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莱奥尼正皱着眉头严肃地盯着勃艮第酒瓶[210]，她嘴里有股浓烈的苹果味，空气中也有浓郁的苹果香气，黄蜂在她周围飞舞，就好像有一层雪花一样的羽绒飘落到了她的脚边，苹果酒顺着她插在瓶颈里的一根玻璃管流进瓶子里。她皱着眉头是因为这个工作是件既严肃又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需要人全心投入，因为黄蜂让她烦心，还因为她正在抵抗自己心中的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告诉她，有东西让马克感到难受，催她赶紧去看看他。
这让她很烦心，因为按照规律来说——这条规律已经强大到有点像种法则了——只有在夜晚她才会感应到有什么东西使马克感到难受。只有在夜晚。在白天，她在内心深处[211]感到马克之所以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只是因为他想是这样而已。他的目光是如此有神和威严，以至于你不会想不到有别的可能——那种黑色、液体般的、直愣愣的目光！——但是在晚饭后不久，她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马克遇到灾难的可怕预兆就会袭上她的心头：他就躺在那里快要死了；他被乡间的鬼怪精灵围攻了；甚至还有强盗扑到了他身上，虽然这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整个乡间的人都知道，马克瘫痪了，没办法没能力把财富藏进他的床垫里。不过，心怀恶意的陌生人可能会看到他，进而猜测他把他的金壳问表[212]塞到了枕头下面。所以，她一晚上会起来一百次，然后，走到低矮的菱形窗框的窗口前，探头出去细听着。但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叶间穿过的风声、头顶有水鸟的鸣叫。小屋里会有昏暗的光，从苹果树的树枝之间看过去一动也不动。
然而，现在，青天白日的，快要到喝下午茶的时候了，那个小女仆坐在她旁边的小凳上拔着在滚水里烫过的母鸡的毛。那些鸡明天要去市场上卖掉，还有一盒一盒的鸡蛋堆在架子上，每个鸡蛋都用铁丝捆到了盒子底，就等她有空的时候去盖上日期章——在这个夏日的安静明亮光线下，在敞开的盆栽棚[213]里，她突然有种感应：什么东西正使马克感到难受。她讨厌这样，但她不是能够抵挡这种冲动的女人。
不过，看起来这种冲动是没理由根据的。从这房子的一角，她正朝那里走去的房子的一角看出去，她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马克孤单身影的一大部分。冈宁，有一个英国爵爷正在和他说话，拉着一匹没人骑的闲马的笼头，看着树篱那头的马克。他看起来很平静。一个年轻人正在树篱内侧走着，夹在树篱和覆盆子树丛之间。那不关她的事，冈宁没有为此发出抗议吵吵嚷嚷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的头和肩膀——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小伙子——在与第一个人几乎齐平的高度，顺着树篱外侧移动着。那同样不关她的事。也许他们是在看鸟窝。她听说那里有种什么鸟的窝，就在密密的树篱里。英国人在乡间干的——和在城里干的一样——蠢事数也数不清，他们会把时间浪费在任何事情上。那种鸟叫瓶子……瓶子什么来着[214]，而且克里斯托弗、瓦伦汀、牧师、医生，还有住在山下的那个艺术家，都为它着迷到发狂。在离树篱二十码远的地方他们就要踮起脚走路了。他们允许冈宁去修剪树篱，但是那些鸟明显认识冈宁……对玛丽·莱奥尼来说，所有的鸟都是“家雀儿”。在伦敦，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就好像所有的花都是“桂竹香[215]”——也就是跟你们会叫作壁花的东西一样。难怪这个国家要完了，它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保护家雀儿的窝上，还给数不清的壁花起名字！这个国家本身还好——像是卡昂的郊区。但是这里的人！……难怪从法莱斯来的威廉，那么轻松地就在诺曼底征服了他们[216]。
现在，她浪费了五分钟，因为必须要把玻璃管从木桶的气孔里拔出来，那些玻璃管，用橡胶管连在一起，组成了她的从桶到瓶的虹吸设备。当她把它拔出来的时候有空气跑进去了，她只能再把它插进去，然后再含着玻璃管吸，直到第一股苹果酒进到她嘴里为止。她不喜欢这么做，这样会浪费苹果酒，而且在吃过午饭的下午她也讨厌这种味道。那个小女仆也会说：“啊，夫人，我真的觉得这样怪怪的！”……什么都拦不住那个孩子这么说，虽然她在其他时候都是聪明又听话[217]。就连冈宁看到这些管子都会挠头。
这些野蛮人就不明白要是想做会起沫的苹果酒[218]——会起沫的——你就一定要尽可能少把渣滓混进去吗？而在木桶的底部，就算它们很久都没有动过了，那里一定会有沉渣的——尤其是在你用靠近底部的龙头放酒从而使里面的液体流动起来的时候。所以在把起泡酒[219]装瓶的时候，你要用虹吸管把酒从大木桶的顶上吸出来，桶里剩下的用来喝，再把沉渣渣滓最多的部分用加了很多箍的薄木板桶子装起来，冬天冻上……在因为税收而买不到蒸馏釜的地方用来做苹果白兰地[220]，在因为税收原因不能用蒸馏釜的地方……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你不能用有蒸馏釜来蒸馏苹果白兰地、梅子白兰地，或者其他的甜白兰地[221]——因为要收税！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啊！[222]
他们既缺勤劳精神，又缺节俭精神——而且，最重要的是，没精神！看看那个可怜的瓦伦汀，躲在她楼上的房间里，因为她怀疑外面到处都有从那个英国爵爷家里来的人。那个可怜的瓦伦汀，在她的当家的离家去买更多破烂的时候，有责任帮助她把苹果酒装瓶，也应该准备好把那些破家具卖给来访的人……结果，她为之心烦意乱的就是有几张版画找不到了。那些版画描绘的是——玛丽·莱奥尼非常清楚，因为她已经听到这件事情被提起好几次了——早些时候在伦敦游走叫卖的小贩。现在只能找到八幅，剩下的四幅去哪里了？他们的顾客，一位有爵位的英国夫人，急着想要买下这套版画。要用作一场很快就要开始的婚礼的贺礼！两天前，我的小叔子先生在一场廉价甩卖会上找到了能凑齐这一套版画的另外四幅。他非常得意地描述了他是怎么在草坪上发现它们的。大家自然以为他把它们带回了家，但是，在木匠克兰普的仓库里找不到它们，也没有发现它们被忘记在马车里，它们也不在任何柜子和橱子里。有什么可以证明我的小叔子[223]把它们从甩卖会上带回了家呢？他又不在这里，他已经走了一天半了。很自然，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肯定会离开一天半。他又去哪里呢，把他的年轻妻子扔在这种紧张状态里？走了一天半！他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天半……那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这种感觉弥漫在空气里，侵蚀到了她骨子里……就好像在那个可怕的休战日一样，那个时候，这片悲惨的土地背叛了美丽的法国[224]！那天，那位先生也找她借了四十英镑……上天在上，他为什么不再借四十——要不八十——或者一百英镑？那样他就不会这么心不在焉，也不会让马克和他不幸的姑娘那么心烦意乱了。
她不是没有同情心。那个姑娘瓦伦汀，她有文化，她能聊聊菲利门和巴乌希斯[225]。她也拿到了她的高中文凭[226]，她也是人们会说的那种出身好的家庭的女孩[227]，但是没有风格品味……没有……没有……好吧，她既没有显示出配得上才女[228]名号的学问——虽然她的学问是不少！——也没有足够的品味来成为一个放荡的女人——一个会和她的情人纵情声色的荡妇[229]。小叔子先生也不是什么会找乐子的人。但是男人总是说不清的……一条裙子的裁剪方式，盘头发的花样一绕……虽然现在没有那么长的头发可以盘绕了。但是现在有同样有效的方法。
事实就是男人是永远说不准的。看看埃莉诺·杜邦，她和索邦大学的杜尚同居了十年，埃莉诺从来都不会特别在意自己的服饰，因为她的男人戴着蓝色的眼镜，还是个学者[230]……但是，结果如何？跳出来一个小娘皮，头上戴的帽子有车轱辘那么大，上面全是绿色的玩意，帽子边一直盖到耳朵上——那个时候流行的就是这样。
这件事给她上了一课，玛丽·莱奥尼，她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她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就算她最后是和一位蝙蝠一样瞎的八十岁老先生有了一段严肃的关系[231]，她也要去研究当下的时尚，就连最时髦的香水是哪一款都不会放过。或许那些先生自己不会知道，但是他们会在交际花[232]和时髦的妓女之间出没，而且不论她在家的时候是多像一只壁炉前的棕色小鸟一样朴实，她的裙子的线条、她的发型、她身上的味道，都必须要和时尚同步。马克肯定想不到。她猜他从来没有在她的公寓里看到一本朝他摊开的时尚杂志，或者想到她会在他不在的星期天去海德公园的林荫道[233]散步。但是她像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在研究这些事情，甚至更用心。因为紧追时尚的同时又要显得你是个正经的小资产阶级非常不容易。但是她做到了。看看结果如何。
但是那个可怜的瓦伦汀，她的男人倒是对她很深情。他也理当如此，想想看，他害她落到了什么境况里。但是风暴的高潮[234]总是会来的，总有一天，你必须要驶过合恩角[235]。那一天就是当你的男人看着你，说：“嗯，嗯。”然后开始考虑，思考费这么大力气和你在一起是不是值得的时候！然后，有些聪明的人说这一刻会在第七年的时候来临，另一些聪明的人说是第二年，还有一些说是第十一年……但是，事实上，你把它放到任何一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放到第一百年……而那个可怜的瓦伦汀，总共才两条裙子，其中的一条还沾了四个油点子。而且穿起来都不成样子了，尽管，不用说，那些面料曾经是很好的。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个国家的人织出了令人羡慕的粗花呢，肯定比鲁贝[236]出的要好。但是，难道这就足够拯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要依靠男人生活的女人，这个男人还害她陷进了糟糕的境况？
她背后有个声音传来，“你这鸡蛋可真不少！”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带着一种憋着气的紧张。玛丽·莱奥尼继续握住她的玻璃管的流嘴，把它伸进一个勃艮第酒瓶里。她已经在这个瓶子里加了一小纸包筛过的糖和非常少量的她从鲁昂一个药剂师那里买来的一种粉末。她知道，这个东西会让苹果酒的颜色变成一种深沉的棕色。她不明白为什么苹果酒一定是棕色的，但是如果它是淡金色的话，人们会觉得它不那么滋养人。她继续想着瓦伦汀，她现在肯定藏在窗前，紧张得浑身发抖，铁铅色的窗户正好开在她们头顶上。她肯定会放下她的拉丁文的书躲在窗口偷听的。
玛丽·莱奥尼身边的小姑娘已经从三条腿的凳子上站了起来，拎着一只胸口的毛几乎被拔光了的白色死鸡的脖子。她粗声粗气地说：“摆出来的都是夫人最好的红皮鸡蛋。”她有一头金发，红扑扑的脸庞，暗金色的头发上顶着一顶相当大的无檐帽，她瘦瘦的身上穿一件蓝格子棉布裙。她又继续说：“零买的话，一个鸡蛋半个克朗，要是整买，一打二十四先令。”
玛丽·莱奥尼有点得意地听着这个沙哑的声音。这个他们刚刚雇了两周的女孩看起来头脑很令人满意，买鸡蛋不归她管，而应该是冈宁的事。尽管如此，她还是清楚其中的细节。她没有转过身去，和想买鸡蛋的人说话不是她该做的事，而且她对顾客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要想的事情太多了。那个声音说道：“半个克朗买一个鸡蛋可不便宜。这换成美元该是多少？这肯定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生产者抬高食物价格的暴政。”
“没有什么东西是用达勒[237]算的，”那个女孩说，“半个达勒是两个鲍勃。半个克朗是两先令零六便士。”
她们的对话继续着，但是渐渐在玛丽·莱奥尼的脑海里淡去了。那个孩子在和那个声音争吵着一个达勒究竟是多少钱——至少听上去是这样，因为玛丽·莱奥尼对争吵双方的口音都不熟悉。那个孩子是个好战的孩子，她用铜管风琴一样的声音指使着冈宁和细木匠克兰普。或许用锡管形容她的声音更合适，就像锡质的六孔小竖笛一样。在她没有干脏活的时候，她贪婪地读着书——她能找到的任何关于血统的书。她对上等人家出身的人尊重得夸张，但是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人一点敬意都没有。
玛丽·莱奥尼觉得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大桶里会出现沉渣渣滓的深度了。她往一个透明玻璃杯里放了点苹果酒，用拇指堵住玻璃管。她觉得苹果酒还很清澈，应该够再装十来瓶。随后她会让冈宁把下一个大桶的气孔塞子拔掉。她要处理四个六十加仑的大桶，已经处理完两个了。她开始感觉到累了，就算她能不畏疲劳地坚持下去，她也不是感觉不到疲倦的。她希望瓦伦汀能来帮帮她。但是那个姑娘不够坚强，而她，玛丽·莱奥尼，也承认，为了未来考虑，她最好还是休息，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并且避开会让人精神紧张的事情。
她给她盖了她们的四柱床上的鸭绒被，因为他们一定要把所有的窗户打开，但是女人首要的就是避开气流……瓦伦汀笑了笑说，她曾经的梦想是在蓝色的地中海边读埃斯库罗斯[238]。她们互相亲吻了一下。
她旁边的女仆在说，她一次又一次地听她父亲说过——他是个养了很多母鸡的商贩——要卖一打鸡蛋的时候，他会说“就算两个半达勒吧！”在这个国家没有一达勒，但是他们的确有半达勒。当然，海盗基德船长什么都有：他有达勒，有西班牙银币，还有葡萄牙金币！
一只黄蜂让玛丽·莱奥尼觉得很心烦，它差点就跑到她鼻子上嗡嗡作响，飞去，又飞来，绕了大大的一圈。在她刚刚灌好的瓶子里总是会有几只黄蜂在挣扎；其他的则绕着放大木桶的木台上散布的苹果酒渍转圈。它们把尾巴插进去，然后兴高采烈地膨胀起来。然而就在两天前她、瓦伦汀才和冈宁一起打着灯笼走遍了果园，拿着一把泥刀和普鲁士酸[239]，把沿着小径的和在山坡上的虫穴都堵上了。她很喜欢那种经历；黑暗，灯笼里透出来的一圈光落在杂乱的草上；那种她从屋里出来了，离马克很近的感觉，然而冈宁和他的灯笼又让那些造访的灵魂不敢靠近。深夜里，她在想去探望她男人的冲动和遇到的鬼魂的可能性之间饱受折磨。这样合理吗？……女人为了她们的男人必须要受苦！即使她们忠贞不贰。
那个不幸的瓦伦汀什么苦没受过？……
就算是在所谓的她的新婚之夜[240]那天……那个时候，一切看起来都莫名其妙。玛丽·莱奥尼什么细节都不知道。像幻觉一样，兴许还有点悲剧，因为马克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她真的相信他发疯了。深夜两点，在马克的床边。他们——那两兄弟——相当粗暴激烈地对着话，而同时，那个女孩就在那发抖。但是下定了决心。那个时候，那个女孩绝对下定了决心。她不会回她妈妈家去。深夜两点……如果你深夜两点还不愿意回到你妈妈身边去，那你的确算是孤注一掷了。
在水从木槽中流过的棚子里，在飞舞的黄蜂中间，还有那个看不见的女人的说话声之下，那天晚上的细节慢慢地重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把瓶子放在水槽里，是因为在瓶子里的发酵过程开始之前把苹果酒冰一冰更好。那些瓶颈闪闪发光的绿玻璃瓶子组成了一幅令人舒心的画面。她身后那位女士说起了俄克拉荷马……她在皮卡迪利电影院的电影里看到的大鼻子牛仔就是来自俄克拉荷马。那个地方肯定是在美国的某一处。过去她习惯周五去皮卡迪利电影院。如果你是思想正经的[241]，周五就不会去剧院，但是，你可以认为电影院和剧院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便餐[242]和有肉的正餐之间的关系一样。很明显，在她身后说话的那位女士是从俄克拉荷马来的。她原来也是在一个农场上吃过草原榛鸡的[243]。不过，现在她非常有钱了。至少，她是这么告诉那个小女仆的。她丈夫轻易就能把菲特尔沃思爵爷一半的产业买下来，不用在乎到底花了多少钱。她说要是人们能够效仿……
在休战日的夜里，他们跑来咚咚咚地敲她的门。因为听惯了那天街上的各种嘈杂声音，她没有被门铃叫醒……她一下跳到了房间中央，然后飞奔着去拯救马克——免遭空袭的伤害。她已经忘了那天休战……但是敲门声继续响个不停。
门外站的是小叔子先生，还有那个女孩，穿着件深蓝色女童子军一样的制服。两个人都一脸惨白，累得要死的样子。就好像他们互相倚靠着……她本来想的是请他们离开，但是马克已经从他的卧室里出来了。穿着他的睡衣，光着腿。腿还是毛茸茸的！他神情粗鲁地让他们进来，然后又回到了床上……那是他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双腿站起来！现在，在床上躺了这么久之后，他的腿不再是毛茸茸的了，而是光洁的，就像细细的上过釉的骨头！
她想起他最后的手势。他肯定打了个手势，就像一个发了狂的人一样……而事实上，他的确发狂了，冲着克里斯托弗，而且淌着汗。在他们互相嚷嚷的时候她就给他擦过两次脸。
想要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说的是种粗鄙的方言[244]。很自然地，他们回到了他们童年使用的语言——当他们激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不容易激动的人！听起来像布列塔尼人[245]的方言。刺耳！
而她自己则一直在为那个女孩担心。她很自然地为那个女孩感到担心，她也是女人。一开始她以为那个女孩是个站街的小娘皮！但即使是对一个站街的小娘皮……然后她注意到她脸上没有抹胭脂，也没戴假珍珠项链。
当然，在她听明白了马克在逼他们收下他的钱的时候，她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在两个方面都不一样了。她不可能是站街的小娘皮。然后，想到要把钱送人的时候她就心头一紧，他们可能会破产的。翻检她尸体的可能是这些人，而不是她在巴黎的侄子们。但是小叔子把双手推开了提钱的事情。如果她——瓦伦汀——想要和他一起走，她就必须要同担他的命运……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啊！
那个时候看起来根本没法明白他们在做什么……看起来马克是在坚持那个女孩应该和她的爱人留在这里；而她的爱人，恰恰相反，坚持要她回她妈妈家去。那个女孩又一直在说无论如何她都不会离开克里斯托弗的，不能丢下他。要是把他丢下，他会死的。事实上，小叔子看起来的确病得够厉害的。他比马克喘得还厉害。
她最终把那个女孩领到了她自己的房间里。一个小小的、痛苦的、美丽生物。她有种冲动——想把她拥抱在怀中的冲动，但是她没有那么做。因为钱……她其实应该抱抱她的。想要这些人去碰碰钱简直是不可能的。她现在非常想借给那个女孩二十英镑去买条新裙子和几件新内衣。
那个女孩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感觉像过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对面教堂的台阶上有个喝醉了的人开始吹起了军号。悠长的号声……嘀……嘀嘀……嘀嘀嘀……嗒嘀……嗒嘀……一直不停……
瓦伦汀开始哭了。她说那真是可怕。但是你没法反对。他们吹的是《最后一岗》。那是给死去的人的。你不能反对他们在那天晚上给死去的人吹《最后一岗》。即使吹号的人是个醉鬼，即使号声让你发狂。死去的人应该得到他们能得到的一切。
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她的心情而有所准备，这样的表现会让玛丽·莱奥尼觉得是种夸张的煽情罢了。英国的军号乐声对死去的法国人来说可没什么用，而英国人在战争里的损失从数量上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因为一个醉汉吹起了他们的哀乐而变得情绪激动[246]就太犯不上了。法国的报纸估计英国就损失了几百号人。和成百万她自己的同胞一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她明白那天晚上那个女孩在那位妻子手里经历了很糟糕的事情，但她又太骄傲而不愿意因为她个人的不幸表现出激动的情绪来，她就装作是因为听到了那个军号声而发泄出来……那曲子是够哀伤的。她明白过来是在克里斯托弗，把他的脸从没关好的门里伸了进来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小声地告诉她，他要去让他们别吹了，马克受不了那个号声。
那个女孩很明显是神游去了，因为她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她，玛丽·莱奥尼去看马克了，而那个女孩就坐在那里，坐在床上。那个时候马克已经非常平静了。那个军号已经停下来了。为了让他高兴点，她说了几句为了一小撮死去的人就在凌晨三点吹哀乐是多么不合适的一件事情。如果那是吹给死去的法国人——或者如果她的祖国没有被出卖！在离他们的边境还有那么远的时候就给那些恶棍休战的机会就是出卖她的祖国！仅仅因为这点就算得上是那些虚伪的盟友的欺诈背叛了。盟军应该直接从那些恶棍中间碾过，去屠杀他们上百万手无寸铁的人，然后还应该用火与剑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片废墟。让他们也知道像法兰西一样遭受苦难是什么感觉。没有这么做就算得上是背叛了，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会因此遭报应的。
但是他们也只能等着，在那个时候，即使在这种背叛已经成为事实之后，他们也只能等着，等着有人通知这种背叛具体的细节条款究竟是什么。他们现在可能连柏林都不想去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呻吟了一声。事实上，他是个好法国人。她就是如此调教他的。那个女孩也到这个房间里来了。她受不了一个人……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她开始和马克争执。女孩问道：“难苦难还不够多吗？”他同意说苦难已经够多了，但是必定要有更多……就算是为了对可怜的该死的德国人公平——他管他们叫可怜的该死的德国人。他说：“你对自己的敌人所能做得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残忍的行为会有无情的后果。对此加以干涉，让人们看到如果他们肆意妄为了却又不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报复，事实上，这么干简直就是犯下冒犯了上帝的罪孽。如果德国人不在全世界面前经历一次这样的报复，那这就是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末日。又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早晨六点在一个叫盖默尼希[247]的地方附近发生的事情一次次地重演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活该……”
那个女孩打断说这个世界已经变了。马克疲倦地往后靠在枕头上，讽刺而尖锐地说：“是你这么说的，那你可以去负责这个世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看起来倦透了。
这两个人争论的样子很奇怪——在凌晨三点半争论“形势”。好吧，看起来那天晚上谁都不想睡觉。就算是在那条僻静的街道上，也有人群走过，一边吵闹，还一边拉着六角手风琴。她从来没有听到马克和人争论——而她再也听不到他和人争论了。他似乎用一种疏远的宠溺来对待那个女孩，就好像他很喜欢她，但是又觉得她学的东西太多了，太年轻了，什么经验都没有。玛丽·莱奥尼就这样看着他们，专心地听着。二十年来，这三个星期是第一次让她看到了她的男人和他自己的家人打交道接触的样子。这么一想她就很着迷，一想起这件事她就沉迷其中。
然而，她能看出来，她的男人内心都已经疲惫了。而且，明显那个女孩也到了她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她说话的同时看起来也在听着远处的声音，她一直回到那个惩罚与现代思想格格不入的观点上。马克则坚持他的观点，认为占领柏林并不是惩罚，但是不占领柏林却造下了智识上的罪孽。侵略的后果就是反被侵略和有象征意义的占领，就像自信过头的后果是遭到羞辱一样。对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对他自己的国家来说，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是她生存的逻辑。背弃这样的逻辑就等于放弃清楚的思想——这是种思想上的懦弱。让全世界看到一个被占领的柏林，在她的公共场所摆上武器架子，插上旗帜，就是展示英格兰尊重逻辑。不让全世界看到这样的景象则显示出英格兰是个思想上的懦夫。我们不敢让敌国遭受痛苦，因为我们一这么想就害怕。
瓦伦汀说：“痛苦已经够多了！”
他说：“是，你害怕痛苦，但是世界必须要有英格兰。对我的世界来说，好吧，把它变成你的世界，然后随它怎么堕落崩溃吧。和我没关系了。但是，你必须要负起责任来。一个能让英格兰演出一副道德懦弱的闹剧的世界会是个层级更低的世界……要是你降低了跑完每一英里的时间要求，你就等于你降低了纯血马的质量。想想看。如果‘柿子’没能取得它曾经取得过的成绩，法国大奖赛就不会是那么重要的赛事，而且迈松拉菲特[248]的驯马师也不会那么有效率。还有骑师，还有马厩的马童也一样，还有运动记者……有个坚持原则的国家，世界会受益的。”
瓦伦汀突然说道：“克里斯托弗去哪里了？”语气如此激动，就好像是打出了一拳。
克里斯托弗出去了。她大叫道：“但是你不能让他出去，他身体不好，不能一个人出去，他出去一定是为了回去……”
马克说：“别走……”因为她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出去是为了让那个《最后一岗》停下来。但是你可以演奏一下《最后一岗》，为了我。也许他已经回到格雷律师学院广场去了。他应该是去看看他妻子怎么样了。我自己是不会这么做的。”
瓦伦汀带着极度的痛苦，说：“他不能这样。他不能。”她也走了出去。
那个时候玛丽·莱奥尼才有点明白，后来她才完全弄明白，克里斯托弗的妻子出现在了克里斯托弗的空屋子里，就在几码远的那个广场上。大概他们晚上很晚的时候满心爱意地回来了，结果发现西尔维娅在那里。她来是为了告诉他们她因为癌症要动手术了，这样一来，生性敏感的他们就几乎没办法在那个时候还想着要一起上床了。
那是个不错的谎话。那位提金斯夫人的确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这是不容置疑的。玛丽·莱奥尼她自己——半是出于她的天性，半是因为她丈夫的强烈要求——要照顾那两个人，但是那位提金斯夫人绝对是个天才。尽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害的一对男女，但她成功到极点地给那对男女制造了麻烦，还抹黑了他们的声誉，尽管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害的一对。
在休战日那天他们肯定没能好好地庆祝。在他们的庆祝晚宴上，一位出席的军官绝对是疯话连连；另一位克里斯托弗团里的战友的妻子对瓦伦汀态度粗鲁；他们团的上校又抓住机会，乘机像演戏一样地死去了。很自然，其他的军官都跑掉了，把那个疯子和要死的上校扔到克里斯托弗和瓦伦汀手上。
那还真是一次舒适的蜜月旅行[249]……听说他们最后和那个疯子，还有另外那个一起，找到了一辆四轮马车，他们坐到了巴尔汉姆[250]——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郊区，马车外面还挂着十六个庆祝的人，还有两个人骑在马背上——至少从特拉法加广场出来的几英里之内是这样。他们自然是对马车里面有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只是单纯的快乐，因为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苦难了。瓦伦汀和克里斯托弗在切尔西[251]的某个地方把那个疯子扔给了一个接受弹震症病号的收容所，但是没有机构愿意接收那位上校，所以他们只能坐车朝巴尔汉姆去，上校在车里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他的成就，还有他欠克里斯托弗的钱，发表了一番临死前的演说。据说瓦伦汀觉得那些话尤其折磨人。那个人死在了马车里。
他们不得不走回城里，因为那辆四轮马车的车夫由于他马车里死了人这件事大受刺激，连车都驾不动了。还有，马还滑了一跤。等他们走回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一路上他们几乎都得从密密的人群里挤过来。很明显，他们因为完成了任务——或者做了好事而高兴。他们站在圣马丁教堂台阶的最高点，俯视整个广场，整个广场还是亮堂堂的，挤满了人，人们大声嚷嚷着，到处都是铺路的木板和从公共汽车上拆下来的木板堆成的篝火，纳尔逊纪念碑高耸在人群之上，喷泉池里满是醉鬼，演说的人和乐队。他们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拥抱在一起——第一次——尽管他们已经互相爱慕了五年多了。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在律师学院那幢房子楼梯的顶上，他们看到了西尔维娅，她穿着一身白衣服！
很明显，有人告诉了西尔维娅，克里斯托弗和那个女孩有联系——是一个因为欠克里斯托弗的钱所以不喜欢他的女士告诉她的。一位名叫麦克马斯特的夫人。很明显，世界上不喜欢克里斯托弗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欠了他的钱。那个上校、那个疯子，还有那位对瓦伦汀很粗鲁的女士的丈夫……都是！都是！还包括沙茨魏勒先生，他只给克里斯托弗寄过一张支票，数额是应该付的一大笔钱的零头，然后就因为他作为战俘所经历的痛苦而精神崩溃了。
但是，手里攥着一个女人的命运的那个克里斯托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凭什么能在他手里攥着一个女人的命运呢？……任何女人！
这些几乎就是她的马克和她，玛丽·莱奥尼，说过的最后的话。她当时正扶着他，这样他才好喝到她给他准备好的安眠的药茶，然后，他严肃地说：“我没有必要再要求，没必要再嘱咐你对温诺普小姐好一些了。克里斯托弗是不能照顾好她的。”这是他最后说的话，因为这之后电话铃立刻就响了。这之前他好像又烧得很厉害，而就是在他的眼睛大睁着盯着她，她放进他嘴里的体温计在他发黑的嘴唇上闪光，同时，她在后悔让他被他的家人折磨的时候，从客厅里传来了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紧接着，沃尔斯滕马克爵爷的德国口音，带着那种习惯性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在她耳边嗡嗡响起了。他说的是内阁还在开会，他们想要立刻知道马克同各个港口通讯时使用的密码。他的副手似乎在那天晚上的庆祝里消失不见了。马克在卧室里尖刻地讽刺道，如果他们想要阻止他的运输舰离开港口，他们大可以不必用密码。如果他们想用其实一塌糊涂的经济状况来给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选举的障眼法充当门面的话，他们尽可以大肆宣扬一下这件事。再说了，他也不相信就他们手头的运输能力真能打到德国去。最近有不少都给毁掉了。
那位部长带着种沉重的欢乐说他们不会打到德国去了——那是玛丽·莱奥尼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刻。但是在她的自制力的帮助下，她仅仅是把这些话复述给了马克。然后他说了句她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而且他还不愿意重复他说了什么。她就是这么告诉沃尔斯滕马克爵爷的，那个哧哧笑的声音说他猜这就是会让那位老伙计不乐意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要适应自己的时代。时代已经变化了。
她已经从电话机旁走开，去看了看马克。她和他说话，她又和他说话。然后再一次——说得飞快而慌乱的话连珠而出。他的脸充血成了深紫色，他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前方。她把他扶了起来，他直挺挺地陷了回去。
她记得自己走回电话机旁，对另外一头的人说起了法语。她说另外那头的人是个德国佬，是个叛徒。她的丈夫再也不会和他或者他的同伙说话了。那个人说：“呃，怎么回事？……你是谁？”
可怕的阴影在她脑海里翻来覆去，她说：“我是马克·提金斯夫人。你害死了我的丈夫。从我的线路上滚开，凶手！”
那是她第一次用那个名字称呼自己，那也是她第一次用法语和那个部门说话。但是马克已经撒手不管那个部门了，不管政府，不管国家……不管整个世界。
把那个人从她的电话线路上轰走之后，她就给克里斯托弗打了电话。他身后跟着瓦伦汀跑了过来。对这对年轻人来说，那天真的是个不怎么样的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