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问题与知识问题之间的关系——哲学方法——建议方法的表面恶性循环——对立方法的真实恶性循环
物质与智能同出一源——物质所固有的几何学——智能的几何趋向——集几何与推理——几何与归纳——物理法则
基于对无序观念的分析，描绘出一种知识理论——秩序的两面性：种属的问题与法则的问题——“无序”概念，智能在两种秩序间的徘徊
创造和进化——物质的理想起源——生命的源头和功能——生命进程以及进化运动中的根本性和偶然性——人类——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
在第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对无机和有机之间的界限进行了追查，但是我们也指出，将无机物细分入多项个体的行为关乎到我们的感官和智能，而被我们视为不可分割之整体的物质肯定就是一种延绵的改变，而不是某个东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做好了准备，要在静止和运动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经在第二章中阐释过，我们能够在本能和智能之间找到同样的对立关系，其中一方最终成为了生命的确定因素，而另一方则掌握了对物质的构建。但是我们同样也说过，本能和智能是在同一背景中所显现出来的，这背景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我们称之为普遍意识力，它伴随芸芸众生一道延展。这样一来，我们便揭露出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剥离包围在外的普遍意识，从而一探智能的起源。
于是我们开始了尝试，将智能的起源定位于物质起源的同一时刻——倘若我们智能的主线标注出了我们基于物质的行为的普遍形式，同时，物质的细节依从于我们行为的需要，那么此二者在根本上就是相互关联的。智能性与物质性已经被建立了起来，具体来说，其主要的建立方法为相互融合。它们都源于一种更为宽广、更为高级的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回溯到那里，才能看清它们的发展。
最初的尝试可能会比形而上学者所做出过最为大胆的推断还要勇敢。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超越心理学的范畴、超越宇宙学的范畴、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宇宙学和形而上学都将智能限定在了那些对其非常重要的既定事物中，而不是现在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在其形式和物质中所产生的东西里。这种事物在现实中要更为普遍一些，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是如何与众不同的。
从心理学开始，我们并不认为它会在动物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智能这种东西。比较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动物越是具有智能，它就越可能会对能够利用事物的行为产生反应，从而变得更为接近人类。但是它的这些行为已经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人类行为的主要特征，它们也已经像我们一样，认识到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主要方向，也依赖于被同样关系捆绑在一起的同样客体，所以，尽管并未形成所谓的真正观念，但是动物的智能同样也是在观念性的氛围中前进的。它们无时无刻不专注于自己所做出的行为和自己必须采取的态度，并因此而使自己倾向于外在，毫无疑问，它们只能执行观念，而非思考观念，但是这种顺从从整体上来看，仍然还是符合人类智能的总体规划的[我们已经在《物质与记忆》（Matièreetmémoire）一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也就是第78-80页和第169-186页对此问题进行过阐释]。如果要用动物智能去解读人类智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浏览一遍从人类胚胎到成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展示了越发具备智能的生物是如何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不断进化的。而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个方向，智能就是既定的了。
在一个类似于斯宾塞的宇宙进化论中，智能是一种自不待言的事物，与此同时，物质也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物质受到规律的控制，物体与物体之间以及事实和事实之间都是被一些不变的关系所联系在一起，感知意识打上了这些关系和规律的烙印，因此接受了自然的普遍架构，进而将其自身塑造成了智能。但在我们接纳客体和事实的时候，怎能忘记此时的智能是被假设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无视那些对物质属性的种种假设，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个物体的物质性不会止步于我们所触及的那个点：一个物体，产生影响即是存在；就它的引力而言，可以施加到太阳、行星，甚至整个宇宙之上。物理学越是发达，就越能消除各物体乃至各微粒的个体性，科学想象就是从分解后者开始的：这些物体和微粒都趋向于融入一种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去。我们的认知更多地赋予了我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最终行为的计划，而非对于事物本身的计划。我们在事物身上所发现的轮廓只不过表明了我们能够在这些事物中得到并修改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贯穿事物的轨迹也都只是我们所行走的道路而已。感知意识已做好准备要在无机物上施展行为，在其程度和比例之中——意思是说，智能形成的程度和比例——轮廓和道路揭示了它们自己。值得怀疑的是，基于不同蓝图产生出来的动物——比如软体动物和昆虫——是不是以同一种手段去分切物质的。实际上，它们本无必要去细分物质。在继续研究昆虫给予我们的这种启示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解所有的事物，只需将不同的属性区分开来就已足够。相反，即便是最简陋的智能，也已经在致力于利用物质去作用于物质了。就一方面而言，如果物质将自己细分进主动和被动的物体中，或者更为简单地分散进同时存在且完全不同的碎片中的话，那么智能就将认为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物质其本身，且其以一次扩张紧接着另一次扩张的方式，分裂的次数越多，它能扩展的空间也就越大，毫无疑问，空间其自身具有空间性上的倾向，但是它的各个部分还尚且处在一种相互包容和渗透的状态中。于是，将其自身变为智能的运动，也就是将其自身变为各种不同的概念的运动，使得事物将自己碎裂为互相独立的许多物体，这种运动与形成意识的运动是相同的。感知意识越被智能化，物质就越是空间化。进化论在空间中设想出一种按照我们的行为所遵循的轮廓切割出来的物质，这相当于事先为自己设置好一种现成的智能，基于这一点，进化论者宣传自己说出了智能的起源。
尽管更为敏感、更富自我意识，但是在其对思想的种类进行先验推论的时候，形而上学所做的也是同样的工作。它压缩智能，将其减少以符合自己的标准，严格地将其限制在一个太过简单，甚至可以被视为无物的原则之中：从这个原则中我们能将自己之前曾经放在它里面的东西完整地取出来。这样，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表现出智能的一致性，对智能下定义，制定出它的准则，但是我们却并不能追溯到它的起源。类似于费希特思想的东西，尽管因为其对于事物的真实规律有更大的尊重，且比斯宾塞的更为富有哲理，但是这种理论却很难带领我们走得更远。费希特是在一种浓缩的状态中进行思考的，然后再将其扩张至现实之中，而斯宾塞却是从外在的真实开始着手的，然后再将其浓缩为智能。但是，在上述的案例中，智能必须在其出现的一开始就被接受——不管是浓缩的还是扩张的，不管是在一种直接幻象中所捕获的还是被自然界中某种类似于镜像效果的反映所捕获的。
大多数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所达成的这种一致性都源自一个事实，即他们一致承认了宇宙的统一性，而且一致将其用一种抽象而且几何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机和无机之间，他们确实没有发现而且也不会发现任何裂缝。有一些人从无机开始，认为其和其自身的融合产生出了生命。而其他的则是将生命放在第一位，然后用一种熟练的渐弱手法把它引向物质，但是此二者实际上只存在着属性等级上的不同——第一种假说中的复杂等级，第二种假说中的强度等级。一旦接纳了这种原则，智能就会变得像现实一般宽广。因为不管事物中的几何性究竟怎样，对于人类智能而言，它们都是可以被完全获知的，而如果几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完美的连续，那么这些学科当然也就是智能的学科，易于被智能所掌握。大多数体系的先决条件都是如此。对比一下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和共同标准的学说——就如费希特和斯宾塞的学说——对比一下被我们偶然置于同一位置的这两个名字，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
于是，在这些推论的根基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补充的理念，一个认为自然是合一的整体，另一个认为智能的功能是从全局上把握自然。认知机制被认作与整体经验一同延展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只是很少能够将其利用起来。事实上，这些观点的区别在于对结果的评估。对于某些来讲，智能囊括的就是现实其本身，而对于另外一些而言，这就只是一个幻象。但是，不管是幻象也好还是现实也罢，智能所捕获的所有东西都被认为是通过努力所能得到的全部。
于是，哲学过于偏重于个体意识的力量。不管是教条主义还是批评主义，不管它是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还是宣称知识是建立于绝对之中，一门哲学通常都是一位哲学家的成果，它是对整体的个体看法。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定。
唯一能让他们的理论变得完整乃至完美的哲学，是一门更为含蓄的哲学，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如我们所言，人类智能根本就不是柏拉图在山洞寓言中所教授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它的功能也不是审视那些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阴影，更不是自己转过身来凝视闪闪发光的太阳。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做。就像耕牛一样，全身都捆绑着东西，从事繁重的工作，我们能感觉到自己全身肌肉和关节的运动，还有犁头的重量和土地的阻力。做出行动，知道自己正在做出行动，触碰现实，乃至生活在这现实，但生活范围又仅局限于工作范围之内，仅仅关系到那道正被开垦出的田沟，这就是人类智能的功能。若非沐浴在有益的液体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对体力劳动下的生活产生兴趣呢？在这片让我们沉浸其中的生命之海，我们始终都在不断吸收东西，然后发现自己的存在——至少是引导这种存在的智能——就是通过局部的聚合而在此成型的。哲学智能被视为一种重新融入整体的努力。智能，被其原理重新吸收，可能会因此再次回到自己的起源中去。但是这一切无法被一次性完成，它需要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就在于促使各种印象相互交流、相互连接，最终扩展我们的人性，乃至超越人性。
但是这种方法却是和在意识中最根深蒂固的习惯作对，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恶性循环。肯定有人会说，你想要超越智能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你如何能在没有智能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你感知意识中所有清晰的内容都是智能。你处在自己的思想之中，你无法摆脱它。你若愿意，便可说智能能够不断进步，它能够对越来越多的事物拥有越来越清醒的了解，但你千万不要涉及智能的生成，因为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所要依靠的就正是你的智能。
然后，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距离外在性最远、同时对智能性干涉最少的东西上去。让我们在自身经验的深度中，寻找生命中我们自身感觉最为融洽的瞬间。接下来，我们一头扎回纯粹的绵延之中，在这个绵延中，不断移动的过去与一个绝对全新的当前一起无休止地扩大。可是，与此同时，我们感觉到自己意志的弹簧几乎已经被拉伸到了极限。我们必须采用让自身的个性卷曲起来的方式，把正在流逝的所有过去搜集到一处，然后一心将它紧紧地压缩进当前（这种当前是由它的进入创造的）之中。我们很少能对这种延伸保持镇定的心态：在这些时候我们的行为才是真正自由的。而即便是此时，我们也不能完整地拥有自己。我们对于绵延的感觉——准确地说应该是让我们自己与其保持一致——具有不同的程度。可是，这种感觉越深刻，而且一致性越完善，通过超越智能而代替我们吸收智能的生命就越多。因为智能的自然功能就是将相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只有事实才能够被重复的观点完全适用于智能观念。因此，我们的智能毫无疑问地赶在它们消逝之前抓住了真正绵延中的真正瞬间；我们通过再造新的意识形式（这种新的意识形式是从一系列取自其外部的观点中得来的，而所有的这些观点都尽可能地与一些我们已知的东西相似）来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意识的形式暗示性地包括了智能性。但是意识的形式却超出了智能的范围，它事实上是无法和智能相比较的，只是独自存在，而且永远都是新的。
现在让我们将弹簧放松，让我们中断尽可能地将过去挤进当前的工作吧。一到放松的过程结束，记忆也好，意志也罢，都将不复存在——这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永远都不会落入这种绝对的被动之中，我们也就不再需要让自己绝对自由了。但是，在此种限制中，我们还是瞥见到了一种由不断重新开始的当前所组成的存在——它缺乏真正的绵延，只有不断开始和结束的一个个瞬间。事物的存在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吗？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通过分析将其分解为各种初级振动，其中最短的振动具有非常短暂的绵延，这种绵延几近消失，但却并非不存在。然而，我们可以假设物理存在偏向于这第二种方向，而精神存在偏向于第一种方向。
因此，一方面是“精神性”，另一方面是有着智能性的“物质性”，在这两者之后，存在着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过程，而我们通过逆反的方法，亦或是通过简单中断的方法，从第一个过程通往第二个过程，倘若逆转和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被看成两个同义的素语，正如我们在之后的篇章中会阐释的那样。那么，当我们从扩张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绵延角度来考虑事物的时候，这种假设就能够得到确认。
当我们让自己越多地意识到我们在纯粹的绵延中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不同部位的相互渗透，我们的整个个性都将其自身浓缩于一个点（或是一处尖锐的边锋）上，压在未来之上，并不断地植入其中。在这种状态下，生命和行动才是自由的。但是，若我们放任自己去做梦，而不是行动，那会怎样呢？那样的话，自我就会立即消散，而我们的过去——直到那个时候还被集中在其传送给我们的不可见的冲动中——会碎裂为成千上万个相互独立的回忆。它们放弃了相互渗透，因而达到了固定的程度。我们的个性也因此沿着这个空间方向堕落。它不断地围绕着知觉。我们不再就此详述已经于别处研究过的问题。我们只需想到，扩张具有不同的程度，所有的知觉都在以某种方式进行扩张，而未被扩张的知觉——被人为地放到了空间中——只不过是意识的观点，这种意识的观点是由一种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观点，而非心理学上的观察引起的。
即便我们放任自己向前迈进，也很可能只是向着延伸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而已。可假如有那么一瞬间，物质存在于这个走向远处的运动中，那么物理学就仅仅是心理学的逆转了。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当物质显现出更清晰的观念时，意识能够感到舒坦，能够自如地在空间中四处游走了。当一个模糊的想法在最后逗留时——也就是说，正在进行它自身可能的延伸时，这个空间就已经着魔了。意识在事物中找到空间，但如果它有足够强烈的想象，将它自身自然运动的逆转推到尽头，它也就能在没有那些事物的情况下找到空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当物质被意识看见时，更多突出的是它的物质性了。首先，物质帮助意识沿着它自身的偏向往前走；它产生冲动。可是，一旦冲动被感知到，意识就继续它的进程了。它构成纯粹的空间的想法只是极限的框架，而这个运动就会在极限的框架处结束。其次，意识一旦拥有了空间的形式，就把它当成一个网眼密布的、能够随意被制作或者撕破的网来使用，而那个网，背离了物质的层面，根据我们行动的要求将它分成若干份。这样一来，我们几何学中的空间和事物的空间性就借助（本质上是一样的，可却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的）两个东西的互相作用和反作用相互生成。空间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与我们的本质无关，物质也不是我们的感官和理解力所呈现的那样完全在空间中延伸。
我们曾在别处论及过第一点。对于第二点，我们也仅限于指出：完整的空间性在它们的相互关联中包括了完整的独立部分，也就是说，处在一个完全对等的独立状态中。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质点不会对其他质点起作用了。当我们观察到一件事真的在发生时，我们就会说（正如法拉第那样）：所有的粒子相互渗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填充着这个世界。在这样的前提下，粒子（或者更广泛地说，是质点）就仅仅成为意识的一种看法，一种当我们继续做更多的工作（完全与我们的动作技能相关）时会有的看法，而通过做这种工作，我们将物质细分成各个部分。然而，无可争辩的是，物质允许它自身被这样细分，另外，假如它们碎成相互独立的几部分，我们就建立了一门能够代表真实的科学。同时无可争辩的还有，即便世界上没有完全孤立的系统，科学也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将宇宙切割成相对相互独立的系统，并且这样做还不会犯明显的错误。这种办法就是：物质让其自身延伸到空间，而同时并没有绝对地被延伸，另外，将物质看为可以分解进孤立系统中的东西，赋予它相当明确的元素，这种元素相对其他部分来说有所改变，可其自身（那是“不可替换的”，我们也可以说，不被“转换”）并未改变。总之，在将物质赋予纯粹空间的特质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自己转移到某个运动的终点，而这个运动是被物质指示了方向的，除此之外，办法还能是什么呢？
康德的先验美学论（Transcendental Aesthetic）一劳永逸地建立这样的观点：扩张并不是一种与其他物质属性相同的物质属性。我们不能对热量、颜色、重量的概念进行无限的讨论：要想知道重量或热量的形式（modality），我们就必须依赖于经验。而空间的概念则并非如此。即使假设视觉和触觉已经从经验上证明了空间（康德并没有对此提出质疑），空间的概念也依然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思考空间，并从中切割出一种形式（a priori），指出它的种种特质，我们将形式定义为：经验，尽管我们并没有始终与之保持联系，但是它依然穿过我们推理的无限复杂性仅仅跟随着我们，并总能证明这些推理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如此。康德已经将它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一定要在某个与康德所走道路不同的方向上寻找。
正如康德向我们展现的那样，智能沉浸于一种空间性的环境中。智能和这种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生命体和它所呼吸的空气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的观念在穿过这种环境之后才会到达我们的头脑。它们事先受到几何学影响，所以我们的思想只能再度发现被我们的感知放到物质中的数学属性。因此，我们就能确切地看到，物质对我们的推理表现出让步，但是这种物质，不论它是否拥有智能，都是我们自身的产物。而对于其“自身”的真实性，我们一无所知，并且永远都无法知道什么，因为我们仅仅是通过感知形式，将其进行了折射。这样一来，一旦我们声称已经证实了其中的某些东西，立刻就会出现某种相反的证据，这种证据同样的可被论证，同样具有合理性。相反的理论产生了间接的知识，而对于这种知识的分析就直接证明了空间的理想性。这也是康德批判主义的主导理念。这个理念反驳了一种知识上的“经验主义者”理论。而在我们看来，最权威的，却是被这个理念否定的东西。但是，被这个理念肯定的东西，就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根据康德的描述，空间是一种作为我们感知领域里已经成型了的理念而被给定的东西——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法（deus ex machina），但是我们却无法观察到它是如何产生的，也无法得知它为什么就是如此，而非其他样子。“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同样也被给定了，康德认为我们无法了解其中的任何东西：即便是针对“有问题的东西”，他又能通过何种正当的手段确定它们的存在呢？如果这种无法被获知的现实向我们的感知领域投射了一种能与之严格相符的“感知的多样性”（sensuous manifold），那么，就那个事实而言，难道它不就在我们已知部分的范围内吗？而当我们开始对这种吻合性进行检查的时候，难道（至少在一点上）不会设想事物和我们意识之间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吗？这种和谐是一种无根据的假说，康德希望回避它，这是正确的。实际上，正是因为空间性不具备显著的级别差异，他才不得不将空间作为一种给定的东西——由此引出了“意识上的多样性”如何适应这种空间的问题。基于同样的原因，康德将物质变成了相互独立的部分——这样就产生了自相矛盾，而从这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两个对立的理论都认为：事物与几何学空间之间具备完美的一致性，但是，一旦我们不再仅对纯粹的空间事物进行延伸，这种完美的一致性就会中止。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对于知识的理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选择，也只有这三种：要么是由事物所决定的意识，要么是由意识所决定的事物，或者是我们在意识和事物之间达成的一个神秘的协定。
但是事实上，还存在着第四种选择，而康德似乎并未想到它——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意识不会超出智能的范围，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从根本上来讲和第一个差得不多）是因为他并未将绵延归为一种绝对存在，而是作为前提，将时间放到了与空间相等的高度。这种选择首先将智能视为意识的一种特殊功能，它从根本上转向非生命事物；其次，不管物质决定智能的形式，还是智能会影响物质的形式，或是物质和智能被它们之间的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先就已经存在的）和谐关系糅合在一起，智能和物质都积极地让自己与其他形式彼此适应，最后变成一个共同的形式。此外，这个适应过程是相当自然地产生的，因为它是相同运动的相同逆转，而这种相同的运动立刻就创造了意识的智能性和事物的物质性。
就此而言，我们对物质的理解与对科学的理解一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无疑相似却又不相关。我们的觉察力，其功能支撑我们的行为，它通常作用于明显被分割开来的物质，且总是从属于实际需求，需要反复地修正。而追求数理形式的科学则过分强调物质的空间性；它的规则通常来说都是非常精准的，且需求不时地修正。意识必须将所有事物包含在内，并且把每一个事物都分别关联到另一个事物身上；但因为那个特殊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逐个地考虑所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所寻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暂时不得不根据问题本身产生的解决办法来进行：这样，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与一种特殊的秩序相关联，在这种秩序里，问题碰巧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程度上，科学必须被视作一种惯例。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惯例，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一般而言，只要证实科学不越界，只在自身的非生命领域进行研究，那它就是基于现实本身的。
如此看来，科学知识因此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这样，知识理论便成为一种极难研究的对象，只有智能才能将其理解。经仔细的分析之后还是很难对思想进行分类，我们必须形成思想。至于空间，我们必须依靠一种独一的意识努力，跟随前进的进程，或甚至是跟随一种从超空间性退化到空间性的回归进程。当我们把自己的自我意识变成了最高等级，然后让它一点点下降之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延伸的感觉：我们把自己延伸进了一种回忆，这种回忆相互独立、彼此牵制，替代了它那不可分割的蠢蠢欲动之张力。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用来描绘运动的感知意识，向我们展示了其发展方向，并且向我们揭示了其可能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走到的结果；但感知意识本身其实持续不了这么久。那么，从另一方面说，一旦我们考虑物质——乍一看它是与空间重叠的——便会发现我们越是对其集中注意，就有我们所说的越来越多的这种部分挨个进入到彼此之中，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经历整套步骤，这会不停息地体现在它们之中。这样，尽管物质自身延伸到空间的发展方向上，却并没有完全得到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可以以其初期状态存在于活动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尽管我们不能找到其中的关联，仿佛还是握住了链条的两端。这种关联会永远躲避我们吗？我们必须记住，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哲学还未完全意识到其本身。物理学只需把物质推到空间性的方向上，便会明白自己所处的角色；但尾随物理学脚步、妄图在相同的道路上行至更远的形而上学是否明白自己的角色呢？相反，形而上学应该填平被物理学拉下的斜面，让物质回归本源，逐步建立起一种可以说是“颠倒的心理学”的宇宙哲学吗？从这个观点上来说，在唯物论者和几何学者眼中的绝对将会变成一种对真实绝对的中断或推翻；至于“绝对”这个词，请用心理学术语去解释。
每当我们想到这令人赞叹的数学秩序——与之所涉及的客体之间的完美协议，用数字和图形体现出的内在逻辑——的时候，我们确定自己总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我们针对同一客体的推理是多么的不同和复杂，我们都不愿在它们的特质中看到一种明确的否定系统。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发现这种秩序且对之充满兴趣的智能，被安排在了和通往其客体的物质性及空间性相同的运动线路上。通过分析发现，我们对客体研究得越深，就会发现其秩序是越为复杂。因为真实与智能朝向一个相同的方向，所以这种秩序与这种复杂性对智能来说必然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当一位诗人给我朗诵他所写的诗句时，我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体会他将心情融入文字时的简单状态，便能参与他的快乐。我与他的灵感产生了共感，紧随其后的是我一系列不可分割的持续行为，正如他的灵感本身。现在的我只需沉浸在他的声音里，放松自己的精神，释放内心的焦虑。因此我什么都不必做；也是时候抽离一些东西了。我自己前进的程度与这连续的声音的个性程度呈正比；当诗句被拆分为一个个的单字，这些字又会以一个个音节的形式被我认知。如果我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前行：这些字母会变得散漫，看起来像是手拉着手，正沿着某张奇妙的纸页舞蹈着。接下来我便会感慨它们的相互交织，这真是了不起的队列秩序，这种把字母插入音节、音节插入单词、单词插入句子的准确性。我越是深入这种消极的放松方式，它就会带来越多的延展和复杂；复杂性越是增强，在元素之间持续镇定地起支配作用的秩序就越令人钦佩。但是，这种复杂性及延展并不代表任何绝对的东西；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愿望的缺陷。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秩序需与复杂性共同发展，因为秩序只是复杂性的一个方面。象征性地说，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里，我们觉察到的部分越多，那么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必然也会变多，因为真正整体的同样的不可分割性在不断增长的标志性元素之上悬停，而意图也正好分散进这样的元素中。一个此类的对照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绝对真实的相同抑制、某种起源运动的相同倒置，是如何即刻于空间中创造出一种延展，以及一种包括数理的秩序的。当然，两者之间存有区别，单词与字母是人类用真实努力创造出来的，而空间则如同减法的余数，是自然产生的。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各部分的无限复杂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完美配合，是在同一时刻由一种倒置带来，换言之，便是真实存在的缩减。
我们所有的智能运作都倾向于几何学，目标是让所有动作都能完全达到其本身的目的。但是，几何学必然又是居于这些运作之前的（因为这些运作最终不会构造空间，相反也不能完全将其占有），很明显这是一种潜在的几何学，固存于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之中，是我们智能的主要源泉，并主导着它的运作。一旦考虑到智能的这两项主要功能——推理机制与归纳机制——我们就会支持这种观点。
我们先来谈谈推理。顺着一个运动，我在空间中追寻着一个影像，这个运动同时也造就出了它的特征：它们在这运动里是显而易见存在着的；我觉得，从空间上我能看见其定义与结果的关系，还能进行有关其结果的预想。我的相关经验给我的所有可实施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先验的部分构成；因而它们的定义是不完善的，观念所进入到的推理也参与到了这不完善当中，无论结论与假设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然而，当我在粗略地研究一个三角形的构成时，我很确切地知道，如果这底部的两个角度是相同的，那三角形的边也是一样的，这个图形就能够自由翻转，决不会产生任何改变。这是在我学习几何学之前就知道了的事情。因此，在几何学之前就已经存在一种清晰度与明显度超越其他推理的自然几何学。这些其他的推理都基于质而非量。那么，它们似乎成型于最初的模板，借助事实给予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透过质看见含糊的量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可能会注意到，那些有关处境和量的问题是首先出现在我们行为面前的问题，在以行为去解决的过程中，智能将它们具象化了——这甚至发生在反射智能出现之前。相对于文明人，原始人更擅长测量距离、寻找方向、回忆曾经走过的复杂路线、以一条直线道路回到他的出发点。如果说动物不能进行准确的推理，如果原始人不能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概念，他也就不能形成一种齐次的空间概念。如果不以相同的行为引入一种将自己降化为逻辑的实质几何学，你就不能了解这个空间。所有哲学家在认识物体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厌恶都来源于此，智能的逻辑运作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种绝对的精神努力。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精神获悉了导出所有新创造的进程，通过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获悉了不可一概而论的结论，那我们就必须谈及一个穿行于必要趋势中各关系里的、穿行于事先就包含结论的前提里的观念，它所面朝的是物质性的反方向。从智能的这个观点上来讲，所呈现出的努力是顺其自然的。同时，从智能的这个观点上来看，在几何学从空间中自动显露出的过程，以及逻辑从几何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预期理由——相反，如果空间是意识放松运动的终极目标，那在没有给出逻辑和几何学的情况下，空间也不会出现；逻辑和几何学都是沿着以纯空间性直觉为目标的运动中前进的。
心理学以及伦理学的推理范围的牵强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一个已被事实证明的命题上来说，这里所指的可证实的结果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形成。很快，这种诉求就被用于常识，也就是说，用于对现实的持续体验中，以便改变推论的结果并使它们适应生命过程的蜿蜒。可以说在伦理学中成功的推理只是隐喻性的，只有在伦理学可以转换为物理学的情况下，才可以假定其可以转换为空间符号。这种隐喻的推理不会走得太远，就像一条曲线与其切线重叠的地方不会太长。当一些奇怪的、自相矛盾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一定会受到这种推理的牵强性的影响吗？这是一种纯粹的意识运作，只有借助意识的力量才能完成。这看起来就如同在家一般自在，自由行走在意识中，主导着意识，其实不然，它会突然在其极限的终点戛然而止。相反地，在几何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研究外在事物的学科中，推理是无所不能的！为了得出这一原理，在这些科学中的观察及体验毫无疑问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去探寻那些重要事物的深层面；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可能会立即就侥幸地达到目标；然而，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样的理论，我们可能会从中获取最终会得到经验证实的结果。推理是由物质属性所支配的，由物质易变的相互联系所塑造的，实际上是由位于物质之下的空间所毫无保留地给定的，我们是否会因此得出这样的总结？只要推理取决于空间或者与空间化了的时间，我们就只能任其自然发展。将辐条置入推理车轮中的正是绵延。
除非有空间的直觉在其身后，不然推理就不起作用。但我们可以说这同样适用于归纳。想要从相同的条件中得出相同事实的重复，不一定非要从几何学角度去思考，甚至完全不用思考。动物的感知意识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的确与所有感知意识无关，生命体本身就是这样构造的，所以它们能从连续的情形中抽离出来，并从中找到吸引它们的相似之处，这样通过适当的反应来回应刺激。可这不是来自身体的机械之期望和反应之要求，我们将它正确地归纳为，是一次智力上的操作。这样的归纳维系在相信必然有因有果、以及同样的结果总是追随着同样的原因的思想上。因此，如果我们检测这两种信念，就可以发现上述情况。它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事实是被分解成群组的，这种现象可以被实际地看做独立开的孤立东西。如果我在一个火炉上用水壶烧水，那么支持它的操作和物体，就和大量的其他物体和操作一起踊跃了上来；最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整个太阳系都与这个空间内的某个点息息相关。可是在一种特殊的测量里，对于我正在追逐的空间尽头来说，我要承认那一组水—壶—炉子就是一个独立的微观世界。那是我的第一个确证。现在，假如我说这个微观世界将会一直以同样的方式运作，那么热度就是必要的，它将在某一段时间的尽头引起水的沸腾，我承认为了这个系统能够完善，这需要系统中的元素达到某种既定数量；它机械地完善自身，我不能随意地以自己的思想来使其如我所愿。有了炉子、水壶和水，有了一定的绵延间的间隙，那昨天的经验将告诉我，烧水这个行为是完善系统需要的唯一东西；它会在明天将其完善，不管明天是什么时候。在这种信念的最底层是什么呢？要注意根据这种情况，这个信念多少还是确定的，可当微观世界被认为只包括了数量时，它就是被当成绝对的必需物而强加在意识之上。如果给出两个数字，我不能随意地选择他们的不同。如果三角形的两边和夹角被给出来，那么第三边就自顾地呈现，而三角形也自动地完善了自己。我能够——时间和地点都不重要——找到夹着同一个角的相同的两边：很显然这样形成的新的三角形就可以叠加在第一个上面，结果同样的第三边就来完善这个系统。随后，如果我在纯粹空间上的推论结果很完美，那么我为什么不想想，在其他情况下，为何越是靠近这个极端的例子，我的确就越深信呢？事实上，也许它不是将其他所有例子都囊括并且给它们着色的极端的例子呢？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是透明的，有着或多或少明显的几何学规律显著色彩。事实上，当我说火炉上的水今天会像昨天那样沸腾，和这是一个绝对的规律时，我模糊地感到我的想象正在将昨天的炉子放在今天的炉子上，水壶放在今天的水壶上，水放在今天的水中，绵延加在今天的绵延上，而且好像其他的东西也一定会同时发生，这就与两个三角形重叠在一起，它们的两条边重合在一起，那么第三条边也重合在一起是同样的原因。可是，我的想象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它没有看到重要的两点。今天的系统实际上重叠在昨天的系统之上，后者一定在等着前者，时间一定是处于停滞状态，所有的事都是同时发生：发生在几何学之中，但只发生在几何学中。因此归纳就首先暗示着，在物理学家的世界里，就像在几何学家的世界中一样，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可它同时暗示着品质能够像数量那样被相互重叠在一起。假如，在想象中，我将今天的炉子和火放在昨天的炉子和火之上，我发现实际上形式还是一样的；这样就够了，因为面和边都重合在一起。可什么是两种品质的重合呢，它们又怎样为了确保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而一个重合在另一个上面呢？然而，我延伸到了事实的第二种逻辑，而这一切都可以运用到第一种逻辑中。物理学家们后来通过尽可能地将品质的不同缩小到数量的不同上，从而把这个操作变得合情合理；可是在所有的科学之前，我倾向于把品质比作机制，就像我在品质的背后观察，就像通过一个透明的东西、一个几何学的机制。这种透明性越完整，那么我就会更加认为，在同样的条件下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同事实的重复。我们的归纳是确定的，对于我们的眼睛，在确切的程度上，将质的不同融进将它们划分开的空间的同质中，因此几何学是我们归纳的理想范畴，也是我们演绎的理想范畴。运动的尽头是空间性沿着它的进程铺展它的归纳功能和演绎功能，事实上，这就是智力的全部。
它在意识里创造它们。可它也在事物之中创造了野逻辑冶，我们的归纳借助于推理，在事物中发现了这种逻辑。这种逻辑——我们的行为依靠的地方，我们的智力意识到自身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奇妙的。不仅同样的普遍原因总是造成同样的普遍结果，而且我们的科学在可视的原因和结果之下发现了无穷的极微小的变化，这些变化越来越紧密地相互穿插，我们就分析得越深入：在这个分析的尽头，物质对于我们来说成为了几何学本身。当然，智力在此处正确地赞美了增强的逻辑和增强的复杂性；那一个和另外一个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事实，因为它把自身看做明确的。可当我们将整个事实看成是朝向连续不断的反应的未分开的前进时，事物就改变了它们的方位。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当一部分中断和倒置产生在一个整体中时，物质元素的复杂性和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数学逻辑定会自动地增强。此外，当智力本身被同种的进程从意识中削减下来，它就调和进这种逻辑和复杂性中，并且赞赏它们，因为它在它们之间意识到了自己。可它自身值得欣赏的东西，真的值得引发思考的东西，是那种已经更新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完全未分开的事实，是在前进中实现的；因为它自身没有数学逻辑的运用，不管我们将它想得多么详尽，都能给世界带来一点新颖，但是这种创造的能量一旦被释放出来（或是它存在，因为我们自身意识到了它，至少当我们自如地行动时意识到了它），就只能从它自身传递出来，去放松紧张感，就只能放松紧张感进行延伸，就只能为了那些元素的著名的数学逻辑和（将它们联系到显示创造性动作的中断中的）僵硬的决定论而延伸：事实上，僵硬的决定论和数学逻辑都是有着这种中断的事物。
自然世界表达的特殊的法则仅仅是这种决定的趋势。分开来说，它们之中没有一种有着客观的事实；每一种都是对事物带着某种偏见的调查者的作品，它孤立了一些可变因素，运用的是一些传统的测量单位。然而，物质固有一种与逻辑近似的数学性，一种客观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我们的科学方法是与它的进程成比例的。假如物质是从不广泛的放松到广泛的放松，由此，如果物质是自由到需要的放松，那么它就不完全与纯粹的同类空间相一致，然而，它由朝向空间的运动构成，因此正走在面朝几何学的道路上。数学形式的定律决不会完全运用到它身上，这点不假。因为那样，它就得是纯粹的空间，且要走出绵延之外。
我们不能过分强硬地认为在物理定律的数学形式中有人工的成分，最终在我们对事物的科学性认知中也没有人工的成分。我们的测量标准很传统，这样说，是与自然的意图无关：我们可以想象自然能够把热量的形式与同样体积的水银的膨胀联系起来，或者与保持着恒久容量的同样体积的大气压强联系起来吗？可我们还可以想象得深入一些。从一般方式上说，测量是一整套人类的操作，这暗示着我们一定次数上真正地或者想象中地将两个物体重叠在了一起。自然并没有梦想着这样的重叠。它没有测量，也没有数。然而，物理学要数、要测量，还要将它们相互间的“数量上的”变化与既定定律联系起来，而它也成功了。它的成功无法言传，如果构成物质性的运动不是被我们延长到它的最后——也就是说，延长到同类空间——的运动，最终将会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相互作用的依次变化项目进行数数、测量。为了实现这个运动的延伸，我们的智能只能自己尽情走动，因为它很自然地跑进了空间和几何学中，智力和几何学本质上是一样的，也是以相同的方式产生的。
我们不能把话说死了，一口咬定物理法则的数学形式中有人造的痕迹，也不能因此断定我们有关物体的科学知识中也存在人造的痕迹。我们的量度标准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与自然的意图没有一点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假设自然已经将水银热度的所有形式与同等质量的水银膨胀联系在一起了呢？又或者能够将同等质量的空气压力改变与水银热度的所有形式联系在一起了呢？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从广义上来说，度量完全是一种人类活动，这就暗含了我们真正地，或者在理论上数次将两件物品彼此叠加在一起。自然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叠加。它不度量，也不计数。但是物理学要计数、要度量、还要将“数量上”的变量彼此联系起来，以获得种种法则，而且它也成功了。因为，如果构成物质性的运动并不是这样一种运动：将我们延伸到运动的终点，也就是延伸到同性质的空间，让我们能够计数、度量，并将其分为应变量的变量条件，那么物理学在度量上的成功也许就有点无法解释了。为了引发这种运动延伸的效果，我们的智能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它是在自然地奔向空间和数学，智能和物质性的性质相同，而且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生成的。
如果数学规则是一种肯定的事物，如果物质中原本就存在着一些能与我们的砝码相对应的法则，那么我们的科学在物质性上取得的成功就是一个奇迹。找到大自然的标准，并确切隔离出一倍大自然选出来的每一个可变因数，以便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些我们能有多少的成功概率呢？但是，如果物质本身并没有具备适应我们共事的必要条件，那么科学在数学形式上的成功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就只剩下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了，即数学规则并不是肯定性的事物，它是一种指向某种中断（interruption）趋向的形式，而且物质性就存在于这样一种中断中。那么，我们就应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是有条件的，与它所选择的变量有关，与成功提出问题的规则有关；以及为什么即便如此它还是成功了。作为一个整体，它可能完全已经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它还是会成功。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在自然的基础上，并不存在数学法则的确定系统，还因为数学大体上只代表了物质倾斜的那个方向。把一个拥有铅质脚的软木娃娃摆放成任意姿势，让它平躺下，让它倒立，抑或将它抛到空中：它最终都会自动站立起来。物质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其带到任何一个终点，用任意一种方法来掌握，它总是会落入我们的某个数学公式中，因为它担负着几何学的重量。
但是，哲学可能会拒绝去找到一个出于这种考虑的知识理论。哲学会厌恶这样一些考虑，因为数学规则作为规则，必定会带有一些肯定性的东西出现在它面前。即使我们断言这种规则会因为其相反规则的中断而自动生成，而且它就是这种中断，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即便如此，这个观念依然存在：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则，而且作为一种对无序的克服，数学中事物的规则拥有着一种肯定性的现实。在检测这一点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无序观念在与知识理论相关的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并不是非常清晰，那也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知识理论就应该从对这个观念的批判开始，因为，如果最重要的是去了解现实为何并且怎么让自己服从于一个规则，那就是因为可能会存在或者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种类的规则的缺失。唯实论者和唯心论者都认为他们所思考的就是这种规则的缺失——现实主义者说，规则性其实是“客观的”规律强加在自然的一种实际无序上的东西；唯心论者则假设了一种“感觉多样性”，也就是存在于我们理解力的影响之下的相互协调的东西，由此，它自身是无序的。那么，从规则的缺失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就应该首先分析无序这一观念。哲学从日常生活中借来了这样观念。当我们在平时说起无序时，我们肯定会想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在本书下一章中，我们就会看到，想要确定一个否定性观念的内容有多困难，它会引起什么样的错觉，以及因为我们没有消除这些错觉，哲学又落入了怎么样一种无望的困境之中。困难和错觉的产生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我们将一种本质上暂定的表达方式看做一种最终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将原本用于实践的过程用在了推断的领域中。如果我在图书馆书架上随机挑选一本书，我们在看上一眼，然后将其放到书架上时会说：“这不是诗歌。”这真的是我在翻开书页时所看到的东西吗？显然不是。我没有看到，也决不会看到“没有诗歌”。我看到的是散文。但是，因为我想要的是诗歌，我将我所找到的东西用我想要寻找的那个应变量去表达，我不会说“这是散文”，而是选择说“这不是诗歌”。同样地，如果我想要看的是散文，而且表达我的期望和注意力的语言所专注的是散文这一概念，而不是其他的概念，那么如果我在书架上找到的是诗歌（我的觉察力展现给我的是诗歌），那我就会说“这不是散文”，以此来表达我觉察到的数据。所以，如果儒尔丹听到了我说的话，他肯定会从我的两句话中推测出散文和诗歌是为书籍储备的两种语言形式，而且这两种已知的形式已经覆盖了一种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的语言。说起这种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的东西，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正在思考的就是这种东西：不管怎样，它只能是一个伪概念。我们进一步：如果儒尔丹去请教他的哲学教授，散文形式和诗歌形式是怎样被添加在那种两者都不是的东西上的，如果他想要那位教授架构一种理论，说明这两种形式是怎样被强加在这种无形物质之上的，那么这个伪概念就可能会创造出一种伪问题。他的问题是荒谬的，而且其荒谬之处在于他将两者的同时否定假设为散文和诗歌的隐性特质，忘记了对其中一个的否定就是对另一个的肯定。
现在，假设存在两种规则，而且这两种规则是同一属类中两个相互对立的规则。同时还假设在我们寻找两种规则之一，每当我们找到另一种规则时，无序的概念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中。因此，无序的概念在生活的当前时间中便拥有了一个清晰的含义：为了方便语言的表达，无序会将大脑中的失望（当大脑找到的是一种与它的期望完全不同的规则，此刻它完全不关心这个规则，换句话说，这个规则并不是为了它的期望而存在，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失望）客观化。但是我们却不能在理论上使用这个观念。因此，如果我们仍然声称要将它介绍给哲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其真正意义。它表明某种规则的缺失，但是这是为了另一个规则的存在（我们并不关心这个规则）；因为这个概念轮流运用于这两个规则，而且因为这个概念在这两个规则之间不停地来回，所以我们只能在中途将其拦截下来，或者甚至是在它来回的时候，就像抓住两个羽毛拍之间的羽毛球，并且将它看做不代表两个规则之一的缺失，而是代表两个规则的同时缺失——一种既不会被觉察又不会被构思的东西，而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单位。因此，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规则是怎样强加在无序之上的，形式是怎样强加在物质之上的？在分析如此精细的无序概念时，我们应该看到它没有代表任何东西，同时，由它引发的问题也会消失。
我们确实必须通过区分两种我们经常混淆的规则，甚至是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开始分析。因为这种混淆已经造就了知识问题的原则性难题，所以再次赘言两种规则之间区分的标志便毫无意义了。
从大体上来看，现实是有规则的，这种规则恰好能够满足我们思维的程度。因此规则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协定。它是意识在物体中再次的自我发现。但是我们说过，意识能够朝着两条相反的路径前进。有时，意识会跟随其自然的方向：因此便出现了以张力、不断创造、自由活动为形式的进程。有时意识会反转自然的方向，而当这种反转进行到底时，就会导致延展，而且导致各种要素之间必然的相互决定，这些元素通过与其他元素的关联而被具体化，简言之，这种反转将会导致几何机制的产生。现在，无论经验对我们来说是采取的第一种方向还是第二种方向，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说存在着规则，因为在这两种进程中，意识都会再次自我发现。因此，它们之间的混淆也就是天生的了。为了避免这种混淆，我们就应该给这两种规则命名，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它们采用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第二种规则在其极限的位置上可以被定义为几何学；说简单一点，每当我们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找到一种必然的相互决定的关系时，此时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二种规则。它引发了有关非生命性、被动性或者无意识性的概念。至于第一种规则，毫无疑问它会在终局论周围摇摆不定；但是我们还不能将其定义为终局论，因为它有时位于终局论之上，有时又位于终局论之下。在其最高级的形式中，它多于终局论，对于自由行为或者艺术作品来说，我们可以说它们展现了一种完美的规则，但是就概念而言，我们只能近似地表述它们，而且是在事情完成之后。生命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做一种创造性的进化，此时它就类似于此；如果我们将终局论理解为一个概念的实现，这个概念是事先构思好了的或者能够被事先构思好的，那么生命就超越了终局论。因此，终局论的范畴对于作为整体的生命来说就会太过狭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生命的具体表现分开来看时，这个概念又过于宽泛。即便如此，我们在此讨论的依然会是有关生命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在极力证明生命是一种自愿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第一种规则是有生命的规则，或者有某种意志的规则，与第二种非生命的或者无意识的规则相对。常识会本能地对这两种规则进行区分，至少在极端的情况下；同样常识也会本能地将其结合在一起。我所说天文现象显示出了一种绝妙规则，意思就是它们能够通过数学来进行预测。我们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也发现了同样绝妙的规则，这种规则就是天资，具有独创性，因此其本身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但是第一种规则采用了如此明确的一种方式只是一个特例。通常，我们都会将我们非常感兴趣的第一种规则的特征与第二种规则的特征相混淆。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将生命的进化看做一个整体，那么其运动的自发性和其过程的不可预见性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我们在日常体验中所遇到的却是某种确定的生物，某种具体的生命表现形式，它们几乎是在重复着那些已知的形式和事实；确实，我们在前代与后代之间的所有地方发现的结构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能够让我们将任意数量的生命个体都纳入同一个组别中——在我们看来就是这个属类中的一种类型：无机属看我们似乎在以有机属为模板。因此，生命的规则（例如，它在我们经验中为我们提供的一些零碎片段）便呈现了与物理规则相同的特征，并表现了与物理规则相同的功能：这两者都引发了经验的自我重复，都让我们的意识能够做出类推。在现实中，这种特征在这两种情况中拥有着截然不同的起源，甚至它们的意义也是完全相对立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特征的类型、它的概念范围，以及它的基础，都是几何学的必然性，依靠这种必然性，相同的成分产生了相同的组合。在第一种情况下，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这种特征涉及了某种东西的相互交织，即使无限复杂的基本原因也许完全不同，但是这种东西还是在尽力去获取同样的完整效果。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在展示在进化相互独立的路线上怎会偶然遇到一些相同结构时，强调了这最后一点。但是，不用回到第一章我们也能推测后代只是其祖先种类再生，这种再生与重复相同的力量结构（产生相同的组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当我们想到无数极微量的元素以及无数极微小原因都在同时作用于生物的起源，而它们之一的缺失和偏离会致使生物的生成前功尽弃时，我们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这支由众多小工人组成的军队有一个熟练的领班在监督，这个监工就是“生命原理”，这个原理一直都在纠正错误，修正由疏忽和注意力不集中所引发的后果，将事物放回其原本的位置：我们就是这样表达物理规则和生命规则之间的区别的，前者使相同组合的原因产生相同组合的结果，后者能够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即使原因出现了一些摇晃。但是，这仅仅是个比喻而已；经过再三考虑，我们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领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根本就没有工人。物理化学的分析发现的原因和元素毫无疑问都是真实的原因和元素，只要我们将有机体的解体这一事实考虑进去；因此，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分析我们所谓的生命现象，或者我们所看到的有机创造的事实的时候，这种分析的角度是无比宽广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所看到的多样的原因和元素都只是意识的观点，意识一直都是试图模仿自然的操作方式，而这种模仿的操作方式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行为。因此，同样物种中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与由相同原因的相同组合造就的复杂效果之间的相似性，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和完全不同的起源。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都存在着相似性，因此也可能存在着概论。我们在实践中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也必须是对同样的事物与同样的情形的期待，从我们行为的角度看，这种共同特征自然应该将两种规则归置在一起，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全然内在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只能引起推断的兴趣。因此便产生了自然总体规则的概念，它无论在何处都是相同的，既盘旋于生命之上，又盘旋于物质之上。因此，我们用同样的单词、以同样的方式，指明和表现了在非生命体领域存在的法则，以及生命体领域存在的属类。
所以，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混淆就是大部分由知识问题引发的难题的起源，古人和现代人都遇到了这些难题。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明法则的概括性和属类的概括性，并将它们纳入同一种概念之中，几何学规则和生命规则也相应地混淆在了一起。根据不同的观点，法则的概括性能用属类的概括性来解释，或者属类的概括性能用法则的概括性来解释。第一个观点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第二个观点是现代哲学的特征。但是在古代哲学和现在哲学中，“概括性”的概念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概念，其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包含着很多互不相同的客体和元素。两者都在同一个概念之下归类了两种规则，只有在它们赋予我们加诸物体的行为的能力方面，这两种规则才是相似的。我们凭借着一种相当外在的相似性将两种规则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相似性毫无疑问证明了以用于实践的单词去表现它们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相似性根本没有授予我们这种权力，使得我们在推断领域会将它们混淆为同一个定义。
实际上，古人并没有问为什么自然会屈服于法则，但是他们却询问过为什么它能够根据属类来呈现规则。属类的概念在生命的领域中与客观的现实之间的对应更加具体，它在此表述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事实——遗传。确实，独特客体只存在于属类之中；现在，如果说有机生命从物质的总体中切割出来，那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觉察力将非生命体切割为一个个明确实体的。我们的觉察力的这种行为受到了对这种行为的兴趣，以及我们的身体所指出的最初反应的指引——正如我们在另外的书中所展现的一样，受到正视图获得存在的潜在属类的指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属类和个体之间通过半人为的、与我们未来加诸在事物之上的行为相联系的操作相互决定。尽管如此，古人依然毫不犹豫将所有的属类都放在同一个等级上，将同样绝对的存在都赋予了这些属类。因此，现实便成为了属类的一个系统，而法则自身所必然造成的概括性正是属类的概括性（即，实际上也是生命规则所要表达的概括性）。在这一方面，将亚里士多德的落体理论和伽利略对这个理论提供的解释作个对比是很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只关心“高”和“低”的概念，“自身合适的位置”与“占据的位置”的区别，以及“自然运动”和“被迫运动”；对他来说，石头下落的物理法则表现了这个石头重新获得了所有石头的“自然位置”，也就是地球。在他看来，只要这个石头没有处于正常位置就不能算是石头；回落到地面这一行为是在自我完成，就像是一种生物的成长，由此完全实现石头属类的本质。如果这种物理法则的概念是准确的，那么这个法则就不再是由意识建立起来的一种纯粹的关联；将物质细分为实体也不再与我们的觉察能力有关；所有的这些实体应该与生命体拥有相同的个体性，而且物理宇宙的所有法则都会表现出真正的属类之间真实的亲缘关系。我们知道由此产生了何种物理，如何产生的，因为相信科学的独特性和终局性，古人便以为自己掌握了真实的整体性和绝对性，事实上，他们受到了局限，就生命而言，他们只是对物理进行了一种多少有些晦涩的解释。
但是，现代人也遭遇了同样的混淆，有一点不同的是，现代人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换：法则不再被削弱为属类，但是属类却被削弱成了法则；而科学依然是被假设为一种绝无仅有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完全相对的科学，而不是像古人那样，将其看做一种绝对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哲学中，属类的问题黯然失色。我们的知识理论几乎完全转向了法则问题：属类被尽力用于顶替规则。因为现代哲学背离了现代伟大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发现。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法则为现代哲学保留了所有知识理想和独特的类型。因此，法则就是事物之间或者事实之间的一种关系。更确切的是，数学形式的法则表明了某个量是一个或者多个被恰当选择的变量的应变量。因此，对变量的选择，将自然分配到客体和事实的行为，已经成为了某种可能的和约定俗成的事情。但是，即使承认这种选择，如果不是规定的，就是经验所暗示的，法则也仍然是一种关系，关系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比较；只有对于同时给自己展现几种术语的智能来说，关系才具有客观真实性。这种智能可能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因此，建立在规律之上的科学才能被称为客观的科学，经验预先包含了这种科学，而我们只需将其倾倒出来即可；但是即便如此，在此我们也确实必须进行某种比较，如果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人进行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便是客观的，而且由法则构成的经验，即有与其他术语相关的术语构成的法则，也确实是有比较构成的经验，这一点在我们接受它以前，就已经穿过了一层智能的大气。因此，与人类理解力完全相关的一种科学概念和经验概念便被隐含在了一种由法则组成的科学整体的概念中：康德也只是对这种概念进行了阐述。但是这种概念却是法则的概括性和属类的概括性之间的主观混淆的结果。即使智能是将术语彼此联系起来使之相互适应的必需品，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某种情况下，术语自身可以独立存在。如果经验除了将术语联系起来之外，还会向我们展示独立存在的术语，如果有生命的属类是某种与法则系统颇为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有一半的知识是建立在“物本体”（也就是现实）的基础上的。这种知识也许非常难以掌握，因为它不在建立其自己的客体，而且反过来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客体；但是，无论这种知识将其客体切割得多么小，它都是为了深入绝对本身。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说，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另一半的知识是建立在一种反面规则的现实之上，而我们总是会用数学法则来表述这种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总是会用一些暗含着比较的关系来表述这种现实，那么它便不再会如此彻底、如此明确地完全相对，但是，这种现实会被如此表述只是因为它是用空间性来衡量的，由此它也是用几何学来衡量的。话虽如此，两种规则的混淆也依然隐藏在现代人的相对主义背后的东西，正如它也是隐藏在古人独断论背后的东西一样。
为了指出这种混淆的根源，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阐述。这种混淆起源于：本质为创造的“生命”规则向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它的偶然性，即与物理和几何规则相仿的东西，而不是本质；和生命规则一样，物理和几何规则向我们展示的是概括性成为可能的各种重复，而且我们对这些重复非常感兴趣。毫无疑问，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种进化，也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转化。但是生命能够只有凭借生物才能继续前进，生物就是生命的保管人。无数的生物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都得在空间和时间中彼此重复，为了让它们创造出来的新物种成长和成熟。这就像是一本书，经过数千个副本的数千次印刷向着一个新版本迈进。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相继出版的书籍都是完全相同的，同一个版本在同时印刷的时候也是完全相同的，而同一物种代表之间却从来不会完全相同，不管是在不同的空间点还是不同的时间点，都不完全相同。遗传并不只是特征的传递，它还会传递一些能够修正这些特征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就是生命力本身。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重复是我们进行概括的基础，从物理规则角度来看，重复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从生命规则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偶发性的东西。物理规则是“无意识的”，而归于生命规则，我不想说它是自发的，而想将其比拟为“有意志的”规则。
现在，只要我们已经清晰的区分了“有意志的”规则和“无意识的”规则，那么存在于无序概念上的模棱两可就会被驱散，而且，随着它的消散，知识问题的主要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知识理论的主要问题是了解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也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事物中存在着规则，而不是无序。存在的这种规则就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无序似乎也是一种正常现象，虽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有序，而很少看到无序。规则的存在因此也成了一个需要解释清楚的谜题，无论怎样，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更简单地说，当我们建立了规则，我们就会将其看做可能性，如果不是实物中的可能性，至少也是我们意识所看到的可能性：对于不需要我们评定为可能性的物体，我们就不需要去解释。如果规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对某物的征服，或者对某物（那些被认为是“缺失规则”的事物）的添加，那么古人的唯实论就不会谈到一种“物质”，而理念也会自动叠加在这种物质上，同时现代的唯心论也不会假设一种理解力在本质中组织起来的“感觉多样性”。所以，毫无疑问所有的规则都具有可能性，而且也被想象为可能性。但是与可能性相关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规则相对于反面规则来说，具有可能性，而且看起来也是这样，就像散文相对于诗歌来说具有可能性，而且诗歌相对于散文来说也具有可能性。但是，正如所有不是散文的言语都是诗歌，而且必然会被想象为诗歌，因此，任何不具备两种规则之一的事物状态都是另一种规则，而且必然会被想象为另一种规则。但是，也许会这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在思考的东西，而只是透过情感装填的迷雾去觉察真正呈现给我们意识的概念。任何人只要想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无序这一概念的使用，便会相信这一点。当我进入一个房间并说它“混乱（in disorder）”的时候，我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件物品的位置都能用睡在这个房间里的人的无意识运动来解释，或者用一些更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无论哪一种，都已经引起了每件家具、衣服等物品都出现在其当下的位置上：从规则这个词的第二种含义来看，房间的规则是很完美的。但是我所期望的是第一种含义中的规则，即一个有板有眼的人有意识地置于自己生活中的那种规则，那种有意志的规则，而不是无意识的规则：因此，我将这种规则的缺失称为“混乱无序”。说到底，在缺乏两种规则之一的情况下，无论是被觉察到的存在还是被构思出来的存在，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另一种规则的呈现。但是我对第一种规则毫不关心，我感兴趣的只有第二种规则，而且我将第二种规则的呈现表述为第一种规则的一种应变量，并将其称为无序。反过来，当我们确定我们正在想象一种混乱时，也就是一种物理世界不再遵循其法则的事物状态时，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想象那种反复地出现和消失的事实。首先，我们按照我们的了解想到了物理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好的均衡状态；然后，经过一系列任意判决，我们对这个宇宙进行增加、删减和压制，以获得一种我们所说的无序。我们实际上已经用意志代替了自然机制；我们已经用大量的初级意志代替了“无意识规则”，其程度相当于我们想象现象的出现或者消失。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微小的意志如果想要建立一种“有意志规则”，它们就必定要朝着更高意志的方向前进。但是，经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意志仍然存在，它轮流在每一个这样变化无常的意志中客观化自己，然后小心行事，既不会将同样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不会允许原因和结果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实际上，它是将一个简单的意图定位在了整个的初级意志之上。因此，还是那句话，两种规则之一的缺失就是另一种规则的呈现。在分析非常类似于无序概念的概率这一概念时，我们发现了相同的要素。当整个机械运转使得转盘停留在一个数字上，让我赢得了奖品，此时的原因就像是一个非常关心我利益的好心守护神，或者，当风的机械力量将屋顶上的瓦片掀起并砸到我头上，也就是说像一个坏心的守护神，密谋着想要与我作对：我在两种情况中都找到了一种机制，而我原本应该在此处找到一种意图。这就是在说起概率时我想要表述的东西。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现象彼此之间任意连接，对于这样一种世界，我应该再说一次，它属于概率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我想要找到一种机制时，最终发现的确是意志，或者甚至是判决。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意识在试图定义概率时总会异常地摇摆不定。无论是充分原因还是终局原因，都无法应用于这种对定义的探索之中。意识在终局原因缺失的概念和充分原因缺失的概念之间往复摇摆，不能停下来，每一个这样的定义都会将意识送回另一个定义上。实际上，只要概率的概念被看做一种纯粹的概念，没有掺杂任何感情，问题不会得不到解决。但是，在现实中，概率却只将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客观化，这个人原本期望的是这两种规则中的一种，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另一种。概率和无序因此必然会被想象为相对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它们向我们表现为绝对的，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像一个梭子在两种规则之间来回往复，当我们在一种规则中裹足不前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另一种规则，而且，我们还会发觉，假设所有规则的缺失其实是在假设它们都在，此外，意识的摇摆不定最终都无法停留在任意一种规则上。无论是在事物中还是在我们的事物概念中，想要将这种无序呈现为有序的隐性特质，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它暗示了这两种规则，而且它就是由这两种规则的联合而组成。
但是我们的智能并没有因此止步。通过简单的我行我素，智能假设了一个无序，就是“有序的缺失”。智能在这么做的时候，只是将它想成是一个词语或者一组词语，此外再无其他。如果智能想要将词语和概念联系起来，它就会发现无序实际上是对有序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也因此暗自肯定了有序的反面的存在，我们对其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对它不感兴趣，或者通过对第二种规则的否定——说到底也就是对一种规则的重建——而避开了它。那么，我们怎么会谈及一种由理解力组织起来的不连贯的多样性呢？没人会认为这种不连贯是已经被意识到的或者可以被意识到的，这样说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说起这种不连贯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思考它；那么，在分析这个概念的实际存在时，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我们找到的只有，意识在面临自己不感兴趣的规则时的一种失望；或者意识在这两种规则之间的一种摇摆不定；或者，我们凭借将一种否定前缀放在一个本身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单词前面，创造出一种由空洞的语言表述出来的纯粹而简单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做的，正是这种分析。我们会忽略这种分析，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想到要去区分这两种彼此无法简化的规则。
我们的确说过，所有的规则都必然会表现为可能性。如果存在两种规则，那么这种可能性就能得到解释：对于另一种形式而言，其中一种形式就具有可能性。在我发现几何规则的地方，生命规则便具有可能性；存在生命规则的地方，可能也存在几何规则。但是，假设无论何处存在的都是同一种规则，都只是承认几何规则到生命规则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如果一种决定性的规则向我展示的仍然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如果将它与另一种规则联系在一起，那它就不再能够向我展现它的可能性了，那么我就有必要相信：规则在与自身的缺失联系在一起时，也就是说，与一种事物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完全不存在规则”）联系在一起时，才具有可能性。我会认为我想到的正是这种事物状态，因为它似乎就被暗含在这种规则可能性中，这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因此，我应该将生命规则放置在等级的最顶端；然后，将几何形式作为生命规则较低或者较简单的形式放在它下面；最后，将本身不连贯的规则实置于最下面，在这上面放置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不连贯性对我而言是一个单词，在这个单词背后肯定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东西，如果不是存在于真实的事物中，至少是在思维中。但是如果我观察到，隐含在一种决定性规则的可能性当中的事物状态只是其对立规则的呈现，而且如果我凭借这一事实假定两种规则，每一种都与另一种相反，那么我就会发觉，这两种规则之间并不存在居中程度上的不同，而且这两种规则也不能降低为“不连贯”。要么这种不连贯只是一个词语，毫无意义，要么我赋予其一个意义，然后将其置于两种规则之间，而不是之下。并不是首先存在不连贯，然后存在几何规则，而生命规则最后出现；而是只有几何规则和生命规则，然后因为意识在它们之间的摇摆不定，才出现了不连贯的概念。因此，说到一种不协调的多样性，就是承认一种不折不扣的以待解决之问题为论据（petitio principii）；因为，在想象这种不协调的时候，我们确实已经假设了一种规则，抑或是两种规则。
想要展现真实是怎样从张力过度到空间延展性，怎样通过一种逆转的方式，从自由过度到机械必然性，此时上面的长篇大论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但是它还不足以证明由感知意识和可感觉的经验暗示的两种规则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证明，几何规则根本无须解释，它纯粹就是对这种反面规则的抑制。而且，我们也无法避免地需要证明这种抑制通常是一种替代，而且甚至需要这样构思：只有实际生活的种种需求才向我们提议了一种说话方式，这种方式让我们既误解了事物之中发生的事情，也误解了我们思维中出现的东西。我们现在必须更加详尽地检测这种逆转，我们刚刚已经对其结果进行了阐述。那么，那种只释放其张力——我们可以说是反伸展性——以完成反向延伸的原理是什么，那种原因的中断就相当于结果逆转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因为想要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词来形容，所以我将它称为感知意识。但是，我们说的并不是狭义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够发挥作用的感知意识。我们自己的感知意识是某种生物的感知意识，是置于空间中某个点的感知意识；虽然它确实按照其原理在相同的方向上移动，但是它还是会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吸引，即使它仍然在前进，但难免会不时地回头望。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回顾性的回望就是智能的天然功能，而且因此也是不寻常感知意识的天然功能。为了我们的感知意识能够与其原理上的某种东西相一致，它必须将其自身从已有的东西中拆卸下来，并把自己固定在正在形成的东西上。它需要自我背弃并自我扭转，它需要将观看的能力加诸到有意志的行为上——这时我们需要突然做出的痛苦的努力，暴力地对待自己的天性，但是却维持不了多久。在自由行为中，当我们浓缩了我们的完整存在，以便推动其前进时，我们对动机和强迫性力量的感知意识或多或少还是清楚的，甚至，在极少数的时刻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变化，这种变化将它们组织在一种行为中：但是纯粹的意志，作为一种穿过这种物质、将生命传递给这种物质的涌流，是一种我们很少会感觉到的东西，最多在它经过的时候，与它擦肩而过。不过，我们可以试着将自己安置在其中，只要片刻即可；即使此时我们所抓住的只是一种个别且片段的意志。想要把握全部生命的原理，要把握所有物质性的原理，我们必须再往前走。这是不可能的吗？不，决不；哲学的历史为这提供了证明。没有一种持久的系统不是凭借直觉获得的生机，至少某种的某些部分是这样的。要检验直觉，辩证法必不可少，同样地，直觉要自我拆分为概念，然后向他人普及，辩证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所做的一切通常已经足够发展超越了辩证法的直觉所得出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进程采用的是相反的方向：通过同样的努力，将概念与概念结合在一起，引发将这些概念储存在一起的直觉的消失。一旦哲学家从直觉中构思出冲动，他就会被迫放弃直觉，并且不得不通过一个个地推进这些概念的发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推进这些运动。但是，他很快就发觉自己失去了立足点，因此他必须再次与直觉取得联系，必须取消他已经完成的大部分推理。简言之，辩证法就是确保我们的思维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原理。但是，凭借辩证法——它只是直觉的一种松懈——我们就能让很多一致性成为可能，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如果直觉能够被延长至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不仅能够让哲学家与自己的思维相一致，而且所有的哲学家都会彼此达成一致。尽管直觉难以捉摸而且并不完善，但是在各个哲学系统中，它仍然比系统的价值更高，而且寿命也比系统长。如果这种直觉能够被延续、被概括，最重要的是能得到一些外在的参照点的保障，不会误入歧途，那么哲学的目标也就达到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哲学就必然要在自然和意识之间不断来回往复。
当我们将自身的存在放回意志中，并且将我们的意志放回它本身延长的冲动中时，我们就会明白、就会感到，事实是一种永恒的发展，是一种永无止境地追逐的创造。我们的意志已经上演了这个奇迹。每一份具有创新性的人类工作，每一种拥有自由的自愿行为，每一个流露出自发性的有机体的动作，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东西。诚然，这些只是创造的形式。它们还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是生命之流；我们是这种已经载满了物质的生命之流，也就是说，载满了它带进它过程中的自身物质的凝结部分。在一部非凡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就像在一次简单的自由决定中一样，我们确实将我们活动的弹簧拉伸到极限，以此创造了不是仅凭物质的组合就能够给予东西（哪种已知曲线的艺术构成能与一位伟大画家的即成之笔平分秋色呢），可是仍然有一些先前存在并且将其结构保留下来的元素，还不比其他元素少。可如果简单地制止产生形式的行动就能构成物质，那么物质的创造既非不能理解，也不是不可接受。因为形式的创造是我们取自内心深处的东西，同时也正是在这些包含了纯粹形式，并且创造性的趋势在其中被短暂中断的例子中，存在着物质的创造。想象一下字母表上的字母，它们构成了一切曾被写下的事物：我们并没有发现新的字母冒出来，为了形成新的诗歌，而自发地与其他字母组合。可是，我们能够看到诗人创作诗歌，能够感受到人类的思想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我们深刻地懂得：这种创造只是意识的一种简单行为，又一次新的创造的行动只能稍作停顿，以防它自己分成单词，而单词又将它们自己分离成字母，这些字母则被加入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其他字母中。这样一来，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增加的构成物质世界的粒子数量，就与我们的意识习惯背道而驰，也与我们的全部经历产生了抵触；可是一种具有别样秩序的事实，并不是不可接受的，它和粒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诗人的思想和字母表上的字母形成鲜明对比一样，都应该通过突然增加某种元素而增强；并且每一次增加的倒转，事实上就是一个世界，而我们象征性地把这个世界作为一种粒子的集合向我们自己描述出来。
我们希望宇宙存在一蹴而就地形成，或者希望整个物质具有永恒性，而覆盖在宇宙存在上的神秘观点大多来自这个希望。不论我们谈及创造还是假定一种非创造的物质，我们立马要想到的都是宇宙的整体性。这种意识习惯的根源处存在一种偏见，我们将会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解析，那种偏见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者和他们的反对者所共有的，即不存在真正活动者的绵延，还有，绝对的——物质或意识——根本没有具体的某个时间，在那段时间内我们感到自己是生命中唯一的物质。由此可知，所有的事都是一劳永逸地给定的，而且很有必要从永恒性中假定物质的多样性，或者创造这种多样性的行为，并且将其神赐的本质全部呈现。一旦这种偏见被消除，创造的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因为它是被混合进发展的观点中的。可我们接下来所要说的就不再是具有整体性的宇宙了。
我们为什么要提及宇宙的整体性呢？宇宙是太阳系的集合，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说的太阳系和我们的太阳系是相似的。毫无疑问，它们不是绝对相互独立的。我们的太阳在最远的星体之后发散出光和热，并且，另一方面，我们的整个太阳系都在朝着一个被画定的明确方向移动。这样一来，世界之间就有了联系。可是，比起将它们之间同一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联系就显得极为松散了；因此，我们并非为了图方便，就人为地将我们的太阳系孤立出来：是自然本身吸引我们将它孤立的。作为生命体，我们依赖于我们所在的星球，依赖于供给它能量的太阳，可却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作为有思想的存在物，我们将物理学的法则运用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中，然后将它们扩展到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里；可是没有任何事物告诉过我们它们适用于整个宇宙，更别说告诉我们确保它们适用于整个宇宙后又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宇宙不是被一次性创制而成的，而是不断地在被创制。它是正在发展的，或许会无限地发展，因为有着一个个新世界加入其中。
接下来，我们不妨将我们科学的最普遍的两种法则扩展到我们的整个太阳系中，这两种法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和能量衰减原理——然而，我们要将它们限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或是其他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我们肯定会观察到这两种法则并不具有相同的形而上学范畴。第一种是数量上的法则，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测量方法有关。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假定封闭的系统之中，总能量——也就是说，动能和势能——保持不变。现在，假如世界上只有动能，或者即便除了动能之外，只有唯一一种势能，那么，测量的办法就不再是人造的法则了。能量守恒定律事实上表达的是某些能量被保持在恒量上。可事实上，能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选择能量的测量方法，显然都要以维持能量守恒定律为标准。因此，约定俗成在这个定律中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构成同一个系统中的各种不同的能量之间，毋庸置疑地有着一种相互依存性，而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性凭借正确地选择的测量方法，使法则的扩展变得有可能。因此，假如哲学家们要将这种法则运用到整个太阳系中，那么他必定至少要将法则的要点变得灵活。能量守恒定律在此并不能表达某种事物数量的客观永恒，而是要表达每一次变化的必然性，这些变化会以某种方式和与之反向的变化相互制衡。也就是说，即便它支配着我们的整个太阳系，能量守恒定律都只介入了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中，而并未涉及整个系统的特性。
对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说，情况又大不一样了。能量衰减原理本质上与大小并无关系。依卡诺的思想看来，难怪这种原理的最初思想来自热力发动机生产的某种数量上的考虑。仍然毋庸置疑的是，克劳修斯总结出的素语是数学性的，是可计算的量，事实上，他最终得出的概念是“熵”。这种精确性，对于实际运用是很有必要的。可是，这条定律该被模糊地感知到，此外，如果绝对必要的话，还应该被粗略地构想出来，尽管没有人曾想过要测量物理世界的不同能量，尽管能量的观点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它从根本上表达了一个事实：所有的物理变化都具有衰变成热量的趋势，而热量往往又以千篇一律的方式被分散在物体之间。它以不那么精确的形式独立于任何约定俗成中；它是物理学定律中最形而上学的东西，因为它既没有插入任何标志，也没有人工的测量设备，就指出了世界所走的方向。它告诉我们：可见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将会越发被降解为不可见的、千篇一律的变化，我们将这些发生在我们的太阳系中的丰富多样的变化归咎于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将逐渐被不断重复的初级振动的相对稳定性所取代。正如一个人在他变老的过程中虽保持着力量，可他越来越少地将力量运用在行动中，到最后，将它全部用来让肺呼吸、让心脏跳动了。
从这点来看，一个像我们的太阳系一般的世界，往往被看成耗尽了其所包含的某种可变性的世界。最开始，这样的世界里有着最大的能源可利用率：这种可变性永无止境地减小。它从何处来呢？我们也许会首先猜想它来自空间的其他点，可这样一来只是将困难推后了，而对于可变性的外部资源来说，同样的问题就冒出来了。真正还要补充的是：能够将可变性相互传递的世界的数量是无限的，宇宙中所包含的可变性的总数也是无限的，因此，它的起源和终结也就无处可寻。这一类假说是无可辩驳的，正如它是无可论证的一样；可一说到无限的宇宙，就相当于承认了物质与抽象空间之间具有完美一致性，因此，也承认了物质所有部分相对于彼此的绝对外在性。我们已经通过阅读上文明白了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理论，也已经在上文中看到了协调物质所有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多么困难，更何况事实上还是它自己招来的影响。其次，我们还会猜想，通常的不稳定性产生于稳定性的一种通常状态；我们目前所在的时期，也是可利用能源正在逐渐减少的时期，在它之前的那个时期里，可变性逐渐增强、增长和减少的交替也生生不息地进行着。正如不久前被论证的那样，这个假说，从理论上讲是可理解的；可是，根据波尔兹曼的计算方法，该理论的数学上的未必穿越了所有想象，实际地发展成为不可能性。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站在物理学的角度，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因为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将能量与扩散开的颗粒联系在一起，即便他们只把那些颗粒看做能量库，他仍然在空间之内：如果他在一个外空间进程中寻找那些能量的来源，那么他将辜负他的职责。然而，在我们看来，能量的来源一定能在外空间中被找到。
我们在理论上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延伸吗？我们说过，延伸只是一种被中断的张力。或者，我们是在思考填满这个延伸的具体事实吗？在那里起主宰作用的秩序，是被自然法则所证实的东西，那是一种当与之相反的秩序被抑压制时，产生于其自身的秩序；而意志的松懈恰好促成了这样的压制。最后，我们发现，这种事实真正面对的方向，向我们指示了事物改变自身的观念；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是物质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事物创造自身的过程不是被指向与其相反的物质的进程，而它因此——根据它自身的定义来看——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进程，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想象就是对减轻重力的想象：恰当地说，物质并没有刻画任何图像，来向我们描绘该如何增加重力。可是，如果我们向具体的事实再靠近一些，还有，如果我们不再只考虑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而是考虑物质之内的生命体，那么这个结论将会以更大的力量使我们信服。
所有的分析都向我们展示：生命中有一股力挽物质下倾趋势的力量。那股力量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向我们揭露了可能性，甚至是物质性逆反过程的必要性，或是由其单方面的中断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在我们星球表面进化的生命中，事实上与物质有着关联。如果它是纯粹的意识，更甚者如果它是超意识，那么它就是纯粹的创造性的活动。事实上，它被一个能使它服从于非生命物质的一般法则的有机体所吸引。可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好像是在尽最大努力将自身从那些法则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并没有颠倒物理变化方向的能力，就像卡诺的原理规定的那样。然而，它就像力运动的方式那样运动着，那种方式就是朝反方向运动。它无法阻止物理变化的进程趋向衰落，可是它能够减缓其衰落的速度。生命的进化过程真正在进行，正如我们已经展示过的，那是一种最初的冲动：这种冲动决定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及动物身上的感觉—运动系统的发展，这种冲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构造物的有效行为，还引发了越来越多有威力的爆炸物的使用。那么，如果不是太阳能的蓄积——太阳能的减少暂时悬停在其喷发点的其中之一上，那些爆炸物又代表着什么呢？爆炸所掩盖的可用能源将会被耗尽，当然，是在爆炸发生的那瞬间；可是，如果有机体并没有恰好出现在那儿，为了保留和储存它，而阻止它耗散，那么它将会消耗得更快。正如我们今日所见，在生命自身内部的互补趋势被切断后，生命就停留在一个点上，而在这个点上，生命就全然依靠着植物的光合作用。看着它的最初的冲动，这就意味着，在生命的互补趋势还没被切割之前，它还是一个往储存库里蓄积东西的趋势——蔬菜的绿色部分尤其是这样，这个趋势着眼于同样有效的释放，就像动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释放出某种会流逝的东西。这就像努力增加正在减少的重量一样。诚然，它只能减缓此种下降的速度，但是至少它能够让我们知道重量的增加是怎么一回事。
想象一口装满高压蒸汽的容器，容器上不断产生着裂缝，蒸汽从这些裂缝中喷射出来。喷到空中的蒸汽都变成了水滴，落到地上，这种冷却和下降的过程代表的就是某种东西的丢失，是一种中断、一种亏损。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喷射出来的蒸汽仍然存在着，没有凝结，不过只能维持几秒钟；这部分的蒸汽努力地支撑着下落的水滴，不让它们滴落下来；这部分的蒸汽最多只能延缓水滴的滴落。因此，喷气必须从一个浩瀚的生命库中不停地喷射出来，蒸汽凝结成水滴后的每一次滴落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内生物物种的进化代表着维持原始蒸汽的最初方向的东西，维持着一种生命冲动的方向，这种生命冲动在物质性逆转的方向上自我持续着。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将这个比喻使用得太多。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一种缺乏活力的甚至是虚假的现实画面，因为那个裂缝、那个水蒸气的喷射、水滴的形成都是必然地被确定了的，但是，世界的创造是一个自由的行为，而物质世界中的生命也加入了这种自由之中。我们不妨设想一种像抬起手臂的行为，然后，我们假设这种手臂自动落回，但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东西，极力地想要将手臂再次抬起，那是一种赋予了手臂生命力的东西。在这个“自我撤销的创造性行为”的画面中，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更为准确的物质代表。因此，在生命活动中我们看到，在逆转运动中存在着直接的运动，在自我撤销的现实中，存在着自我制造的现实。
如果我们按照惯例，想到被创造的物体和创造他物的物体，因为理解力总是情不自禁要这么做，那么，在创造这个概念中万物都是朦胧晦涩的。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展现这种错觉的源头。这对我们的智能来说是非常自然的，这种智能的功能从根本上来讲非常实用，就是用来向我们展现物体和状态而不是改变和行为。但是物体和状态只是我们的意识对于变化的一些看法，根本不存在物体和行为。更详细来说，如果我检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会发现这个完美编织的整体的进化是自动的，而且经过了严格确定的，这种进化就是一种自我撤销的行动；还会发现生命从自己内部割切出来的不可预见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将自己延长为一些不可预见的运动，代表着自我制造的行动。现在，我有理由去相信另一个世界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相似的，在另一个世界中，事情发生的方式也和我们的世界相同。而且我知道它们根本不是同时被建造起来的，因为我经过观察发现，即使是今天，星云都还处于一种不断集中的过程中。现在，如果处处都在发生着同一种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在自我撤销还是在极力地自我重造，当我提到一个中心（世界就像焰火表演中的火箭一样从这个中心发射出去——然而，假设我没有将这个中心说成是一个物体，而是说成一种持续性的向外发射）时，我想要表达的都只是这种可能的相似性。如此定义的上帝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它是一种永不停歇的生命、行动、自由。如此构思出来的创造并不是一个神秘事物；当我们行为自由时，我们就会在自己内部体验到这种创造。说新事物能够与已经存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非常荒谬，因为物体源自一个由我们的理解力执行的固化过程，除了理解力已经由此构成的物体之外，再无其他物体。因此，说物体能够自我创造，就是在说理解力对自己呈现的东西多于其对自己呈现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论证，一种空洞且徒劳的观念。但是，行动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地在增加，它按照自己前进的尺寸在创造，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观察自己行为时所看到的内容。理解力在一个既定的瞬间中，在此类的流动中凭借着瞬间切割构造出了物体，如果我们将切割与流动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我们将这些切割放在一起比较时感到神秘的东西就会变得清晰。实际上，当它们采用这种方式时，创造性行为的模式就会大大地被简化，只要这种创造性行为还在生命形式的有机物（organization）中继续存在。在一种有机组织（organism）的复杂性面前，面对其预先假设的、几乎无限繁多的相互交织的分析和综合时，我们的理解力便会惶恐不安地畏缩不前。物理和化学力量简单地发挥一些作用便能创造出这样一种奇迹，这让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它是一种正在运转的意义深远的科学，我们怎样才能去理解无物质的形式作用在这种无形式的物质上的影响？我们静态地表现彼此并置的现成的物质粒子（material particles），而且静态地展现一种外部原因，它在这些物质粒子之上粘贴了一种巧妙设计的有机物，但是，我们的难题就是出自于此。在现实中，生命是一种运动，物质性是一种逆向的运动，这两种运动都很简单，构成一个世界的物质就是一种未经分割的流动，而且穿越其中、并沿着其道路切割出生物的生命也是未经分割的。在这两种流动中，第二种流动的方向与第一种流动的方向相反，但是第一种流动的方向仍然还会从第二种流动的方向中获得一些东西。这两种流动之间生成了一种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那就是有机物。对于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智能来说，这种有机物采用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表现为时空之间彼此完全独立的部分。我们不仅对那些冲动的统一性闭上我们的眼睛（这种统一性跨越了时代，将个体和物种联系在一起，将生物的整个系列汇聚成一条泛滥在物质之上的一股巨浪），而且每一个个体自身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积聚，积聚了微小颗粒，积聚了事实。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智能的结构；我们的智能结构的形成就是为了从外部作用于物质，在真实的流动中，这种结构通过瞬间的切割来取得预期的效果，每一次这样的切割在其固化之后，都会变成一种可以被无止境地分解的东西。在一个有机物中，理解力觉察到的都只是彼此独立的部分，它只能在两种解释体系中做出现则：要么将无限复杂的（因此也是无限精致的）有机物看做一种原子的偶发关联（fortuitous concatenation），要么将其与一种外部力量的难以理解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已经将其元素组织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复杂性就是理解力的作品；这种难以理解性也是理解力的成果。让我们不再只用智能的眼光去观察，智能所掌握的只能是那些现成的东西，而且智能只会从外部观察，而是用一种心灵之眼去观察，我的意思是用那种内在观察能力，这种能力是行动能力所固有的能力，当行动转化为知识（就像将热能转化为光）时，这种能力就会从意志的自我扭转中迸发出来。那么，对于运动来说，一切都将被恢复，而且一切都将在运动中被分解。理解力通过这个正在进行中的行动画面（假定这个画面都是固定的）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无限繁多的部分，以及一种设计得无限巧妙的秩序，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我们都能瞥见一个简单的过程，瞥见一个行动，这种行动让自己与一种相同种类的自我撤销的行动交叉，这就像是焰火表演中的最后一只火箭，在正在坠落的熄灭火箭的黑色灰烬中划过，形成一条炽热的轨迹。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所提出的有关生命进化的普遍讨论将获得解释，并且得出结论。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地从这种进化中本质的东西中区分出偶然的东西。
我们正在提及的生命冲动（impetus of life）存在于这种创造需要之中。它不能创造出绝对，因为它面对的是物质，也就是说，它面对的是那种与其自身相反的运动。但是这种生命冲动利用了这种物质，这对其自身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尽可能多地不确定性和自由引进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生命冲动是如何运作的呢？
我们说过，可以用一种普遍的方式，将一种高级动物表现为一种强加在消化、呼吸、循环等系统之上的感觉—运动神经系统。这些消化之类的系统的功能是为了清洁、修复并且保护神经系统，使其尽可能地独立于外部环境，但是，最重要的是，用花费在运动上的能力去布置这种神经系统。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有机组织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也来自（尽管进化中的偶然事件造成了数不清的例外）神经系统中必要的复杂性。毫无疑问，有机组织的任一部分的每一种复杂化，都必定会使其他部分复杂化，因为这个部分自身必须生存，而且可以说，身体上每一个点的每一种变化都会在全身产生影响。因此，这种复杂化可能会在所有的方向上无限地继续下去；但是正是这种神经系统的复杂化，才能够正确影响其他系统的复杂化，虽然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现在，神经系统自身的进步又存在于什么之中呢？存在于在同时发展的自动活动和自愿活动中，而自动活动为自愿活动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工具。因此，在一种像我们这样的有机组织中，数量可观的动力机制已经在骨髓和脊髓中建立了起来，只等待着一个信号，便将释放出相应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在建立机制本身的过程中应用了意志，而在其他情况中，在选择释放哪些机制、怎么释放、释放时间的时候应用了意志。动物的意志从众多的机制中挑选出越多的机制，所有的动力通道所穿过的交换台越复杂（也就是说，它的大脑越发达），这种意志就越有效、越强烈。因此，神经系统的进步保证了行为精确度的提高、多元性的增加、有效性和独立性的增强。有机组织表现得越来越像一台为行动而造的机器，这种行动会为每一个新行为彻底地自我重组，就仿佛这台机器是用弹性橡胶制作的，而且能够在任意时刻改变其零件的形状。但是，在发现神经系统之前，甚至是在发现所谓的有机组织之前，人类就已经从变形虫的未分化体之中发现了动物生命的这一基本特质。变形虫朝着不同的方向改变自己的形状；它的整个身体所做的分化出部分的工作将会在发达动物的感觉—动力系统中局部化。变形虫只能用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去完成这一工作，它并不具备较高等级的有机组织的复杂性；在此，不需要辅助元素向动力元素输送用于消耗的能量；动物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而且同样作为一个整体，借助于它所消化吸收的有机物质获取能量。因此，无论动物的等级是高还是低，我们都会发现，动物的生命必须有两点：（1）获取必要的能量；（2）借助一种尽可能顺从的物质，在多样的、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消耗这些能量。
那么，能量从何而来呢？从摄取的食物中，因为食物就是一种炸药，只需一个小小的火光，就能释放出食物中储藏的所有能量。是谁制造了这种炸药呢？这种食物可能是一种动物的肉，而这种动物又是依靠另一种动物的肉生存，以此类推；但是，我们最终总会回到植物上来。植物只吸收太阳的能量，而动物也是，不过动物是从植物中借取太阳能，它既要直接借取，又要将其中一部分传递给其他动物。那么这种植物是怎样储存这种能量的呢？主要是通过光合作用来吸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化学方式，这种方式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秘诀，而且它还很有可能不同于我们在实验室所使用的化学方式。光合作用的过程是用太阳能去固定碳酸中的碳元素，并由此来储存这种能量，就像我们会在高处修建一个蓄水池，再雇用挑水工人去将其灌满：一旦水被储存起来，我们就能在需要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意愿将其作为推动水磨和涡轮的动力。每一个固定的碳原子都代表着某种东西，就像增加了水的重量的高度，或者像是碳酸中联合了碳原子和氧原子的那根弹性线条的延伸。这种弹性得到了放松，重量也回归了原本的样子，简言之，只需一个简单的释放，保存起来的能量就会得到恢复，碳原子就能和氧原子再次会合。
因此，从根本上看，所有的生命，无论是动物生命还是植物生命，都像是一种努力，它在积聚了能量之后便会让这些能量流入一些适应性强的通道（其形状可以改变）中，最终，就会完成这种种类多样的工作。这就是生命冲动一穿过物质就会立即做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生命冲动的力量是无限的，或者如果能够从外部对其进行加强，那么它就会成功完成这一过程。但是冲动是有限的，而且是一次性全部给定的。它不能克服所有的障碍。由它引发的运动有时会偏离方向，有时会被分离，而且总是会遭到反抗；但是有机世界的进化就是这种矛盾的逐渐展开。注定会产生的第一次大分裂就是动物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分裂，这两个世界碰巧是互为补充的，然而两者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协定。植物积累能量，并不是为了动物，而是为了自己的消耗；但是，与生命的原始冲动（从根本上看，它指向的是自由行为）相比，它的自我消耗是不间断的，而且较不集中，因此有效性也较低：同样的有机组织不能拥有相同的力量去同时维持两种功能，即逐步地储存和突然的使用。因此，没有任何的外部干预，只受到原始冲动中包含的趋向和物质对这种冲动的抵抗的双重影响，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的有机组织会偏向第一种方向，有的则会偏向第二种方向。在这次动物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大分裂之后，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分裂。因此便产生了进化的不同路线，至少产生了在这些路线中作为其本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将退化、停止，以及各种偶然事件考虑在内。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每一个物种的行为，都好像是生命的总体运动停止在了这种物种身上，而不是穿过它继续前进。每一种物种都只考虑自己，只为自己而活。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在自然中必定会看到的无数的斗争，才会产生一种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引人注目而且非常可怕，但是生命的处理原则并不需要对这种不和谐负责。
因此，偶然事件在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总的来说，一些已被采用的形式，或者可以说是一些被发明出来的形式都是具有偶然性的。偶然性，与在既定位置和既定时刻遇到的障碍有关，是初生的趋向与如此这般的互补趋向的分离，这种互补趋向创造了进化的分支路线。那些停止和退化就具有偶然性，从很大部分来说，适应也具有偶然性。只有两件事情具有必然性：（1）能量的逐步积累；（2）将这种能量灵活地分配到可变而且不确定的方向中，这个过程的尽头就是自由的行为。
在我们的星球上，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这种双重结果。但是，它可能也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获得。生命并不是必须将其主要的选择固定在碳酸中的碳之上。对于生命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储藏太阳能；但是，举个例子，如果生命并不要求太阳将氧原子和碳原子分开，它就应该（从理论上来讲至少是这样的，而且还要撇开那些可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释放出其他的化学元素，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借助完全不同的物理手段来联合或者分解这些元素。如果这些将能量提供给有机组织的物质元素特征并不是碳，那么可塑物质的元素特征也可能不再是氮，而且生物化学也有可能完全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结果可能就会出现一种与我们已知的生命形式毫无相似之处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的生理机能也会完全不同。只有感觉—动力系统功能会被保留下来，如果不是被保留在这种生命形式的机制中，至少应该保留在其结果中。因此，在其他星球上很有可能会存在生命，在其他的太阳系中也有可能，对于这种生命的形式我们一无所知，它们生存所需要的条件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们的生理学观点来看，也许是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如果这种生命形式的基本目标是获取可用的能量，以便在爆炸性行为中对其进行消耗，那么在每个太阳系中，每一个星球上，这种生命形式都会像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一样，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在它所面对的环境中获得这个结果。这至少是凭借类比推理的方式得出的结果，而如果我们宣称在面对与地球不同的环境时，生命就不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就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式使用这种类比推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只要能量下降到卡诺规律所指明的那个斜面，只要逆转方向的原因能够减缓这种下降，生命就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在所有悬浮在恒星星系之中的世界（例如，地球）上，都有可能存在生命。我们再进一步：生命甚至不必集中并且确定在严格意义上的有机组织之中，也就是说，生命不必集中并确定在那些明确的实体中，对于能量之流，这些实体表现为一个个现成却灵活的通道。你可以这样想，即使很难想象，能量可能被储存起来之后，再被消耗在穿越一种尚未固化的物质的不同线路上。生命的每一种本质仍然存在，因为缓慢的能量积累和突然的能量释放也仍然存在。这种模糊且无定形的生命力，与我们知道的确定生命力之间的区别，几乎等同于我们的精神生命中做梦的状态和清醒状态之间的区别。如果在星云物质出现之时，生命作为逆转运动的结果，每时每刻都会迸发出来，那么在物质的冷凝完成之前，我们星云中的生命状态可能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生命可能已经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向显现形式，并且已经从我们已知的东西中设计了非常不同的形式。对于另一种化学基质，在其他的物理条件下，生命冲动仍然是相同的，但是它可能已经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了一种颇为迥异的分裂方式；而整体可能已经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进了——这条道路是长是短谁能知道呢？在任意一种情况下，在生物的所有系列中，没有任何一个系列的条件会与其现在的条件相同。现在，真的有必要存在一个系列，或者一些条件吗？为什么一种独一无二的、可能还会继续进化的实体之上不应该打下那种独一无二的冲动烙印呢？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源自将生命比作一种冲动的观点。而且，生命必须被比作一种冲动，因为借自物理世界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让我们更加接近生命这个理念。但是，生命只是一个概念。在现实中，生命遵循的是心理规则，而且心灵的本质就是包容各种相互渗透的条件的混合多元性。在空间中，而且也只在空间中，才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多元性：一个空间中的点绝对与空间中的另一个点相互独立。但是纯净空洞的单一性也只能在空间中遇到；它就是数学点的单一性。抽象的单一性和抽象的多元性都是对空间的限定，或者对理解力的分类，无论我们将它看做哪一种，空间性和智能都是彼此塑造的。但是，心灵本质所包含的内容，既不能完全对应空间，也不能完美地纳入理解力的范畴。在一个既定瞬间里，我们自己到底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呢？如果我说它是单一的，我内心的声音就会发出抗议——这些声音来自我内心深处的各种感觉、情感，以及观念，而我的个性就散步在它们之中。但是，如果我说它明显是多元的，那么我的感知意识也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它就会断定我的感觉、我的情感、我的思维都是我对自己的抽象，而且我们每一种状态都暗含着其他所有的状态。因此，我就是一个多元的单一性，而又是单一的多元体；但是单一性和多元性都只是将其范畴指向我的理解力对我的个性所采用的观点；我既不属于单一体，也不属于多元体，又不同时属于单一体和多元体，即使这两者结合起来可能会非常接近于我在自己的基础上所发现的相互渗透性和持续性。这就是我的内部生命，这也是普遍的生命。在与物质的接触过程中，生命被比作一种冲动或者一种动力，就其自身而言，生命是一种无限的潜能，一种相互侵蚀的数以千计的趋向，即使这种趋向只有在被看做相互外在，也就是在被空间化时，才是数以千计的。就是与物质的接触决定了这种分解过程。实际上物质只能分解那种多元性的潜能；而且，在这一程度上，个性化一部分是物质的工作，一部分是生命自己的意向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诗人的情感（爆发为明确的诗节、诗行和诗中使用的词语）可以说是已经包含了这种个性化要素的多元性，但是，事实上，创造这种情感的，却是语言的物质性。
但是，这些词语、诗行和诗节中流动着的是整首诗的简单灵感。因此，在那些被分解出来的个体中，有一个生命在继续运动：个性化的趋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遭遇反抗，同时，被一种敌对却互补的联合趋向所完成，仿佛生命多样的单一性被引向了多元性的方向，它做出了众多努力想要自我撤回成为自身。一个部分刚要与其他的部分，至少是与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部分重新结合，就立即被分离开来。因此，纵观生命的整个范畴，个性化和联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个性化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即群体）；但是社会一旦形成，就会将联合在一起的个性化溶解为一个新的有机组织，以便将其自身变成一种个性化，从而能够转变成一次新联合的组成部分。在有机组织级别的最低一级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名副其实的联合，发现了真正的微生物群体，而且根据最近的一部作品，在这些联合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也就是依靠一个分子的结构而达到个性化的倾向。在
原生植物（有机组织级别的较高一级）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倾向。这种原生植物一旦凭借着分隔的方式脱离了母细胞之后，便会凭借围绕在它们周围的胶状物质彼此团结在一起——原生动物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倾向，它们开始时会将它们的假足混合在一起，最后则会将自己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有关较高等级的有机组织起源的“群体”理论是众所周知的。这个理论认为：单细胞的原生动物是通过组合而形成的，这种组合将它们再一次聚合在一起，成为新组合里的聚合体；因此有机组织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容易区分，这种有机组织产生于初级并且几乎没有区分的有机组织的联合。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中，群体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反驳：多元机体（polyzoism）是一种特例，而且是一个反常的事实，这个观点似乎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虽然如此，事实却是这样的：似乎每一种较高级有机组织都来源于拥有不同分工的细胞的联合。很有可能并不是细胞借助联合的方式造就了个体，而是个体借助联合的方式造就了细胞。但是，这本身就向我们揭示了：在个体的起源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形式的影子，仿佛个体只能在一种条件下发展，在这种条件中，个体的物质应该被拆分成拥有个体化外观的元素，并通过一种社会性的外观结合在一起。存在着数不清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自然似乎在联众形式之间犹豫不决，并且自问是应该创建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个体。因此，最轻微的推动就足以打破这种平衡。如果我们拿起一只足够大的纤毛虫，例如喇叭虫，然后将它切成两半，每一半都包含一部分的细胞核，每一半都会生成一个独立的喇叭虫；但是如果我们对其分割的不完整，因此两半之间还残留着一种原生质的沟通线，我们就会看见这两半各自执行相应的运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生命具有社会形式或者个体形式，只需维持或者切断两者之间的那条线即可。因此，在由单细胞组成的基本有机组织中，我们已经发现了整体表面的个体化是由一种潜在地联合起来的数量不明确的潜在个体化构成的。但是，整个生物系列也体现了同样的规律。当我们说单一性和多元性是非生命体的分类时；我们说生命冲动既不是纯粹的单一性也不是纯粹的多元性时；我们说，如果生命冲动所显示的物质本身就强迫它去在两种形式中选其一，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做出明确的选择：它会从一种形式跳到另外一种形式，永远确定不下来，此时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规律。因此，生命指向个体化和联合的双向进化决不是偶然：这是由生命的本质决定的。
思考的过程同样也是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位于生命源头的就是感知意识，或者说超感知意识。感知意识或者超感知意识就是那根火箭的名字，它熄灭后落下的碎片便是物质；感知意识还是维持火箭本身的那种东西的名字，它穿过碎片，将它们照亮成有机组织。但是这种感知意识是一种创造需要，它只会在创造可能会发生的地方，自我显现出来。当生命被宣布为自动行为（无意识行为）时，它就会蛰伏起来；只要选择的可能性恢复了，感知意识就会醒过来。那就是为什么，在不具备神经系统有机组织中，感知意识会根据运动能力或者有机组织所拥有的变形能力进行改变。而且，这也是在拥有神经系统的动物中，感知意识会与一个开关的复杂性成比例，这个开关位于名为感觉通道和原动力通道的交叉位置——也就是，感知意识与大脑的复杂性成比例。理解这种有机组织和感知意识之间的统一性究竟有多必要？
我们不会重复阐述我们已经在之前的作品中讨论过的观点。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一个理论，例如，根据这个理论，感知意识与某种神经元紧紧相连，而且就像一道磷光那样从它们的工作中被抛出来，科学家为了让分析更为详细，可能会接收这种理论；这种理论是一种方便的表述方式。但是，它也仅此而已。在现实中，生物是行动的中心。它代表着进入世界的某种偶发事件的总数，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可能行为——这个量会因个体和物种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动物的神经系统表明了它的行为将会经过的一些富于变化的路线（即使积累了潜在能量的是肌肉而不是神经系统本身）；它的神经中枢经过它们的发展和布局，表明了它会在数量和复杂程度或多或少的行为之间做出或多或少的扩展选择。现在，因为生物中的感知意识苏醒得越彻底，为它提供选择的范围就会越广，赋予它的行为数量就会越大，很明显，感知意识的发展将会表现为依赖于神经中枢的发展。另一方面，感知意识的每一个状态、每一个侧面，都是一个涉及动力活动甚至涉及某种初期回应的问题，因此，没有心灵事件不暗含进入皮层运作机制的路径。因此，一切都好像是这样发生的：感知意识从大脑中涌现出来，有意识活动的各个细节都仿效大脑活动各个细节的模式。实际上，感知意识并不是源自大脑的；但是大脑和感知意识的彼此对应是因为它们都在衡量生物所能做出的选择的量：大脑凭借着其结构去衡量，而感知意识凭借了其觉悟力的强度去衡量。
正是因为大脑状态所表现的，仅仅是其对应的心灵状态中初期的行为所包含的东西，所以心灵状态告诉我们的东西要比大脑状态告诉我们的东西多。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证明了的一样，生物感知意识与其大脑是不可分的，这就像是一柄锋利的刀与其锋利的刃口是不可分的一样：大脑就是感知意识插入事件紧密组织的利刃，但是大脑和感知意识之间确实是共同延伸的，就像刀和刃口之间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猿脑和人脑之间极为相似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相互对应的感知意识是可以比较或者可以根据同样的标准进行较量的。
但是，这两个大脑讲的相似性也许不如我们的想象。在没有习得任何一种动力习惯的情况下，人类能够学会任何一种操作，学会构建任何一种对象，但是将新动作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能力，即使是最聪明的动物，比如猿类，对这种能力的掌握也是极为有限的，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不惊讶吗？人类大脑的独特性就在于此。人类大脑与所有的动物大脑一样，是用于建立动力机制，并让我们随时在这些机制中做出选择，选择那种只要我们一扣动扳机，就能开始运转的机制。但是，人脑与其他大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建立起来的机制的数量是无限的，而正因为如此，它所提供的能够释放这些机制的选择的数量，也是无限的。现在，从有限到无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关闭与打开的关系。人脑与其他大脑之间的差别不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种类的不一样。
因此，动物的感知意识（即使是最智能的感知意识）和人类的感知意识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感知意识完全对应着生物的选择能力；围绕在真实行动周围的可能行为范围与感知意识之间的共同延伸：感知意识就是发明和自由的同义词。为此，在动物身上，发明永远都只是日常主题的变化。动物被关在自身物种习惯的监牢内，毫无疑问，它能够凭借其个体的主动性去扩展这个习惯的监牢；但是它只能暂时摆脱自动的下意识行为，因为它会在此时创造出一种新的下意识行为。它监牢的大门刚一打开便又再次关上；动物拉动着身上的锁链，但是它也只能是将它拉长而已。而人类的感知意识却能挣脱这个锁链。在人类身上，而且只在人类身上，它释放了自己。一直到人类出现的整个生命史，始终都是感知意识在努力提升物质的历史，也是那些落回到感知意识之上的物质在不同程度地完成淹没感知意识的历史。如果我们可以用计划和努力来打比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计划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计划就是用（本身就是一种必然的）物质去创造一种获得自由的工具，去制造一台可以战胜机制的机器，以及使用自然的决定论（determinism）去穿越这种决定论所展开的那张网的网格。但是，除了人类的感知意识之外，其他的所有意识在试图穿越网格的时候都被卡在了那张网上：意识依然是由它建立起来的机制的俘虏。意识试图将自动行为引向自由方向，而自动行为却缠绕在意识身上，并将其拖垮。意识没有能力逃离，因为它为行为提供的能量，几乎都用于维持一种无比微妙，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又不稳定的平衡，意识便将物质带入了这种平衡之中。但是人类不仅能够保养他的机器，而且还能随意地使用这台机器。毫无疑问，人类将这一点归结于其大脑的优越性，让它能够构建一种无限的动力机制，不断地用新习惯去对抗旧习，并且分离自动行为，使其对抗自己，以便控制这种自动行为。人类还将这一点归结于他的语言，语言能够用一种非物质的实体来布置感知意识，这样一来让这种非物质的实体将感知意识具体化，并由此豁免感知意识，让其免于完全困在物质实体之中，这种物质实体的流动不久就会将感知意识拖下水，并最终将其淹没。人类还将其归结于社会生活，就像语言会储存思维一样，社会生活会将各种努力储存起来，保留下来，并由此确定一个平均水平，而个体在最初的时候就必须达到这个水平，而且，凭借这种最初的激发，社会生活可以让普通人不致沉睡不醒，并推动优秀者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社会群体，以及我们的语言都只是同一种内在优越性的不同外在标记。两种意识按照各自的方式，去证明其在进化的某个既定瞬间所获得的独特而杰出的成功。它们所表现的是种类的不同，而不只是程度的不同，这些不同会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与其他物种分离开来。它们让我们猜测：人类的生命从一块巨大的跳板的末端起跳，而其他生命却逐级走下了跳板，因为它们发现那条伸展开来的准绳太高，只有人类才能跨越这一障碍。
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人类才是进化的“条件”和“终点”。我们说过，生命像超越其他范畴一样超越了终局论。从本质上来讲，生命是一股被送往物质的流，并尽量从中获取一些东西。因此，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规划和计划。另一方面，丰富的证据证明：大自然中余下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人类存在的，我们和其他物种进行抗争，而且我们也赢得了这场抗争。此外，如果生命的进化在其过程中已经遭遇了其他的意外，那么，如果生命之流被划分成另一种样子，我们就应该与现在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将人性（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人性）看做进化运动中的预先定型了的东西，这一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甚至不能说人性是整个进化的产物，因为进化已经在几条不同的线路上完成，而人类只是其中一条线路的终点，其他线路的终点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物种。我们将人性看做进化的基础，这是从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说的。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命的整体呈现为一股巨浪，它开始于一个中心，然后往外延伸至其几乎全部的圆周范围之内，随后停了下来，转变成振动：在这一点上，这个障碍得以突破，生命冲动便可以自由穿梭。人类形式所记录的正是这种自由。除了在人类身上，感知意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得不停下脚步；只有在人类身上，它才能继续前进。这样一来，人类就无限延续了生命运动，即使他并没有将生命所携带的东西全部吸收。在进化的其他路线上，蕴含着生命的其他趋向，而且，因为一切都是相互渗透的，所以毫无疑问，人类也保留了一些有关趋向的东西，只是非常少而已。这些东西就像是一种模糊而无形的生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将其称之为“人”或者“超人”，他一直设法自我实现，而且只在途中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就获得了成功。动物世界的其余物种，甚至植物世界就代表着这些舍弃了的部分，至少，这些物种中的那种积极的、高于进化中偶然事件的东西，就代表着那些舍弃了的部分。
从这一点来看，自然向我们展示的不一致性便得到了巨大的削弱。作为整体的有机世界也因此变成了土壤，这片土壤养育了人类，也养育了在精神上明摆着与人类相似的生物。各种动物，无论它们与人类的距离多么遥远，无论与人类多么敌对，依然是人类在进化途中非常有用的旅伴，而感知意识也已经将其身上携带的各种负担卸载在各种动物身上，而且这些动物也能够将人类托举起来，使之站到某些高地上，看到在其面前展开的无垠的地平线。
确实，感知意识不仅在中途卸载了自己的负担，而且还不得不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人类的感知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智能，它可能已经成为、似乎也应该成为直觉。直觉和智能代表着感知意识运转的两个相对的方向：直觉指向的是生命的方向，智能指向的是逆转方向，因此最终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与物质的运动取得了一致。在一种完整且完善的人性中，有意识活动的两种形式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在这种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之间，我们可以构思出任意数量的可能阶段，这些阶段对应着智能和直觉所有可能的等级。我们这个物种的精神结构中的一部分偶发事件就存在其中。不同的进化可能会引向一种既更加智能又更加直观的人性。在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的人性中，直觉的牺牲实际上几乎完全是为了智能。似乎是为了征服物质，为了重新征服自我，感知意识不得不消耗自身力量中最佳的那一部分。在征服已经完成了的前提下，这种征服已经要求感知意识应该自己去适应物质的习惯，并且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投放在物质的习惯之上，实际上，就是要求感知意识更加专门地将自己确认为智能。然而，直觉仍然存在，但是有些模糊，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是非持续性的。直觉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它只是不时地发出有些微弱的光，但是至多智能持续片刻。然而，每当生命的利益濒于险境，它就会散发出光芒。这种光芒会投射在我们的个性上、我们的自由上、我们占领整个自然的位置上、我们的起源上，也许还会投射在我们的命运上，它所投下的光芒虽然微弱而摇摆不定，但是依然能够穿透智能留给我们的黑暗。
这些稍纵即逝的直觉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将其光芒投射在其对象身上，但是哲学应该去抓住这种直觉，首先保持好这种直觉，然后将它们扩展开来，以便将它们汇合在一起。只要我们在这一工作上更近一步，哲学就越能觉察到直觉就是意识本身，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直觉也是生命本身：借助于类似于物质生成的过程，智能已经从中被切割出来。精神生命中的整体性也如此被揭示了出来。我们只有在将自己放置于直觉中时才能意识到这一点，以便从直觉过度到智能，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从智能过度到直觉。
哲学由此将我们引向了精神生命，而且同时向我们展示了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的关系。种种精神学说的巨大错误就在于它们认为：将精神生命与其他一切生命隔离开来，并将其尽可能高地悬挂在地球之上的空间中，这样就能让它免受攻击，仿佛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将精神生命暴露出来，使之能被将其看做一种奇迹一样！当意识确定了人类的自由，这些精神学说当然就应该听从意识的指向；但是智能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原因决定了结果，类似的东西制约着类似的东西，一切都是不断重复的，而且一切都是既定的。相信人的绝对真实性，相信人是独立于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学说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科学仍然存在，它向我们展示了有意识生命和大脑活动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在自然界中赋予人类一个特权位置，坚持认为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精神学说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但是生命的历史仍然存在，它通过逐步的转化让我们见证了物种的起源，并似乎由此在动物性中重塑人类。当强壮的本能能够保证个人得以存活之时，精神学说选择去倾听其声音，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存在着能够独立生存的“灵魂”，那么它们又从何而来呢？这些灵魂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何种原因进入到肉体（我们能够很自然地看到肉体来源于一个采自它双亲肉体的混合细胞）之内的？如果哲学没有决意要在走向精神生命的路上，看到肉体生命真正存在于何处，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会得到回答，有关直觉的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否定，早晚会被科学扫地出门。但是，这样一来，有关直觉的哲学就与明确的生物毫无瓜葛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从最初将其挤进这个世界的冲动开始，就表现为一种高涨的，而且与物质运动的递减相对的波浪。在其波浪的绝大部分表面上、在其不同的高度上，生命之流已经被物质转变为了一种涡流。它只能在一点上得以自由流动，并携带着那种将会给它的前进增加负担却不会让它停止的障碍。这个点就是人性；它就是我们的特权位置。另一方面，这种上涨的波浪就是感知意识，而且像所有的感知意识一样，它包括了无数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间相互渗透，而且单一性和多元性的范畴都不适用于这些可能性，这是因为它们所针对的都是非生命体。只有这股生命之流所携带的物质，只有这股生命之流用于自我插入的空隙才能将其分割为有区别的个性。生命之流的流动穿越了一代代的人类，将自己细分为个体。这种细分在生命之流中得到了迷糊的说明，但是如果没有物质，这种细分就无法变得明了。因此各种灵魂就被持续地创造了出来，尽管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仍然是事先就存在的。它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生命大河从自身上分割出来的小溪流，流经人性的实体。这条溪流的运动与河床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使它不得不随着河道的蜿蜒而蜿蜒前行。感知意识与其激活的有机组织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即使它必须经历有机组织的兴衰变迁。因为感知意识的状态所指明的可能行为，每个瞬间都在神经中枢中开始被执行，而大脑每个瞬间都在描绘感知意识状态的动力象征；但是大脑和感知意识的相互依存也仅限于此；感知意识的命运并没有与大脑物质的命运绑定在一起。最后，感知意识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它自身就是自由；但是如果感知意识不在物质之上沉淀下来，不去适应物质，那它就不能穿越物质：这种适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智能，而且智能还自行转向了积极的感知意识，也就是自由的感知意识，自然而然地让其进入概念形式，智能习惯于让自己看到物质适用于这些形式。由此，智能总是用一种必然的形式去觉察自由；它总是忽略新奇的部分，总是看不到自由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创造形式；它总是用一种仿制品去替代行为本身，这种仿制品是人为的、与真正行为相似的东西，通过旧有的与旧有的、相同的与相同的的组合而获得的东西。由此，在一种试图将智能重新纳入直觉的哲学看来，很多困难都消失了，或者变得简单了。但是这不仅是一种促进思考的学说，而且还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力量去行动、去生活。因为，有了这样的哲学，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再被孤立在人性之中，人性也不再显得是被孤立在被它控制的本质之中了。因为即使是最小的尘埃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太阳系的，它被拽入了太阳系那种未被分割的下降运动之中，这种下降运动就是物质性本身，所有的有机生物都是这样，从最低级到最高级，从生命之初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间中，一切有机生物都证明了同一个生命冲动，证明了物质运动的逆反，证明了其本身是不可分的。所有的生命都被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所有的生命都屈服于同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生命冲动）。动物站在植物之上，人类高踞在动物性之上。在时空之中，人性的整体就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和前后急行，并发动一次压倒性的猛攻，它能战胜每一次抵抗，清楚那些最难以对付的障碍，甚至会一直战斗，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