讲不到这个地方。在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杀人的故事。”
“听起来还有意思。开始吧。”
“好，你知道，鲍尔斯太太告诉我，我今天只能在这儿待一会儿，所以我只把这本书的大概意思跟你说一说，咱们可以明天再开始。”
“也许你明天不在这儿了。也许又发生了谋杀案什么的。”
“但是这本书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给鲍尔斯太太。这是她的书。当然了，她读的时候也许同我读的不太一样。”
“你就开始吧。”男孩子哀求说。
“是的，开始吧。”对面床上一个低低的声音说，声音是那么低，如果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到她正望着自己，也许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幻觉而根本不去理会。她的两只眼睛在瘦成一条的脸上出奇的大，像是一个孩子的一样。
斯考比说：“我一点儿也不会朗读。”
“快点儿吧，”男孩子不耐烦地说，“谁都会朗读。”
斯考比发现自己的眼睛正盯视着一个段落开始的地方，那上面写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这个大陆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后将在这里辛劳地度过。斯考比缓缓地说：“从他们离开百慕大群岛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细长的黑船就在他们后面尾追不舍。船长显然非常不安，因为他每隔一会儿就用望远镜把这只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仍然跟在他们后面；破晓后，他们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会不会我就要见到我寻找的对象了？是班图人的头子‘黑胡子’呢，还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头目呢……”他翻了一页，思路暂时被一张照片打断了：主教穿着白衣服，系着神职人员衣领，戴着遮阳帽，正站在三柱门前，用球板挡住一个班图人投过来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疯子达维斯，人们这样叫他也许是因为他发起火来像个疯子，会把全船的水手都从跷板上轰到海里去。事情很明显，布勒船长害怕发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看来很可能把这艘怪船甩在屁股后头了，可是忽然间轰隆一声，海面上传来一声炮响，一颗炮弹落在他们船前面二十码远的海面上。布勒船长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从船桥上喊下来。‘老天爷，海盗旗！’在全体船员里面，布勒船长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鲍尔斯太太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好了，就念到这里吧。今天已经够多的了。他给你念什么了，吉米？”
“《班图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欢这本书。”
“棒极了。”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鲍尔斯太太称赞说。
“谢谢你。”另外一张床上一个声音说。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愿地转过头，看了一眼那张年轻的遭受生活蹂瞒的面孔。“你明天还接着念吗？”
“别麻烦斯考比少校了，海伦。”鲍尔斯太太责备她说，“他得回海港去。没有他，那里的人就要彼此谋杀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从前认识一个警察——在我们家乡……”话没说完，她已经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脸。那像是占卦人的纸牌，这张脸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她的经历——航程、失去亲人、疾病。再摆一次牌也许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来。他把集邮簿拿起来，翻到扉页上，那上面写着两行字：“给海伦，你亲爱的父亲，于海伦十四岁生辰。”再翻开的一页是巴拉圭的邮票，各种长尾巴小鹦鹉的装饰画——那种儿童喜欢收集的带画的邮票。“我们得给她找几张新的。”他悲哀地说。
五
威尔逊正在外面等着他。威尔逊说：“葬礼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说。
“罗尔特太太怎么样了？”
“他们认为她可能度过危险期了，那个小男孩也是这样。”
“噢，是的，那个小男孩。”威尔逊把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踢了一下，说，“我要你给我出个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该怎么办好。”
“是吗？”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检查一下我们商店的账目。我发现我们的经理在购买军用物资，有不少罐头食品都不是从我们出口商那里买的。”
“解决的办法不是很简单吗？把他撤职算了。”
“如果从一个小偷能引出一个大盗窃犯，只把小偷撤职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当然了，这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谈谈的缘故。”威尔逊没有再说下去，脸上泛起的红晕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隐秘。他说：“你知道，他的货物是从一个给尤塞夫管事的人那里买来的。”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并不等于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认一个乡村小商店老板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无辜的。说起来也许不会叫人相信，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个证明。你不是也刚刚才知道你的商店经理干的这些事吗？”
“如果证据确凿，”威尔逊说，“警察局会不会检举？”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里。“你说什么？”
威尔逊的脸又红起来，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他说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使斯考比大吃一惊。他说：“有谣言说，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应该懂得谣言值多少钱。”
“可是谣言已经传遍了。”
“塔利特制造的——也许是尤塞夫自己制造的。”
“别误解我，”威尔逊说，“你对我很不错——斯考比太太也是这样的。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人们私下里在议论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十五年了，威尔逊。”
“是的，我知道，”威尔逊说，“我也许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们对塔利特的那只鹦鹉有不少看法，他们说，有人给塔利特栽赃，因为尤塞夫想把他从这个地方赶走。”
“不错，我听到过有人这样说。”
“他们说，你同尤塞夫过从甚密。当然，这是胡说，但是……”
“这一点儿也不假。我同卫生督察来往也挺多，但是我还是照样可以检举他……”斯考比忽然把话头打住，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不想在你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威尔逊。"
威尔逊又重复了一句：“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一下的。”
“你做这个工作太年轻了，威尔逊。”
“这个工作？”
“别管是什么工作了。”
威尔逊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惊，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噢，你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你老实得过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羞愧和蔑视自己，好像连裸露在外面的膝盖都泛上一层红晕。
“你应该戴顶帽子，威尔逊。”斯考比说。
他们俩面对面地站在区专员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间的一段石路上；阳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识到他们两个人的侧影如何轮廓鲜明地映到任何一个旁观者的眼睛里。“你把露易丝弄走，”威尔逊说，“是因为你怕我。”
斯考比轻轻笑了一下。“太阳，威尔逊，都是太阳的缘故。明天早上这些事咱们就都忘记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没有脑子……你不知道一个像露易丝这样的女人在想什么。”
“我想我不会知道。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威尔逊。”
威尔逊说：“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们殖民地这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并不是在故意激怒这个年轻人，他只是非常希望这个场面赶快过去，谁也别动感情，这样第二天清早再见面，两个人就不会难为情了。这里的阳光太毒了，他对自己说。这种事十五年来他不知遇见过多少次了。
威尔逊说：“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们两个人都配不上。”
“你从哪里弄到的钱让她走的？这是我想知道的事。你挣不了那么多钱，我知道。谁挣多少钱，殖民厅名册上都有记载。”如果这个年轻人不是那么蛮不讲理，也许斯考比不会被激怒，最后两个人倒能够成为朋友。因为斯考比一直心平气和，反而把火焰拨得更旺了。斯考比说：“咱们明天再谈吧。到屋子里边去喝杯酒。”他想绕着威尔逊走过去，可是威尔逊却把他挡住；威尔逊面红耳赤，眼睛里含着两汪眼泪，仿佛是，他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继续往前走了——他绝对不能退回去了。他说：“不要认为你的一举一动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居然说出这样毫不留情的话。
“你要小心着点儿，”威尔逊说，“还有罗尔特太太……”
“罗尔特太太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不要认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藏起来，偷偷摸摸地老往医院跑……我们都去参加葬礼，你溜到这里来……”
“你真是犯神经了，威尔逊。”斯考比说。
威尔逊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折叠起来。他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都是太阳，”斯考比说，“这里的阳光太厉害了。去躺一会儿吧。”他把帽子摘下来，给威尔逊戴上。威尔逊满怀着仇恨从指缝里望着他——望着这个看到自己掉眼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