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小饭馆里只留下他们这几个人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那旅行推销员陪着他们。他如今是个老朋友了。不过今晚他神经紧张不安。他陡地折好报纸，拔脚朝门口走去。
“大伙儿再见了，”他说。他走到外面的夜色中。看来只有这样做了。他做了。
这时只剩他们三个在这小饭馆里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这三个了。曼迪在讲话。倚在柜台上，在讲话。斯克里普斯两眼盯着曼迪。戴安娜这时并不假装在听了。她知道已经完了。如今一切都完了。但是她还想再试一次。最后英勇地再试一次。也许她还能保住他。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她把稳了嗓门，然后开口说话。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她说。她的嗓音有点儿发抖。她把稳了嗓门。
“你有什么想法？”斯克里普斯陡地问。啊，讲出来了。又讲这一套可怕的简短的话了。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难道你不想回家吗？”戴安娜的嗓音发着抖。“有一份新的《信使》。”她完全是为了讨好斯克里普斯，才不订伦敦出的《信使》，改订《美国信使》了。“刚刚寄到。希望你想要回家，斯克里普斯，这期《信使》上有篇了不起的东西。就回家吧，斯克里普斯，我从没对你提出过什么要求。回家吧，斯克里普斯！唉，难道你不愿回家？”
斯克里普斯抬眼一望。戴安娜的心速加快了。也许他会走的。也许她还保得住他。保得住他。保得住他。
“就回去吧，斯克里普斯，亲人儿，”戴安娜轻柔地说。“上面有篇门肯写的关于推拿专家的妙不可言的社论。”
斯克里普斯望着别处。
“你不愿走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恳求道。
“不走，”斯克里普斯说。“我不再在乎什么门肯不门肯了。”
戴安娜垂下头去。“唉，斯克里普斯，”她说。“唉，斯克里普斯。”这下子完蛋了。她如今找到答案了。她失去了他。失去了他。失去了他。这事过去了。结束了。完蛋了。她坐着悄悄地哭。曼迪又在讲话了。
戴安娜突然挺直了身子。她有个最后的请求要提出。她要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只此一个。他也许会拒绝。他也许不会答应。但是她要向他提出。
“斯克里普斯，”她说。
“有什么问题？”斯克里普斯烦躁地转过身来。也许他毕竟觉得对不起她。他琢磨着。
“我可以拿走这只鸟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的嗓音突然变了。
“当然可以，”斯克里普斯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戴安娜拎起鸟笼。鸟儿熟睡着。用一条腿儿站着，就像他们初次相识的那一晚那样。它像什么来着？啊，对了。像只老鹗。一只来自她家乡湖泊地区的老而又老的鹗。她把鸟笼紧紧地贴在身上。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她说。“谢谢你给我这只鸟。”她的嗓音突然变了。“现在我该走了。”
悄悄地，静静地，她把披巾紧裹在身，抓住了鸟儿熟睡在内的鸟笼，把那份《信使》贴在胸前，只回头瞥上一眼，对曾属于她的斯克里普斯瞥上最后一眼，便打开小饭馆的门，走进外面的夜色中。斯克里普斯竟然没有看见她走。他全神贯注地在听曼迪讲话。曼迪又在讲话了。
“那只她刚刚拿走的鸟儿，”曼迪讲着。
“哦，她拿走了一只鸟吗？”斯克里普斯问。“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你一向纳闷那是只什么鸟，”曼迪继续说。
“说得对，”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
“得，这叫我想起一则有关戈斯和布盖侯爵的轶事，”曼迪继续说。
“讲一讲吧，曼迪。讲一讲吧，”斯克里普斯敦促道。
“看来我有个好朋友，福特，你听我以前提起过的，在大战期间在那侯爵的城堡里待过。他的团队就驻扎在那边，而那侯爵，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如果还不好算是最最富有的话，正在福特的团队里当一名小兵。有一晚，福特坐在那间书房里。那间书房是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四面的墙壁是用一块块金砖嵌在花砖什么的中间砌成的。我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样的了。”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敦促道。“想不起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吧，那书房一面墙壁的中央嵌着一只玻璃框，里面放着一只剥制的红鹳。”
“他们可懂室内装饰，这些个英国人，”斯克里普斯说。
“你妻子是英国人，是不？”曼迪问。
“是湖泊地区人，”斯克里普斯答道。“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好，不管怎么说吧，”曼迪讲下去，“有天晚上集体用膳后，福特正坐在那书房内，那男管家走进来，说：‘布盖侯爵向您致意，他能不能带一帮刚才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来参观这书房？’他们常常准许他外出吃饭，有时候还让他在城堡里过夜。福特说，‘着啊，’于是侯爵穿着列兵制服走进来，后面跟随着埃德蒙·戈斯爵士和牛津大学的某某教授，我一时记不起名儿来了。戈斯在那玻璃框里的剥制红鹳前站住了，说，‘这是什么啊，布盖？’
“‘是只红鹳，爱德蒙爵士，’侯爵答道。
“‘这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红鹳啊，’戈斯发表意见道。
“‘对，戈斯。这是上帝心目中的红鹳，’那位某某教授说。但愿我想得起来他的姓名。”
“不用费心，”斯克里普斯说。他双眼明亮。他弯身向前。他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怦怦地搏动。是他无法控制的什么东西。“我爱你，曼迪，”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那东西在他身子里一个劲地搏动。它停不下来。
“没问题，”曼迪应道。“我早就认识到你是我的男人了。你可想再听一则轶事？讲女人的。”
“讲下去吧，”斯克里普斯说。“你千万不要停下，曼迪。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
“当然，”曼迪表示同意，“这轶事讲到当年克努特·汉姆生[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为挪威小说家、剧作家，因《饥饿》（1890）、《大地的成长》（1917）等长篇小说获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早年曾过流浪生活，第二次赴美期间（1886—1888）曾在芝加哥当过电车售票员。]在芝加哥当有轨电车售票员。”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说。“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曼迪。”
他暗自把这句话一遍遍地讲。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你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女人。那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不过，不知怎的，他并不感到满意。在某处地方，以某种方式，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我的女人。这词儿如今听上去有点儿空洞。那个印第安妇女悄悄地大步走进房来这一幕骇人听闻的情景又兜上他的心头，尽管他竭力把它排除掉。那个印第安妇女。她没有穿衣服，因为她不喜欢衣服。能吃苦耐寒，勇敢地面对冬夜。还有什么春天不可能带来的呢？曼迪在讲话。曼迪在这小饭馆内讲着。曼迪在讲她知道的一则则轶事。小饭馆内，时间越来越晚了。曼迪继续讲着。她如今是他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男人。可他真是她的男人吗？斯克里普斯脑海里出现那个印第安妇女的幻象。那个事先没加通知就大步走进小饭馆的印第安妇女。那个被扔到外面雪地上的印第安妇女。曼迪继续讲着。讲着文坛旧闻。都是真实可靠的事件。它们听上去像是真的。可是有了这些就够了吗？斯克里普斯说不准。她是他的女人。可是能维持多久呢？斯克里普斯说不准。曼迪在小饭馆里继续讲着。斯克里普斯听着。可是他走神了。走神了。走神了。走向哪儿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