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叙述我如何孕育在西班牙建立组织学这个奇异的想法以及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并不完全索然无味。尽管当时人们对知识氛围的态度漠不关心，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仇视的态度。
我已经提过，在萨拉戈萨居住的那几年（当时我是解剖学博物馆主任并且已经结婚），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建立了一间简易的显微镜实验室。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给博士生上课；其二是提高我自己的组织学技术。在医院大街上一幢破旧的楼房里，我开启了检验我研究能力的工作，我的灵感主要来自朗维埃的《组织学技术处理》（Tratado de Técnica Histológica）里提出的明智建议。
可以想象，我最初的成果微不足道，只有两本小册子在萨拉戈萨出版。其中，第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肠系膜、角膜和软骨感染实验观察》（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on inflammation in the mesentery, the cornea, and cartilage），于1880年出版。由于缺乏支付艺术家薪酬的资金，书中的插画是我自己操作平版印刷术完成的。当时解剖病理学家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论题是感染的基本机理，尤其是脓细胞起源这个有趣的疑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形成自己的观点，于是就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用箭毒青蛙身上发炎的肠系膜来重复进行有名的实验，并认真分析实验结果。遗憾的是，我那时深受杜瓦尔（Duval）、阿扬（Hayem）和其他法国组织学家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白细胞不会穿透血管壁），被误导得出一个折中或者妥协的答案。这个答案就像科学里几乎所有的中立观点一样是错误的。
抛开结论不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大量关于发炎组织（肠系膜、角膜和软骨）细胞修复的新的细节，血小板的吞噬能力在这本小册子里首次被提出，腹膜和毛细血管等上皮组织里细胞之间的黏液发生的变化都被广泛研究。一些细微之处的新观点，就像那时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其他任何内容一样，完全没有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实际上，这本小册子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命运，因为我写作时用的语言是研究者一无所知的西班牙语，并且只印刷了100册，很快就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别人，而他们的兴趣根本不在这个学科上。毕竟，忘记这些小小的贡献也没有损失特别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跟这些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有关的是，一些教授的嘲讽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卡哈尔究竟是谁？他竟然敢对外国科学家评头论足？”这也证明“我们绝对没有能力培育科学”的可悲信念在我们这个种族命脉里扎根扎得有多深！
我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更加翔实、客观，它也是在萨拉戈萨发行的。书名是《随意肌神经末梢显微观察》（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upon the nerve endings in voluntary muscles），插画通过两片平版手工着色制作。这本著作考察了神经纤维在两栖动物条纹肌肉上的终止方式，跟当时使用的流行方法（氯化金和普通硝酸银）所揭示的方式一样。然后，克劳泽和朗维埃的研究结果经过详细讨论基本上得到了证实。作为对该学科知识的积极贡献，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一些新的神经纤维末梢分枝类型（4种），解释了对科恩海姆（Cohnheim）硝酸银方法有趣的改进（之前用含有乙酸的水来处理肌肉），建议使用黄金调色法增强银制图像，描述了氨态硝酸银在外周神经系统组织上的首次应用。氨态硝酸银是一种试剂，在法杰斯特金（Fajerstajn）以及其他人的手里，逐渐成了浸渍神经纤维和细胞的重要方法的基础。
这些在研究方面的尝试，尽管结果一般，但对我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些尝试让我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科学家的心理。
我大胆地假设自己天生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才能。因为我很年轻，尤其是拥有这样一个心理事实：如果不缺少一定程度的谦虚，任何人都不能做成重大的事情。无论如何，在客观考察生物学问题时，随着我的勇敢的开拓、进取，我对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因为在我看来，先天品质被确认为后天经验所得，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掌握组织学方法时表现出来的近乎固执的耐心、用简单的新方法代替烦琐的实验步骤时展现出来的娴熟与技巧、观察事实时流露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对突然改变观点以及对错误和成见的纠正抱有开放的心态。所有这些品质自然都是次要的，但特别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工作。此外，在这项我同事和朋友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我找到了最大的乐趣。当一心专注于注视着目镜时，我不去任何剧院或社交聚会，冬天的夜晚在不知不觉中度过。记得有一次，我连续花了20个小时，用显微镜观察一种惰性白细胞奋力逃离毛细血管时的运动。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仅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科学家。按照其他研究者在克服障碍和陷阱（这些障碍和陷阱似乎是大自然用来对抗人类好奇心的方法）时所用的计划和步骤，将他们的个人解释跟实际事实进行严格地对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让一个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他研究者的想法。
在对原始研究和复制研究认真对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准确明晰的知识、坚实厚重的文化、技术上的难题，抑或天才的伟大发现，但也会出现科学家的偏见、随意以及模棱两可。这些小错误一旦被发现，就非常有价值，可以冲击新手的胆怯和惰性。通过跟实际研究结果的比较，对书本知识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起那些在理工学校不冷不热的温室里经过杰出老师的指导已经为研究做好充分准备的人（那时候的科学家就像其他人一样），科学家没有任何优势。
不过，做实验时所付出的努力，最有意义的成果是培养了坚定的信念。生物界远远没有被消耗殆尽，它对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渺小的人），保留了不计其数的未知领域，甚至在研究明显最多的区域还仍然有很多未知事物需要解释。
然而，我的热情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即忘记这项事业的困难，也认识不到为开启这项事业所做的糟糕的准备。尽管我这个年轻人提出了假说，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自身的一些缺陷，亟须做的事情有：应该扩充更新在物理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应该避免理论化的诱惑以及对自我假设的迷恋；应该克制这种自然倾向——没有穷尽对所有可能性并仔细掂量就将其写成书并过早地出版、对事实做出轻率的解释。最重要的是，应该充分增加文学知识，打消不劳而获的念头。
最后这项缺陷让我忧心忡忡，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西班牙的大学在外国期刊收藏方面都很匮乏，对这项缺陷的修正需要新的金钱支出。我在订阅清单上又增加了两项：《解剖学和生理学期刊》（Journal de l’Anatomie et de la Physiologie）和《微观解剖学和进化史档案》（Archiv für mikroskopische Anatomie und Entwicklungsgeschichte）。《解剖学和生理学期刊》由罗班教授在巴黎出版，该书总结了法国显微学家的发现。《微观解剖学和进化史档案》是在柏林出版的一种非常优秀的出版物，全书配以精妙的彩色平版印刷插图，由著名的W.瓦尔代尔管理，将来自德国、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的组织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公布于世。
我还知道，除了国外的教科书，我必须得到那些从最新且准确可靠的书目中遴选出来、由著名专家学者或授权研究团队撰写的不朽著作。当时，众多的这类论著对实验室迷恋者来说非常宝贵，其范例是施特里克（Stricker）教授的《组织学教学手册》（Hand buch der Lehre den Geweben）。其中每一章都由著名的专家负责编写。属于这类论著的还有朗维埃的优秀著作《神经系统课程》（两卷本）（Leçons sur le Système nerveux）和《普通解剖学课程》（Leçons d’Anatomie générale）以及施瓦尔贝（Schwalbe）关于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记录翔实的论著，即《神经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Neurologie）和《感觉器官解剖学》（Anatomie der Sinnesorgane）。
1883年年底，我准备调到巴伦西亚大学，此时我的家庭已经增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也即将出世。这说明，跟我朋友的期望相反，孩子的到来并不会妨碍思想的创新。如果每个新生儿胳膊底下都夹着一条面包，那么每一篇发表的论文不仅带来了心灵上追求高雅的满足感，而且也带来了用于生存的物质。这些发表的论文给了我勤奋好学和努力工作的声誉（唯一无须隐瞒的优点，因为它们不会引起嫉妒），对维持并提高我那普普通通的解剖学和组织学学院的声誉也很有帮助。最终，这些论文连同我后来的著作，为我赢得了在马德里大学的重要支持和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