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人即鬼魂
人都会遗忘——除了被遗忘者本人。此事我一直铭记在大脑里：在两个太阳穴之间。我很清楚：我已从所有人的眼中、所有的记忆里被抹除了；用不了多久，连窗玻璃和水洼也不会再映照我，连它们也不需要我。我不存在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从未有人说出或将说出这句话：他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遗忘。路过商店的橱窗和马刺石时，我经常听到顽童在我身后百无聊赖地吹刺耳的口哨：躲开！躲开[当时在莫斯科街角出售的廉价玩具哨子能发出uidi-uidi（走开、闪开）的声音。]！但我甚至连这也做不到——一个不存在的人怎么可能躲开呢？我从不戴隐形帽，我的帽子是一顶老式的普通软呢帽，帽檐耷拉着。即便这样，人们直视时也看不见我；即使我们撞了肩膀，他们也只是咕哝几句，头也不抬。我只模糊记得握手的感觉，那种手掌间的压力。我的脚步会偶然将我带到一处遥远的墓地，在墓碑之间沉思是那么轻松、平和。那样的时候很少，只在那时，我才能看到那些呼唤我的词语：“过路人”或“停步吧”[指墓志铭上所刻文字。科尔扎诺夫斯基在《埃比塔菲亚》（Epitafiya）中写道：“墓志铭是刻在墓碑上的纪念碑文，通常是写给‘过路人’的，也就是匆匆而过的人，因此必须清晰简洁。”]。我会真的停下来，有时我甚至坐在十字架和铁栅栏旁，与那些从不回答的人交谈。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死者与我。我凝视着长得高过他们的荨麻，凝视那些蓬乱的、布满尘土的草叶，心想：我们。
今天，微风习习。寒气不断从我破旧的外套缝隙侵入。太阳快落下去了。又一个漫长、漆黑的寒夜即将到来。我的烦恼显而易见，实际上，它就在我的袖子上：接缝处裂开了，吐出里面的断线头，真不体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而是在两者之间——在一个接缝里。或许这件旧外套促狭着我的双肩，如果它不再温暖我，至少还能提醒我：接缝。
是的，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写，在一个开裂处——沿着一道缝隙去写。我的思考也感到了呼吸困难：吸气—呼气，呼气—吸气。很难完整地想点什么。就拿今天来说。我来到常去的林荫道，坐在常坐的那张长椅上，向四周张望。人来人往——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从右边走到左边，从左边走到右边，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两个人、一群人。开始我还想：对我来说他们是谁？对他们来说我又算什么？随后我便只是看着了。他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走着。然后我又想：他人即狼[他人即狼：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前184）的戏剧《驴的喜剧》（Asinaria）中的一句话，常被引作拉丁文Homo homini lupus est。]。不，那不是真的，那太感伤，太轻快了。不，他人即鬼魂。只能是这样。这样说更准确。一个人把牙齿咬入另一个人的喉咙里，至少还会相信——这点是最重要的——另一个人的血。但难就难在这儿：很久以前，人就不再相信人了，甚至在他开始怀疑上帝之前就不相信了。我们害怕他人的存在，就像我们害怕鬼魂，只在很少的时候，在人们于薄暮中相互凝望时，我们会说：他们相爱了。难怪恋人们寻求春宵一刻，好过互相想象，而那正是鬼魂四出的时刻。有趣的是，最乐观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只能看到一个离散的无窗的单子世界，一个本质上孤独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试图比这位乐观主义者更乐观，宣称灵魂有窗子并能打开它们，那么那些窗户以及打开的可能性最终都会被钉死，打上板条，像一座废弃的房子那样。作为单子的人，也有个坏名声：他们中间住满了鬼魂，其中最可怕的是人。
是的，狼有福了，因为它们至少还相信血。相互倾轧——这应该是我们漫长而艰难之旅程的终点，只有当……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铅笔停下，像被卡住……卡入一道裂缝里。
2. 面包与形而上学
昨晚比预想的更冷。现在还是八月初，但初秋霜冻已然降临。我的膝盖患有风湿性疼痛，我还有一点发烧。总有那么一个夜晚，我蜷缩在长椅上，到了早上也不会起身。一些未能在夜间卖出自己的瑟瑟发抖的女人，或是某个眼神黯淡、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醉汉会坐到我旁边——伴着黎明的微光，请求借个火。我不会应声。他从帽檐下睨视，会再次请求——更试探性地、放低声音地……我仍不理会。我会一直坐在那儿，冰冷的膝盖绷紧，手指在外套口袋里僵硬，将我白色的瞳孔藏在帽子的阴影里。毫无疑问，让我放松非常困难——这是尸体的常态。
但我已经战胜自己了。目前我仍可以挪动，能看，能听，有时甚至还能试着思考。是的，我只能不断尝试：一旦开始思考，我就会崩溃；再次尝试，崩溃。我的大脑必定是缺少液体，我的身体缺少温暖和食物。
我的每日津贴是十戈比，不多不少。我必须在这十个硬币的范围内维持生计，不管愿意与否。每天早上，当太阳扯开莫斯科黑色的、缀着星辰的褴褛风帽时，我便开始在自己的日子中跋涉。一天又一天。我在商店橱窗里看到硕大的鱼，它们扁平的尾巴抵着玻璃，丰富的水果、罐头金字塔，闪闪发光的密封酒瓶。我几乎在每一个橱窗前都停下来：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当然，也是为其他人准备的，但我的选择只能在十戈比范围内。我将脸转向街道，车辐条在旋转，弹簧懒洋洋地摇晃着——面纱后的女人的眼睛，跳动着的微光和阴影，嗖嗖的车轮轻快地将她们带往一些隐秘之处，一波接一波。我咬紧牙关想：是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也是她们的，但我的只限于十戈比的范围内。耐心点——你会得到你在大地上的那份。宽度——从左肩到右肩，长度——从头顶到脚底。现在，你要为自己的小太阳欢呼，它有十戈比硬币的直径。
我从不走进商店的厚玻璃门，我试图不去听车轮的嗖嗖声，不去看仅能观赏的东西。我走到伊比利亚礼拜堂[伊比利亚礼拜堂（Iverian Chapel）：建于1669年的小教堂，夹在通往红场的复活门的双拱门之间，为俄罗斯圣地之一，1929年被拆除，1995年重建。]，它那古老的大门在小贩们的托盘之上拱起，我松开在拳头里微闪的硬币，迅速把它换成一个三明治，两小片白色的、普普通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黄油和红色的鱼子酱。我只买得起这个。然后，我找到一处偏僻的长椅，打开夹层面包——先是一半，接着另一半——吞下两片，连面包屑都不剩。你有没有捣鼓过那种廉价老怀表？它的发条撑不了多久。如果它每况愈下、齿轮磨损，那么它停的次数比走的要多。哪怕如此，你每次上发条时，它都努力滴答，也还能短暂地动动指针。然而你看，它又停了。我的大脑也这样：我会像你拧老怀表一样使劲拧它，我在牙齿间塞入三明治——啊哈，瞧，我脑子里一阵滴答，指针猛扑一下。齿轮咬合齿轮，字句咬合字句——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启动了。然而它又突然卡住，后退，我脑中又空空如也，似乎没有了脉搏，也没有了“我”。请记住，这些简短的笔记就是这样记下来的：三明治—形而上学—三明治—形而上学……这么多十戈比的硬币，这么多的世界观。
3. 珀欧潘克什[珀欧潘克什（Purvapakshin）：印度哲学中最出名的学派。珀欧潘克什是一个虚构之人，他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享有最终否定权。]
很多年前，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一个记事簿里。我还记得，遇到“珀欧潘克什”这个词时，我正在翻查英文版的古印度文献《吠檀多》和《数论》的抄本、评注和汇编。珀欧潘克什似乎从未存在过，然而如果不是因为珀欧潘克什的缘故，我们中有谁还能说“我是”？关于这个人的神话是印度诡辩家为了构建反题而发明的。体系的建立者来来往往——一个接着一个。这么多的建立者，这么多个世界：每一个——无论是维亚萨[维亚萨（Vyãsa）：传说中的神人，被认为是《摩诃婆罗多》的编撰者。]还是帕坦伽利[帕坦伽利（Patanjali）：公元前2世纪印度哲学家，《瑜伽经》作者。]——都带来了他的“如是”。而每一位都放弃了自己的“如是”而归于死亡。但是神人珀欧潘克什永不会死，仅仅是因为他从未降生；他也从未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说过“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说不的人”。作为对立面的捍卫者，珀欧潘克什始终与一切对立：论著紧接着论著，千年绵延千年。这个“人图（mandiagram）”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他的“否”战胜每一个“是”。对我来说，古老的珀欧潘克什也是一位印度圣人的非辩证的化身。在夜晚林荫大道的长椅上，我几乎可以看到或强烈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包裹在一块斑斓的破布里，瘦削的额头低垂，他展平单薄干枯的嘴唇，只为说出一记闷棍般的“不”。哦，我们有多少次——胳膊挨着胳膊，珀欧潘克什和我——在嘈杂的莫斯科林荫道上，在车马叮当声和旋涡里，在匆匆的光影中，在所有这一切中，一次又一次地高唱起我们的“不”。
是的，我被他吸引住了，确实，我差点爱上他，也许我只爱他一个人，这个不存在之人和他的“不”。我想用手掌挤捏太阳穴，将整个世界诱入我的意识，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我的“不”，反对一切：击打上方、下方和周围的一切，击打近处和远处的一切。这是我唯一的幸福，无论它是不是抽风和病态：颠覆一切垂直排列的事物，熄灭假想的太阳，将所有轨道与整个世界卷入无世界性。
我不能改变这践踏我的生活，或视它为非存在。就算这样——我仍反对；珀欧潘克什和我，我们仍反对。我们不想要发条时间，我们不想要自己的生命被国家保险，我们不接受自己的想法被熨烫成平整的四折报纸，像阿育王时代一样。如今，在这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他说出，我重复，他坚持，我拥护：“不。”我，一个受迫害的、一无所有的半死之人，虽不能翻转已坍塌的房屋、一切事物及所有生不如死的生命，但我能做到这点：颠覆意义。别的就留着。留着吧。
4. DNP
当人们一旦学会字母，他们就试图用它们创造点什么。一个沉湎于文字的人被称为作家。我像其他人一样，每当我想用字母表造点什么，它就会崩溃——向来如此。这些天，我不为任何人写作。但是从前，我偶尔将我写的东西给别人看，给专业的字行评估师，他们既不买它们也不退回，只批复：DNP，意思是：不可印刷，不合时宜。
我承认，我也曾不得不去搞清隐藏在这三个字母DNP背后的全部苦涩之意。我记得，第一次去送交手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我有点恐惧，心跳加速，公文包的金属扣咔嗒一声将它关在里面。我不得不多次回访，等待批复，而我的评估师只需要三个符号：DNP。我记得这几个符号是如何在我眼中跳跃的，在联想中被串成一条线：DNP—GDP—GNP—DNP。此时，这些看来很愚蠢，但在那时，简直是可悲。尽管这样，我，一个被遗忘的人，仍拒绝遗忘。对此，我要放上我的“不”。
我们中许多人都不适合，必须被“退回”。我们这么多人被划掉，被推到一边。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学在哪里：在书店橱窗里还是废纸篓里。再说，相信书店橱窗的人们并不那么信任它。考虑到我微薄的每日津贴，我能拥有的只有封面：我注意到，每个星期一书店橱窗都会更换它的海报。我试图猜测里面是什么——在未裁开的、平滑压制的内页里是什么，然后我继续游荡，从一个橱窗到另一个，积聚着阴沉的预感。我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我从未用过裁纸刀，我只能透过玻璃看一眼文学。但你也能从封面学到点东西。我们可以从边缘画出指向中心的半径。有时，我会在林荫大道的长椅上看到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有时，我旁边同一张长椅上会有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但是，如果抚平皱巴巴的报纸，我总是从字里行间看到一成不变的话题、老掉牙的言论，以及关于这些陈词滥调的陈词滥调。从那张专注于书籍的脸上，我总是看到同样的灰白的反光和嘴巴周围无聊的皱纹。接着，那位读者（我经常观察到这种动作）突然从他打开的书中抽离，将书朝下放到长椅上，看看我，看看过往的路人、树、水洼，随便什么——在他的眼睛里，透过波动的字行我看到：DNP。
我不觉得嫉妒，也不后悔。但有时我确实试着去想象所有那些抢在我前面，已经设法将自己的墨水变成印刷墨迹的手稿。如果过去的作家们是从手边的墨水瓶里，从自身内部和周围的事物中寻找主题，如今他们什么也不找了：主题是被分配的。任何作家，如果他还有点良心，或许应该起草他自己的主题参考表。为专家[这里指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受过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流亡者和工人各自拟定一个栏目，每栏再细分：a. 党员；b. 知识分子中的非党员——这些人再细分：i. 塞入一个阶层[列宁坚持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是“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一个阶层。]；ii. 封杀，等等——写作者这时可以纯粹机械地使用计算n种组合的公式来获得三十到四十个情节。我有理由认为一共三十九个。
如果你把这个观点列表用沾满蝇粪的钩子挂起来，那么……随后，你还可以把自己也挂起来：作为第四十个、最后一个主题。如果你将这些并置……那么……但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我眼前出现了灰黄斑点。我无法继续了，无法……
5. 关于意义（Pantalyk[Pantalyk：俄语，意为“感觉、意义、秩序”。]）的思考
我的下颚是一台多么奇特的机器：只要咀嚼一点点面包和肉——那空无中就又有点什么了。一种顽强的、根深蒂固的念头——或者说，一个痉挛的思想，就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之间——升起落下，落下又升起。今天，我用二十分钟在一堵很高的白墙[指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RVS）周围的墙。]上的简报中找到一些被灰泥半遮掩的名字：马拉—罗伯斯庇尔—格拉古—托洛[原文为：MARAT—ROBESPIERRE—GRACCHUST：马拉、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领袖，先后被处决。格拉古（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1760—1797），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活动家、记者，笔名“格拉古”，是为了向古罗马土地改革者格拉古（Gracchi）致敬。原文中的T疑为Trotsky，即托洛茨基，曾任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肃反运动中被解职，于是其名字在墙上被灰泥涂抹。巴贝夫曾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另一场革命的前奏，那将是一场更大、更庄严的最终的革命。”托洛茨基曾把共产国际追溯至巴贝夫。]（原文如此：我们本土的格拉古，没穿元老长袍，而是穿灰毛呢大衣和韧皮鞋）。那坚实的砖墙后面，还残存着一点老派作风的争辩。不久前，人们还就一切进行辩论。现在他们被堵住嘴，赶入一个石头围场，只能对着一个直径二十英寸的圆形练习靶开火。
我喜欢坐在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Prechistensky）[今果戈理大道。]旁的长椅上，竖起一只耳朵，以鉴赏家的姿态聆听那些温顺的射击。那些断续、回响的词语召唤着——恰如我也忆起——已死去的日子：“曾经”一次次敲打“现时”之门，那石墙后的冷酷的嗓音被人山人海呼应。我倾听着，被众鬼魂环绕——现在，我并不比我的记忆更真实，我乃是子虚乌有，正如那些前来环绕我、意欲存在的虚幻念想。
是的，简单地说，那些年——那么近却已成“那些”——将意义（pantalyk）从我们所有人脚下抽走，这熟悉的意义对那些半死不活的人太方便了。颠倒的观点在我们眼前流淌如一串串的视点。但是，当日子停止像轮辐一样转动时，那荒谬滑稽的意义又出现在脚下。意义这个愚蠢之词将自己抛向我的笔尖，虽然我并不清楚它的确切含义：它可能来自希腊语παντα（全部）和λευκοζ（白色）。果真如此，那意味着我们先是被从黏液（omniphlegmia）里吐出，然后又被吸回去。谁知道呢，也许时代的循环是由生命从血液到痰、再从痰到血液的重复变化引起的。历史之梭永远旋转，时而在火热的动脉里，时而缓慢地、一滴接一滴沿着冰冷的淋巴系统循环。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坐在这里，在一个巨大淋巴系统的冰冷而黏糊的“之后”里，追随一个巨大回旋镖的曲线轨迹：先向前——然后向上——接着回返、跌落。
6. 负一
每天早晨，我从栖身的长椅上起身，伸展麻木的双腿，沿着路轨穿越迷雾。摇摇晃晃的电车迎面而来，钢铁刮擦，铿锵作响。目前它还是空的，透过结霜的窗子，我能看到那些空空的椅背。绿灯，我停下让它通过——空荡荡的车厢咣当着，从浓雾中浮游而出又钻入雾中。空的金属车厢在绿灯旁停下，震颤着刹住。一两秒过去了，你也许认为会有人上车或下车。但随即，一声刺耳的铃响起，钢铁的车厢依旧空荡，放下它的空又将空收回车厢，轰隆隆地消失在幽暗的黎明。
一点点地，从一扇窗到另一扇，那些蜷缩、颤动的形体透过昏暗显现出来。但我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正转身离开，穿过薄雾，迎接又一个漫长而饥饿的一天。
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尽管我在这座城市的居民身旁行走、观看、聆听，我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而我是在负莫斯科。我只被允许接触事物的影子；事物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左掌跳到右掌的硬币只带给我一声清脆的叮当；我只被允许与空虚接触和对话，清晨有轨电车的铃声在昏暗中叮当，小心地让那空虚上车下车；所有向他人敞开的大门都向我关闭，而那些门背后的一切几乎都是超验的。
我只能观看，在夜晚的十字路口拥抱墙壁，当某个人，当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他们的窗子里开灯或关灯，放下或升起窗帘；我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推开、拉开入口的门，出来、进去：他们被期待出现在剧院的幕布后面、床的遮帘后面。
是的，我是“负莫斯科”的居民。我还没有被驱逐出这城市，在这里，我仍拥有我的象限和权利。这座城并不是物质之城，而是一座映象之城。进入它，就像掉入深水里，它搅翻了一切倾覆的表面、形体和事物的“掩盖”。如果我这种人只能拥有负数，我会试着相信这负数。这对我没有好处，您知道，重复别人的话一点好处也没有：事物投下阴影。不，在我的负城，在我幽灵般的、小小的负世界里，只有负真理才有意义——只有凌驾于负真理的事实才有意义。因此，阴影会投下事物。这就对了，在这个我被放逐其外的世界中，没人对此持异议。在一堆负数和阴影里，我勉强度日。我被紧闭的门隔断，但我也可以用这想法叉掉它们：如果在那个世界里我一无所有，除了表面、阴影、谎言和掩盖，那么我就有权怀疑，所有这些盖子下面都是谎言，它们的一切都是我影子的影子。
那太怪了，莫斯科的街道就像被揭开的石缝。嗯。所以我是掉入了一道街缝里；所以我将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在一个负的、被放逐的、被抛弃的小世界。我接受这样的世界，而且我会穿过它一切弯曲的缝隙，无论它们引向哪里。
7. 被偷走的孤独
对每个人来说，现实存在于自我之中。尽管每一个“我”被缝入了一个“我们”；这些缝接在一起的个体——无论连接得多么松散——会生成一个社会，一种孤独联合体。其中最奇怪的悖论是一座城市，连接着互无关联的人。在这里，独处的需求等同于自我保存的需求：人们活下来是为了以无休的劳作为代价来换购摆脱彼此的机会。人们借艺术、工作或盗窃来积攒金钱，以便能筑起高墙。在远离人类聚居的乡下，人的孤独没有受到保护，没有被围墙划界，易受攻击；在城里，孤独井井有条，藏在百叶窗和墙壁后，被锁起来妥善保管。人，无论如何，他的身边不仅不要有别人，而且也不能有上帝；神圣者之全在的信条侵犯了他孤独的权利；那只不眨眼的眼睛盯着他的生活，透过它神秘的三角形，如同透过牢房的窥视孔，必须移除它。因此，这就是城市无神论者们的独特之处，他们在询问者和观察者之间奔波忙碌了一整天，苦苦挣扎着摆脱“我们”回到“我”，渴望至少能有几分钟完全的独处，远离外界一切视线。就如同蚕，时间到了就会急急溜走，找一个寂静无声的地方，以便将自己包裹在茧中。一个城市也是由焦虑的爬行者和一个离散之茧的系统组成，这是它唯一的目的。当然，一个城市最像城市的时刻，不是中午，而是午夜，不是四处喧嚣和嘈杂的时刻，而是一切安静如梦的时刻：只有无人的荒僻的街道，黑洞洞的窗子和一排排紧闭的门才能充分诠释一个城市。是的，我们只能背靠背生活，一切——从那些在林荫道旁各自拍打自己的沙堡和泥巴城的小孩子，到郊区那些躺在被铁栅栏隔开的坟墓里的尸体——都证实了这个想法。
记得有一次，某个黎明前，我在一条小街转弯处来回踱步时，先是听到一阵脚步声，然后听见有人在有节奏地嘀咕着。脚步声断了，但嘀咕仍在继续。我走向那声音。在一堆灰色的石头旁，一个男人在曚昽的晨光中背靠墙站着；他的双腿摇晃，他的头似乎快从他的大衣领上掉下来。他没有注意到我和四周冷硬的石头，他仿佛被刻在一个不可侵犯的魔圈里，他继续摇晃着，全神贯注地重复：“上帝，感谢上帝，您不存在。感谢上帝，上帝并不存在。”
这听上去如一次孤独的宣言。从醉汉身边走开时我突然想到，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追随人类的孤独。那些孤独的灵魂们试图——带着滑稽的笨拙和悲剧性的固执，在这个人类蜂巢的深处——在自己不可侵犯的圈子里自我铭写。因为我的闲暇时间很长，而且很多，所以我决心致力做一个偷孤独的贼。是的。贫穷和懒惰总是煽动犯罪：偷盗孤独。
然而，我最初的尝试使我深信，狩猎城市孤独是一项极其困难和艰苦的任务。城市居民们习惯于在耳朵和眼睛之间耍手腕，巧妙地避开观察，从不让人渗透入他们的“我”。我将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的技术，从背后包抄，可以这么说，将敏捷与鬼祟结合。失败了几次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从简单的场合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情境。于是，有一天，当我经过一位老年盲人时，他正镇静地摆好一只木杯，准备接受好心人的硬币，我心一动，他倒是个合适的实验对象。我停在十步之遥的地方，仔细观察他饱经风霜的脸和瓦楞般的眉毛，掂量他的失明带给我的优势。几次遭遇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他弓着背离开时慢慢摇晃的背影：他一边走，一边用长棍的尖端敲打鹅卵石，聆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响。我们当时在城郊附近。我决定尾随我的目标。我们一起——敲点石头的棍子和我——慢慢地经过那些低矮的木屋，一步一步地，穿过城门，沿着一条蜿蜒通向采石场的路走着。向前两百码[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是一个上方垂挂着柔软柳枝的池塘。老人的棍子继续在尘土中试探。我无声无息地跟在他后面，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他竖起一只耳朵——细听。鸦雀无声。只有远处的某个地方，一辆火车头拉响了汽笛，然后沉寂。盲老头离开大路，转入高处尘土飞扬的草地，他戳着地面坐下来。我仍站在原处，看着他：一个人的孤独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的观察对象从他那件肮脏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小包裹，解开它，叮当的硬币声响起。“原来如此。”我懊恼地想，准备打破寂静离开。但就在这时，他那死滞的双眼周围的皱纹抽搐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然后开始了一种奇怪的游戏。他将木棍和包裹放一边，突然仰面躺倒，手指紧扣着压在胸前。随即，他露出惬意的表情，让无牙的下颚松弛，然后开始滚动他的假眼珠。这时我才恍悟：这位老人在欢快而狡黠地与死神游戏。如何发现不同的人在其独处时、在被魔法圈刻的孤独中怎样自娱自乐已无关紧要了。这一幕令我恶心，我知道其中再没有别的了，但我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每一个贼，无论他偷的是什么，都会恐惧被抓住。一辆从采石场来的马车的嗒嗒声解放了我的脚步——我急忙返回城市。这段插曲并没让我终止猎取都市孤独，尽管我对自己和这孤独承诺：永远不要将这些偷来的真髓诉诸笔端。即便是眼前这一个。我会将它们保存在内心：更安全。
8. 一场关于脚步的谈话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说话。我今天说话了，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口讲话。第一次。不是只言片语，也非一次提问或反驳（从前发生过的）。不，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谈话，记录这场谈话至少需要十对引号。当然，让我开口说话或对我说点什么，都是出于偶然罢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早上，我沿斯查斯特诺伊大街走着，我想穿过人行道去林荫道。两只装着沥青的冒烟的大锅立在道上挡住了我的去路。一把长长的钢勺在黑色黏稠物中缓慢搅拌着。古老的柏油路被踩烂了，多处裂口，在人行道边卷成一堆。一阵风袭来，将刺鼻的蓝灰色烟雾吹向我。我扭脸避开，就在那一瞬，我依稀瞥见一步远的一个女孩，她正透过烟雾，凝视着正啪叽响的沥青。从她细长双眉间的皱纹里，从她双唇的微颤里——她似乎在低语，我猜到了长期以来所寻求的孤独的意义。我迅速后退几步，以便更好地观察她。她继续站在蓝灰色的烟雾里，好似立在香炉的烟气中，轻盈、勇敢地铭刻在清晨潮湿的空气中。她好像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那些在两个大锅之间忙碌的工人的围裙和后背。这样大概有一分钟，她突然四下环视——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们都在观察：我在看烟雾，你在看我。你为什么那么做？”
“你为什么？”
“好吧，我先回答。但是我的答案很长，来不及了。”
她垂下眼睑，直到这一刻我才注意到，她的手肘下夹着一个破旧的小背包，有的地方线缝开裂了，粗糙的皮革漠然挤靠着她露出的手臂。
“那么在路上告诉我吧。”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她一点也不生气，不——她唇上挂着微笑，鼻孔微颤。
“好吧，我只是在琢磨——你会觉得那很愚蠢——一口沥青锅里有多少脚印。懂吗？多少脚印？莫斯科住满了走来走去的人。好比现在我俩一起走着，然后是‘再见—再见’。就那样喽。我们的脚步——我是说我们的脚印，会等一阵风或一把扫帚拂过才会消失。想想该有多少脚印被踩在柏油路上，一层层直到路面被踩出坑洼。然后脚印和沥青一起被倒入一口大锅，用一把钢勺搅拌，就如民间故事里那样。你知道他们会对脚印施巫术，甚至把它们除掉[据俄罗斯民间传说，魔法的一个法则是将部分化为整体。诅咒一个人，只需从他的头上取几根头发或他留在地上的足迹，或者两个更好。当这个人走过时，有人会跟着他并取走他的脚印——一大团泥土，然后把这些泥土放入一个小袋子，挂在炉子上，同时将头发涂上黏土，放在火炉烟筒里。当泥巴开裂时，那人就会萎缩或死掉。]。听仔细了：如果有朝一日，被人们践踏、玷污、侵犯、篡改的一切能被卷成一堆扔进炉子里焚烧，你懂吗，焚烧，让它如一阵青烟升起，然后生命才可以重新开始，从头开始。”
她轻快地走着，脚跟嗒嗒响，几乎不向后看。我只有错开半步，紧跟着她。
“我说的对吗？”
“恐怕我不相信脚印。人……”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洪水般的、长期被压抑的话语冲击，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我的想法，“人对于人来说要么是狼，要么是鬼魂。像狼一样生活意味着攫取一切，连脚印也不放过，吞噬最后一点痕迹。如果是鬼魂，它们会突然出现，然后了无痕迹地消失……”
我们一同走着，一会缓慢，一会又加快步伐，从一条街走下另一条，同时，我凝视着她肩膀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地大谈特谈人们必须在两种模式中做出选择：人之于人要么是狼，要么是鬼魂。
等我讲完，我看到那张天真的笑脸转向我。
“我从这里进去了。”她心不在焉地说，登上一级台阶（此刻我们的头顶处于一条水平线）。
接着，在短暂停顿之后，她说：“可能你说的是吧。但还有第三个方案，如你所言，第三个方案：最终，人对他人来说……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你掉了两粒扣子？在这里——在前襟：你会感冒的。听我说，你明天来吧，只是要早一点，到大锅对面的长椅上——我会为你缝好。不然……”
随后，她消失在镶格子的门的后面。我又独自一人了。我的心脏跳动得异常艰难，我的太阳穴也是——一定是走得太快引起的。透过玻璃，大理石楼梯闪着白光。外面，门的两侧是一些白色和黄色的方形牌子。
“她去哪儿了？”我扫视方形牌子，它们给出的答案是：会计课。幼儿园。无痛拔牙。裁缝。皮肤病。实验阅览室。无缝鞋垫。使用十指系统。
9. 另一场谈话：关于编号176
这天早晨天刚亮，我就在指定的长椅上等着了。透过大街上九月的金黄叶子，我盯着那两口圆形大锅。它们是空的、蓝灰色烟雾介绍我们相识的任务已经完成，消失了——好像从未出现过。林荫道仍在战栗，半梦半醒，慢慢积攒着脚步声。最先走过的是三个流浪儿，他们可能在其中一个大锅里同沥青和脚印过了一夜[战争、革命和饥荒在1922年的俄罗斯造成了大约七百万流浪儿。在寒冷的夜晚，他们会争抢仍有余温的空沥青大锅。]。随后，零星地，是斜挎着木箱的男孩们，他们睡眼惺忪，还没有开始叫卖他们的报纸。接着是工人们，以及一名刚刚下夜班的警察。然后是带着大瓶小罐、裹着披肩的女人们，以及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把帽子拉低，胳膊肘从口袋里探出。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她来了，匆匆向我走来，她来到长椅前，活泼地坐在我旁边。
“好了，脱下你的外套。”她把破旧的书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敏捷地掏出针线、一个顶针和一对结实的牛角纽扣，我窥视到一个小小的金属字母D镶嵌在挎包的软皮上。
然后，大约有三四分钟，我的眼睛半闭，听着灵巧的指甲在我寒酸的外套上来回滑动的声音，听着她近在咫尺的轻柔的呼吸声，那根线断了两次。然后书包咔嗒一声合上，我抬眼一看，遇到了一双认真而专注的眼睛。
“纽扣孔是好的。你试试扣子。很好。现在回答我：你昨天为什么看着我？嗯？”
我多少有点慌乱，也有点羞愧，我开始“解释”：我告诉她我猎取孤独的冒险，告诉她我试图打破将所有城里人刻入其中的圆圈。
她听着，不时地看着别处，用尖指甲敲打金属字母D。
“我明白了。但是你最容易从什么地方来袭击我们这些可怜人的孤独呢？孤独何时何处最脆弱、最不设防？如果这是你的专长，如你所言——你真是个奇怪的人——那么……”
“没什么固定规律。不过，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会比中间能提供更多的机会。或许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尚未进入这一天；而在后一种情况，疲惫的‘我们’正自行解体为‘众我’。简而言之，最好是在黎明前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线附近搜寻。哪里的孤独最容易被发现？让我想想，通常是在一个城市的边缘，因为相对于城市汇聚的向心力而言，孤独需要离群独行。或是在火车站，那些坐在包袱上或抓着行李箱的人也是很好的目标：他们不属于这里，也还不属于那里。他们对周围的眼睛没有过度的警觉。如果你的猎物带你穿过金属旋转栅门，穿过出发通道，来到站台上，你会看到连在一起的车厢上分别标有软席（黄底黑字）和硬席（绿底黑字）。设想一下：硬席车厢的长椅上坐着的，我称之为柔软的孤独，它有抒情般的温暖，写着悲伤或喜悦，而软席车厢里被凸起的玻璃窗隔开的人们只能沉默地坐着，我称之为坚硬的孤独。这也并不是所谓规律，只是一个有效假设吧。”
我瞥了一眼此刻沉默着的同伴。她半张着湿润的双唇，似乎对某种朦胧梦境留下的模糊印象有所动容。她的凝视穿过我，望向远方。抓住这一刻，我说，“昨天，你走进去后，我留在标示牌那里，花了很长时间试着猜——”
她的眼神勉强回来了：“再猜一次。”
“老实说，我弄不清。幼儿园——也不像。十根手指——”
“接近了。你快猜到了。再猜一次。”
我无助地摇头。
“真的没什么特别有趣的：我在阅览室工作。我用十进制对书籍进行编目。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很快我就会放弃它。”
我笑了。“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系统，允许你把所有的东西和意义挂在十个钩子上，给每样东西一个数字。”
“你不能笑。根本不是那么愚蠢。只要有三四个数字，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很方便，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代码。你说出号码，它就是你的。”
“嗯。那么爱有一个编目号码吗？”
“等等，如果种类是1，而分区是76，那么176——就是你要找的……但你为什么问那个问题？”
她的脸通红，她的长眉蹙成一条线。我等着。然后她突然站起来。我也跟着起身。
“不——不，你不能跟着我。有人在那个十字路口等我。再见。”
我顺从地坐回长椅，看着她翩然而去，她头也不回地走入秋天铁锈色的树丛中。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长椅上放着一个白纸包。我小心地打开它：两片手掌大小的面包，里面夹着火腿——一块三明治。我喉咙里升起一股绞痛而甜美的滋味。我拉下帽檐遮住眼睛：谁也别看见。
10. 施罗特医生
当一个人被人们抛弃时，他会（很容易）用非人类来取代他人。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被排除在真实之外时，他就成了幻影的一部分。我之前提到过珀欧潘克什。但有时，一个虚构人物对我来说还不够，所以为了交谈和友情的需要，我发明了施罗特医生。真实的施罗特医生住在某个地方，但我们从不相识。我最先是从一个奇怪的家伙那里得知他的，那家伙体魄过于健壮以至于必须长期接受治疗，他说，施罗特医生发明了灵丹妙药：饥饿疗法。当时对我而言它毫无用途，但当我的情况突然改变，我采用十戈比养生法时，我挖出了施罗特医生（他被遗忘在记忆的底部，就像一只被六次折叠埋在背包底部的充气枕）。我展开他并把他吹胀到，可以这么说，活人那么大。现在我只需摁住空气活塞，使用我的幻影。给施罗特医生一个身体并不费力，过度的现实感和稳健不适于绝食的狂热分子（他的治疗方案要求在第一周有两天不进食，第二周有四天，第三周六天；随之以相反的顺序禁食——四天，两天；然后是四天，六天；等等）。在想象中尝试了几次之后，我感觉到他，默许了他的存在：施罗特医生比普通人略高，隆起的秃顶上有几缕梳理整齐的灰发。透过他的金属框眼镜的镜片，两只被拧紧的眼睛呆滞地凝视着。他凹陷发黄的脸剃得很干净，上浆的衣领扣得很紧，肋部在黑色长大衣下面随着呼吸均匀起伏，他那瘦长的腿上穿着双层底的高帮靴，长手指握着一根黑色木杖。起初，我们主要在梦中相遇，但后来我们也在梦外会面。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见面，尊敬的施罗特医生都会用他骨感的手指摸我的手掌，从头到脚打量我。
“太阳穴更深凹了。哈！很好。颈部变细了——太棒了！您说心跳不规则？嗯，嗯。等等。脉搏五十六下。棒极了！您正在康复。这是我的荣幸。”
施罗特医生会掀开高顶礼帽致意，将他瘦长的黑色后背转向我，均匀摆动着细长的双腿慢慢消失，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我现在提起他，这位旧日的老友，是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亲爱的、令人受益的施罗特，因为今天我将打开让你存在的小塞子。我要放掉你所有的真实，如同从充气旅行枕中放出空气，因为你知道，我的下一站到了。
是的，我需要我的鬼魂们——他们真诚地做了他们能做的——直到我遇到一个人。昨天，我被新的意义和大胆的希望充满，信步走到彼得罗夫斯基公园，蜷缩在一片松针的华盖下，徒劳地试图入睡。我召唤了珀欧潘克什和施罗特博士，和他们说再见。我闭着眼睛就能看到：他们立刻就来了，他们过来坐在我身边。他们的脚步声没有惊动一片叶子，也没有搅动空气。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依然闭着眼睛，我先转向施罗特。
“我不愿让你失望，但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养生法宝。今天我吃了两个三明治。我的脉搏高涨：算是正常吧。”（他耸耸肩。）“看，这两粒纽扣，可以对抗寒冷。它们是最奇妙的纽扣：它们散发着温暖。谁知道呢？也许这不是真正的九月。你正在撇嘴，我看到了，还皱眉，即便如此，我已经打开了小塞子，要剥夺你的真实性。我不再需要鬼魂的帮助了。看到这双手吗？十根手指：我将用它们工作。我将从运作大脑转向运动肌肉，很快我就会有七十二下脉搏、红润的脸颊和挺直的脊背。我需要这些，因为……但你不会理解。不要让我再留你了，你走吧，径直回到虚无。”
一边说着，我一边转向智慧的珀欧潘克什，他那长满胡须的脸埋在飘逸的斗篷的褶皱中，一直遮到眼睛。
“哦，高贵的圣贤，我是一个人，人必须至少‘是’一次：当然，不是出自你，你从不说‘是’。你将对这个‘是’也说‘不’？”
他沉默不语。只有他的斗篷散发着几千年的芬芳，显出他平静的呼吸。他听我讲完，肃穆地起身。他脚下的树叶没有沙沙作响，当他遁入黑暗中，他斗篷的飘动也没有扰动空气。他进入黑暗，变成了黑暗。
那晚，我重新梳理了所有想法，直到黎明逼近。早上，我回到城里，回到浸着露水和寒冷的灰蓝色的日子，带着一个坚定的决定：所有的脚印必须进入熔炉。盖上盖子。我知道的最美好的短语是“从头开始”。
11. 柔软与坚硬
我罪有应得，千真万确。一个哲学白痴。两天来，我一直坐在这里，处于恍惚中。或许一支铅笔会有用：我会尝试逐行解开事实。错误是，我太快地驱逐了我的鬼魂们。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城里，在同一地点、同一条大道等着。早上过去了，她没有来。温暖的正午即将来临。我依然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我准确记得每一个细节），我解开外套，突然意识到她还将两句话牢牢地缝在我心里：“有人在等我”和“再见——再见了。”
“巧合吧。”我对自己说，决心要耐心些。第二天是星期日。等待毫无意义。走过星期天清晨的街道，走过那些用木板条钉死的窗户，被百叶和栅栏遮挡的窗子，我突然想到，这城市就像我曾无数次试着想象的那座理想之城，但此刻它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了。我需要那个小小的金属字母D——它隐藏的难解之谜——比需要任何问题或世界观更迫切。又一天过去了，她还是没来。我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去那个“实验阅览室”：他们会告诉我她发生什么事了。也许她病了，也许……但她是谁？我只能说出一个首字母D。总之，一阵犹豫之后，我找到那扇被小方牌环绕的大门，正想推开玻璃门时，它突然向我展示了我自己：一个可怜的幽灵，肩膀上挂着一件破烂外套，深陷的眼睛下面是一簇凌乱的胡子。我在门廊待了一分钟，悄悄走了。等到明天，我会再等一天。为了控制情绪，我决定彻底累垮自己，于是我走上一条长长的、时断时续的小街，来到曼什坎斯伽亚街一号。这条笔直的街道足以让人筋疲力尽。我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一步紧跟一步，一直不停地向前走。维达瓦车站发光的钟表盘让我停下来。从数字跳到数字，我在心里画了一又三分之一圈，距离我们会面还有十六个小时。忍耐。但一眨眼，我就见到她了。有两个人乘坐马车驶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她。那辆敞篷四轮马车在入口处转了一圈，停在车站台阶前。为了看清楚，我从后面溜过去：是的，就是她。两人将携带的行李递给一个杂役，疾步上了台阶。我跟着他们。下一幕大概持续了五到八分钟。奇怪的是，虽然在那段时间里车站灯火通明，但我还是没能看清她同伴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穿过车站大厅走到站台上。我机械地走到一个绿色盒子旁，它机械地吞下我的十戈比硬币。我手里拿着一张站台票，继续机械地跟着他俩。走过黑色柏油路就是一排排相连的车厢，写着“软席—硬席—硬席—软席”。我看到了他俩，但他俩没看到我。这是一种异样的孤独：一种并列的孤独。他们肩并肩地走着，相互凝视，走入他们共同的圆圈里，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进入。我甚至都不会尝试。黄铜与黄铜的碰撞：一次（是我）；然后，又一次，再一次（是他俩）。缓冲器撞响，火车开走了。站台空了。我走过一排沉闷的、承受唾沫和烟头的铁垃圾桶。一分钟后，我又走在曼什坎斯伽亚街长长的、笔直的路上，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
12. 没有面包的形而上学
一台机器吞下我最后一枚硬币。此刻我的大脑发条失灵了，我的思绪不得不自寻出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替代三段论[据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巴乌舍科说，科尔扎诺夫斯基曾用形象思维来构建三段论。]的是几乎毫无逻辑的黑暗。好吧，那样或许更好：谁知道那黑暗的最底部会有什么。城市里拥挤的人群和物体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他们不断地入侵令人难以忍受。每幢建筑都带着它们所有的窗子钻入我。虽然我那脆弱而飘忽不定的心是个累赘，但我还是设法以某种方式调适它，念着呼吸咒，我走在卡鲁日斯卡娅街经过了长长的医院楼区，绕过东斯科伊修道院的石头广场，穿过旧行宫，沿着田野小路，一直走到安德烈耶夫峡谷。那里没有一个人，峡谷底部一片寂静。我头顶是蓬松的云朵，在左边，升起一缕蓝烟：必是有人在废品堆上焚烧垃圾。
我的思绪不断从现实中跳回，从过去和将来返回：在抽象中、在万物的间断中休息是多么令人愉悦啊！
现在我试着集中精力解决疼痛的问题。用我们朴实的农民的话来说，他们将一位病人——如果他浑身都痛，即病得很重——称作一个“疼人”（person-in-pain）。一个“疼人”与他的疼痛合为一体了。从这点出发，犹如从一个逻辑的y出发，你自然得出这般理解：疼痛是“疼人”的存在方式；对他来说，除了疼什么也不存在。无论其内容为何，麻醉痛苦意识的唯一方法是切除那内容（疼人所受之疼），把它赶出去。于是外界存在的必要性就被推断出来了；在“我”之中的现实于时空中被对象化。“我在疼”变成“我的疼痛大过了我”。但什么能赶走疼痛？唯有疼痛。不管是被活体解剖的青蛙，还是人类大脑，都会产生一种基本反射，那就是拒绝疼痛，将痛苦切除或从痛苦中被切除。从爪子上拔下一根刺的野兽，和那为抛开痛苦而造出一个时空（将痛苦“过去化”或“空间化”）的人类心灵——两者是以不同方式行使同样的意志罢了。如此，心灵在渐次摆脱原先疾病时，又慢慢因外部世界而染病，而原先从体内驱走的疼又回来了。但，随着疼痛的外化，形而上学的“疼人”在治愈过程中放弃了他唯一的存在（疼痛），从本质上来说，他治好了自我。对疼的恐惧（这导致它的对象化）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自我保存）相互牵制，而余下的痛苦，即那些没有表面枯萎、没有被切除的痛苦，常被称为“灵魂”。说起这些，我刚好想到：当莱布尼茨这位“乐观主义”（“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的发明者生病了，乐于助人的他立即设计出了一台由灵巧的夹子、螺丝钉和木板条组装起来的机器——用来缓解疼痛。每当疼痛侵入他的思想，阻挠他写单子和谐的论文时，莱布尼茨就会在他的男仆帮助下（这是他的秘书埃克哈特告诉我们的）戴上那些由木头和铁制成的箍，然后命人将螺丝钉拧紧：那些板条会夹住疼痛，使这位乐观主义者能继续他的工作。那台用来夹疼痛的机器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发明的一台世界模型。松开螺丝，把“我”从夹住它的复杂的链条中释放出来，被松开的疼痛将再度膨胀、扩散，摧毁“前定和谐[指莱布尼茨认为的在所有单子之间，尤其在思想和物质之间预先建立的和谐。]”、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这个过程起先以离心的方式进行，然后暂停（“我”），随后反向进行：此“疼人”对象化自己的疼从而治愈它，他把外部世界对象感觉为与己无关之物，因此不再为它而病，接着他开始欲望所谓的真理。认知即事物回归本原之存在：痛苦。显然，对于“疼人”，认知只能小剂量进行，因为以所认知之内容来扩大一个人的存在，就是扩大他的疼痛，就是将已腐烂的部分重新接回到半愈合的伤口上。在一个满是疼痛之人的世界里，怀疑论者若要决心培养认知能力，就必不能依赖于认知能力的稀罕，而是要依赖一种巨大的痛苦，它横亘在世界和认知之间，使认知变得难以忍受。
再一次地，如果我将它们召唤回来又如何？召回万物——从星辰到尘埃微粒——让它们的痛苦内在于我。但是痛苦之人渺小又怯懦：一个痛苦之人只会与另一个痛苦之人坠入爱河，只能将那个人的痛诱入自己的内在之痛，因为有恐惧的反射，爪子会从毒刺中抽离。不，不。不要刺痛我。
13. d线上的小卒子
我害怕返回那座城市。如果有谁此刻催促我，用胳膊肘碰我一下——我就会倒地不起。我最好离开这里。已经两天了，我还在那个峡谷底。每当偶尔有人出现，我就爬到附近的鞑靼墓地[在沙皇时代，不同宗教的人被埋葬在不同的墓地中。后来，这条规则被废弃。]，那里也很好，因为在那儿你看不到那座城市：它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在这峡谷之外。只有火车的汽笛声侵入；如果不是它们，这里全然宁静。
哦，我几乎忘记了：昨天，施罗特医生拜访了我。我要感谢那个怪人。那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了：我正坐在肮脏的鞑靼墓地里，荨麻丛上方是锡箔般的星辰和一弯新月。当他突然出现时，我正在打瞌睡，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拧得牢固的眼睛，精瘦的双腿。他走到我面前，将一只毛茸茸的耳朵贴在我的心口，然后聆听。
“嗯，嗯。此刻，你需要的不是穆斯林墓地——”
我打断他：“告诉我，施罗特，人能伤害一道伤口吗？”
他咬着嘴唇沉思，在我身边徘徊了大约一分钟。
然后，他那瘦削的黑色背影摇曳着穿过锡光星辰和新月消失了。太糟糕了。我想告诉他那个小卒子。我试图喊叫，但是我的声音消失了。
那个小卒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确切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偶然碰到一场国际象棋演示。我根本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等一等，我为什么要谈论象棋？哦，是的，卒子，那个d线上的卒子。那时，现场死一般寂静，就像这墓地一样；人们簇拥在栅栏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棋盘上，两名棋手弯腰对着棋盘。小方格内是雕刻的人形棋子。栅栏后、棋盘旁、棋盘上都鸦雀无声。对于象棋残局，我是一名不够格的裁判。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唯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光滑的黑色小卒。这小卒好像要逃离棋局，它大步跨越前方的两个方格，孤零零地站在空方格间。这场比赛是在国王的侧翼进行的，逐渐向f线集中。攻击——反击。接着，白方骑士为了掩护白子暴露的f3突然跳了一步，黑方似乎有意失去一次先手[失去一次先手：在国际象棋中，“先手”是转折，当一名棋手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一次不必要的动作时，他就“失去一次先手”。]，向前推进了那枚似乎被遗忘的、注定要被毁灭的d线上的小卒：它勇敢地、大步流星地从黑方格走到白方格，让自己处于敞开的被攻击状态。现在只有黑棋王后向对角线移动才能保护它，但是王后，好像故意移向了侧位，把这个卒子留在d线上等着殒命。我的心——尽管听起来很傻——急遽跳动，不知为何，那黑色小卒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又走了一轮棋。现在，不仅是我的眼睛，连那些挤在栅栏后面所有人的眼睛都在默默地注视着d线。那黑色的流浪儿仿佛处在一种致命的疲惫中，又向前迈了一步。最后一步。再一步就能让小卒丧命。玩白子的棋手（奇怪的是，我从未看见他的脸）迟疑了，他用指甲平静地轻敲棋盘的边缘，随即突袭，黑色流浪儿在他紧攥的瘦长手指里退缩了一下；争夺d线的战斗结束了。
---1927—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