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迟来的信件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本来被期盼着，之后不再被期盼。我知道，我那只盖有莫斯科邮戳的信封如今已毫无用处，但也只能如此了：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只密封的信封里，现在仓促地爬出来了。两年，就像算盘珠一样咔嗒过去了。我身后，躺着一只空纺锤。亲爱的朋友，您会谅解这些的，因为您是……一位亲爱的朋友。
但是您能原谅我让你失望了吗？当您发现在我的莫斯科邮戳下面什么都没有，除了对于盖着莫斯科之印的邮戳的沉思。对我来说，这个主题具有直观性和重要性。对于五百英里开外的您来说，它是陌生的，也许，还是枯燥的。但我只能写下我能写的：我完全被关于邮戳的问题吸引了，忙碌于研究那个“特别的印记”（引用格里鲍耶陀夫的话[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ksandr Griboyedov）：俄罗斯外交官、剧作家、诗人，在其《聪明误》（Woe from Wit，1822—1824）一剧中，角色法穆索夫（Famusov）评论道：“所有莫斯科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印记。”]），尽管它有点古怪，但它区分并标记着我周围的生活，所以我不可能也不会再提出其他更有趣、对你更有吸引力的主题了。
每天早上九点四十五分，我把自己扣入大衣，出发去探寻莫斯科。是的：两年前有一列火车——我记得它晚点了十三个小时——只是将我带到了布良斯克[布良斯克车站：今基辅站。]的车站，离莫斯科的意义还有一段长路。
那之后，每天早上我都会大步从一条边街跨入另一条边街，任由十字路口改变我的方向，以便我一路珍藏莫斯科。如果我半转过脸，会看到商店橱窗里有一个身材高大、有点驼背的男人大步走在我旁边，他的脸被黑色帽檐遮住了。我俩一起走着，偶尔交换目光，去寻找我们的意义。
我甚至觉得很奇怪：第一天，拽着沉重的行李箱，我从多罗戈米洛夫桥望着万家灯火之中的建筑群，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那庞大的群落会横跨我的思想，像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然，别人也会为这个或那个问题绞尽脑汁。每一副额骨下都存在一些问题，扰乱着心灵并折磨着那个“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羡慕其他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问题隐藏入笔记本，锁入实验室，将其包含在数学符号里。他们至少可以暂时远离难题，摆脱它，让思想喘口气。但是我从未能躲开我的主题：我就住在它里面。我所经过的建筑的窗子以一种特定的表情凝视着；每天清晨，我几乎还未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面房子的红砖：一定是莫斯科。于是“莫斯科”这个念头升起。我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周围匍匐挤满了一千个石头盒子，从我脚下长出一千条弯曲、破败的街巷——而我，一个奇怪的家伙，探究着去往“何处”，然后直接步入它，像一只老鼠钻入捕鼠器。
我首先经过一栋被CCRCP（B）[CCRCP（B）：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f Bolsheviks）缩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符号追逐的、褪色的黄色建筑，半小时后，来到小拱桥旁九圣殉道者教堂[九圣殉道者教堂（Church of Nine Martyrs）：一座建于18世纪30年代的石头教堂，其第3层的钟楼于1844年加盖。]歪斜的钟楼下，我忍不住做了个绝望的尝试，想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我大步经过书店橱窗，里面摆放着经常更换的封面：这是莫斯科。我经过乞丐们伸出的手，它们拦住我的去路：这是莫斯科；经过一捆捆带有新鲜印刷墨迹的报纸，上面生硬的黑字写着《真理报》（PRAVDA）：这是莫斯科。
莫斯科被太多人踩踏了，它的鹅卵石路面和沥青路面上积聚了太多的足迹。如我一样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从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环绕广场、经过教堂、市场，被城墙围绕，被禁锢于这念头：莫斯科。脚印之上覆盖更多的脚印，仍在叠加；转念之间是更多的念头，仍在聚集。太多东西被抛入这卡莫—科尔尼基土堤[卡莫—科尔尼基土堤（Kamer—Kollezhsky Val）：19世纪中期莫斯科周围23英里长的土堤，有18个路障，标志1742年至1917年的莫斯科城市范围。]之环内了。而我，无论如何，只能用一个暧昧却不断侵袭的符号来衡量这一切：莫斯科。
位于尼基茨基大道7b处的白色豪宅阴沉沉地斜对喧嚣的大街，关于这幢楼里曾经的一位住户[指果戈理，他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在这座房子一楼的房间里度过的，在此他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分。]，它显然比申洛克[弗拉迪米尔·申洛克（Vladimir Shenrok，1853—1910）：俄国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果戈理专家。]告诉我的更多。
如今，报纸专栏热衷于喋喋不休那个半死之词：“泛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但对于那些在星期日两点到四点之间出发去索巴奇亚广场，观看霍米亚科夫[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yakov，1804—1860）：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信徒，1844年开始住在阿尔巴特附近的房子里直到去世。]那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人来说，位于角落的那个房间即所谓的会客厅，更能清楚准确地解释一切。紧靠着它无窗的墙那边，是一个破旧的、可以坐五六个人的皮质沙发；角落里放着一个土耳其烟斗的支架，就这些。在那个封闭的、黑暗狭窄的房间里，泛斯拉夫主义者们促膝而谈，无话不说。
一直开到诺沃德维奇[诺沃德维奇（Novodevichiy）：一座16世纪的修道院，索洛约夫埋葬于此。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1853—1900）：俄国宗教哲学家、诗人和批评家，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信徒，曾设想建立一个“普世教会”。]的17路电车，比很多书更好地向你展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这个名字。他的名字用细小难辨的黑色字体写在一块白色横木上，在不同教派的小圣像之间[索洛维约夫葬礼后不久，有人将两个圣像放在他的坟墓上，一个是出自古耶路撒冷的复活标志，上面刻着希腊文“基督从死里复活”；另一个是奥斯托布拉姆（Ostrobram）的圣母像，上面刻着拉丁文：“义人将被永远铭记”（In memoria aeterna erit Justus），无论圣像，还是索洛维约夫原来的墓碑都没有留存下来，被毁于20世纪30年代。]。凑近细看那些褪色的字母，低点的那一个，只能辨出一个字“将”（erit）。
他的名已永存。来翻腾这凌乱的一堆吧，拉出一根线，带出整个巨大的、纠结成一个乱麻球的莫斯科。你肯定在想：所谓“我的问题”是如何被强加于我的？我是如何开始徘徊在莫斯科的意义中的？
很简单。我的房间面积略小于54平方英尺。你知道我的老习惯——在思考某些事或琢磨一个想法时，我会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房间的角落相距得太近了。我试过：如果我把桌子靠在窗口，把椅子放到床上，能腾出纵向三步、横向一步半的空间。你根本无法踱步。所以，当某个想法在我脑海里逡巡而我想做同样的事情时，就锁上三步宽的房间冲到街上，沿着弯曲的长街走下去。
想要保护你藏在两鬓之间的生命不受四周围绕着你的生活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一条街上凝思而不去看那条街也不可能。如我这般尽量凝神于头脑中的意象，让自己的思绪不受袭扰，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街道总是侵入：它在我低垂的眼皮下推挤，冲压我的耳膜，它的鹅卵石乱撞我本就磨损的鞋底。唯一能从莫斯科大街上逃离的办法是走下一条小街，从一条小街进入一条死胡同。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座城市叮当着、嗡鸣着，词语被撕碎成字母——一切都在击打你的大脑，突然涌入你的脑海直到把它塞满，直到它成为一顶缀满闪烁碎片的、虚张声势的皇冠。
毫无疑问，我很被动。起初我还抵抗，随后我便放弃了：让这个城市进入我的内心。当我走着，在长街上敲击、点画我的脚步，我有时觉得这点画汇集成一条线，与街道的线条重合。有时，我站在一个空荡的十字路口，能清晰地听到莫斯科在我的太阳穴之间的轰响与弹奏。别的时候，很奇怪，我会从一条小街游荡到另一条小街，在一个思绪陡然停顿的时刻环顾四周，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石头砌成的死胡同，两边房屋的小窗上挂着帘子，便道上立着曲臂的街灯。是的，我常常带着特别的喜悦发现我的思路与这座城市的线谱相吻合——转弯随着转弯，变向紧跟变向，曲线迎着曲线——具有几何图般的精确。
渐渐地，我沉醉于这灵魂与空间的游戏。晚上，我喜欢沿着一连串的路灯漫步，同时回看我的影子。每当靠近一根灯柱时，我都会放慢脚步，因为我知道这一刻，我的影子会突然悄无声息地赶上我，它会奇怪地抽搐着滑到我前面。我边走边左右张望，顺着蓝色或白色门牌号走下去：1、3、5、7……2、4、6、8……好吧，我得停下来。照这样写下去，两枚邮票也不够。
我展开一张莫斯科地图。我认为现在应该凝视这个斑驳的、圆如邮戳的大斑点，它在萌生彩色的新芽：不，它别想逃离我。我将用一个钢圈捕获它。
第二封信
发生了件古怪的事：当初我只是把第一封信投入了一个黄色邮箱，而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发现，几乎每堵墙上都有那种锡铁盒子探出来。它们咧着黑色的长方形嘴巴，等待更多的信件。好吧，它们会如愿以偿的。顺便一提，莫斯科每天都会把无数的词语塞入那些盒子里。早上八点和下午五点，帆布包裹的文字会一摞一摞地被放入板条箱里，堆叠在邮车上颤动着，然后莫斯科会用邮戳猛击这些文字，它们沿着弧线被抛投下去：去各处——所有的——全部去。正如我手中的一摞。随它去吧。
初到莫斯科的那几天，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混乱的词语涡旋中。那些演出布告柱上、张贴的海报上和彩绘锡盘上的字母疯狂地绕着我旋转。那些开篇与结语的词语从报童的报纸捆中溜脱，揉搓着我的耳朵。巨型字母——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在我眼前昂首阔步，或是从横跨街道的横幅上发出嘲笑。我的瞳仁先是放大，然后疲惫地从纷乱的字母中退缩，试图穿越它们，但是那些厚颜无耻的字母不停地拉扯我的眼皮，在我的睫毛下无尽地流淌着墨迹的反光。夜里，当我关掉灯，试图将我的眼睛藏入眼皮时，字母漂浮物会在我的瞳仁里烦躁不安、拒绝睡觉，它们还会杂乱潦草地滚到白色的枕套上，在我眼前动来动去，抓我的睫毛，不让我闭眼。
奇怪的是，我在莫斯科最初的噩梦是楼群在我之上无声地倒塌；我惊慌失措（也疲乏至极）地冲下混乱的街道，而所有的街道都一再地拧向同一个弯曲的十字路口；这些沉闷荒凉的小街，将我带到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广场，这只是为了回到黑暗和死寂中——所有这些噩梦，我认为，实际上是我与莫斯科的第一次梦魇格斗，是我的初次掌控、融入的尝试，无论这有多么荒谬且无意识。
让我吃惊的是，我清醒时得出的结论与噩梦的黑色逻辑并无太大的冲突。起初，即使是进入我的“我”，这个最阳光、最日常的现实，也让我感觉像是刚走下飞转的旋转木马，并目睹那些仍沿弧线旋转滑行的树木、云彩、步行道和人群。我经常跳上A路或B路有轨电车，还有V路，它会沿着一个长长的半径摇摆着转圈（一种奇怪的巧合）。路牌闪过，上面的字母如水般漂走；人群滑下人行道的条纹，走向轰响的车轮和出租马车。同时，在荒凉偏远的广场上，经过我那铿锵作响的字母V，沿着平行路轨飞驰的，是许多疲惫的、被雨淋得褪色的旋转木马，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回看它们，我想：就是这里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根破旧的贴戏单的柱子，好像是在克哈皮诺夫卡（Khapilovka）的某处，或那附近，那些词语层层堆叠，挂在一层层从金属柱上脱落下来的、杂七杂八的、脏兮兮的纸条上，看上去荒谬可笑。我用手掌压在那些烂了一半的字母上，词语的旋转木马生锈般吱吱作响，转了半圈。有时，我筋疲力尽，眼皮耷拉着走啊走啊，也不看人，只感觉到他们的胳膊肘在撞击我的胳膊肘。然后我能看到的只是鞋尖：有些是方头，有些是尖头，有些抛光擦亮，有些打着补丁。有条不紊的脚趾们在人行道上沉重乏味地走着，被翻起的砖块磕绊，完全冷漠且机械，好像从鞋到眼睛的距离不是五六英尺而是……抬起头，让我惊讶的是，我既看不到他们的脸也看不到眼睛，却看到斑驳的房屋斜顶，在屋顶之间，灰蓝色天空如洗净的印花棉布，上面还缀着白色云斑。有一天，我走进尼古琳娜亚街的“短语”（Phasis[Phasis：希腊文，意为“短语”，列宁曾使用这个词语。]）啤酒屋（瞧，这个词儿都漫游到哪儿了！），服务员正从桌子上擦去一个豌豆荚（“来个小瓶的？”），他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下，让我好一段时间害怕照镜子。如果帽檐下面，本该是脸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另一天，我穿过腐臭的约加河（Yauza）上的高桥时，突然想到它的发音与“Ya—uzy”（我是自己的锁链）相近。我以前从未做过这种联想。您知道为什么吗？这儿，在这座城市里，联想奇怪地趋向于统一：相似性（特别是内在的、本质的相似性）之间的联想是罕见的，几乎无法实现。这里，理发店修剪的胡须样式都是一样的，服装店把女人扣入同样的风格，书店橱窗里展示相同的书籍封面——都宣称是最新的！每天早上从九点到十点钟，这座城市中五分之四的眼睛都藏在报纸后面，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盯着最后的印刷错误。不，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想通过相似性建立联想，必然会混淆一切（熟悉的与陌生的、今天和昨天），你会因此变忧郁，甚至发疯。
本地人，城市人（Homo urbanus），通过相邻性来生成联想：这座城市特有的布局和建筑教给身在其中的人以何种方式、且只能以那种方式构建并关联他们的言论和思想。无论你看向哪里，所有的事物都一字排开：一座七层高的建筑紧挨一个三扇窗的木屋，一座华丽的L形宅邸与之紧邻，其圆立柱十步之外就是一个露天市场；再远点，是污臭的公共厕所；再远一点，是一座有着白色台阶的帐篷形屋顶的钟楼，它那带流苏的圆顶塔伸入蓝色天空；还有，高耸在那个小教堂之上的，是另一座油漆未干的闪亮的大楼。莫斯科是一个彼此完全不相干的（从逻辑和光学角度来看）、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的大合唱，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办公室夹杂着公寓，从地窖一直拥挤到屋檐。人们分开居住，争执不休，彼此间只有薄薄的墙板将他们隔开——通常是胶合板，甚至都没抵到天花板。在莫斯科，人们和他们的随身物品彼此靠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很亲近，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紧挨着，这就是说，用詹姆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在其《与教师谈心理学》（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一书中描述了“邻近”和“相似”的定律。]和贝恩[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苏格兰哲学家、心理学家，著有《感官与智力》《情感与意志》。]的话来说，是“相邻”（contiguous）。在莫斯科的旋涡中，人和人相遇，有时还会成为朋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似，而是因为道旁的长椅不只为一个人而设，马拉出租车的座位是两个。在这个城市混乱交错的八百条小街中，在一条街的尽头有一座白色的普汀克耶稣诞生堂[普汀克耶稣诞生堂：位于莫斯科马来亚·德米特里夫卡街4号，1649年由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命名。]。它由三座紧邻的建筑组成，圣祠挨着圣祠，第三座圣祠是后来加盖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犹豫，又有一座饭厅突然挤入了第三个圣祠的旁边。
相邻性的联想建起了十七世纪莫斯科附近的伊茨麦洛娃庄园[伊茨麦洛娃（Izmailovo）庄园：位于莫斯科东部，为贵族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土地，由沙皇米哈伊洛维奇于1654年继承。]；科罗缅斯克庄园[科罗缅斯克（Kolomenskoye）庄园：位于莫斯科东南处的一座皇家庄园，1649—1667年间由沙皇米哈伊洛维命令加增木制建筑。]也是以这种方式建起的，这是鸟筑巢的方式，没有计划，全凭本能；木头宅邸邻着木头庄园，没有任何逻辑联系，仅仅依据基本的相邻原则。十八世纪艺术家伊万·祖博夫（Ivan Zubov）建造了一座古老的“远景”，提供了这些旧沙皇时期庄园遗失的残片，同时也完全出乎意料地纠正了建筑思维：在重建只剩下一些零散残骸的伊茨麦洛娃庄园和科罗缅斯克庄园时，相似性的统一标记是绝对无用的。在我看来，所有那些久已腐烂的木制框架、冷藏室、储藏室以及胡乱堆叠的四边形和八角形，它们以木头或板料松散地黏合或榫接起来——虽不能像西方建筑那样传递城市的全部重量和规模，但能更为持久和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城市的本质（外表总是混乱，没办法在一个小范围内建立逻辑联系）。所有那些西米诺夫、皮特史克、波塔波夫和波斯特尼克[西米诺夫（Smirnoy-Ivanov）：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期间的大师级木匠；波塔波夫（Pyotr Potapov）：一位因精心设计了波克罗夫卡街的十三圆顶教堂（1699）而闻名的建筑师；波斯特尼克（Postnik Yakovlev），红场上的圣巴西尔大教堂的建造者。]，可能并没有必要的材料或并不具备适当的技术，但他们关于城市规划的观点是对的，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建造一座城市。
莫斯科最短的两条街道是莱尼维卡街（Lenivka[Lenivka：俄语，意为“懒骨头”。]）和彼得维斯基路（Petrovskie Linii[Petrovskie Linii：俄语，意为“彼得之线”。]）。莱尼维卡街很短，街上有三四栋角度奇怪的矮房子——因为它太懒了，不能再长了。彼得维斯基路是笔直的，却被截断了，结果就失去力量，因为尽管彼得大帝下令街道要沿直线建造，但这条直线在混乱的街道中立刻陷入了麻烦，在一片由小巷、死胡同、十字路口和弯道构造的陷阱里没能走出一百步。莫斯科街巷的迷宫迅速干掉了这条直线。令人困惑且不可理喻的是，这迷宫引你向右走的路是为了左转，它极度扰乱了我来莫斯科的第一周的思绪。我虽然磨坏了两双鞋底，但还是没能弄清楚这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无法解开莫斯科的结，是因为这结太紧，还是因为我的手指太乏力？我的手指必须更有力气、更快、更敏捷。于是，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做这件事。
第三封信
当我抵达莫斯科时，我那只紧紧捆绑着的行李箱里有三件替换的内衣、康德的三大批判、索洛维约夫《俄罗斯哲学家文集》中的一卷、一些单身汉的杂物以及大约半磅重的介绍信。这些信件用麻绳捆着，一旦拆开，我就成了“此信持有人”，游荡于一个门铃到另一个门铃之间。那些门把手旁边通常有一个提示：如果是找某某人，按两声长铃，一声短铃；如果是别的人，则三声短铃。我按照提示按铃，无论长短，皆仔细数着手指头按——总是一样的结果：收信人打开信封，瞄一眼信，然后对我干同样的事——打开、打量。他们的打量既漫长又短暂，常常一开始长时间端详，然后简短地打量。他们的瞳仁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探究我，一次、两次、第三次，沉吟，眯起眼——先是看我，然后看透我、穿过我。
在听到门锁的轻微响动时，我会暗中数着楼梯上走下来的沙沙的脚步，寻找那里面的隐喻。我很快就厌倦了磨损的门铃的意象。有一天，我走进市场，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在市场的托盘和笼屉间推搡的人们，非常清楚小圆面包是什么，就是那种由顽童们出售的普通的小圆面包，满心怀疑的顾客会检验后再买。一堆温暖而饱满的小面包盖在帆布下面。但在帆布上面，总有一个小面包充当试验品。夹着公文包、提着网兜和袋子去上班或跑腿的人们匆匆而过，他们抓起孤零零的小圆面包——先快速挤压、接着长时间沉吟着揉捏，然后把它放回帆布堆上，让它在那里独自战栗。金色面包皮不再松脆，而是向内塌陷；它不再饱满温暖，而是变冷、布满了试探的凹痕。
我记得，当我抽到一封地址为扎特塞普斯基街（Zatsepsky Val）14号的推荐信时，出于某种原因，我犹豫片刻。我抓起帽子，又把它放回去，然后，我展开地图。与一长串字母“Z-a-t-s-e-p-a[Zatsepa：俄语，意为“钩子”，这条街位于扎特塞普斯基街附近。]”相垂直，“Shchipok[Shchipok：俄语，意为“挤捏”，这条街位于“钩子街”附近。]”这个词突然跃入我眼帘，看上去挺眼熟。我快速翻找：首先是在扎柏林[伊万·扎柏林（Ivan Zabelin，1820—1908）：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著有《莫斯科城的历史》（1905）。]（Zabelin）的书里——不，没找到，然后是马丁诺夫[阿列克谢·马丁诺夫（Aleksei Martynov，1820—1895）：莫斯科考古学家，著有《莫斯科街道、小巷名称以及历史解释》（1881）。]的《莫斯科街道小巷》，最后是斯涅基奥夫[伊万·斯涅基奥夫（Ivan Snegiryov，1793—1868）：俄国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民俗学家，著有《莫斯科：历史及考古学描述》（1865）。]。啊哈，找到了：“Shchipok”这个词源自古老的莫斯科词shchupok，它对应的是一种带铁钩的长杆，用来戳拉莫斯科城门附近的一车车货物。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莫斯科人对这种灵巧的工具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他们在改善其功效的同时，也让它不那么显眼了。
老莫斯科的历史就是它的筑墙的历史。
18世纪，当这里和西方的所有城市都早已推倒他们所有的墙、如扔旧衣服一样把它们扔掉时，莫斯科仍把它结实丰满的形体包裹在城墙和壁垒后面。
直到19世纪，莫斯科还生活在路障和防栅之间，躲在每一扇大门后，以多疑、半闭的眼神瞥看来自外部、外省的一切，缓慢地为城外人抬起它那漆过的栅栏。
当然这些已成往事，但这一切都消失在过去了吗？
在莫斯科的六个车站，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火车卸下涌入的旅客，人们被绿车皮运进来，而红车皮里则装着木材、面粉和装满基辅鸡蛋的长条板箱。
鸡蛋被一个一个拿起来对着光线、透过特殊纸筒查看其脆弱的外壳。而人呢，却……没人管。但即便如此，他们先是腰背挺直，大跨步，粗声大嗓（乡下人的习惯），但很快他们就会减弱声调，安静下来，仿佛他们也被探究和注视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的步伐越来越小、越来越安静；他们的手臂瘫软；外地人很快学会走在街道阴暗的一面，避开相互交错的视线，躲开钩子和试探。
我亲爱的朋友，莫斯科仅仅通过信件、古怪的日记、随意的书籍就能找到您。那些圆形的莫斯科邮戳难道不是像睁大的深蓝色眼睛一样盯着您吗？这些书怎么样？难道您不觉得它们的字行在试探吗？
莫斯科文学是复杂的，有很多分支，多种多样。尽管如此，我一直想用一种简洁的意象（或是公式），而不是拐弯抹角的文字，来捕获这令人恼火的、庞杂的纸堆，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意象。
还没有。
第四封信
我找到它了：瑞伽蒂丝。一个古老的民间的防发热符咒曾提到圣西西尼乌斯和十三个发烧姐妹[十三个发烧姐妹：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每年1月2日，丑陋的、长着翅膀的发烧姐妹们为了躲避严寒，飞出她们的地下洞穴，她们会躲在温暖的木屋里攻击“有罪的人”。这个异教传说后来与基督教里关于殉道的圣西西尼乌斯（Saint Sisinnius）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早春时节（3月9日）纪念圣西西尼乌斯，因为这是容易发烧的季节。]，她们中的一个就是瑞伽蒂丝。
在莫斯科这座城市里，我们没有赫利孔山[赫利孔山（Helicon）：希腊神话中缪斯的家园，属帕纳苏斯山。]，也没有帕纳苏斯山[帕纳苏斯山（Parnassus）：德尔斐附近的一座山，有两座山峰，其中一座被奉献给阿波罗和缪斯。]，只有七个低地圆丘和淤泥——莫斯科七座古老的山丘；替代蝉歌的是疟蚊的叮咬；取代九个缪斯的，是十三个发烧姐妹。
缪斯传授一种具有均匀脉动、披戴韵律和节奏的诗篇；发烧姐妹们知道如何瓦解、扰乱一行诗——和她们在一起，你总是在发烧，还会神经质地漏掉字母。咒语无法击溃姐妹们。她们仍活着。近在咫尺：就在这儿。与她们相遇是危险的。最危险的是瑞伽蒂丝。瑞伽蒂丝只会凝视，也只教给人凝视。人们的眼窝并不是空的，但眼窝里的眼睛却时而空洞、时而盈满；时而看见，时而视而不见；时而把光线撕碎，时而又将它们重新交织在一起；人们时而闭上眼皮做梦，时而睁开眼回到现实。但瑞伽蒂丝的眼睛是无遮拦的：她的眼皮被撕掉了。
对于别人来说，黎明渐逝而天光大亮；天空时而呈现蓝色，时而点缀着一些星辰；万物逐渐隐入黑暗，又再度出现在太阳的鞭笞之下。但是对于瑞伽蒂丝来说，没有止息，没有睡眠，没有夜晚；她的视线无休止、无间断，绵延不尽。那些感到羞耻的人会垂下眼皮，瑞伽蒂丝没有可以低垂的。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她无耻。确实，这位发烧姐妹不太害羞：她以那均匀的不眨眼的凝视——仰视蓝天的闪烁，也俯瞰厕所的粪坑；凝视可耻的，也凝视纯洁的；凝视丑恶与神圣。但瑞伽蒂丝是纯洁的，因为她知道视力的巨大折磨；太阳鞭打她无遮拦的眼睛，光线接着光线，意象接着意象，无任何间隙或停顿，然而瑞伽蒂丝并没有要求荫蔽；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可怕的视力负担。如果在夜晚漫游城市街巷时，她不会避开《莫斯科酒馆》[《莫斯科酒馆》：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Sergei Esenin）出版于1924年的一本诗集，主要描写妓女、流氓和梅毒手风琴家。]，那并不是因为在那些莫斯科的小酒馆里的人们嗜酒贪金，而是因为他们从不睡觉——他们知道如何履行她的无眠誓约。
意象派[意象派（Imaginists）：1917年俄国革命后兴起的一场先锋派诗歌运动，发起者为叶赛宁、阿纳托利·马里安戈夫（Anatoly Mariengof）和瓦蒂姆·舍施尼维奇（Vadim Shershenivich）。意象主义者提倡“专注于意象本身”，力图清除“内容的尘埃”，认为艺术唯一且不可比拟的方法乃是通过意象和意象之韵律揭示生活。]早已被忘得精光，但他们却是第一批忍受瑞伽蒂丝凝视之人。今天，这个流派只能自囚于他们逼仄的《美的旅店》[《美的旅店》（Hotel for Travelers in the Beautiful）：意象派于1922年至1924年间出版的文学杂志，也是他们经常发表互相矛盾的观点和激进言论的论坛，一共出了四期，科尔扎诺夫斯基撰写了其中两个故事。]里，但在革命时期，这些瑞伽蒂丝的理论家们居然占领了莫斯科所有的书店橱窗，甚至书摊。意象派作家的视力是无遮掩的；意象涂刷着他们的眼，封堵他们瞳孔的裂缝。他们关于“自由意象”的理论唯独解放了意象，它可以对不设防的眼睛为所欲为。
老套话“荷马也会打盹”[“荷马也会打盹”：最出色的人也难免有失误。语出贺拉斯《诗艺》：“大诗人荷马打瞌睡的时候，我也不能忍受，不过，作品长了，瞌睡来临，也是情有可原的。”]的意思是，那些意象就像人一样，一会睁开眼，一会闭上眼；意象之间是视觉的停顿；太阳发出光线，又收回光线；色彩时而打盹，又醒来；诗行时而运行，时而停顿。
新教条“意象是自由的”意味着：打倒视觉停顿！打倒干枯色彩！让太阳永远处于它的顶点——眼睛不再被眼皮遮护。意象派的法则活跃在莫斯科所有文学流派里。它驱策着所有本地诗人和作家的诗节及短语中的意象。
要解释莫斯科的诗学，列日涅夫[列日涅夫（Lezhnev）：俄国社会文学杂志Rossiya的编辑。《真理报》称列日涅夫为“双面神亚努斯”，因为他发表非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包括科尔扎诺夫斯基的《邮戳：莫斯科》和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提出的“独眼”甚至是“双眼”式的警惕性是不够的：无睑之眼般的警惕性才至关重要。
马雅可夫斯基假装他还有眼皮，他睁大眼盯视一切（那是他帕里斯尼亚时期的习惯），因为他渴望那样。但是他那些被张贴出来的诗歌与悬挂在街道间的韵文攻击着路人的眼睛，拒绝藏在装订物内，就让人感觉如某种复仇。它们似乎在说，受苦吧，继续受苦，至少受点苦，你也是。我不能不看——所以我也不会让你不看。
至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很简单：我向你推荐朱科夫斯基[朱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1882—1969）：俄国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的评论，他住在彼得堡，从那个距离，他肯定看得更清楚。朱科夫斯基写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只是在看，但他并不思考。”
威廉姆斯·哈迪森先生，D.E.信托公司的股东之一[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1881—1967）的一部讽刺作品（1923），描述了美国信托机构对欧洲的毁灭。石油巨头之子哈迪森先生希望在“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沙漠里”度蜜月，于是以巨资毁灭了欧洲。]，将数百万人从欧洲表面抹去，以免他们妨碍他的视线。我不清楚爱伦堡与哈迪森先生有何共同之处，但在他那一大堆包含了大部分古老欧洲的意象里头，你很难找到两三个“因为”，以及一个“为何”。
至于皮尔尼亚克[皮尔尼亚克（Boris Pilnyak，1894—1938）：著有内战小说《裸年》（1922），为苏联文学主导性人物。他的小说堪比由不协调之图像、杂乱场景和相互冲突之观点组成的拼贴画。]的小说，哪怕他自称是“素材”，也像是一间塞满各色舞台布景和道具的仓库，在其中翻找的——唉！——是一位普通的舞台杂工。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苏联著名诗人、作家。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莫斯科大学哲学专业的学生，前往德国师从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学习新康德主义之马堡学派。他刚抵达马尔堡时就意识到，该城市只令他有美学兴奋，而非哲学的愉悦，他来这里并非从事哲学，而是为了告别哲学。]徒劳地从莫斯科前往马尔堡，寻找不可见之物（Unsichtbar），简单说，是去找一副德国制造的能迅速闭紧的眼皮——这并不适合莫斯科。
莫斯科太多样化、太广阔，它的意象对生活于其中的、没有眼皮的人来说太震撼了，他甚至不能护住他头骨内的一小角或大脑里一片褶皱不受翻滚的影像洪流之冲击。于是有莫斯科头脑中可怕的崩溃；正如在后台杂物间，所有的东西都被埋在彩绘的背景下，连艺术家本人也难以呼吸；意象叠加着意象，更多意象堆在上面；思想没有任何空间：它们被附带着以某种方式构想出来，如三明治被夹在欢快的场景中。眼睛无处可逃。眼睛唯有尽其可能地观看。
瑞伽蒂丝不仅造访诗人，她还常驻克里姆林宫。正是她告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1896—1979）：苏联诗人、作家及文学官员。他在一首诗《蓝色包裹之歌》（1922年）中写道：“然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从不睡觉。”]：“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从不睡觉。”没有眼皮的发烧姐妹在夜间的克里姆林宫墙边徘徊，一幅永远警惕着的形象；她呼唤失眠的哨兵，凝视克里姆林宫永远放光的窗户。
瑞伽蒂丝“为革命带来巨大的益处”。如果麦克白在杀害国王时，“把睡眠也谋杀了”，那么一场革命必须首先废除睡眠，然后再将手伸向国王。群众暴动是集体的觉醒；因为睡眠可能很深，所以唤醒也须很深，要与现实整个地、长久地发生关系。当生活变得紧张、彻底无眠时，这也是对神经系统的一种磨炼。
革命者永不睡觉；甚至在睡梦中，他们焦虑的大脑也会卷入电话线的嗡嗡声，其神经纤维不断振动，被警惕性渗透、击穿——他们从不让眼皮完全闭上，大脑兴奋地思考着，好像眼皮不存在。
只有通过清算夜晚，通过流放贫瘠的黑色睡眠之间歇，将白昼与白昼融合，并将生命变成一个不断成倍放大的漫长的十月，革命方能成功。瑞伽蒂丝的作用绝不能被贬低。
如果一个眨眼的人无法理解那些眼皮被撕开的人，那他就糟糕了：让他学会耷拉眼皮吧。
大约六个月前，一位列宁格勒的——不，彼得堡的作家来到莫斯科，他从观念之城来到意象之城，随身带来一份手稿。在被莫斯科人环绕时，他开始阅读这份手稿。在我们（“我们”在这儿是个错误的词：我是一个外来者，不是莫斯科人）看来，这手稿仿佛是褪色的、无形体的爬行斑块，人眼无法捕捉到它。阅读结束后，一场争论开始了：莫斯科人坚持认为那位彼得堡人没看见任何东西，而对于这位彼得堡人来说，莫斯科人什么都不懂。在这一点上，我们分道扬镳了。
时间已晚。我在入口处按了四十分钟的门铃，我想，或者，我在脑海中看到了一首相当著名的叙事诗，接着是一本古老的《莫斯科概览》中的一行文字，我猜，您也许未必知道：
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
他站立，高贵而肃穆地冥想
以及：
希腊人瓦西里对王子说：“我有一个愿景：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伟大而古老的城市……它将被称为莫斯科。
第五封信
保罗·孟禄[保罗·孟禄（Paul Monroe）：曾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教育家，主编有五卷本《教育大百科全书》（1910—1913）。]提到了翰林院。在汉语中这名字含有“铅笔森林”的意思。关于这个赐名，我不清楚是何时起的，这是皇庭下令给中国最好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们居住的一种有十到二十个竹屋顶的小宅院。
在莫斯科很时髦的“中国茶树”已送出！——啊哈！——它们被碾碎了，装入小茶柜或邮包里。但我们的确有自己的“铅笔森林”。
最初，也就是一个世纪之前，它是一个稀疏的小种植园，一个不太显眼的小树林，只有十几二十支上漆铅笔，它们的笔尖还很迟钝。但嫩芽长出，长壮了。黑铅开始从平头上戳出来，逐渐变尖利。小铅笔成为成熟的大铅笔。于是在城墙内，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文学。
渐渐地，在周日傍晚驱车前往索科尔尼基[索科尔尼基（Sokolniki）：莫斯科东北部一片古老的松树林，与许多作家有联系，例如恰达耶夫在那里撰写《第三哲学书简》，托尔斯泰将《战争与和平》中一场决斗场景放在那里。]，在“铅笔森林”中悠闲地进行文化漫步成了风尚。但就在笔林生长时，它那涂了漆的、圆形或六面体的、红色或黄色的树干大量繁殖，这森林就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纸上空间、越来越大片的时间。所以直至今日，人们并不知道莫斯科本地人以什么更为骄傲：是索科尔尼基的森林呢，还是“铅笔森林”。莫斯科文学确实是一种铅笔文学，不是出自钢笔，而是出自易碎的石墨芯。在西方，还有彼得堡，他们是用钢笔写作；在这儿——不是。
钢笔是灵活的，也坚硬、准确、精确；它是圆圈和花体字的情人，它在前往墨水池与返回字行的途中情不自禁地沉思。而一支铅笔会不停气地写；它紧张不安，草率，钟爱草稿：它沙沙作响，潦草疾书，复又沙沙作响，然后在一个句子中途——在短语中——咔嚓断了。
一位吹毛求疵的外国人曾在19世纪20年代到访莫斯科，他后来抱怨说：“在莫斯科，我发现了第五元素：泥。[语出拿破仑，但他指的是波兰。1806—1807年，拿破仑与俄军作战时说：“除了水、气、土和火，上帝还创造了第五元素：泥。”]”莫斯科的眼睛已熟稔了四个要素：它是瑞伽蒂丝的一个门徒，它能看到整个地平线，能将一切尽收眼底，从星辰到尘埃微粒。这眼中的世界像地球一样分层，像水一样流动，像空气一样无影无踪，像火一样焚烧。但是在四元素之上还有一个“第五”元素——正如那位外国人所言——它用一种脏兮兮的灰色薄膜，一种浑浊的石墨粉尘覆盖了所有的东西。莫斯科人看得很清楚，但写得很浑浊；眼睛抓住了，手指却是张开的。
在我的铅笔盒里几乎都是莫斯科铅笔。我打开盖子，将里面的东西翻倒在桌子上。那里：是一支粗粗的、有棱纹的双色铅笔，它拥有与钢笔同样的权利，但是……两种颜色都可以写作：蓝色的这样写，红色的那样写；一条脆而锋利的石墨芯，护有金属帽；一根圆形的、擦不掉的铅笔，涂有滑溜溜的虫胶清漆，它拥有钢笔的权利，但是……还有一包尚未削尖的初出茅庐的铅笔；几个被纸张完全磨损了的粗短铅笔头。[蓝色笔（编辑）；红色笔（审查官）；擦不掉的铅笔（官员）；脆而锋利的石墨芯（写作中的作家）；尚未削尖的铅笔（未来的作家）；短粗笔头（完蛋的作家）。]
我认为这就是全部了。但这就够了。在它的眼皮底下，我把我的文学放回去。祝您一切顺利，我遥远的朋友。
第六封信
一个世纪前，在多边形的阿尔伯特广场曲折的拐角中央有一座木制的大型剧院[该剧院由卡洛·罗斯（Karlo Rossi）于1807年建造，被同时代人称为莫斯科的帕台农神庙，1812年被大火烧毁。]。其圆形穹顶悬在一个白色柱廊上面，一群一群的莫斯科戏剧爱好者们每晚都在此聚集，争论哪一位女演员更出色：是乔治小姐还是年轻的谢苗诺娃[乔治小姐（Mademoiselle Georges，1786—1867）：法国著名女演员，曾活跃于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前的彼得堡和莫斯科，后成为拿破仑的情妇；谢苗诺娃（Ekaterina Semyonova，1786—1849）：一位非常漂亮、但所受教育不佳的俄罗斯女演员，擅长演古典悲剧。普希金喜欢“超凡脱俗”的谢苗诺娃胜过了“毫无生气”的乔治小姐。]。
这座剧院早已烧毁，辩论者也都躺入上好的棺柩进了坟墓，曾经是舞台的地方如今覆盖着平板石。仿佛是为了完成某种漫长而乏味的群众场景，人们在那石板上川流不息，然而，有一个奇怪的、迟迟不去的观众仍拒绝离开他那前排的青铜座位[这是一尊果戈理铜像，坐落于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如今的果戈列夫斯基大道，对面是阿尔巴特广场。1952年，斯大林把铜像转移到附近一个院子里。]。他的眼皮低垂，如果你用一根想象的铅垂线从那里垂落下来，它就会撞到正方形底座上的脚尖。冬天的雪很美，像一张干净的纸，轻柔地落在这位观众的膝盖上。但现在是炎热的七月——白色手稿很久以前就融化了——麻雀在青铜巨人的膝盖上唧喳打斗。
令人困倦的夏日来临，就连我也厌倦了沿大道兜圈、在熔化的沥青上灼烤我的鞋底。这个时候大步穿过莫斯科意味着强迫自己穿过铅一般沉闷的空气，毛孔里满是灰尘。你得踩过专注的孩子们用粉笔画的正方形，他们在那些格子里面玩耍；你得经过等待“注重健康”（就如标语所说）的顾客光临的体重计，还得经过小贩们盛着烂瘪桃子的铅灰色托盘。
我不会打扰在人行道中间沉浸于天真游戏中的孩子们（他们也不会打扰我），我讨厌干桃子，我并不“注重健康”，因此，我只走了一两个街区，就坐到青铜雕像对面的一张长椅上，伸展双腿，学他低垂眼目不去观看。有时，我紧闭着眼睛，抬起脸迎向天顶的光芒（去克里米亚半岛度假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很难向朋友解释，我为何没被晒黑）；另外有时，我会在胳膊下夹着一堆新书，将眼睛藏入它们的封面。上个月，我迅速翻阅了数千页书，每当我试图发现并向自己解释这堆新鲜印刷物的要点时，一种奇怪的感觉就会向我袭来。
可以说，所有这些具有社会意识的小说家（他们占当代小说家的90%），其“意识形态”就像某些乡巴佬一样在三支铅笔的森林里迷了路；他们的主题不是从起点开始，而是从工作台开始，从《格拉纳特百科全书》[《格拉纳特百科全书》（Granat's Encychopedia）：20世纪初俄罗斯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此书的撰写，载有列宁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文章。]中现学现用来的。
所有这些夸张的彩色封面都这样：他们给空洞穿上衣服，至少得穿件皮夹克吧，但当他们扣上所有空洞的扣子之后，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即使是最有才华、文笔最娴熟的小说家，也总是让秘密警察爱上白军女孩，白军军官爱上女革命家，如此这般让人眼睛发蒙。我再说一遍：他们的铅笔锋利，他们的目光敏锐，日常生活被置于最严格的可写性监控之下，被打上强光，与其说是记录，不如说是被抓捕、强行塞入了字里行间。
然而，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如此复杂、盘根错节，抗拒精确的分析。如果不是昨天出现的一个极其简单、清晰的事件突然中止了我的阅读，我可能还在继续这种可读性实验，这中断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是一个傍晚。我坐在果戈理铜像的背后，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的第一张长椅上。我刚看完阿罗舍夫[阿罗舍夫（Alexander Arosev，1890—1938）：苏俄官员、作家，著有故事集《白色楼梯》（1923）。]写的很薄的一本白皮书，一抬头：在我对面，一个小女孩在沙子上玩耍。她的旁边是一棵树杈的黑影。她用胖乎乎的膝盖爬行，正在尝试——不是用铅笔，不，而是用一根短粗的小木棍描绘树影的黑斑。但是夜幕降临了，阴影蹑手蹑脚地爬得很快，她根本不可能在沙子上从头至尾画下它的轮廓，影子一会儿就超出了。她的保姆一直拉着她的手，说该走了。但是小女孩，我承认，还有我，都全神贯注——她专注于捕捉阴影，我则专注于观察，这几乎是一次阅读性的消遣了。当孩子和她的保姆终于离开时，我甚至感到有点失落。
哦，现在我理解了我手里的小白书：它以及所有这类书，最多也只能试图勾勒移动的影子。但这些被剪掉实体的影子——被剪除了存在（bytiye）的日常生活（byt）——无力且虚幻。我再说一次，如果事物的影子必须被剪除，即从bytiye中抹掉byt，那么你就不该半途而止，而应该把byt拿过来砍掉那迟钝的t：只剩下by（似乎）这纯粹的虚拟语气，它融合了亚历山大·格林所钟爱的那类自由的幻影。这是走出影子世界，进入奇妙的浪漫主义世界的第一条路。存在（bytiye）这个词——它包含了日常生活（byt）这个音节或者说元素——是走出“阴影居住地”的第二条路。我认为只有安德烈·别雷[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1880—1934）：象征主义诗人、作家。20世纪20年代初，别雷在柏林短暂而不幸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在一本名为《影子王国的居所之一》（1924）的书里描述了他对这个“欧洲一角”的印象。]才知道这条路。
好吧，请原谅这也许很难弄懂的代数。我得停下来了。这56平方英尺已热得无法忍受，令人窒息。我得去别处，但是无处可去，无人可会。
第七封信
现在，我正忙于在图书馆书架上寻找莫斯科。如果不是非常好心且学识渊博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米勒[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米勒（Pyotr Nikolaevich Miller）：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老莫斯科博物馆馆长。]的神秘抽屉，我不可能找得到；这个抽屉里塞满了小小的方形卡片：不管你抽出哪一张，它都标记着“莫斯科”。我连续三个礼拜坐在历史博物馆顶层通风的阅览室里，拂去关于莫斯科的旧书上的尘埃。你可能会问我在这些灰尘中发现了什么。灰烬。
是的，我们都住在四十层厚的灰烬之上，在四十层灰烬之上，我们走路或骑行。
我还没完成我的工作，但我已可以断言，莫斯科是被仅值一戈比的蜡烛逼着穿上砖块和石头的。这支微不足道的蜡烛毫不留情地、一次又一次地焚烧莫斯科，年复一年，直到整座城市躲进石头里藏起来。那些把城市烧成灰的——戈比蜡烛，那些让成千上万人积累的劳作化成灰的可怜的贫民窟的故事，也许只剩下了干巴巴的数字。旧的官方记录，更古老的编年史，后人的回忆录，还有最近的警方报告提供了并不完整但相当可靠的统计数据。下面有一些数字：1365年的万圣节大火[万圣节大火：因它始于万圣堂而被命名，大火在几小时内摧毁了整个莫斯科市。]；之前，1354年有过一次；1451年，克里姆林宫和相邻的商业区几乎被鞑靼人焚烧得只剩地面；1472年、1475年、1481年、1486年的一连串火灾；16世纪后期，从1572年到1591年莫斯科一直在燃烧；17世纪，1626年、1629年、1648年、1668年火灾；还有1701年、1709年、1737年、1748年、1754年火情，等等。我只提到“全城范围”的大火，这些大火摧毁了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住宅和非住宅建筑。这些火灾被赋予了特殊的名字：万圣节之火、伟大的三位一体之火、小三位一体之火，等等。几个世纪以来，戈比蜡烛不歇气地完成了它的工作：最初，火苗会在一些小教堂里闷烧，点燃一个圣像架，然后沿着通道蠕动，上升到椽子，从一个棚子到另一个棚子，从屋顶向屋顶投掷火焰；它火红的舌头将跳过克里姆林宫的石墙，滑到塔楼和钟楼的帐篷形屋顶，使其钟声大作，向下回荡，人群不断壮大，人声鼎沸。接着是冷却的灰烬，然后是另一个持续五六年的蜂拥的建筑狂潮。因为在五到六年内，戈比蜡烛将再次发挥作用。
这支蜡烛迫使街道、十字路口、地区和广场以其荣誉命名：火（红场的旧称）；烧焦的废墟（Scorched Ruins），这也是基泰格罗德在17世纪的称号；燃烧的沼泽（Burnt Swamp），彼得罗夫斯基修道院现在所在的地方；火巷（Fiery Lane），现已消失在新命名的街道中间；烧焦街（Sear Street）等等。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根蜡烛表达自己的方式千篇一律。
一切都被烧毁了：1571年，沙皇禁苑宫殿被焚；1845年，《死魂灵》的手稿被毁。过去的莫斯科居民是专业的“在火中失去一切的人”（pogoreltsy）；他们生活在从一场火到另一场火的中途；他们的建造，与其说取悦自己，不如说为了取悦那根戈比蜡烛。他们草草搭建房子，与里面的生活方式，就像不是为了让人们可以住在里头，而是为了它们可以随意彻底地燃烧，以便他们和所有东西可以在任何时刻毫无阻力地变成灰烬。在16世纪，莫斯科商业区的居民恰当地称这些马虎的结构为“快手房”（skorodom）或“糙点子”（skorodum）。没有必要在建筑形式上费时费力，没有必要加固墙壁或挖深地基；——戈比蜡烛仍有最后的发言权。一位来访的外国人约翰·格奥尔格·寇伯[约翰·格奥尔格·寇伯（Johann Georg Korb）：1698—1699年间为神圣罗马帝国驻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寇伯的莫斯科日记最初在维也纳出版，名为《莫斯科漫游录》（Diarium itineris in Moscoviam），俄语版于1866年面世。]于1698年写道：“几乎每一年，莫斯科最重要的节日都伴随着大火，使人们痛苦不堪。这些火灾几乎总发生在夜晚，有时会将几百个木屋变成灰烬。在最近一场大火中，涅格林纳亚河这一侧焚毁了六百所房屋，几名德国人跑来帮助灭火却遭到痛殴，竟被投入大火之中。”后来，彼得·谢列梅捷夫[彼得·谢列梅捷夫（Pyotr Sheremetev，1713—1788），一位俄国贵族，个性古怪，对艺术狂热且拥有难以想象的财富。他将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夏日庄园变成了一个小凡尔赛宫。]喜欢在莫斯科附近的庄园里招待客人，花园周围画有精美的“彩绘火焰”，他被认为是莫斯科传统的守护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当莫斯科已开始脱掉它的木头换成石头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写信给伏尔泰：“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如俄罗斯（指莫斯科）这般急躁地建造。”但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简易房在灰烬中修建起来；在那些简易房子里，草率思忖、惧怕新的灾难与迁徙的焦虑的人们堆叠着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戈比蜡烛延迟了——一场预期的火灾没有发生。仓促建起的小房子没过五六年就开始凹陷，出现裂缝。它们懒散地倾斜，迫不及待地等着火，却仍没有火情，因此日常生活变得让人焦虑困惑、不知所措。
但火灾还是发生了。
如今，替代了歪歪斜斜的木头房子的（其平坦的松木屋顶低低地压在他们的眼睛上），是笔直的五六层的石头盒子；取代狭窄的木头巢穴的，是柱子支撑的巨大天花板和拱顶。那是从外面看。在里头，你会发现同样拥挤、狭窄的木制莫斯科，依然是恐慌的生活、仓促的考虑和想要挪动的惶恐不安。古老的木制莫斯科仍然活着，但藏在石头墙后面，藏在虚假的纪念碑风格和不可侵犯性后面。细观17世纪晚期，特别是18世纪的建筑，你会看到如原木一样互锁的石块：它们的建筑设计是木质的，而它们的石头装饰让人想起古老的木制的回纹细工。在厚厚的砖墙和大方窗后面，生活依旧——从火到火，从革命到革命，从灾难到灾难。
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房屋、追求、观念，一旦开始活跃，就需要且欲望将自身耗尽，但——戈比蜡烛反对：它想要更多，越来越多，它马不停蹄地在莫斯科之上重建莫斯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一个观念，能让自身完全耗尽。只有——戈比蜡烛，能烧到最后。
但是，不管怎样，任何还未耗尽就死掉的东西，甚至在死亡中也不得安息。这就是莫斯科的根本悖论：死者并不能完全死去，活人并不完全活着，因为谁能活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间，活在无数非尸体状的尸体中呢？它们虽已熟睡，却仍在草皮毯子底下辗转反侧。莫斯科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之水[生命与死亡之水：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死亡之水（也称为治疗之水）能治致命伤口，能将尸体的被切断部分连接在一起，但不能使其复活，复活则还需要生命之水。]的古老的民间故事，但是讲故事的人却弄颠倒了：生者被洒上了死亡之水，死者被洒上生命之水，再不能分辨谁活着、谁死了，谁该埋葬谁。
有一种偏见：莫斯科是保守的。纯属荒谬。如今，即使带有绿色锈蚀的老铜管乐器也在向着未来唱赞歌：《国际歌》。是啊，往事已矣，再就是灰烬，然后连灰烬也冷了。如今那些仅存于昨日的往昔生活的残片，像是几条在院子里吠叫的老狗，因为它们曾经被训诫过要对穿破旧衣服的人咆哮。只有它们，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第八封信
是的，我的朋友，钻头和磁针证实：莫斯科坐落在空无之上。莫斯科有房屋，房屋之下是泥土，泥土下面是心土，而心土层之下是一个巨大的泥土泡，三倍大于莫斯科的一个圆形的空无。
一个礼拜之前，一场倾盆大雨赶着我沿一条坑坑洼洼的街疾走，从尼克斯卡亚大街走到特维斯卡亚大街。我边走边想：就是在那儿，在那片金合欢后面的宅第里，斯坦科维奇[尼古拉·斯坦科维奇（Nikolai Stankevich，1813—1840）：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在莫斯科知识圈内发起著名的哲学和伦理讨论。斯坦科维奇认为，俄罗斯知识界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人文启蒙。他于27岁死于结核病。]躺在那儿思考并死去，就在那十字路口，有个卖馅饼的人曾叫卖过传统的“圈饼”[圈饼：puffs of naught，字面意为“虚无的泡芙”。]。
突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粘在我鞋底上，一个巨大的水泡般的圆形虚空在我们身下肆无忌惮地悬浮。一个错误的步伐，一个错误的想法——哦……不，省省你的废话吧。我回头看：雨水正冲刷光滑的墙。在水坑里，在断续的雨滴之涟漪中，莫斯科倾覆的房顶在波动。一个男人迅速经过我，头藏在防水兜帽里，我被从他雨衣下面凸出来的公文包撞了一下。
我转身回家。在家里，我紧闭双眼，双手抚着头，再次回到幻想中的否者国度。
你我经常争论这片不存在者的土地是否存在。毕竟，每一个今天都有点庸俗；所有的“是者”都膨胀自大。质疑柏拉图灵魂不朽性证明的那个肥皂泡，不大可能会相信它自己破裂后，其表面的斑斓虹彩还会存留。
然而，这个肥皂泡错了：如果你吹它，反光虽然消失，但在其光滑曲面上被映射的事物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此外，在映象消失时，喜爱映象游戏的眼睛，会被迫去事物自身里而非气泡里寻求那些东西。
请记住，阿特罗波斯[阿特罗波斯（Atropos）：希腊神话里三命运女神中最年长的一位。克洛特（Clotho）旋转生命线，拉克西斯（Lachesis）测量其长度，阿特罗波斯则用“可憎的剪刀”剪断它。]的剪刀不会测量那根生命线，它们只是剪断它。举个例子，对一个诗人而言，名字——事物的名称，就是那事物自身，它是真实可触的，每一个音节或半个音节都具有物性。那些所谓的事物对他来说不过是些彩色泡沫而已，唯当那些事物的反光消失、从生命中坠落下来时，事物的名字才开始渴望它们的本体，并向着否者之地朝圣。是的，为了开启在字行和诗节之间的存在，事物必须终止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名称仅仅提及那些不再存有的事物。
否者之地召唤我很久了。我从不能抗拒它的魅力。我曾企图离开否者，加入是者，但现在不行了：古老的灰烬温暖着我，我却感觉冰凉刺骨。
昨天，我碰巧读到别雷的《阿尔巴特》[别雷的《阿尔巴特》：指别雷关于阿尔巴特街的回忆录。他记录了19世纪末他在这条位于莫斯科中心的大街上成长的日子。科尔扎诺夫斯基于1922年开始住在阿尔巴特。]，在文中，他谈到不久的过去，谈到不久前还存在的事物。但是，当我脑海中仍活跃着他描述的阿尔巴特，走到真正的阿尔巴特街时，我马上就发现，想找到那些已终止存在之物的一丁点印记都是不可能了。我感到很恼火。到头来，那些“是者”的石头也不比蜡更坚实；三十年过去，一切都被重新改造了。
词语更为坚韧。我只举一个例子：在马洛塞卡街，现在夹在高楼之间的，是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小教堂（Church of St. Nicholas），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教堂。很久从前，当它不是被砖砌建筑而是被枫树林包围时，它被称为“枫林中的尼古拉”（Nikola v Klennikakh）；后来于1504年，人们砍倒了所有的枫树，为造刀剑而建起兵器库，此教堂就被称为“剑刃中的尼古拉”（Nikola v Klinnikakh）；最后，取代废弃的兵器库的是一个煎饼屋，尼古拉摆弄这些字母，开始称自己为“煎饼中的尼古拉”（Nikola v Blinnikakh）。因此这个名字的字母步调一致，带着它的词根穿过了五个世纪而不改变节奏（klenniki，klinniki，blinniki），只是稍微变换发音。
我是多么热爱莫斯科郊区那些有帐篷形屋顶的钟楼和小木头教堂，比如所罗门拿亚·斯朵洛兹卡（Solomennaya Storozhka）的那座，或坐落于巴斯玛茨金的童贞女祈祷堂：它们都在一定距离之外，远离生活，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它们那精雕细刻而成的帐篷式圆顶，仍伸向空无一物的天空。它们比那些挤在四围的、知道如何存在的事物更清楚：如何以其不存在而更持久地存在。
我最喜欢的是屋顶陡峭的克鲁提斯基塔[克鲁提斯基塔（Krutitsky Tower）：一座17世纪的塔楼，表面贴有两千余种不同颜色的珐琅瓷砖。1788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废除了克鲁提斯基教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它主要用作军营。]。它很不容易被发现。靠近卡莫—克莱兹斯基街，在混乱的卡门斯契卡街和克鲁特斯基几个巷陌之间一条狭窄的小巷尽头，它造型纤巧，其表面带裂纹的釉下面是褪色的荷兰式瓷砖，塔身悬浮在一个拱门的双层圆弧之上。在左边，沿着高墙的是一些白色球胸鸽型廊柱，支撑着曾经连接克鲁提斯基塔和五圆顶的圣母升天堂的廊顶。
我永远不会厌倦在顿斯科伊（Donskoi）、丹尼洛夫斯基（Danilovsky）和拉扎瑞斯基（Lazarevsky）公墓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间徘徊，读取那些古老的发霉的文字。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庄园库什克沃（Kuskovo）的几十英亩土地上，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古老的大理石基座（位于房子左侧的路边），上面刻的是“维纳斯”。然而基座上并没有维纳斯——雕像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毁了——只剩下一只大理石脚和她脚趾的精致轮廓。这就是那儿的全部，但我记得，我伫立了很久，冥想着不在那儿的东西。
否者之地每天都在扩张；教堂怯怯的钟声响亮，时不时地与城市的叮当声和隆隆声交织在一起，提醒我们，这个并不存在的国度里最为缺无者是谁：上帝。走过教堂，我有时会觉察到某个人偷偷摸摸的目光，然后他怯生生地轻触他的帽子，他的手从前额滑过胸口、肩膀：我们就这样向可怜的亲戚们致意。
多尔兹[多尔兹（Viktor Dolidze，1890—1933）：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俄国音乐家。]现在居住的特沃斯卡亚街29号曾经是卡拉姆津[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1766—1826），俄国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历史学家。著有感伤故事《可怜的丽莎》，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农家女孩被一位诚挚却软弱的贵族诱惑又抛弃，最后自尽的故事。]的家，后者创作了《可怜的丽莎》，28路电车能把任何想去里兹诺货运站的人带到距丽莎的池塘不到几百步的地方：就在那儿——还记得吗？——她死了。
我跳上了28路电车，很快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臭气熏天的池塘旁，它如一个圆形的黑污渍沉入蜿蜒的岸。这就是丽莎的池塘了。五六个矮木屋背对池子，有人将污水直接泼进去，污秽不堪。我转身走了：不，不，我必须回到否者之地。
第九封信
亲爱的朋友，昨天我想写信给您——但没能写。即使此刻，我也无法召集词语。我知道莫斯科会魔住人，但它居然钩住了我，我承认，这真让人始料不及。
所有的事都发生在昨天，一瞬间——在下午两三点之间。之前有很多次，在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的路上，我会走下这条小街，想去欣赏位于尼基特尼基的那座建于17世纪的格鲁吉亚的圣母堂：它高耸的、比例匀称的帐篷式圆顶上带有石头装饰的天窗，就像洞察之眼；矮小的走廊上饰有童话浮雕；大胆的四边形构造，墙面有古怪的石头装饰。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经过教堂，它都是锁着门的——它总是关闭的，台阶荒寂——空无一人。自从我知道那里有莫斯科最后的圣像画家西蒙·乌沙科夫[西蒙·乌沙科夫（Simon Ushakov，1626—1686）：俄国圣像画家，他以一种非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主题。]的画作：《圣颂天使报喜》（1659）及《树旁圣母》（1668），我就向往已久。
在得知管理员开放教堂的时辰后，我赶紧去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以便在三点钟抵达。但是当我到了特维斯卡亚大街时，路被堵住了。我忘了（我很少读报纸），这是莫斯科频繁举行政治游行的时间。望不见首尾的人流伴随着管弦乐队一队队肩并肩行进，切断了我的去路，我不得不等。
说实话，我很恼火。当然，之前我遇到过这类莫斯科游行，我知道，它会耗很长时间。我掏出怀表：分针一格一格滑过，我会迟到的。但也没办法。时间过去了，人流还在涌动。我瞥了一眼人群的头顶（我讨厌群众，成百上千双脚的重踏让我懊恼），但在人群之上是另一种奇异的、明亮而一致的生活。成千上万的字母排列在横幅上，以金色队列向我直冲过来。您还记得我曾写过的字母疯了的那封信吗？就是那些挤在莫斯科的墙上和柱子上的混乱的字母。这儿，字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排列规则、有节奏、虚张声势，是一种庄严的印刷符号在游行；它们意识到了隐藏在自身中的能量，不断在人群中行进、行进，就像军队头顶上的另一支军队。
我放低目光，直到现在我才看清那些面孔：有老年人也有莽撞的青年，但奇怪的是，虽然他们年龄各异，但他们的眼睛都因同一个年轻的——哦，说不上年轻——同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世界而放光。我耳朵嗡嗡直响，无法听清那些词，我也没功夫去读那些印在红条幅上的金色标语，但主要内容我是知道的。是的，我知道。
渐渐地，队伍变得稀薄了，最后一支管弦乐队的六只喇叭和一个鼓自以为是地尖叫着——道路畅通了。
我机械地继续前往伊帕特耶夫斯基巷。但是，当老看守人带着晃来晃去的钥匙为我打开圣母堂的门，然后那些金色和赭色的面容从半昏暗中向我游过来时，我突然明白，我不再需要这些了。我把一枚硬币塞入那位老人僵硬的手指，迅速走下台阶。在我身后，一只沉重的挂锁咔嚓锁上。
是的，都过去了。
第十封信
最初，十字架是用来钉死人的：据说在被钉死的人中，一个偶然的神出现了。后来，十字横木上的血被镀金，十字架被吊起放置到圆拱的顶端。人们不得不仰脸，才能看到它们。一开始，人们还仰望，后来就不抬头了，因为没有时间。人人都知道那些金属符号不能再弥合万物了，它们无法将形形色色的生活统一为独一的生命了。爱，仍是一如既往的混乱且业余。
很快，甚至那些在衬衫里藏着一个小十字架的人，也学会了虽住在十字架附近，却忽视它。
一个人只有被埋入土，他带黑框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时，他的名字才会与十字架重逢。然而现在，它不再被称为十字架了（老排字工们都知道这一点），它只是一个“死亡标志”。革命前的最后几年，死亡标志被禁锢在铅字盘的方形隔间里，好像很羞愧，将它小小的黑色横梁藏进括号的掌心。像这样：（†）。但后来，括号也被关闭，铅字盘小隔间的中间排空了：“死亡标志”死了。
现在，悬浮在莫斯科之上的是一个奇怪的空中墓地：两千个死亡标志，它们的横木阴郁地跨越在一座要么忽视它们、要么远离它们的城市。
基泰格罗德有许多非常奇怪的教堂，例如尼古拉大十字教堂，或前面提到的格鲁吉亚的圣母堂。这些教堂分两层建造：上面一层是巨大的石帽形状，做教堂用；底层是一个普通的货物地下室。建筑者需要一个坚固安全的仓库来储存货物，以保护它们“远离邪恶”（如17世纪后期的法案所记录的），就用一座教堂来罩住。他的推定是：敬畏上帝的小偷，不会从敬畏上帝的教堂仓库的建造者那里偷东西。于是，那天上的“彼”就被造出来为地上的“此”提供方便。
我的朋友啊，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古怪的问题：我们的心灵把它面前的事物分成“那些”和“这些”，分成感官官能之外的东西和感知之内的东西；“这些”是内在于生活的东西，而“那些”是超越的东西；“这些”是清楚的、活生生的近景；“那些”是模糊的、不可及的远景。
对人的头脑进行分类，你会发现它们常常以相反方式运作，这取决于它们的纹路。某些脑子会努力将事物从“那些”转化到“这些”，而别的脑子会从“这些”挪移到“那些”。如果我称那些试图把“那”转变为“这”的人为“由彼入此者”（that-into-thisers），称那些把“这”变为“那”的人为“由此入彼者”（this-into-thaters），命名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再说说莫斯科吧：莫斯科一直关注于“此”，即它围城里的生活；“此”是它唯一的建造，它只用“彼”来罩住它以驱邪；它的写作总是关于“此”，现在如此，以前如此。莫斯科作家中最具莫斯科性的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1823—1886）：俄国剧作家、散文家，俄国现代剧院的创建者。]，当他住在河畔区[河畔区：指莫斯科河南岸、克里姆林宫对面的一大片土地。19世纪，居民主要为商人和小公务员。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河畔区笔记》（1847）中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未知地而欢欣，他记下它的名字和位置：“就它的居民而言，也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举止、风俗和教育水平，一切都笼罩在神秘中。”]（Zamoskvorechye）时，他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骄傲——河畔区。
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是天生的“由彼入此者”，就连卡莫夫尼车斯基巷21号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们也都还不是“由此入彼者”。[托尔斯泰主义者们（Tolstoyans）：指从托尔斯泰思想中诞生出的一个理性主义派别，强调如何在淡化宗教的情况下过一种理智的德行的生活；卡莫夫尼车斯基巷21号：1882—1901年间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住所。]
所有的普鲁塔克们的尖笔和钢笔通常偏爱“由此入彼者”——他们乃是英雄人物，蛮有力量以唾手可得的“此”换来遥不可及的“彼”。
但如果有人想为始终如一的“由彼入此者”立传，他应该从拜访谢苗诺夫斯科耶公墓（Semyonovskoye Cemetery）开始。在大路附近，你能看到一座坟墓，它弯曲的黑色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吃有益健康的食物，
在新鲜空气中锻炼身体。
该安歇的时候，也就是晚上，
要在大开的窗下入睡。
停止自我治疗。
投入大自然怀抱，
善哉。
我尊重一切完满的东西：我站在弯拱的黑墓碑旁，脱下帽子。
第十一封信
难怪听沙皇告解的老莫斯科的牧师西尔威斯特（Sylvester）ter）说，“人必须照神意活着。”莫斯科虔敬地遵守这一训诫：在它的石壳内，它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它的“为了全世界”（orbi）也只是“为了这座城”（urbi）[教皇的祝福Urbi et Orbi，意为“为了这座城（罗马）和整个（天主教）世界”。]；甚至那些一般理论，比如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在莫斯科的壳中被莫斯科化了，从“那些”变为“这些”。
例如，有人已经讨论过“莫斯科唯心派”[莫斯科唯心派：其最具影响力的成员有索洛维约夫（1853—1900）、谢尔盖·特鲁贝茨科伊（1862—1905）和列夫·洛帕廷（1855—1920）。]。然而，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莫霍瓦亚街上的建筑，而是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及其商业区；不是晚近的浸染日耳曼主义的哲学理论，而是从卡利塔[卡利塔（Ivan Danilovich Kalita，1304—1341）：莫斯科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史称“俄罗斯土地的第一位收集者”。]和圣塞尔吉乌斯[圣塞尔吉乌斯（Saint Sergius，1314—1392）：莫斯科附近谢尔吉耶夫镇的圣三一修道院的创始人和神父。]、伊凡四世和蒙福的巴兹尔[蒙福的巴兹尔（Basil the Blessed）：又称圣愚人巴兹尔，安葬于莫斯科红场的圣巴兹尔大教堂，约在1580年被正式封为圣徒。]时代开始的原始的观念论和唯物论。
在克里姆林宫及基泰格罗德城墙的椭圆形环抱中，这片雏形莫斯科的狭小空间被克里姆林宫东墙分成为二个小城区：克里姆林宫及其商业区基泰格罗德。在克里姆林宫，人们建造了教堂和军营；基泰格罗德则建起了商店和仓库。在克里姆林宫，士兵们会见神父；在基泰格罗德，则是商人与顾客会面。
我始终认为，对于士兵们，永生的信念是绝不可缺的，这样以“此岸”之生命换取“彼岸”之永生才比较容易。诚然，在精密而成熟的头脑看来，为自己的事业（它比为之捐躯的人活得更久）而战的想法，是可以代替个人永生信念的。但对于职业卖命的德国雇佣兵，或注定要为别人的事业而死的莫斯科军人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临近营房的地方，几乎是墙挨墙地建造教堂；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前的俄罗斯士兵会得到七十五个戈比，以及永生的保证。
难怪帝国的统治需要组织士兵服役，还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可以解释独特的克里姆林宫唯心论的出现（我只给你一个粗略轮廓罢了）。
但是就在它的旁边，越过这堵墙，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生长出一种典型的、基泰格罗德式唯物论：如果某个士兵确信自己坚不可摧，灵魂不朽——这信念如一个观念升起，背后拖着整个唯心论的三位一体（灵魂不死、自由意志、上帝）——那么，商人则坚信实物，相信那些决定一个商人价值的纯粹的物质前提。据一些外国人的说法——比如奥尔鲁斯[奥尔鲁斯（Adam Olearius）：德国学者、旅行者，霍尔斯坦公爵派往驻俄国的大使秘书，于1647年出版俄国纪行。]、赫伯斯坦以及寇伯——基泰格罗德六七百家可怜的小商店的老板生来就是商人或中间商；他们是“货郎”（thing people），擅长兜售和销售这样或那样的物品，即使是最好的外国商人也难以与他们竞争。基泰格罗德巨大的厚壁仓库不是为了“精神现象”“影子”或是“精神的他物”（唯心论者这样定义物质）而建造的，而是为了那最真实的物质，它已被分解成各式各样的货物。没有人能把“精神现象”关在沉重的双重锁链之下。
这对我来说很清楚：基泰格罗德的商店柜台是基泰格罗德特有的唯物论的第一个讲坛。
第十二封信（明信片）
这封信是我的最后一封了。我只需唤醒我的词语，它们此刻正折磨我。大约一个月前我注意到，我的主题在信封中感觉拥挤：它在我笔下不断繁殖，就像莫斯科一样扩张，生出新的枝条。
我不得不诉诸厚厚的笔记本：我已经写满了两个本子。这项工作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还占有了我全部的意愿。
那么——停下来吧。您不要生气：您知道，我的脾气一直如此。
第十三封信
亲爱的朋友，您让我多么吃惊！我正伏案工作时，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信：您的笔迹，您的签名，除此之外，都不像您的风格。您平静地告诉我，您已经打印了我的十二封信，并把它们转寄给莫斯科的一个编辑部。我很气愤：您，居然这样做！
我必须快点，一分钟都不要浪费，我立刻狂奔去编辑部取回我的信件。我当时肯定焦虑坏了，因为我顺着林荫大道飞奔时，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我有心脏杂音），我不得不坐到长椅上。
安静的人们安静地经过。孩子们忙着在秋天寒凉的沙子里挖东西。我的紧张消退了。我纷乱的思绪变向了，我只能相信它们。
首先，我的想法告诉我：你究竟有何损失？一些纸片罢了。最重要的东西都在你的笔记本里。
此外，编辑别人思想的人，有他自己特别的探针，他们永远不会在你的只言片语间找到他们的莫斯科，他们不会为一个外来之人的外来的思想而烦恼：他们会忽视它，像忽视别的东西一样。
但是，我的想法又补充道：你已经三十七岁，几乎算是一位老人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像往常一样继续生活，在沉默中咬紧牙关。你可以的。只需记得，很快，你就没有什么可咬了。
随后我的思绪走远了，我独自一人留在寒冷的秋天大道上。暮色渐浓。我这样坐了很久。
它们又冒出来：是时候了，该是你成为莫斯科人的时候了！至少部分地。这里，每个人的话语都敞开着。去成为莫斯科人吧！难道你害怕瑞伽蒂丝的眼睛？
我站起来，拖着沉重步伐离开：不是去取信，而是远离它们，回家。
现在，我给你写信。
作为一次经历（Pratica）：既然你以你的书信（或我的书信——我不再能区别两者）开始这场冒险，你就得完成它。我只请求：删除日期和我的名字。
好吧，也许这样最好；词语一旦从你的笔下挣脱，就会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如孤儿——它们自有其命运。如果这些词语能转一个一千英里的圈，又回到莫斯科，那么这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词语和我——都是外来者、外省人。
我刚刚想起一些事：尤克维奇[尤克维奇（Pamfil Yurkevich，1827—1874）：唯心主义哲学家、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索洛约夫的导师。]教授，一位久居莫斯科的人，与当时还是哲学讲师的索洛维约夫一起走过迷宫般的街道。这位老教授用他那根多节的手杖敲打一块富有教育意义的马刺石，说道：“年轻的朋友啊，当康德说棍子是一个自在之物时，不要信他，不，棍子是为他人准备的。”
好吧，也许他是对的。我琢磨，明天我该不该把我的康德拖到苏哈乌卡[苏哈乌卡（Sukharevka）：莫斯科一个有名的旧货市场。1812年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撤退之后，莫斯科总督宣布了一项法令：发现者即是所有者。无论谁在哪里找到了什么，都可以保留或卖掉，但只在周日、在苏哈乌夫塔旁的广场上。该市场在1925年被关闭。]。您认为如何，会有人买吗？
上述信件的收件人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请求我为这些信件找个出版商。
在告知了我的通信人已接稿《邮戳：莫斯科》的编辑部的地址后，我又问了一些关于书信作者的细节，包括他来莫斯科之前的居住地。
作为回复，我只收到第十三封信（明显是我们结束通信的那封信），上面没有任何评论或解释。
因此，那个发明了“由彼入此者”和“由此入彼者”的颇为奇怪的分类法的人，他自己究竟属于前一类还是后一类——这对我而言仍悬而未决。
---S.科尔扎诺夫斯基
---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