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A旅馆的警员实际上是我的外甥。我本人在东京的某所医科大学教书，因为外甥想在东京生活，所以便托关系，让他进了千叶县某家钢铁公司的总务科。他今年三十四岁，还是单身，偶尔会来我家做客。他辞去松江市的警员工作来东京生活是前年，也就是昭和四十一年三月发生的事。
上述所有经过，都是外甥木谷利一告诉我的。利一今年七月回松江市祭拜父母，与前同事喝啤酒时听说了汤村温泉的白骨碎尸案。
“于是，我就想起了三年前A旅馆的登记簿事件。当时，我本想去A旅馆见一见负责枫之间的女佣久子。但久子回鸟取县的老家后就辞职了，再没有回来。听说半年前因病去世。所以，世上再没有人知道那名在昭和四十年七月修改旅馆登记簿男子的相貌，以及他写在登记簿上的姓名。因为A旅馆很大，所以除了负责包间的女佣之外，没人对这个人有印象，连掌柜的都不记得。不凑巧的是，登记簿原件在两年前被销毁了，所以也无法辨别原件上大宫作雄这几个字的笔迹。”
外甥说完后问我：“舅舅，你怎么看修改登记簿这件事和白骨案？”
“不太清楚。”我答道。然后向他说出了我的推测。
——化为白骨的那名女性，她的死亡时间与昭和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广岛市津南仪十和同伴入住A旅馆的时间几乎一致。那名同伴，大概就是“津南”的情妇。“津南”在汤村杀害了那名女子。他在二十八日早上就离开了A旅馆，所以谋杀应该发生在当天，或者翌日。如果这是预谋已久的犯罪，那么“津南”这个名字应该是假的，广岛市的地址也是胡编乱造的。
宍道与汤村温泉之间有公交车往返，我猜想两人应该坐了公交车。谋杀大概发生在入夜之后。女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应该被男人装在自己的旅行箱，抑或是女人的旅行箱里带走了。所以两人中应该有一人带了简单的行李。如果谋杀发生在夜晚，那么凶手就不得不在汤村温泉留宿一晚，但警察却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大概因为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汤村的旅馆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曾经留宿A旅馆的“津南”为什么要拜托别人将登记簿上的名字改成“大宫作雄”了。那个男人与“津南”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女佣久子一定会认出来。
自称“津南”的男子与修改登记簿的男子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毕竟是犯罪的善后工作。我们假设这个男子叫X。
那么，为什么“津南”必须把名字改成“大宫”呢？如果“津南”这个名字是假的，那么“大宫”应该也是假的。虽然不知道X是哪里人，但他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从“津南”的地址在广岛这一点来看，或许是离广岛很近的地方。若是如此，“津南”为什么要让X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即便是顺路也很奇怪），只为了将登记簿上的名字改成“大宫”呢？
可能性有一个，那就是“津南仪十”这个名字与凶手本人的名字十分接近，比如说只差了两个字。旁人很容易就此推测出他的真名。基于这种不安，两个月后，凶手便委托X修改了登记簿上的名字。凶手和X都不知道旅馆会将登记簿的副本交给警察，这一举动反倒成了画蛇添足的一步。正因如此，你才会注意到最初写在登记簿上的名字是“津南仪十”。
女佣久子已经去世，我们无法知道“津南”与同行女伴的特征，也无法知道X的名字、长相和装束。由于登记簿原件已经被销毁，也无法看到“津南”与“大宫”这几个字的笔迹。总之就是非常不走运……
听完我的猜想，外甥盯着我坏笑，历史分析和推理果真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啊。
“我完全赞同舅舅的推理。”
赞同的证据，就是他在回松江扫墓时调查了公交车公司、租车公司和的士公司。当然，并没有找到三年前从松江乘车到汤村温泉的男女乘客。
“你一个人调查？没有把这件事汇报给老东家松江署？”我问道。
外甥说：“我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松江那本改写的登记簿和汤村的案件有关。仅凭推测无法轻易开口。好歹我也做了十年警察，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假设我查出‘津南’或‘大宫’的真实身份，最后却发现与案件无关。那么到头来不但做了无用功，还会给那个人添了大麻烦。”
随后，他又用揶揄的口吻说道：“分析历史时，应该不用考虑古人的人权问题吧。”
“没这回事，”我变得严肃起来，“历史分析虽然也是推理，但如果拿出的仅仅是毫无逻辑的臆测，不光不会有人相信，也会失去作为史学家的公信力。错误地分析历史无异于自甘堕落。”
“所以，学者都是谨慎的。如果没有确切的物证资料就不能下结论。但是，舅舅的专业是古代史。不对，舅舅是医生，所以专业应该是医学。古代史是兴趣，说得夸张点算第二专业。对第二专业的古代史而言，所谓的物证就是《古事记》[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与《日本书纪》并称“记纪”。]《日本书纪》之类的古籍，还有《魏志倭人传》《宋书倭国传》之类的中国文献，和考古学上公认的物证。然而，这些东西大多为人所知，尤其是古文献，更是从很久以前就被人研究透了。再加上资料本身十分有限。所以填补研究空白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臆测，我说的不对吗？但专家为了维持公信力，总是对臆测慎之又慎，不敢说过于大胆的结论。在这点上，因为史学是第二专业，所以舅舅反而能够无所顾忌地说出臆测，岂不是比专家更自由？”
不，最近一些将古代史作为第一专业的专家，也敢口无遮拦地大讲臆测了。我很想这么说，却没有说出口。
这场案情讨论会结束后的两周，外甥都没有露面。他虽然是外甥，但因为是长姐的孩子，我们的年龄差距并不大。住在松江时另当别论，自从他搬到千叶之后，只要有一段时间疏于来往，我都会在内心期待他早点过来，陪我聊天。
外甥在松江时，好几次邀请我去那里玩，但最终一次也没有成行。我年轻时去过一次出云，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哪怕是为了研究医学之余潜心钻研的古代史，出云也是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我把它看得太重，总是想多调查一些出云的资料后再出发，结果在外甥任职期间，反倒一次也没去成。要是当时以一种游山玩水的心态随意出发就好了。
《出云国风土记》里藏着解开日本古代史之谜的钥匙。《古事记》于和铜五年（公元712年）编纂完成，《日本书纪》于养老四年（公元720年）编纂完成。在《日本书纪》完成后的第十三年，天平五年（公元733年）时，出云国造[出云的地方官。]广岛亲手向朝廷提交了《出云国风土记》。“记纪”神代卷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出云神话，但却与《出云国风土记》不一致。《风土记》上虽然也记载了出云的古老传说，但某些神话却只能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上找到。比如，被高天原流放的须佐之男在出云的斐伊川上游打败八岐大蛇，救下栉名田比卖并与之成婚的故事。以及他从被杀死的大蛇尾部得到铁剑，进献给大和朝廷的故事。这些著名的神话只出现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风土记》里是没有的。此外，两者在细节上也存在许多出入。《风土记》中出现的神可能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里压根没有姓名，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里作为主角大显神通的神在《风土记》里可能完全没有出场机会。
朝廷的传承记录与出云的传承记录，两者之间的差异早在很久以前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并成为研究课题。《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大和的古老氏族（豪族）对先祖历史的粉饰，从中可以看出对天皇权威的政治性艺术加工。与此相对，《出云国风土记》更加具备独特性，它展现了先住民将国家的统治权“禅让”给天孙民族前的生活样貌。不少史学家试图以神代卷为研究蓝本，通过比较《风土记》与记纪文学中的艺术加工，还原出古代日本的历史原貌。
事实上，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位R大学的副教授——砂村保平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家。我曾经加入过他的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