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没有必要特地说明拥有自己的职务和同时进行研究工作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反而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启发。对那些热爱观察的人来说，职业实践的经历是实验室工作的最佳辅助。实践可以提供研究的资料，作为交换，实验室工作为实践提供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法。假设一位医学家拥有行医的典型实践经验，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在私人或者公共实验室中借助显微镜和化学技术解决门诊病例中碰到的难题，他就不会尽善尽美地做好本职工作。如果他宣称自己没有时间，这种事情应该由各种专家（分别对血液、尿液、肿瘤、细菌等进行分析）在显微镜实验室或者化学实验室里面研究的话，就无疑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并应该感到羞耻。这些实验室当然可以提供极为有利的协助作用，但是，只有当研究者兼备专业技术知识和门诊知识的时候才能物尽其用，发挥最大的功效。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分工的好处，但是也应该承认把某门学科分割得过于精细甚至支离破碎，未尝不是一种弊端，会引发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某些不可再分的部分被强行分解了——如将那些内部存在逻辑上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思维，分割成一条条单独的想法。试想，实验数据和医学判断如果完全分离的话，一定无法互相参照，得出正确的结论。
说得更具体一些，如果医生试图解释自己行医过程中遇到的某些实际问题，就必须掌握一定的实验技术和分析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更进一步，让他在不放弃行医的同时，进行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又有什么坏处呢？国外的许多执业医师已经通过自己的实例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能性和实用性，操作起来也毫无困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职业责任和实际问题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同时为一些高尚的目的所驱使，最终成功地在私人实验室的帮助下攻克了医学难题，给他们自己也给国家带来了荣耀。
在这些难以计数的例子中，我们不妨看看某些杰出人物是怎么做的。魏尔肖在法兰克福（Frankfurt）行医的时候，就写出了有关细胞病理学的经典著作；罗伯特·科赫在波茨坦（Potsdam）从事医生职业时，以其通过大量的观察实验得来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细菌学注入了新生命；还有法兰克福那一群出色的神经科医生，如魏格特（Weigert）、埃尔利希（Ehrlich）和埃丁格（Edinger），都凭借研究工作为组织学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