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你们要求我呈送一份关于我先前的猿猴生活的报告，我实感荣幸之至。
在这方面，很遗憾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我脱离猿猴期已近五年，从日历上看，这段时光也许很短暂，但诚如我所经历过的，驰骋着度过一天又一天，就会觉得它无比漫长。路途上偶有出色的人类相伴，偶有建议、喝彩与交响奏乐，但本质上仍是孤单的，因为形象地说，所有的陪伴都远远地停留在栅栏外。若我执意要抓住自己的本源与年少的回忆，绝不可能有如今的成就。“放下执着”正是我给自己定的最高信条。我，一只自由的猿猴，给自己上了一道枷锁。这样一来，对过去的记忆竟是日复一日地渺茫了。如果人类愿意，我本可以返回到过去，听凭命运穿过那道开天辟地之门，同时这道门，也因着我不断被鞭策向前而日益低矮、窄小，我感到自己在人类世界更安稳。从我的过往吹来的狂风已经减弱，变得温柔，今天，它成为拂过我足踵的一阵凉风，而那远方的洞口，既是风的来处，也是我的来处，如今它变得如此微小，以至于我即便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奔回洞口，也得磨掉层皮才能穿过去。坦白地说，我很喜欢用形象的语言向你们描绘这些事情，我尊敬的先生们，只要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猿猴期，你们和它的关联并不会比我的来得浅。这段经历抓挠着地球上每一个走兽的足踵——无论是小小的黑猩猩，还是巨大的阿喀琉斯(5)。
不过，在最狭隘的意义上，我也许能回答你们的问题，甚至非常乐意这么做。我首先学到的是跟人握手，握手表达坦诚。但愿今天，在我生命的巅峰期，除了谈第一次握手时的情形，还能再开诚布公地谈谈别的。这在本质上无法为科学院带来新奇之事，也远远达不到人们对我的要求，我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说说那过程，说说一只猿猴是如何闯入人类世界，并在那里安居的。然而，若我对自己的地位尚不确定，若我在这文明世界的游艺舞台上没有不可撼动的稳固地位，那么我势必人微言轻，连下面的这些极微之事也不能说：
我来自黄金海岸。关于被捕获的经过，我是从他人的报道中得知的。哈根贝克公司的一支狩猎远征队——顺道一提，被捕之后，我与他们的领队曾经一起喝光了几瓶红酒——埋伏在河堤树丛旁的狩猎处，那晚，我与猿群一起奔至河滨饮水。有人开枪，我是唯一被击中的，挨了两枪。
一枪打在脸颊上，伤势不重，却留下一大块红色的疤，再也长不出毛了。这块疤让我冠上了一个令人厌恶、极不恰当，简直只有猿猴才想得出来的称号：红彼得。好似我与不久前刚刚毙命、远近驰名、早被驯服的猿猴彼得的唯一差别，仅在于脸颊上的红疤。这是题外话。
第二枪打在臀部下方，伤得不轻，以至于我现在还有点瘸。前不久，我读到一篇文章——成千上万个捕风捉影的家伙在报上对我议论纷纷，这是其中一篇。文章说：我的猿猴天性并没有被完全抑制住。证据是，访客来的时候，我喜欢脱下裤子，向世人展示中枪的地方。那家伙写字的手指应该一根根被子弹打断。只要我喜欢，我想在谁面前脱裤子，就在谁面前脱。人们能眼见的，除了保持洁净的皮毛与那伤疤之外，别无其他——且让我们为某种特定的目的，选用某个特定的词语，以免遭到误解——罪恶的子弹留下的伤疤。一切显而易见，一切无须隐瞒。事关真相时，每个远虑的智者都会摒弃斯文。但要是那位作者在有访客时脱下了裤子，那将会是另一番有失声望的光景。我想说，他没有这么做，是理智的表现。既然这样，他就不必以圆滑的语言来对我评头论足！
我中枪醒来之后——从这里，我的记忆逐渐浮现——发现自己身处哈根贝克公司轮船客舱的一个笼子里。那笼子并非四面都有围栏，而只是三面有，空的那面固定在一个箱子上，箱子就形成了第四面墙。笼子整体低矮窄小，既难以站立，也无法坐下。因此我只能屈膝蹲着，膝盖颤抖个不停。也许是我一时不愿见人，只想一直待在黑暗里，因此转向了箱子那面，而我身后的围栏就这样勒进了我的肉里。人们认为，最初用这种方式看管野生动物是很有益处的，今天，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无法否认，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此。
当时我却不这么想。我生命中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前进是行不通的，我的前方是箱子，木条与木条紧紧相连。虽然木条之间有条缝隙，起初我发现它时欢天喜地，狂嗥了一阵，但这缝隙窄得连尾巴都穿不过去，用尽猿猴之力也无法将它撑大。
我则是像人们后来告诉我的那样，非比寻常地安静，没有发出声响，因而人们断定，我要么即将毙命，要么在安然渡过这第一个难关后，极为有望被驯服。我渡过了难关。低声啜泣，痛苦地寻找虱子，疲惫无力地舔着椰子，用脑袋敲着箱子，若有人接近，我便亮出舌头——新生活刚开始时，我就在做这些事。随之而来的却只有一种感受：没有出路。当然，我今天只能用人类的话语来描绘当时身为猿猴的感受，难免有所曲解，纵然我也无法抵达古老猿猴期的真相，但至少我所描绘的方向没有与之背道而驰，这毋庸置疑。
过去我曾拥有许多出路，而今一条都没有。我被困住了。即使有人将我钉住，我的迁徙自由也不会变小。为什么呢？把你脚趾间的肉抓破，也不会找到答案；将你压在围栏上，直到你快变成两半，你也找不到答案。我没有出路，我得设法找到出路，因为没有它我便活不下去。一直倚在这箱子上——我将必死无疑。但是，在哈根贝克公司这里，猿猴都是面朝箱子的——那么现在，我不要再当一只猿猴了。这条思路清晰美好，是我用肚子想出来的，因为猿猴用肚子思考。
我害怕人们无法清楚理解我所谓的“出路”。我用的是这个词最寻常且最完整的意思。我刻意不说“自由”这个词，我指的并非那种各方面都自由的美妙感受。作为猿猴，我也许懂得那种感受，我也认识了渴望它的人类。然而，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从不要求自由。顺道一提，假借自由之名而自欺欺人的人实在不胜枚举。正如自由是最为崇高的感受之一，那么与之相应的蒙蔽与假象也属于最崇高的感受。我时常在马戏表演登台前，看见一对艺术家在天花板下方的高空秋千上摆荡。他们摇摆，他们晃荡，他们跳跃，他们飘入彼此的臂膀，用嘴衔住彼此的头发。原来这样目空一切的运动，我想，也算是人类的自由啊。“你这是对神圣自然的嘲弄！”猿猴见到此情此景，定会哄堂大笑，再好的剧院也能被它们笑塌了。
不，我不想要自由。我只要一条出路，往右，往左，往哪里都行。我没有其他要求，就算这条出路也只是一种假象。我的要求不高，那假象应该不至于太假。往前走，往前走！就是不要紧贴着箱子、高举双手在那里动也不动。
今天我明白了：没有内心极度的安宁，我永远不可能逃脱。事实上，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或许应该归功于我在上船之初的那些日子里感受到的平静安宁。但回过头来说，这份平静安宁多亏了船上的人。
再怎么说，他们都是好人。时至今日，我还是很乐意回想起当时他们那沉重的脚步声，在我半睡半醒之际回荡在耳边。他们习惯做事情慢吞吞的。想揉眼睛时，他们会像举起沉重的秤砣那样缓缓抬手。他们的玩笑很粗鲁，但却真诚。他们的笑声总是伴随听起来危险却无关紧要的咳嗽声。他们的嘴里总有些要吐出来的东西，至于吐向何处，他们根本无所谓。他们总是抱怨我的虱子跳到了他们身上，却不曾因此真的生我的气；他们明知我的毛皮中易生虱子，也知道虱子会跳跃，却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到了下班后的余暇，有时会有几个人来到我面前，围成半圆坐下来。他们几乎不说话，只是像鸽子般互相咕噜几声，然后一面在箱子上伸展开四肢，一面抽烟斗。我只要稍微一动，他们便会拍打自己的膝盖。时不时会有个人拿着根棍子过来，在我感到舒服的部位搔痒。若今天有人邀我在这船上共乘一段，我肯定会拒绝，但同样肯定的是，在那船舱甲板上可缅怀的，并不尽然只有令人厌恶的回忆。
我从这些围成半圆的人身上获得了一种安宁，他们首先打消了我试图逃跑的念头。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就已预感到，要想活下去，就得找到一条出路，而逃跑是寻不来出路的。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否有可能逃跑，但我相信有这样的可能，逃跑对于一只猿猴来说，总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用牙咬一颗普通的胡桃就得小心翼翼，然而在过去那些日子，我连门锁都能成功咬断。当时我并没有这么做。这样做又能赢得什么呢？不用等我的头完全探出来，他们就会把我抓回去，将我禁闭在一个更糟的笼子里。又或者，我会悄悄地逃到其他动物那里去，比如我对面的大蟒蛇那里，然后在它们的怀抱里断气。又或者，我会偷偷地成功潜到舱面，跃过船舷，然后在汪洋大海中沉浮片刻，最终溺水而死。都是绝望之举啊。我无法像人类那般谋算，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我的举动也跟他们一样，好似经过了谋算一般。
我不谋算，但我会从容镇静地观察。我看着这些人类来来去去，总是一样的表情、一样的动作，我时常感到他们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们的行走是不受阻碍的。我心中逐渐出现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没有人向我允诺过，若我变得像他们那样，他们就会撤掉那些围栏。这样一种显然不可能兑现的允诺，是不会存在的。但若人们要兑现，那允诺当然会出现在从前苦寻不得的地方。如今，这些人类身上再没有吸引我的地方。若我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自由的追随者，我一定会投身于汪洋，而非那条人类用阴郁目光为我指引的出路。但无论如何，我在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观察他们很久了，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观察，才促使我努力奔往这个明确的方向。
模仿这些人真是容易，头几天我就会吐唾沫了。我们朝彼此的脸上吐口水。差别仅在于，我之后会把自己的脸舔干净，而他们不会。我很快就学会了抽烟斗，抽得像个老烟鬼，我还用拇指按压住烟袋锅，让甲板客舱爆出一片欢笑，只有空烟斗与满烟斗的区别，我久久无法理解。
最麻烦的是烈酒瓶。我受不了那气味儿，我费尽千辛万苦，花了几周的时间才克服。奇怪的是，人们严肃地看待我的这种内在斗志，远胜过我的其他特质。我却无法凭借记忆去区别这些人，但有个人总是来，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和同伴一起，不分昼夜和时段，他带着一个酒瓶站在我面前，给我上课。他弄不懂我，他想解开我的存在之谜。他慢慢拔出瓶塞，然后看着我，好似在测试我是否明白。我承认，我总是以热切的眼神专注地看着他，人类世界的老师恐怕找遍整个地球，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学生了。瓶塞被拔出来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则抬眼望着他的喉咙。他点头表示满意，将酒瓶放在唇边，我对自己能够逐渐领会感到欣喜若狂，尖声大叫，四处搔弄自己的身体。他也很高兴，举起瓶子喝了一口，我则迫不及待地想要仿效他，结果在笼子里把自己弄得脏兮兮。这反而使他大为满意，将酒瓶远远地伸出去，又猛地高举起来，以夸张的示范姿态向后一仰，一饮而尽。我被过度的要求与热望弄得身心俱疲，再也跟不上他了，只有虚弱地倚着栏杆，这时他摸着肚皮狞笑着，就此结束了这门理论课。
随后才开始实务课程。难道我被理论课折腾得还不够累？是啊，是太累了。那是我的命。尽管疲惫，我竭尽所能地抓住那递过来的酒瓶，用颤抖的双手打开瓶子。这一成功使我生出了新的力量，于是我举起酒瓶，那动作与开始的示范并无二致，我将它放到嘴边，然后厌恶地，厌恶地将它丢掷出去，瓶子虽然空了，但酒味仍在。这使我的老师难过，更使我自己难过不已。丢掉瓶子后，我还不忘优雅地抚摩自己的肚皮，同时冷冷地笑着，可这既无法抚慰我的老师，也无法抚慰我自己。
上课的过程往往是这样。我的老师真是令人尊敬——他从来不对我生气。有时，他将点燃的烟斗放在我的皮毛上，导致有些我自己够不着的地方烧了起来，但每当这时，他就用他体贴的大手将火扑灭。他从不对我生气，他看出了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与猿猴的天性对抗，而我在这方面是任重而道远啊。
后来有件事情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有一晚，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许那是一场节庆，留声机播放着音乐，一名军官在人群中踱步——就在这晚，我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将一个不经意被遗留在我笼子前的酒瓶抓了起来，在众人越发关注的目光下，我训练有素地开瓶，将它放到嘴边，毫不迟疑、神态自若，像个酒客般，睁着圆溜溜的双眼，咕咚咕咚喝光了里面的酒，然后，我不再像个绝望者，而是像个艺术家一样将瓶子丢了出去。虽说忘了抚摩肚皮，但我受到某种力量的催逼、某种欲望的吸引，别无选择，因而以人类的声调短促清晰地喊道：“哈啰！”这一喊使我跃进了人类的社会，我感受到了它的回声：“听啊，它说话了！”那回声像轻吻，落在了我汗水淋漓的身体上。
我重申：模仿人类对于我而言没有吸引力，我模仿，是因为我在寻找出路，而非其他原因。此外，这样的成功收效甚微。那声调我很快又喊不出来了，数月后才恢复了，我对酒瓶的反感甚至更强烈了，但是我的方向就这么永远确定了。
当我在汉堡被转交给第一个驯兽师时，我很快意识到在我眼前有两种可能：动物园或者马戏团。我没有犹豫，我告诉自己：用尽全力进入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是一个新的铁笼，一旦进去，就在劫难逃。
而我学习着，我的先生们！啊，学习是因为逼不得已，学习是想要出路。我不顾一切地学，鞭策自己学习，稍有抵触便狠狠抽打自己。猿猴的天性如雷霆疾驰，滚滚穿过，自我而出，又离我远去，以至于我的第一个老师也染上猿性，很快只得放弃教学，进了精神疗养所。幸运的是，他很快又出来了。
然而我累坏了许多老师，甚至是同时累坏多名老师。当我对自己的能力更有把握，公众开始关注我的进步，我的前途也开始明朗时，我便自聘老师，让他们分别坐在五间相毗邻的房间，我不停地从这一间跳到那一间，同时向每一位老师学习。
这是怎样的进步啊！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贯穿我苏醒的大脑！我不否认：那令我幸福。但我也承认：我并没有高估这些，当时不会，今日更不会。经过世上的人们不曾有过的努力之后，我达到了欧洲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件事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帮助我离开铁笼，为我谋得了这条特别的出路，这条人类的出路。有个词说得极好：溜之大吉。我做到了，我溜之大吉。在永远无法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综观我的发展及迄今为止所达到的目标，我既无抱怨，也不满足。我的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桌上放着酒瓶，我在摇椅中半坐半躺，望向窗外。若有客人来访，我以礼待之。我的艺术经理人在前厅坐着，我一摇铃，他便过来听我吩咐。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我的成功大致已达顶峰，再难超越。若我深夜自筵席、学术性聚会与朋友聚会返回家中，总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在等着我，我让自己以猿猴的方式在她身边享受快乐。白天我不愿见她，因为她的目光有种被驯化的动物那般茫然不知所措的癫狂，只有我看得出来，对此我无法忍受。
无论如何，我整体上已达到了我想达到的目标。并不是说，这些不值得我所付出的努力。另外我也不要任何人类的评判。我只要传播知识，我只是报告见闻，也包括对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我只是报告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