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威廉·斯通纳很晚才回家。还是蓓蕾的鲜花香气弥漫，飘浮在湿漉漉的温暖的空气中，蟋蟀在阴影中低唱，远处一辆孤单的汽车扬起灰尘，给这片寂静送来响亮、粗鲁的咔嗒声。他慢步行走着，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树丛的暗影中闪着发光、纤细的绿色花蕾，让他兴致盎然。
他走进家时，伊迪丝在起居室遥远的另一头，把电话筒按在耳朵上，望着他。
“你回来这么晚？”她说。
“嗯，”他愉快地说，“我们有些博士要答辩。”
伊迪丝把听筒递给他。“找你的，长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诉他们你在大学，但他们每隔一小时就又打到这里来了。”
斯通纳接过听筒冲着送话口讲起来。没有人应。“你好。”他又说了声。
一个陌生男人细细的声音应答了。
“是比尔·斯通纳吗？”
“是的，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是过路人，你妈妈让我打给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吗？”斯通纳说。他握着送话口的手开始颤起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是你爸，”这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这个干巴巴、言语不多、惊恐不安的声音继续说着，威廉·斯通纳麻木地听着，好像按在耳朵上的听筒这边不存在似的。他听到的内容跟父亲有关。他有（这声音说）将近一个星期感觉不好，因为他雇的帮手赶不及犁地栽种，虽然发着高烧，他今天早上还是早早起来去种了些东西。帮手今天十点左右发现他脸朝下趴在犁开的地上，失去知觉了。帮手把他背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
“谢谢你打电话，”斯通纳机械地说，“告诉我妈妈，我明天就赶回来。”
他把听筒放回挂钩，盯着连在那个细细的黑色圆筒的传话口看了很长时间。他转过身看着屋子。伊迪丝不出所料关切地看着他。
“怎么了？怎么回事？”她问。
“我父亲出事了，”斯通纳说，“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丝说。接着她点点头。“这个星期剩下的几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纳说。
“那我就让艾玛姨妈过来，帮着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纳机械地说，“好吧。”
斯通纳找了个人替他上这星期剩下的课，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去布恩维尔的班车走了。从哥伦比亚到堪萨斯城的高速公路，在布恩维尔横穿而过，之前，从上大学开始，他在这条路上走过七年，现在变得宽敞了很多，路面都铺过，干净笔直的护栏圈着小麦和玉米地，在车窗外从他身旁闪过。
布恩维尔在他没见过的这些年有了点变化。几幢新楼升起了，一些旧楼已经扒倒，但小城依然光秃、脆弱，看上去好像不过是个临时凑起来的，随时可能被拆除。虽然最近几年，大多数街道都铺过了，一片薄薄的尘雾总是悬浮在小城周围，几辆马拉的车，钢圈轮子敞篷车还在附近放着，车轮有时刮擦街道和路沿时会散发出火星。
自己家的那幢房子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也许比以前更干枯、更灰暗了，护墙板连一片漆都不剩了，没有漆过的门廊的木头塌陷得离光秃秃的地面更近了。
屋里有些人——邻居们——斯通纳已经记不得了，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白衬衫、扎着领结的瘦高男子正俯身对着斯通纳的母亲，她坐在装着父亲遗体的那个窄窄的木棺材旁边的靠背椅里。斯通纳穿过屋子。那个高个子男人看见他了，走过来迎接。这个人的眼睛是灰色的，有些扁，像两块上过釉的瓷片。深沉、油滑的男中音，小声又浑厚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这个人管斯通纳叫“兄弟”，说着“表亲”、“上帝，是他带走了”之类的话，想知道斯通纳想不想跟他一起祷告。斯通纳从这人身边擦过去，站在母亲前面，她的脸在他前面晃着。他透过一团模糊看见母亲在冲自己点头，而且从椅子里站起来。母亲抓住他的胳臂说，“你还是看看你爸吧。”
这么一触碰，轻得他几乎感觉不出来，母亲带着他走到打开的棺材旁边。他向下看去。他一直看着，直到眼睛清亮起来，然后又吃惊地往后退去。他看到的好像是个陌生人的尸体，萎缩了，而且变得很小，脸像一张薄薄的牛皮纸面具，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变成两个深深的黑色的小坑儿。裹住身体的深蓝色的上衣显得离奇地宽大，放在胸上从袖口里伸出的双手像某种动物干枯的爪子。斯通纳转过身面向母亲，他知道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就停留在眼睛里。
“最近一两个星期来，你爸爸的体重减了不少，”她说，“我求他别去田里了，可我还没醒来他就起床出去了。他已经头脑糊涂了。他病得太厉害，都糊涂了，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医生说，他大概还能行，否则应付不了。”
母亲说话的时候，斯通纳看得清清楚楚，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快要死了似的，她的一部分好像无可挽回地跟丈夫钻进那个棺材了，已经不再出来。现在他看着母亲，她的脸瘦瘦的，缩了进去，即便在休息的时候，脸都绷得紧紧的，齿尖都从薄薄的嘴唇底下露了出来。她走路时好像没有重量或者力气。斯通纳含含糊糊地说了个词，然后就离开客厅。他走进自己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房间，在光秃秃的屋子里站着。他的眼睛又热又干，都哭不出来。
他做了些葬礼必须要做的安排，签了几个需要签的文书。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他的父母有丧葬保险，为此，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每星期他们都要留出几美分，甚至在极度需要钱的时期。这几张契约说来有些可怜，是母亲从卧室的一只旧箱子里取出来的，上面镀金的繁复的印刷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那张廉价的纸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脆薄了。他跟母亲谈到未来的事儿，他想让她跟自己回哥伦比亚。房间多得很，而且（他对这个谎言感到痛心）伊迪丝也会欢迎她来做伴。
可是母亲不愿跟他回去。“我会感觉别扭，”她说，“你爸和我——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觉得不安心，不舒服。还有，托贝”——斯通纳想起托贝是父亲多年前雇的那个黑人田间帮手——“托贝说只要我需要他就留在这儿。他在地窖里给自己安顿了个不错的屋子。我们能对付。”
斯通纳跟母亲争辩了会儿，但她不为所动。他终于意识到，她只想等着死，想在她曾经生活的地方死去。他知道，母亲还维护着那个小小的尊严，当她想这样做时在这个过程中能找到的那份尊严。
他们在布恩维尔周边一小块地里埋葬了父亲，斯通纳又跟母亲回到农场。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他穿得整整齐齐，走进父亲年复一年干活的那片田地，走到他现在能寻找到的尽头。他努力回想着父亲，年少时就熟悉的那张脸就是不肯出现在他脑海。他在田里跪下，手里抓了把干燥的土块。他把土块捏碎，看着沙子，在月光下黑黑的，土碎了，从手指间流出去。他在裤腿上擦了把手，然后站起来，走回家。还是睡不着，他躺在床上，望着唯一的那扇窗户，直到天亮，直到地上没有任何阴影，直到大地把灰色、贫瘠和无限的空间舒展在他面前。
父亲去世后，斯通纳尽自己最大可能，经常在周末时回农场看看。每次看到母亲，发现她变得越来越消瘦、苍白和沉默，直到最后，看上去好像只有她那塌陷、明亮的眼睛还是有生命的。在她弥留的那几天，她都压根不和他说话了，当她从床上抬头张望时，那双眼睛微弱地闪耀着，偶尔从嘴唇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他把母亲埋葬在她丈夫身边。葬礼结束，不多的几个追悼者走了后，斯通纳一个人站在十一月的寒风中，看着两座坟墓，一座朝它的重负敞开着，另一座冒出一个土丘，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层草。他在这块小小的光秃、没有树木的土地上转过身，这块地像承载着其他好多东西一样，也承载着他的父亲母亲。他的目光又越过这片平地，望着农场方向，他就出生在那里，父亲和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岁月。他想到年复一年被这片土地压榨付出的代价，而它一如从前——更加贫瘠，也许，更加歉收。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在毫无欢乐可言的劳作中延续着，他们的意志崩溃了，他们的心智麻木了。现在他们都在给予自己生命的土地里安息了。慢慢地，年复一年，土地将接纳他们。慢慢地，潮湿和腐烂将侵扰那副承放着他们尸体的松木棺材，慢慢地，这些将触碰到他们的肉体，最后将消蚀掉他们最后的物质的痕迹。他们将变成执拗的土地毫无意义的组成部分，而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把自己献给土地了。
他让托贝在农场待到过完冬季。1928年春天，他把农场交付出售。可以理解的是，托贝继续待在农场，直到农场卖掉了，他种植的不管什么东西都归他所有。托贝尽自己所能把这块地方修整得好好的，并且修补了下那幢房子，重新把那个小谷仓刷了一遍。即便如此，直到1929年春天，斯通纳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他接受了第一个报价的人，开价两千美元多点。他给了托贝几百美元，八月底，他把剩下的钱寄给岳父，减了些买哥伦比亚那幢房子时欠的钱数。
那年十月，股票市场不景气，本地一些报纸登了不少有关华尔街的消息，以及有关财富毁灭和豪华生活改变的报道。哥伦比亚没有多少人受到触动，这还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城里人几乎没有钱投进股票或者证券生意中。但是全国范围的银行倒闭的消息已经传来，不确定的兆头开始影响到部分城里人，一些农民开始取出他们的存款，还有一些人（在当地银行家的怂恿下）又增加了存款。但是，没有人真正害怕，直到圣路易斯的“商人信托”，一家小型私人银行倒闭的消息传来。
听到这个消息时，斯通纳正在大学食堂吃午饭，他立刻回家告诉了伊迪丝。商人信托银行持有他们家的抵押贷款，而且就是伊迪丝的父亲当董事长的银行。伊迪丝当天下午就给圣路易斯那边打了个电话，跟母亲说了这事。她母亲兴致很高，告诉伊迪丝说，博斯特威克先生向她保证过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过不了几星期，一切都会好起来。
打完电话后过了三天，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就死了，是自杀。一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心情愉快地走进银行办公室，他跟几个在银行开门营业前来上班的员工打过招呼，跟秘书说他将不接任何电话，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大约早晨十点的时候，他用一把前一天刚买来、放在公文包里的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办公桌上整齐排列好的各种文件告诉了他想要说的一切。他想说的很简单，就是财政已经崩溃。跟波士顿的父亲一样，他做了不明智的投资，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银行的钱。而且他的崩溃非常之彻底，自己难以想象会获得挽救。最后发现，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刻，这场崩溃还不至于完全不可挽救。房地产安定下来后，家里的房子完全没有动，在圣路易斯郊外的一些小型地产足以有小笔收入维持妻子的余生。
但是，这个情况没有及时知悉。威廉·斯通纳接到电话通知说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生意崩溃并自杀后，他把这个消息尽可能以跟伊迪丝冷淡的关系所许可的温柔态度透露给了她。
伊迪丝对待这个消息的态度十镇定，几乎好像早就料到。她看了斯通纳片刻，什么话都没说。接着她摇摇头出神地说：“可怜的妈妈。她该怎么办？一直都有人照顾她。这下她该怎么过？”
斯通纳说：“跟她说——”他尴尬地停顿了下——“跟她说，如果她愿意，可以过来跟我们住一起。她会开心的。”
伊迪丝用一种亲密和蔑视兼有的奇怪表情冲他微笑着。“噢，威利。她宁肯自己一个人老死。你难道不知道吗？”
斯通纳点点头。“我想我知道吧。”他说。
所以，在斯通纳接到那个电话的当天晚上，伊迪丝就离开哥伦比亚去圣路易斯参加葬礼，在那里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待些时间。她去了一个星期后，斯通纳就收到一个简短的便条，告诉他要陪母亲一起再住两个星期或者更长。她去了将近两个月，斯通纳一个人跟女儿在那幢大屋子里住着。
最初的几天，房子的空荡让人有种奇怪和出其不意的焦虑。但是很快他就习惯了这种空荡，开始很享受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知道自己会像这些年一样愉快，当他想到伊迪丝必然还要回来，反而感到非常难过，这点没有必要再对自己掩饰了。
那年春天格蕾斯过了六岁生日，秋天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每天早晨斯通纳都要给她做上学准备，下午他从大学回来，等孩子快要回家时就去接。
六岁时格蕾斯就已经长成一个高高瘦瘦的孩子，头发中的金色盖过了红色，皮肤好得几乎完美无缺，两只眼睛是深蓝色，几乎像紫罗兰了。她既安静又开心，对什么东西都欢欢喜喜的，给她父亲一种类似怀旧的敬意感。
有时格蕾斯会跟邻居的孩子们玩，但更多时候跟父亲坐在那间大大的书房里，他批改作业、读书或者写东西时就看着。她有时跟父亲说说话，两人还会交谈起来——既安静又严肃，那种料想不到的温柔令斯通纳很感动。格蕾斯经常在黄色纸上画些稚嫩又好玩的图画，然后一本正经地拿给父亲看，有时还会拿一年级的阅读课本上的文章大声读给父亲听。晚上，斯通纳把她放在床上，然后又回到书房，他感觉孩子已经不在自己的房间，但知道她在头顶安然睡着，他又很欣慰。他开始以自己隐约想到的各种方式对她进行教育，当孩子在他眼皮底下逐渐成长，当她的脸蛋上开始显露出自己头脑里面运转的聪慧时，斯通纳满怀好奇和爱抚地观察着。
伊迪丝直到第二年一月过后才回到哥伦比亚，所以威廉·斯通纳和女儿独自过的圣诞节。圣诞节的早上，他们互相交换了礼物，送给父亲的礼物是个简单的烟灰缸，虽然他并不抽烟，那是格蕾斯在大学附属的那所谨慎开明的学校里自己做的。斯通纳给她送了一件亲自在城里的一家店铺挑选的新衣服，几本书，还有一套彩色玩具。那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坐在那棵小树前，说着话，看着树上饰物闪烁的灯光，看着黑绿色的冷杉上的金丝线一闪一烁的，就像埋好了的火。
圣诞节期间，在这个急匆匆的学期有趣而心神不安的暂时休整期，威廉·斯通纳开始意识到两件事：开始知道格蕾斯在他生活中具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他开始明白自己是有可能成为一名好老师的。
他本来已经准备自认不是个好老师。从慌慌张张地上完新生的第一堂英文课开始，他总觉得自己想实现的目标和课堂上传达的东西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他曾希望时间和经验会修补这道鸿沟。然而这两种东西并没有起效。当他在课堂上讲到这些时，那些他深信不疑的事物，对他的背叛却最彻底，那些最生动的东西，在他的表达中却萎靡枯燥，那些最感动他的东西，说出来后却变得冷冰冰的。不称职的想法让他苦不堪言，而且这种感觉慢慢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就像自己的驼背，成为他的组成部分。
但是，伊迪丝在圣路易斯的那几个星期，他讲课时，发现在内容上完全放开了，忘记了自己的不够格，忘记了自我，甚至忘了眼前的学生。他常常激情迸涌，乃至说话结结巴巴，打着手势，完全忽略了平常左右他说话的演讲声调。刚开始，这种迸发弄得自己心绪难宁，好像会被认为对自己讲的内容太熟悉了，他还向学生们道歉。可是，课后，学生们开始向他围拢过来，而且作业中开始流露出想象力以及某种试探性的爱的启迪等迹象时，他备受鼓舞，继续发挥自己从来没有被教过要做的东西。对文学、语言以及心智神秘性的热爱，在字母和词语的细腻、奇妙、出其不意的组合中，在最漆黑和冰冷的印刷文字中自动呈现出来——这种爱，他曾经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险的，现在开始表现这种爱了，起先还是试探性的，接着大胆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现了。
他为自己发现的这种可能性既沮丧又深受鼓舞，并非故意，他感觉自己同时欺骗了学生和自己。那些直到那时还能够通过机械的步骤的重复吃力地上完他的课的学生，开始带着迷茫和悔恨的表情看着他，以前那些没有选过他的课的学生开始每节课都来听，在大楼里碰到时还向他点头打招呼。他怀疑迟至十年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他看到的这个形象比自己曾经想象的样子既不足又有些过头。他终于感觉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教师了，教师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他的书就是真，对他来说就是给予一种艺术的尊严，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蠢傻、不足或者不够格没有多大关系。这种领悟他无法言传，但是，一旦有了，就会改变自己，所以不会有人弄错它的存在。
因此，当伊迪丝从圣路易斯回来后，她发现斯通纳有点变了，她说不清楚，但立刻就感觉出了。她毫无预兆地乘下午的一趟火车回来，穿过起居室走进书房，丈夫和女儿正安静地坐着。她故意想通过自己忽然出现和改变了的外形让他们两个都大吃一惊。可是当斯通纳抬头看着她时，她从他眼中看到了惊讶，她立刻明白，他才是真正发生了改变，而且看得出，改变如此之深，连她出现的效果都荡然无存了。她暗自思忖，多少有些超然，同时又有些许意外，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了。
斯通纳对她的出现和外形的改变很意外，但是现在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让他感动了。他看了看她，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屋子，隆重地去迎接她。
伊迪丝把头发剪短了，上面戴了顶帽子，这种帽子紧紧地包住头发，乃至被剪短的头发像不规则的框子般贴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涂成鲜艳的橘红色，两块小小的腮红把颧骨衬托得更加尖削。她穿了件短礼服，战后那几年在年轻女子中特别流行，衣服从肩上直垂下来，就到膝盖上方为止。她不自然地冲丈夫微笑着，穿过屋子向女儿走去，女儿坐在地上抬头安静又严肃地看着她。伊迪丝笨拙地跪下膝盖，新衣服紧紧裹着双腿。
“格蕾斯，宝贝，”她说，声音在斯通纳听来既压抑又尖厉，“想妈妈吗？你想过妈妈不再回来吗？”
格蕾斯在面颊上吻了下她，然后严肃地望着。“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说。
伊迪丝大笑了声，从地板上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身子转了一圈。“我穿了件新衣服，穿了双新鞋子，还做了个新发式。你喜欢这个样子吗？”
格蕾斯犹豫地点点头。“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又说了遍。
伊迪丝笑容绽放，她的牙齿上还残留着一块淡淡的口红的污迹。她转过身面向斯通纳，“我看上去不一样了吗？”
“是的，”斯通纳说，“很有魅力。很漂亮。”
她冲着斯通纳大笑，摇摇头。“可怜的威利。”她说，然后又转身对着女儿。“我是不一样了，我相信。”她对女儿说。“我真觉得不一样了。”
可是，斯通纳知道，她这是在对自己说。那一瞬间，不知怎么，他同时清楚：可能并非故意或者想清楚了，连她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伊迪丝正在向他宣告，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