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现代戏剧,我自然只谈谈那些可能很少有人涉猎并且基本上都是很新颖的戏剧文学。在普通剧院里,普通戏剧和传统戏剧无疑正缓步在现代戏剧——戏剧里的先驱的影响下,被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等待这些落后的传统戏剧了,因为已经有了这些遥遥领先的戏剧先驱供我们欣赏。

首先,现代戏剧以其表演动作迟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有人会说其外部表演动作看上去就好像一个缓缓爬行的瘫痪者。其次,我们注意到,在现代戏剧里体现了一种想要更深入人类意识层面的明显欲望,而且把道德问题摆在很高位置;最后,虽然现代戏剧在探索一种新的美感方面,道路仍然曲折模糊,可是却不像传统戏剧那样抽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实际的舞台上,几乎不存在异乎寻常的甚至暴力的冒险。杀人流血不再那么频繁,热忱不再那么汹涌澎湃;英雄主义表现得不再那么宁死不屈,勇气不再那么起决定性作用,也不再那么强烈。可是在舞台表演中仍旧会出现死亡,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好像在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死亡一样,可是,但愿死亡在不久的将来有终止的一天,让死亡不再成为每出戏剧诗不可或缺的场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人生中的大多数可怕犯罪,虽然可能看起来残忍不堪,但是这种残忍发生在隐蔽和寂静之中,我们很少通过寻死来解决问题;在跟随人类意识发展方面,戏剧比其他形式的艺术更加缓慢,在某种程度上,最终戏剧不得不考虑到人类意识有关的内容。

古老而悲剧性的逸事趣闻构成了经典戏剧的整个基础,我们从这些轶事中获取灵感和启发;源自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的故事,或者神话传说不仅为莎士比亚时期的所有戏剧提供了故事情节(我们不是要完全避开变化无穷、有些略显造作的艺术)也为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提供素材,我们马上发现这些趣闻逸事不再能够直接引起我们的兴趣,虽然曾几何时,它们每次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那么自然、那么合宜。但是,无论如何,有些人的脑海里见证了这些趣闻的再次加工创作,对他们而言,每次这些趣闻所唤起的有关其环境、风格和情感的内容并没有绝迹。

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些冒险经历已经与鲜活真实的事实不再相符了。如果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表现出另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他拥有罗密欧一样的热情去爱,去遭遇重重困阻,那么,无须说,他的冒险经历未必会受到渲染,不一定会像维罗纳传说片段那样具有诗情画意的特征。让人无法追忆的是那高贵、充满激情的生活所带来的迷人氛围;风景如画的街道内,喧嚣叫嚷不复存在,杀人流血与辉煌壮丽之间的幕间小憩,神秘的毒药、庄重殷勤的坟墓都消失在记忆之中!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那个别致的夏日夜晚呢?那晚浩瀚无边,极具吸引力和别样的味道,吸引着我们,都是因为它承受着英勇而不可避免的死亡阴影,在沉重的死亡阴影笼罩下,上演着这样的一幕。除去《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那华美的装饰性内容,剩下的只是一个简单故事:一个年轻人,他高贵善良,却命比纸薄,他出于简单而平常的愿望而去追求一位少女,却被少女固执的父母横加阻拦。由于这种愿望而产生的诗意、华丽壮观和激情四射的生活,都取决于特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魅力、高贵及悲剧。没有一个吻,一句爱的低语、愤怒的号叫,悲伤或绝望不是借助周围的生命和事物才能烘托出生活中的壮丽、优雅、英雄主义和温柔。简言之,每种形象都借助于当时外在的元素。因为一吻本身并没什么甜蜜和美丽,但是结合当时的环境、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就会显得甜蜜美丽。同样,我们想象有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有奥赛罗一样的嫉妒心,像麦克白一样野心勃勃,又像李尔王一样郁郁寡欢;又或者,像哈姆雷特一样焦躁不安、犹豫不决,生活在可怕而不切实际的重压之下,但因为时过境迁,莎士比亚那样的千古奇作若在今日肯定不会凭借这样的形象而问世。

这些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这些社会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罗密欧的冒险故事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外部事件,不能再为情侣故事提供素材了。而一位现代诗人,如果想要在舞台上展现类似的青年人爱恋故事,他完全有理由从久远时候的故事中借鉴,并加以更美好的装饰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英雄主义和悲剧性事件才有更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假设这位诗人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这种权宜之计的结果怎样呢?难道感受和情感在当今时代的氛围之下不能得到最全面和最完美的表达与发展吗?(因为一位现代诗人的情感和感受,无论如何都完全而且唯独体现了现代感。)难道这一切突然发现自己被移植到了不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之上吗?它们因此不再信任什么,然而却要面对恐惧和永久审判的前景。在它们绝望的时候,新的可附着的力量出现了,看来十分可信,那就是人性与正义;霎时间,它们回到了宗教和宝剑统管一切的时代!也许在不经意间,随着我们人类的每一次道德进步,它们从中获益,突然间,它们飞向那糟糕透顶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基本动作都受到偏见的影响,对此,它们只能惊慌失措或者一笑置之。在这样的氛围中,能做什么呢?如何期望它们能真的生活在其中呢?

但是我们无须再继续详述那些把古今故事生拉硬扯在一起的矫揉造作的诗歌。我们宁愿考虑能够真正反映我们时代现实的戏剧,正如希腊戏剧反映希腊现实,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反映当时的现状一样。现代戏剧的舞台布景应该是现代的房舍,故事发生在现在的男女之间。这些看不见的主人公之名,他们的情感和理想,或多或少与往日的相同。我们看到爱恨情仇、野心勃勃、羡慕嫉妒和贪婪;我们也看到正义感和责任感;看到遗憾、良善、忠实、敬虔和自私;看到自负、骄傲等。但是尽管这些名字或多或少仍旧相同,我们会发现在表达层面和品质方面,在涉及的范围和影响方面,存在着多么巨大的不同!古代武器没有一件留存下来,往昔壮丽时刻也不复存在。如今很少听到呐喊之声;很少看到杀人流血,泪流满面也是少见的。在一间小屋里,圆桌四周,火边,尽显人类的欢乐与哀愁。在我们的角落里,我们受苦,也使人受苦,有爱,也有死亡;如果在极端绝望或极度快乐的压力下,突然,瞬时间,一扇门或者一扇窗打开了,那会出现十分奇异的场面。偶然或者意外的美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很表面化而又缺乏诗情画意的诗作。如果要追根溯源,又有哪些诗歌没有从完全表面的元素获取自己的魅力和狂喜呢?最后,不再有一位主人可以扩大或主宰人类的行为;也不存在恒久不变的命运为人类最细微的举动来构成神秘、庄严和悲剧性的背景;也没有昏暗忧郁的丰富背景来美化甚至最可鄙的弱点以及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实际上,仍然伴随我们的是可怕的未知;它是那样多种多样且难以捉摸,那么任意妄为、模糊不定而又相互矛盾,我们想尝试对其定位并且唤起它的时候,就不得不冒极大风险;甚至要面对极大困难,虽竭尽忠诚,我们也不能利用它把每日遇见之过客行人的手势、动作和言辞提升到神秘的境界。努力已经付出了;许多谜团,与遗传有关的可怕的、费解的谜团,关于与生俱来的正义而有的宏伟壮观又不大可能的谜团,以及除此之外的很多谜团,它们轮流往复地前行,来代替旧日之天意或宿命有关的绝大谜团。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新的谜团,虽好像生于昨日,却已显得更古老,更任意妄为,更不可能,在通往骄傲的路径上,更甚于它们所替代的内容。

那么我们何处去找寻这种高贵和美丽,就是在举手投足间或者台词里不再能找到的那种高贵和美丽,又在哪儿找寻随之消失的吸引力和魅力呢?因为言语只是一面镜子,它只能映射出其周围的一切美;但是,这面镜子有时很不情愿,我们似乎无法从中找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新世界的美丽。既然我们在神秘戏剧里找不到这种眼界和诗歌,那么我们该去何处寻找呢?这个神秘的戏剧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当我们竭尽所能赋予它一个称谓的时候,它却淡出我们的视野。

现代戏剧对这方面的意识似乎很模糊不清。它没有什么外在动作和表面装饰,也不再敢向神明或命运求助。相反,它完全自己扛起重担,在心理学和道德问题领域里,去探索发现曾经由外部场景所表现出的对应物。现代戏剧已经更深入于人类意识,但是也遭遇了出乎预料的诸多困难。

深入探讨人类意识是一种特权,更是责任,不过这些特权和责任属于思想者、道德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抒情诗人,但就是不属于剧作家。无论面对什么引诱,剧作家都不敢归于沉寂然后变成单纯的哲学家或者观察者。对于演员而言,做他想做的,发现他或许感到好奇的,遵从舞台的至高法则和基本需求,都是表演的一部分。随着舞台大幕的拉开,我们内在那对高等智能的渴望经历着转变;站在那里的不是一位思想者、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或者道德学家,而只是本能的旁观者,一个因众人消极而变得消极的人,一个渴望看到某些事情发生的人。这种转变或替代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但却不容置疑。也许,这一切是注定发生的,由于人性的连锁影响,也由于我们精神中某个不可否认的天赋特质,兼具特殊的、原始的几乎不可改变的器官。人类凭借着这个器官可以思考,可以感受,也能一同受到触动。其实台词本身并没有那么见解深刻、高贵和值得赞美,如果舞台环境没有改变,台词没有引发情节发展,没有带来决定性的冲突,或者也没有尽快提供确定的解决方案,那么无论台词再怎么美好,不久也会让人感到厌倦。

但是为什么那个情节会出现在人类的意识里呢?在第一个阶段它出现源自各种互相冲突的情感之间的挣扎。但是这种情节一旦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更像是单纯的情感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冲突以及责任与欲望之间的冲突。(现实确实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在最初阶段也是如此。)因此,现代剧作家已经把他们的热忱投入到了当代所有的道德问题中去了,也许更保险的说法是,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几乎把自己完全限制在对这些不同难题的讨论之上。

这项运动从小仲马的戏剧受到启蒙,他的戏剧把最基本的道德冲突搬到了舞台之上;的确,戏剧的整个存在就是基于难题的,比如说,观众必须永远被视为一个理想的道德学家,观众自己永远是局外人,他们的解决方案总是那么显见易明。不忠的丈夫或妻子应该受到宽恕吗?以不忠来报复不忠可以吗?私生孩子拥有任何权利吗?出于爱的婚姻(这是某些地区里使用的称呼)比为钱而结婚更受到青睐吗?父母有权利阻止两情相悦的婚姻吗?孩子已经出生,离婚就是不对的吗?与人通奸的妻子要比与人通奸的丈夫更有罪吗?等等等等。

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今整个法国的戏剧以及国外戏剧的绝大多数都是对这一类问题的回应,并且给出的都是多余的答案。

然而,另一方面,在探讨人类意识方面,达到至高点的要数比昂松和豪普特曼的戏剧,尤其是易卜生的戏剧。这里我们接触到现代戏剧艺术资源的限度。事实上,我们越深入探讨人类意识,就会发现越少的冲突。要想更深介入意识之中,意识本身就要受到充分启发;因为,否则的话,无论我们前进十步抑或千步,在身处黑暗的精神世界深处,我们都无法找到新颖或者出乎意料的东西。因为黑暗无处不在,周围只有黑暗。但是,如果一种意识受到真正的启发,它就会比一般的意识更具有热情和欲望,这是无限宽松的热情和欲望,更平和,也更耐心,更有益、更抽象和普遍。因此,在更高贵和更智慧的情感之间,少了更多争斗,或者至少争斗不再那么激烈;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强烈的情感变得更广泛、更崇高;这就好比没有什么比被堤坝拦蓄起来的河流更为汹涌不安,更具有破坏性,也没有什么比加宽河岸的河水更显宁谧祥和,归于沉寂。

再者,这种开化的意识观念,会更少地受制于各种条条框框,也更少地承担可疑或有害的责任。也许有人会说这绝不是谎言或错误,亦非偏见,不是半真半假的陈词,也不是在靠不住的意识中不能承担责任的惯例。事情摆在那里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意识就会以责任感的样式出现。因此我们谈及的是道德意义上和婚姻意义上的所谓尊严(我所指的是丈夫的尊严,一位因妻子不忠而饱受煎熬的丈夫的尊严),它与报复、病态的过分拘谨、傲慢、虚荣、对某些神明的敬虔和其他各样的虚幻之物一起,已经成为并且仍然是众多责任的来源。这些责任在众多意识不开明的人看来,是绝对神圣的,也是绝对毋庸置疑、不可推卸的。而且这些所谓的责任是浪漫主义时期几乎所有戏剧的核心内容,而如今它们也是大部分现代戏剧的核心。但是,这些悲观冷酷的责任足以迫使人类走向死亡和灾难,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在沐浴于健康和生机之光的意识中生根发芽;在这种意识中,尊严或报复,叫嚣流血的传统表现手法,它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它也不会容许那强求眼泪的偏见以及力求制造痛苦的非正义渴望存在。这种意识也会把坚决索要祭物的神明从宝座上赶走,也会驱走可以令人致死的爱。因为当阳光照亮一个智者的意识时,我们可能期望,终有一天它也会照亮所有人,它揭示了一种责任,这就是要尽己所能爱人如己,减少对他人的伤害;没有戏剧能源于这种责任。

让我们考虑一下易卜生的戏剧里所发生的事。他经常把我们带到人类意识观念的深处,而戏剧仍有可能只是伴随我们的一束奇特之火,是照亮奇特幻觉的一束悲观而变化无常的红光。尽管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对戏剧的亵渎。实际上,形成易卜生悲剧中主要成分的差不多所有责任,已不再适用于健康而开明的意识观念。而我们相信,在这种意识之外发现的责任,往往以危险方式接近于不公正的高傲,或是接近于一种刻薄、病态的癫狂。

然而,让我们不要这样想象吧,因为这完全会误导我,因为我的这些评论会贬损本人对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诗人的钦佩。其实,如果易卜生真的没有对我们时代的道德贡献有益元素的话,那么也许他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剧作家,就是发掘到并且推动一种新诗歌发展的剧作家,虽然这种诗歌并未受到认可。易卜生成功创造出这种诗歌,它与时俱进,体现出忧伤之美和高贵(由于它过于粗犷和忧郁而得不到广泛认可或接受);因为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从远古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那豪放开明的戏剧诗歌中借鉴的人。

但是,我们等待那一时刻来到的时候,就是人类意识认识到更多有用情感和不那么邪恶的责任的时候,世界舞台因此而呈现出更多快乐更少悲剧的时候,仍然,在每个心怀忠诚动机的人心灵深处存在着慈善的伟大责任以及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正义感。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的真实戏剧应该着眼于这样的一场争斗,是这种责任与人类自私和愚昧无知之间的争斗。当这一目标达到之时(在有如戏剧舞台的真实人生以及舞台上都实现),也许才可以谈及一种全新戏剧、一种和平的戏剧,充满美丽而又没有眼泪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