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早期的小说中，黑塞描写一些个体，朝着一个能强烈感受到，却不完美地达成的理想而奋斗。个体和他的奋斗占了最显著的地位，而那个理想只是借着设计的方法——譬如《荒原狼》的麻醉性梦幻，《悉达多求道记》结尾的顿悟，《戴密安》的幻想，或是戈特曼的梦见原始母亲——间歇地进到小说里来。“在《东方之旅》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中，”黑塞在1935年写道，“我给予我的弱点和困难的证据，比给予信心的还要多，而尽管有它的弱点，这个信心却使我的生存成为可能，并且巩固了它。”不过，在他最后两本主要作品当中，重点转移了：理想本身移动到故事的中心——观察得不完美，然而还是主要的——而个体则退到周围去。这种转移反映在标题本身。早期的作品是以人名为书名，最后两本却由事物得到了标题：《东方之旅》和《玻璃珠游戏》。这种倾向反映出黑塞态度的一项发展，因为团体已经超越个体——这一项事实由于主题强调服务的理想而被加强。已经完成个体化过程的圆满个体无须再大声疾呼地坚持他珍贵的人格。对自己感到安全，他可以无私地像《东方之旅》的里欧，或《玻璃珠游戏》的约瑟夫·克涅特和那位老音乐家一样，献身给团体。在这两本小说中，我们不再有一位朝着模糊的理想奋斗的主角，而只有叙述者试图加以解说和表达的一个中心理想。
如同我们预料得到的，《东方之旅》几乎是滔滔不绝地用了那些我们以前拿来解说黑塞的千年至福幻想和魔法思想的字句。其中提到“第三王国”（Drittes Reich——几乎是黑塞最后一次用这个名词）——它以一种“精神政体”的形式而存在。这个灵魂的王国只不过是永恒的灵魂之川的一部分——黑塞所说的灵魂是指表现在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的人类不可磨灭的精神因素。他毅然不提到任何不可触摸的宗教概念。精神政体不仅仅是“一切时间的统一”——那就是说，时间上垂直的同时存在。它也是空间上的水平整体，包括了一切地点和现在活着的一切人——一种使得“生与诗的混合”有可能产生的“魔法”状态。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同时体验每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去随意地交换外在与内在，去搬动时空，如同搬动剧院中的布景一般”。要重述那些熟悉的词句是没有意思的。显然地，我们正在研讨黑塞理想的第一次真正示范性的传译，这到现在为止，暗示的一直都多于叙述或表达的。
盟会小说
《东方之旅》是一篇故事，而不是哲学论文。因此，这个理想必须以具体的词句传达，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因为黑塞的理想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理想，所存在的程度只达到它表现在人类精神的产物中者，所以它不能够以纯抽象的说法表达出来：它要求实质化。面临一个新的叙事情况——最显著的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人性的命运——以及以小说的形式传达这个情况的需要，黑塞又回到传统中，在那里他找到一种古老的形式，可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盟会小说（Bundesroman）。如同玛丽安·塔尔曼（Marianne Thalmann）在她的最后研究中所证实的，盟会小说是具有清晰特征的小说形式。它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当秘密结社达到它们影响力的尖峰的时候兴起的。当时的重要人物（弗烈德利克大帝、歌德、赫德、裴斯塔洛齐、莫扎特——实际上，几乎除了席勒以外）大部分都属于某一个结社。作为对于贫瘠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崛起，这些秘密结社跟20世纪反抗实证主义的那种神秘主义，有相当惊人的类似。不管怎样，无可避免地，这一种民众运动一定会反映到当代的文学当中，而像梅杨（Meyern）的《迭那索》（Dya-Na-Sore）和《格洛斯》（Grosse）的“精灵”这种标题富于异国风味的小说，迅速地跃居当代畅销书之首，如同刘易斯的《僧侣》一书在英国那样。
这些“盟会小说”，虽然绝不是没有趣味，但大部分都完全缺乏文学价值。不过，它们具有如此显著的一种形式——照今天流行的小说术语来说，就是格式——以至它们的许多特点，有意无意之间，被当代的大作家所吸收。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哲安·保罗（JeanPaul）的《泰坦》（Titan）、霍夫曼（E.T.A.Hoffmann）的《恶魔的灵液》——甚至于像诺伐利斯（Novalis）的《亨利·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和赫尔德林（H.lderlin）的《太阳神！》这种空灵的作品——没有了盟会小说的影响就会不可思议（顺便说一下，这些标题构成了黑塞对于这个时期的最喜爱作品的一份书单）。构成“盟会小说”的核心而以种种方式适应上述作品之需的是这种构想：一个秘密社团以某种方式引导——或设法控制——主角的一生。这产生了中心人物与该结社之间的一种不断的紧张，而在传统上，后者是代表主角正在接受教育以期达到的那种理想。几乎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秘密社团的描写都是根据既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都是依据真正的结社的实际阶级组织——尤其是像洛西克鲁斯派（Rocicrucians）那样具有严格规律的结社。高居结社之首的是长老裁判所，其首长代表该社精神原则的化身。该社位于一座神秘的建筑物——往往是一座城堡——之中，包括一个阔大的档案处和各种密室。在新会友被接受之前，他必须甘受考验，并宣誓效忠。他领到一张见习证和适当的徽章，获准参加盟会的庆祝仪式，而且必须常常从事秘密的旅行，来替该会服务。这种旅行往往是象征性地根据克利斯丁·洛森克兰兹（Christian Rosenkranz）——他是洛西克鲁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东方旅行，并带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学问，构成了该会规例的基础的传说。这名见习生或主角在他的游历途中，有一个惯有的人物——密使或精灵——来陪伴或引导他，而这个人物是代表该会的人性化身，与代表精神原则的会长成为对比。在传统上，这位密使具有种种固定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那没有时间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国出身以及易变性。这些都是流行的“盟会小说”的标准装备，在这种小说里，它们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变动——当时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长篇小说，其小说结构所具有的类似之处，譬如《威廉·麦斯特》就吸收了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没有加以任何广泛的升华。虽然盟会小说以及那些结社本身，代表了对于纯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为豪，但是18世纪的作家对他们的反抗却无法绝对一贯：正如歌德一般，到后来，他们几乎总是给种种神秘提供一个理性主义的解答。这种理性主义的解答是典型的“盟会小说”的另一个标准特征。
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为浪漫派小说所扬弃。浪漫派的小说接受了“盟会小说”的外在形式，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变。结社本身不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是某一种高超理想的象征——如同在《亨利·冯·奥夫特丁根》一般——而该理想的尘世表现，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单独人物上，例如诺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双重人物”。配合这种内在化或升华，合理的诠释就被抛弃了，而该小说于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一如它开始的时候一般。不过，在结构上，连浪漫派的小说也保留许多传统的“盟会小说”的特色，虽然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时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叙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时代。哈利·哈勒的藏书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罗和诺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构成，后来又加上莱新（Lessing）、杰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于加上了约翰·提摩太·赫麦斯（JohannTimotheus Hermes）的六卷作品《苏菲从麦默到萨克森的旅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忧郁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这些是后继时代的产物——永远不能达到过去的大师所达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轻松愉快而富于资料的论文——《世界文学藏书》（1929年）中，黑塞又再强调他对于那个时期的喜爱。孩提时代，他在祖父的藏书室度过许多时光。这个藏书室包罗了成千的18世纪的卷册。在这里，黑塞“头一次在诗的领域作了有价值的发现……也就是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为了我们的目的，去考虑一下黑塞对于该时期的认识范围，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因为它给人深刻的印象。那是由克洛普希多克（Klopstock）的诗、《维特》以及卓多维支（Chodowiecki）做版画的旧历书之类的显著作品而开始的。黑塞继续下去，阅读哈曼（Hamann）、荣·斯第林（Jung-Stilling）、莱新、威塞（Weisse）、拉伯纳（Rabener）、拉姆勒（Ramler）、格勒（Gellert）、赫麦斯，当代的报纸以及哲安·保罗、波德默（Bodmer），盖斯纳（Gessner）的牧歌、乔治·佛斯特（Georg Forster）的游记，马提亚·克劳第欧（Matthias Claudius）、希伯尔（Hippel）和——另一部“盟会小说”——穆勒（M üller）的《西格瓦》（Siegwart）。黑塞明白表示：他也读了许多低级的东西，但是后来毫不懊悔，因为他晓得彻底了解某一段历史时期会有什么益处。在他的论文和歌德、哲安·保罗、赫尔德林、诺伐利斯以及布连塔诺（Brentano）的版本中，在他的信札里，在他的漫谈中，黑塞都一再地指出：他多么忠实而亲昵地从他在世界文学的远征当中——从中世纪、古典作品、东方——回到他最熟悉、最喜爱的文学——德国浪漫时期。总之，要是内在的证据不够充分的话，还有足够的文献可以证明：黑塞对于“盟会小说”的文化和技巧是非常熟稔的。
在《东方之旅》中，他利用了该形式作为小说的骨架，这里有广泛的相似之处。这个理由应该很显然：他必须设法赋予他的理想以实质，把它投到现实的领域里，给予他的千年至福幻想一种形式。在18世纪曾经准确地发挥这种功用，而且令人钦佩地替歌德、哲安·保罗、诺伐利斯、赫尔德林，以及其他的人士服务过的“盟会小说”，正好给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装备。H.H.所离弃而现在努力要重新加入的那个盟会组织，顺着故事的发展而清晰地呈现。它拥有传统的阶级组织，上至会长和裁判所，下至见习生。信心的4项条款载在盟会的证书上，并且在给予每名见习生的戒指上，以4颗宝石来加以象征。见习会员只有在一次面谈当中，使他的上级满意，认为他的意图纯正，才获准入会，而他必须在解除效忠誓约以后，接受一年的考验。该会本身位于一座建筑物中，而从布景来看，说它是中世纪式的，不如说是卡夫卡式的，但是神秘的效果是达到了，而一间宽大的档案处——几乎是超现实地具有伸缩性——容纳了该会及其会员的种种活动的完整记录。
如同在浪漫小说中一般，会长（该会精神上的化身）和密使（该会物质上的表现）这两个人物融合在里欧一个人身上。然而，黑塞接近于更古老的形式，因为里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质。身为密使，他是服侍大家的谦卑仆人，使他自己成为卑下之中最卑下的。然而他十分明确地具有该会精灵的通常性质。他有明亮的、洞察的眼睛，有长生不老的外貌，有外国的出身（由他的名字指点出来），以及这个传统人物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在他身为会长的本质中，他的特征是随时愿意替别人服务，但是他“谦卑得有如一位虔诚的教皇或族长”。身穿富丽的镶金衣服，他是尊严的缩影。
最后说来，东方之旅本身乃是H.H.为盟会服务所作的象征性旅行——一次穿过空间和时间的旅行，包括了同时性与全体性的主题，在结构上却是根据传统的“盟会小说”的主角，在盟会密使的陪伴下所作的旅行。这次旅行的高潮——盟会的庆典——也是18世纪盟会的见习会员获准入会时，所参与的庆祝会的翻版。跟浪漫派对“盟会小说”的改作作品一样，黑塞的小说最后也避开对于盟会神秘的任何理性主义的解答。该故事是以一个象征，而不是以一篇分析，来结束的。
这些类似是这么明显，所以不能仅仅视之为巧合。黑塞蓄意模仿“盟会小说”的结构和它在浪漫派小说中的升华，来写他的小说。同样清楚的是，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小说真谛的任何事情，因为它的意义是在别的地方。盟会小说只提供了让黑塞把他最关切的事情放进去的骨架，同时他也正式赞美他最喜爱的一个时期的文学。的确，运用一种采自18世纪小说的形式为传达工具，来表达从同一个时期大大地吸收其内容的一种理想，对于这种自负，不仅是具有些微的讽刺而已。这个盟会——套用欧立德那个过度使用的名词来说：是那个同时性与全体性的领域的客观相关物——这是H.H.所企望的领域。它的性质，由于故事中零散地提到的盟会历史而受到十分清晰的强调。左罗阿斯脱（Zoroaster）、老子、柏拉图、赞诺芬（Xenophon）、毕达哥拉斯、阿伯图·马格纳（AlbertusMagnus）、唐吉诃德、崔斯川·商地（Tristram Shandy）、诺伐利斯、波特莱尔——持久的精神价值之世界的杰出代表者——都被列为该盟会的创始人或盟友。
象征性的自传
盟会是象征黑塞所说的人类精神的永恒要素。但是投到这个永恒里面的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经验——那就是，黑塞自己的象征性自传。非常清楚的是，H.H.除了代表一般的“人人”之外，也指黑塞自己。光是姓名的首字母就使得这种关联无可争辩。穿插到故事里的自传成分，使它成为某种“影射小说”，这跟《玻璃珠游戏》非常相似。“盟会小说”的结构可以一目了然，然而，比较晦涩的自传文句却只有对于熟悉黑塞其他作品——包括小说与论文——的读者来说，才会显著。
大致说来，小说中的地理移动把我们从南德和斯华比亚，经过瑞士，带到梦塔诺拉（在文中称为梦塔村）——这是黑塞自己的生命历程。所提到的一切明确地点，不论关系显得如何薄弱，都是指着在黑塞自己的生命当中，扮演了一份角色的那些地方：布连加登、莫比欧·茵非里欧、诺亚的方舟（这是黑塞在苏黎世的赞助人漠斯·C.波德默的家园的土名）、中国庙（指的是收藏家乔治·莱因哈特在温特瑟的家）等等。尤其是这个顺序——“在斯华比亚，在波登湖，在瑞士，我们都遇到了了解我们的人”——指的是黑塞自己的生命历程，从他在乌登堡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在盖因赫芬结婚的头几年，到他在伯伦和梦塔诺拉的成年时代。旅行的路程，跟黑塞自己生命的迁徙，一点一点地若合符节。
不过，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接触代表着从童年以来，他的文学兴趣的发展，以及他自己的著作的简明描写。
H. H.所提到的，当他“还是个新会员”（那就是说，一名小孩）的时候，所发生的“最初的那些奇迹”，牵涉到巨人阿格拉曼、莫利克（M.rike）的小妖精，和圣克利斯多夫——这些都是在儿童水准上的冒险故事、神仙故事和宗教故事。这次旅行“在斯华比亚走了没多久”——讲故事的人继续说——就感受到“王冠守护者”[取自亚钦·冯·艾宁（Achim von Arnin）的历史小说的标题]的影响——这是青春时代对浪漫主义的热忱。在第一章的长篇文字当中，叙述旅行者在碰到别的盟会会员时，所经验到的那些“奇妙的欢宴节日”，乃是黑塞自己在二十来岁时的一份象征性的交游目录。他说到魔术师杰普[黑塞给予他的朋友约瑟夫·恩格勒（Joseph Englert）的名字]、恐怖者路易[瑞士画家路易·莫利叶（Louis Moilliet）]男巫柯洛芬[黑塞的朋友凡哈尔（Feinhals），他后来被列为《玻璃珠游戏》中的拉丁箴言的作者之一]，而赫尔曼·洛雪尔、克林梭，以及寻找鸢尾花的安瑟伦，都是黑塞自己的小说中的主角，代表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发展的各个进步阶段。最后，“妮侬——以‘外国人’知名”（Auslnderin在文法上为妮侬·黑塞的闺姓的阴性形式）则是他对自己妻子的戏称。第一章的高潮——在布连加登的大庆祝会——提到的是作者的另外朋友——麦克斯和提利·华斯默，所拥有的产业。
当H.H.去拜访他的朋友路卡斯的时候，后者已经听到了“穿过上斯华比亚的勇敢旅行，在布连加登的胜利以及台新山村的降服”并且感到诧异：这些精力是不是可以用来为共和政府服务——这是公开提到黑塞的一些熟人，企图提名他为政治服务。还有当H.H.在档案室里寻找自己的记录的时候，它是归在这个朱色标题下的：
Chattorum r.gest.XC
civ.Calv.infid.49
这些数字或许有我捉摸不到的意义。其余的朱字则是十分清楚的。Chattorum res gestae指的是黑塞家的事迹；在歌宾根（G.ppingen）求学的时候，校长以拉丁化的形式来称呼黑塞的名字，那就是Chattus；至于civis Calvensis则指明我们自己的赫尔曼·黑塞，生在黑森林的卡尔夫（Calw）城，后来成为盟会的背教者（infidelis——可能是在1926年，黑塞49岁的时候吧）。
这些自传性的参照明白地指出：黑塞试图叙述的，不但是在“盟会小说”的伪装下，他对于一个内在而永恒的精神的第三王国的构想，而且也是他自己跟精神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当他借着一种团体感，觉得与他的幻想合而为一的时候，跟他的生命中的高潮，所具有的个人关系。同时黑塞也指出：他对于理想的概念，如同我们早先所看到的，自《戴密安》以后的那些年代当中，已经有了转变。例如，有一度H.H.回忆到，在紧接着大战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当他加入盟会的时候，全国都很容易受到许多虚幻的理想所影响，但同时也能够从事纯粹的精神行为。在当时所流行的种种可以赞扬却虚假的运动当中，他提到“对世界末日的预感，或者是对第三王国的降临所怀的希望”（《戴密安》）、“酒神舞的社团”（《荒原狼》）跟“倾向于印度、古波斯，以及其他东方的神秘和崇拜仪式”（《悉达多求道记》）。黑塞把早期的理想程式抛弃，并不暗示这些程式不好；它们是指向错误目标的适当精力。只有在《东方之旅》当中，他才给第三王国拟定了有效的最后定义：这是没有时间性的精神领域，要进到其中，一个人加入了盟会，对于它的原则宣誓绝对的忠诚，就可以借着魔法的思想而进去。
叙述者的难题
这篇小说的故事证明H.H.跟哈利·哈勒一样，无法永远维持现实与理想的完全混合。这就决定了叙述者的角色。在黑塞的其他作品当中，没有一本像在这里这样，叙述的行为是如此的充满疑难，如此的成为该书实际内容的一部分。在有关并不承担象征性角色的次要人物的那几个插曲里面，有一个是叙述在东方之旅的途中，另外一名盟会会员的变节。这个年轻人被一位从前的老师说得扬弃了他对盟会的承诺，因此他就谴责那些领队而离去。当他讶异地获悉，他也解除了缄默的誓约的时候，领队就说明其中的诡秘：“记住，你曾经发誓对不信者保守盟会的秘密。由于我们看到你已经忘掉了这个秘密，所以你将无法把它传给任何人。”这一个场面利用了“盟会小说”的主要技巧之一（守密的誓言），相当早就给读者揭示了叙述者的难题。只有忘掉了盟会秘密的人，才会对盟会不忠，而把它说给外人听。因此，变了节的人都已经不知不觉地忘掉了内在的含意；他能够描写盟会的形式，但无法描写它的精神。因此我们看到为什么黑塞必须为他的故事采用一种严格的形式：因为盟会的“形式”是他能够希望传达的一切——既然他的叙述者，由于自己的背离，已经忘记了意义。对于这种嘲讽，读者要比故事叙述者本人更早发觉到，这是本故事的主要特征之一。
当H.H.在失去了最后的接触大约十年之后，开始叙述他的故事时，他仍然在这种印象之下，以为盟会已经解体，只留下他作为唯一的忠实残存者。但正因为他在精神上背弃了盟会，所以他没法子讲他的故事。故事在最重要的几点陷于泥淖中；他只能传达外在的事件，但不能传达这些事件的内在意义。如同黑塞后来所写的，他生活在一个“贬值的世界”里。在给这篇小说的一位批评家的信中，黑塞承认，要传达理想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受到禁止；这种进退维谷是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整个语言危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代理者，而仿照“盟会小说”的盟会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
从第一页以降，叙述的困难就被强调。既然读者早就获悉了这个秘密，本篇小说就采取了纪德所钦佩的那些微妙嘲讽的暗示。
我看我已经碰到了在我的叙述中的最大障碍之一。要是我获准揭露盟会秘密的本质，读者就可能更为了解我们的行动所达到的高峰，及其所属的经验的精神水准。
既然H.H.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盟会的精神中心——盟会的秘密，叙述的困难就由于事件的极大变化和显然的不相称而更为增加。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可以使他的故事有所依附。H.H.不久就发觉他的故事对于任何没有体验到他所说的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显得“贫乏而愚蠢”。必须加以强调的事实是：我们所遭遇到的，既不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学当中如此普遍的那种传统的不可形容的主题，也不是作者适当地处理题材的纯粹无能。对于说故事的无能为力，乃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主题之一，正因为所牵涉到的真实水准缺乏任何沟通的门路。H.H.自己是这种沟通之崩溃的有形象征。虽然他自己体验到那些事件的充分力量，他却——如同黑塞同一年在《一点儿神学》中所说的——退回到第二层的绝望。因此，他无法以这一层的言语，去传达更高一层的真实。而意义更为深长的是：没有这些言语——这些沟通的工具——他甚至于无法充分地回忆自己的经验。
到了故事的中间，H.H.已经面临绝望的深渊。身为（他自以为）那一次伟大远征的最后残存者，他尤其盼望把它叙述一番，但甚至于连开头也似乎无从述说，而引到了无边无际和不可理解的混乱之中。“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一加以缜密的考虑，就变得很有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溜跑而瓦解。”H.H.只留下“一团曾经反映在某件东西上头的支离破碎的图片。这件东西就是我，而这个自我——这面镜子——只要我对它凝视，就证明只不过是一面镜片的最上面的外层而已”。这种真实的支离破碎，在这绝望的一点，显示出个体的支离破碎，把H.H.带出“你的故事能够加以叙述吗”这个问题之外，而到了最耗精费神的疑惑：“这件事真的有可能体验过吗？”在第一章，H.H.以最肤浅的方式，描写东方之旅的开始。在第二章，他试图叙述盟会的瓦解，却使他发觉：说不定瓦解的不是盟会，而是“他”自己。在第三章的开头，H.H.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仍然遭遇到混乱。”头两章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半少一点儿，所叙述的是对发生在大约十年前的那些事件的回顾。剩下来的三章发生在故事的现在。在前面，H.H.已经有一些状似叙事的文字，现在他却只受到叙述的难题所困扰，因此他去请教有写作经验的朋友路卡斯。这种转变是有高度意义的。它暗示着这么多的现代文学所陈述的：个体只有在存在上存在——那就是说，在他面对真实的时候。H.H.无法跟他的真实搏斗。他是一面不反射的镜子，一个虚无，一片混沌。由想要叙述一个重要故事的那种单纯的驱策开始，这篇故事已强化而成为生存的方式：H.H.拼命地想要说他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经验过一次的这种真实，以及我那些同志，都不再存在，而虽然对于它的回忆，是我所拥有的回忆当中最宝贵、最鲜明的，它们却似乎都这么遥远。它们是由这么不同的料子做成的，以至仿佛它们是源自于别的星球和其他的纪年，也仿佛它们是狂妄的梦想似的。
在狂热地企图重新捕捉他自己的真实的这种过程当中，H.H.放弃了他对叙述东方之旅的故事的虚饰。他现在所做的，是叙述他自己的“企图叙述”东方之旅；叙述的行为变成了故事的题材。当H.H.后来重新获准入会，而且获准从更高的真实水准，来察看他先前的努力的时候，原稿就经历了一种象征性的蜕变。H.H.看到，他所写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当他一句又一句地划掉的时候，那些字和字母都在纸上粉碎，形成了圈圈、花朵、星星——“一张没有意义的装饰图案”。描写理想的不可能性，以诗的方法加以完成。随着H.H.愈来愈深地钻研盟会的秘密，他就觉悟到：他永远无法完成对于故事的叙述，他的尝试注定要失败。这项承认，当然在回顾的时候，会给头两章投上不同的见解，因为读者现在知道，他所读过的，只不过是使H.H.感到不安的那种无意义的装饰而已。这种小说的情况与《荒原狼》里面的“小册子”并无不同；但在那里，为了读者的好处，“小册子”被译成了第三层的语言。
当H.H.更进一步地在档案室中阅读下去的时候，他翻到了由用意良善的其他背叛者所写的，有关盟会表面上似乎已经瓦解的他种报告，而在这里，现代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的主题就一目了然了。每一篇报告，写的都是全然雷同的紧要事件，却与别的报告有天壤之别；而每一个作者，跟H.H.一样，都相信自己说法的真实性。别的小说家——纪德、赫胥黎、福克纳——都把这种相对论当做结构的原则，而把不同的观点建立在他们的小说里。黑塞为了自己小说的目的，而满足于这种暗示。不管把故事说上几遍，它也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因为以日常现实的语言，或是容易犯错的知觉，是不可能捕获到更高的真实或重要的本质的。充其量，一个人只能希望，以不断地移动焦点来对准目标，而在一面不完美的镜子上，获得该目标的一个歪曲的影像而已。
艺术的神圣化
绝望终于迫使H.H.去向他的朋友路卡斯讨教。出于路卡斯的切合实际的建议，H.H.才能够把里欧找出来，而由此拾起他跟盟会失去的接触。但是拜访路卡斯意义更深的一面，在于他们有关写作的谈话。路卡斯写过一本有关战争的名著。跟H.H.一样，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经验到的一大部分，而且他也发觉，就算是10本书，每一本都比他自己的更迫切，也不可能把战争栩栩如生地传达给任何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正如H.H.目前的生活跟东方之旅的情形一样，两种真实之间的鸿沟辽阔得无法只用言辞来填补。在这些承认之后，当H.H.问他，他如何终于设法写出那本书的时候，路卡斯回答：“我要是不写那本书，就会陷入绝望；那是把我从空虚、混乱和自杀当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路卡斯的这种功用可能说明了他的名字。在福音书的作者当中，路加是唯一觉得有必要证明他的事业为正常的人，而他特意这么做，为的是要给他的朋友提阿非罗一个榜样。路加的自序跟路卡斯的言论相似的地方，在于两者都知道，“一篇”报告能够表达的事实是多么的少。
正好在本书居中部分的这篇谈话，说明了本篇故事的主要谜题之一：为什么H.H.明明知道他的故事无法叙述，却仍旧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为什么黑塞要写作和出版《东方之旅》。光是说写作的行为就是从混乱中得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底下这两项假设，答案就一目了然了：更高的真实是不能摹写的，而艺术是代表一种抵御混乱的防卫。这是黑塞那一代所特有的艺术的神圣化。艺术的世界，有可能加以构筑，和谐而完美，但与黑塞（或H.H.）想要描写的真实世界是不同的。但它只有在内容方面不同。在原则上，这两个世界是一样的：美学的结构，以它自己的法则，正如盟会的世界一般地完美。它们不同的程度，只是艺术和性质的相异，但在象征上，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艺术的世界是不依赖真实而存在，并与自己的法则相符合的一种自有目的的实体。在这个世界里，美感的和谐是可能的：混沌能够加以解决。因此，尽管企图描写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徒劳无功，H.H.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使我的生命又秉有意义，以此来拯救生命。”
只有这种艺术观才能够解释书中最动人的文字当中的两段。在布连加登的庆祝会当中，H.H.体验到他跟那个没有时间性的同时性与整体性的领域的最生动遭遇。在那里，他不但回到来自历史的过去遇到跟他自己（那就是说，黑塞自己）个人交游圈子的人物，而且他也同样强烈地看到了诗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人物。“但是不管这些艺术家的人格多么生气蓬勃，多么可爱，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却毫无例外地比这些诗人和创造者自己，要更加活跃，更加美丽，更加幸福，而的确也更加优雅，更加真实。”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巴布罗（来自《荒原狼》）跟他的作者（没有提到名字）成为对比——后者“像影子似的溜到河岸，在月光下显得半透明”。甚至于连霍夫曼，尽管他似乎显得活跃而引人注目，也只是“一半真实，一半在那里，不十分牢靠不十分真切”；至于档案管理人林赫斯特（来自《金壶》）则是精力充沛的化身。艺术的世界代表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与日常现实的无精打采的混乱相对。因此，美学领域的人物——套用黑塞的典型比较式来说——比另一个世界中的相对人物要“更加真实”。这种看法，在1930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书籍的魔性》中，黑塞又重述了一次。在那篇文章里，黑塞明确地把现象跟没有时间性的领域联系起来。诗人们生生死死——他写道——往往是默默无闻或被人忽视。然后，在他们死了几十年以后，像尼采或者是赫尔德林一般，他们忽然大放“光明，就仿佛是没有时间这么一回事似的”。在1933年，黑塞恭贺托马斯·曼出版了他的小说《雅各》，宣称小说中的人物“比世界舞台上的人物要更加真实，更加可能、更加正确得多”。
到这个时候为止，黑塞以嬉戏的象征主义，来代表至少从席勒以来，一向都很普遍的一种艺术观。艺术不应该是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所说的那种模仿，而应该构筑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它自己的整体性，根据它自己的法则，乃是“真实的”。不过，到了故事的末了，黑塞以切断联系着这两个世界的最后结合，沿着这条推理的途径，把我们往前再带进一步。因为照传统的看法，作者自己要担任日常现实——读者的世界——和美感现实——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调停人。在他的身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接触乃得以保持。然而，在最后这个场面，黑塞摧毁了这种接触，仿佛叫他的美感世界飘浮——成为一个自有的整体。当H.H.——他是叙述者而因此也是读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结——在档案室中揭开了存放着有关他自己的记录的小室的时候，他所发现的不是书写文件，而是一个木雕或蜡塑的小像。他更仔细地看，看到那个小像实际上是由两个塑像背靠着背所构成的——他自己和里欧。由于这个小像是半透明的，他可以看出里面有一种模糊的流动，一种不断的溶解或流泻，由他自己的形象进到里欧的形象。蓄意提到施洗约翰的话，H.H.乃想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在同一瞬间，他记起了里欧对他在布连加登亲眼目睹的现象的解释：那就是来自诗的作品的人物，通常都比他们的创造者本人，要更加活跃，更加真实。故事在H.H.突然感到疲乏，转身去寻找安睡之处的时候结束。取自《圣经》的那句隐匿的引言，当然并不比《戴密安》里的情形更为偶然。像它那样地出现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就加强了象征性结尾的意义。我们发觉：在盟会的世界里，里欧之于H.H.，有如耶稣之于施洗约翰：更加真切，更加基本，更加实质。这种差异受到底下这项事实的强调：尽管显得单纯，安德烈·里欧却是小说中唯一有名有姓的人物。至于叙述者——他是所有的人物当中最无实质的——只以他的首字母标出。一直要到H.H.以美学的创造来使自己不朽，他才有资格采取一个名字——在那个时候之前，他缺乏其他被提到的人物的那种实质，亦即创造者跟他们“更加真实”的创造物。
这个象征性的结尾是很清楚的：叙述者H.H.被他自己想象的创造物里欧所吸收。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叙述者被包含在艺术作品里。失去了与日常现实的一切接触，他被扫到自己所创造的美学世界里，而这本小说就被当做本身是个永恒的世界而悬挂起来——没有作者。这本小说成为它的主题的象征——艺术的永恒性质。要是这种解说显得牵强的话，我们不妨在这里回忆一下1925年，黑塞所写的《臆测传记》的惊人结尾。在那篇文章里，黑塞简要地概述了他以前的生平之后，回过来瞻望前途。他推测——照《混沌之一瞥》和《纽伦堡之旅》的方式，加以一贯的推理——他将无可避免地由于他的思维方式而被逮捕。他想象自己在监狱里，忙着在墙上描绘火车消失于山洞中的图画。在最后一段，他跳上火车，随它离开牢房，消失到他以艺术创造出来的美学世界里。以这些基本的象征，黑塞成功地用栩栩如生和惊人的方法，传达他的第三王国的绝对性质。他那同时性和整体性的领域总是在那里，并不依赖我们的日常现实的世界，随时准备让那些愿意用“魔法”去思想的人们进去。既然思想的过程并不轻易让人具体地描写，作者的唯一援力就是象征的世界——绘画的火车和半透明的偶像。《东方之旅》的最终意义不是以观点的相对论——盟会神秘之不可能描写——表达出来，而是以盟会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至把它的创造者加以吸收的这项事实表达出来。
在他试图创造一件有独立机能的艺术品这方面，黑塞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象征主义者”和他们在法国、德国跟英国的信徒，都蓄意写出一些紧密的完备自足和自有目的的诗品——一个人立刻就想到史推芳·乔治（StefanGeorge）、乔治·特拉克（Georg Trakl）、梵乐希和庞德。在现代小说中，纪德、赫胥黎、乔艾思，以及许多别的作家，都设法以某一种技巧，来使小说不依赖它的作者。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与黑塞的这种努力——把叙述者从每日现实的领域改换到他自己所创造的美学范畴里——最为类似的，当推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小说《梦游者》（1932年）——写作年代与《东方之旅》相同。表面上，没有两部作品能够比这两篇更为根本不同的了：黑塞的是“浪漫派”的故事，布洛赫的是“多元历史”小说的怪物。然而在主题和技巧上却有值得注意的类似之处。在布洛赫的三部曲的头两部，以及第三部的前半部，作者都故意让读者产生错觉，以为他正在读一篇由一位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与赫尔曼·布洛赫为同一人）所写的故事。不过，到了第三部的中间，渐渐显出所有这三个部分的叙述者，实际上是这篇包在小说里头的论文——《价值之分裂》——的作者；那就是说，小说的虚构故事成为由理论性的论文的更大结构所封缄和包罗的一个密闭的整体。然而，在该书结束时，又发生了另一种转变：论文的作者竟然与骨架故事之一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同一个人。整篇小说因而生存在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悬挂状态中——一种具有它自己的自足作者和它自己的法则的美学整体。
对于布洛赫来说，在那个时候，艺术的绝对性质，几乎具有跟对于黑塞来说完全相同的意义：一个存在于我们这个四分五裂的日常世界的混沌之外，给我们一种理想以供珍惜的完美领域。在这两本小说中，同样的意义都在结构中呈现：尽管小说里的人物暴露在绝望、冲突和分裂之中，他们却与实际人生的相对人物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发生在一个自有目的的美学整体中，其所揭露的有意义的形式，在日常现实的混乱中是看不到的。在这里有一种含蓄的精妙讽刺：要描写理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绝望的完美传达却平衡了作品中的绝望，因此把它提高到现实世界的纠结不清之上。这就是黑塞所说的“升华”。“从艺术家的观点来看，艺术不是只想取代不充足的人生的一种企图吗？”他在一篇论文——《论好的和坏的批评家》——中写道：“……简而言之，就是在精神上，使不愉快的现实面升华？”黑塞并不散漫地使用“升华”一词。在1934年写给杨格（Jung）的一封信里，他把自己的概念解释得很清楚，以便使它跟心理学上所说的抑制的意义有别：“只有在似乎适合于谈到‘成功’的抑制的时候，那就是说，在一个当然是非真的，但在文化上则属于高一级的领域——譬如说艺术的领域——的一项行动表现的时候，我才用这个词儿。”虽然在心理分析上，升华是不准许的——他继续说道——但当它以艺术作品的形式结出果实来的时候，却是非常要得的。
服务的理想
我们剩下来的，是要辨认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出现的里欧。他在小说中的任务是很清楚的：他同时是盟会的会长，而且身为密使，也是它最热诚的仆人。H.H.起初只看到他后面的这个身份，而要到末了，才发觉里欧是盟会原则的最崇高化身（跟“盟会小说”中的一样）。那是里欧，身为指导的精神，才使得盟会集在一起，一直到莫比欧·茵菲里欧的考验为止；当他失踪的时候，队伍中的其他会员，在他们的信心上，还不够坚定到使他们独自前进，而因此好像仅仅由于盟会精神的化身不见了，盟会也就瓦解了。在他所尝试的故事中，H.H.一再地回到这一点，却未能了解：里欧正是“这些事件的中心，这些事件所环绕并使事件连贯的共同观点”，并在H.H.的混乱回忆中，提供了那些事件所缺乏的因果关系。
如同我们所见的，里欧在小说中的功用不只是作为盟会的会长而已：作为H.H.想象和渴望的创造物，他也是H.H.象征性的比较好的另一半。他是H.H.可能成为的一切——要是他能够摆脱掉日常现实的渣滓，而永远进到同时性和完整性的领域的话：换句话说，他是黑塞的小说世界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双重人物”，他跟H.H.的关系，一如戴密安之于爱弥儿·辛克莱，或莫扎特之于巴布罗。我们已经看到，里欧的大部分身体特征，都是从“盟会小说”的行头中借来的，但是在他的人品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在象征上是最引人注意的，而且也可能说明了他的名字——里欧与自然世界是绝对和谐的。这件事一再地受到强调。当他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H.H.叙述说，所有的动物都喜欢里欧，说他有办法驯服飞禽，吸引蝴蝶。在布连加登的庆祝会中，里欧被描写成跟两只白色狮子狗玩耍。当H.H.在几年以后找到他时，里欧亲切地抚弄一条来势汹汹地向H.H.猛吠的恶狗。他“跟时间合而为一”——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整体性的主题和象征性的蜕变——他似乎可以无限地定界。不受到自己人格的困扰，他自由自在地献身，而且仿佛是存在于“跟他的环境的一种随和而平衡的关系中”。换句话说，他已经以升华的形式，拥有变形的能力，这是“盟会小说”中的盟会密使所特有的。在他跟世界的和谐关系中，里欧象征着盟会所代表的整体原则。鉴于黑塞所运用的姓名上的巧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名字都具有意义——我觉得里欧（Leo意为狮子——译者注），这位最不像狮子的角色，可能是由圣芳济的得意门徒，里欧·皮柯利拉（Leo Pecorella），获得他那似是而非的名字。跟他的大师一样，里欧·皮柯利拉也是一切飞禽走兽的朋友。黑塞对于圣芳济的传说知道得极为详细：在1904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他所喜爱的圣徒的研究，而在小说《彼得·卡门青特》中，这位圣徒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并且经常在别的作品、论文和书信中被提到。在这些关系中，圣芳济是被当做爱慕自然的一个象征。说里欧·皮柯利拉实际上是里欧这个角色的灵感来源，只不过是一项臆测，然而似乎并非不可能，尤其是因为另外一个相当深奥的象征已经进到他的人物塑造中来——这一次是取自巴赫芬（Bachofen）。
里欧与自然成为一体的进一步迹象，除了他的野外素食主义之外，是由他的地址暗示出来：塞勒格拉本69号甲（制绳人的巷子），并由里欧脚穿绳底鞋这项事实得到暗示。既然这种制绳的事情在这本充满象征的书中提到了两次，我们就有理由予以更仔细的考察。在巴赫芬的《古人的重要象征》（1859年）一书中，最了不起的篇章之一，是专门用来讨论制绳人奥克诺斯（Oknos）的象征。（黑塞在1923年评论了本章的一份抽印本。）根据巴赫芬的说法，制绳人在他的最后形式中是代表“人类生存的最高水准的象征”以及“克服死亡之恐怖的较高神秘的得胜力量”。它象征“以个体的永恒死灭来保存种族的永恒青春”跟“一切尘世生存的短暂”。这种解释与我们所见的盟会意义，尤其是里欧身为盟会会长的意义，非常的吻合。在他这两种本质中，里欧代表与生命的完全和谐跟统一，以及对在个体死亡之后仍继续存在的永恒盟会的服务。
里欧的完全幸福的和谐，是以他面带“虔诚的、仁慈的、教皇般的笑容”来表达。因为他与更高的真实完全合而为一，所以能够像《荒原狼》里的莫扎特那样，把世上的人生看做一场游戏。“当然，一个人也可以把人生当做种种别的事情，把它当做责任、战场或是牢狱，但那样做并没有使人生更美好。”他告诉H.H.说。因此他能够对着折磨H.H.的那种生存的显然不调和，以及“他这位见习生的愚昧”而微笑。不过，这种把人生看做一场游戏的观念，并不是一种轻浮的观念，而是具有最深刻的含意的。他所说的“游戏”，是指在艺术作品中，创造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天地的美学游戏——是玻璃珠游戏的一个样本。只有那些把日常现实看得太认真的人——像哈利·哈勒和叛离后的H.H.——才注定绝望而不能分享具有永恒价值的美学领域。不过，对于那些“已醒悟”的盟会会员来说，人生只不过是一场供人尽情玩耍的可爱游戏而已。这个游戏的一部分，也就是先决条件，是放弃对个人主义的愚蠢要求，因为它是一切绝望的根源。一个人愈以个体化来远离整体，他就愈坚持自己的个性——他就愈受苦。屈服于整体，再融于全体之中，使个人的欲望受制于盟会——换句话说，就是心甘情愿地服务——乃是幸福之钥。因此，里欧，身为盟会的化身及其会长，同时也是它最忠实的仆人。他的微笑是讥讽的、弃绝的微笑，因为他知道在日常世界中的主宰是虚幻的，而对没有时间性的精神的服务则是永恒的。“这是服务的法则，”他告诉H.H.，给他解释为什么文学中的人物比他们的创造者更生动，“想长寿的人必须服务，但是想统驭的人却不长寿。”渐渐地，从战争期间和紧接着战后的作品当中所表达的早期对个人主义的热望，黑塞的作品出现了群体和团结的观念。“个人的原则”转变为在一个更高的真实水准上，与全体再度合并的意志。本书最后的讽刺在于这项事实：当H.H.准许自己愈来愈与里欧的形象合并，当他愈来愈被吸引到他的美学创造的领域中，他也就愈来愈给自己取得了真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确如此。但是H.H.使自己在他自个儿创造的美学世界中延续下去。
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有现象，这是里尔克在《马尔泰的手记》中预先使用过的。在那里，跟在这里一样，故事是以完全的主观开始，而转移到绝对的客观。里尔克在那本书中所用的技巧，在这方面，跟《东方之旅》相似。跟H.H.一样，马尔泰开始时为自己的个性所困扰，而世界则在他周围崩溃，成为混沌。但是那遍布的代名词“我”，在小说的前半部用得这么显著，却逐渐让给比较不主观的叙述形式，一直到末了，马尔泰这个角色完全消失在代表他的那些象征后面——如同里尔克后来所说的“他的痛苦的言语”。该书是以马尔泰的孤立人物开始，而以浪子的代表性人物结束。这种由自我中心到象征性的普遍化的过程，在《东方之旅》中也可以看到——《东方之旅》是以一再强调第一人称的文体开始，拼命地想在面临混沌当中，定出自己的方位。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故事结束的时候，H.H.的“我”被吸收到里欧的代表性人物里。在结构上，这两者的雷同，由于故事的时间和叙述的时间进展的近似而获得加强。第一章和第二章发生在写作之前十年或十年以上；第三章和第四章只发生在写作之前几天，而第五章——在本章，最后的辨认才告完成——则发生在H.H.报告该行动的前一天。在整个故事中，有一种移动是从“我”到“他”，从个体到团体，从混乱到秩序；而解决则实际上发生在作者的现在的那个片刻。当然，任何进一步的报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H.H.完全被吸收到里欧的形象中，一旦他与盟会重新结合，他就又一次存在于一种不可能传达给我们——读者们——的真实水准上。因此，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H.H.在离开我们的水准，前往同时性的领域之前，所说的最后的言语。以象征性的自传开始的这本书，是以艺术的神圣化结束，而后者则代表对精神价值的永恒世界的崇高服务。黑塞已经到达了卡斯塔利亚9。
《荒原狼》
《读书随感》
《乡愁》
《生命之歌》
《知识与爱情》
《在轮下》
《流浪者之歌》
《彷徨少年时》
《艺术家的命运》
《东方之旅》
《漂泊的灵魂》
《美丽的青春》
《孤独者之歌》
《玻璃珠游戏》
黑塞整合东西方文化继续走向内在，于是有了这本《东方之旅》。这本自传气息浓郁的小说通过一次未完成的旅程，叙述了主人翁一波三折的追寻之旅，经过不断地遭受挫折，最后达到了最高境界。技巧纯熟，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德国文学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南德的小镇卡尔夫，曾就读墨尔布隆神学校，因神经衰弱而辍学，复学后又在高中读书一年便退学，结束他在学校的正规教育。日后以《彷徨少年时》《乡愁》《悉达多求道记》《玻璃珠游戏》等作品饮誉文坛。1946年获歌德奖，同年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的世界声誉达于高峰。1962年病逝，享年85岁。黑塞的作品以真诚剖析探索内心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而广受读者喜爱。
一生追求和平与真理的黑塞，在纳粹独裁暴政时代，也是德国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象征。
蔡进松
中国台湾人，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