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陶希格太太已青春不再，但风韵犹存。
她是一位车站站长的女儿，是一位名叫艾希贝格的骑士的遗孀，几年前改嫁给新晋封为贵族的陶希格先生—一个有钱但有病的工厂主。他患的是轻微的所谓周期性的精神病，这种病很有规律地每半年发作一次。在发病的前几个星期，他预感到要发病，于是就会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那家医院。在那里，养尊处优的有钱人家的病患可以得到精心而周到的治疗，那里的护士就像助产士一样温柔而耐心地照料病人。有一次，那是在他发病前不久，在一个轻浮的、衣着漂亮的女医生的劝告下—这种医生可以像古代的家庭医生在处方上写下大黄和蓖麻油那样，在给病人开的处方上漫不经心地写下“内心的激情”—冯·陶希格先生就娶了他的朋友艾希贝格的遗孀。陶希格先生的确经历了一次“内心的激情”，但他的病发作得更频繁、更严重。
他的妻子当初在第一次短暂的婚姻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丈夫去世之后，她拒绝了几个感情热烈的求婚者。只是出于礼貌之故，人们才闭口不谈她与其他男人私通的事。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这种事不仅发生了，当事人还乐此不疲。
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难得有那么几条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普通市民属于二等公民，不过也有市民阶层出身的军官成了皇帝的侍从官；犹太人不能苛求更高的封号，但也有个别犹太人照样被晋封为贵族，照样可以成为大公爵的朋友；女人只能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生活，但也有一些女人可以像骑兵军官那样风流快活。今天的人们毫不留情地给这些准则贴上了“虚伪”的标签，对此我们的态度一向是：铁面无私，正直无畏，直言坦白。
在这位寡妇交往过的所有亲密的异性朋友中，只有科伊尼基没有向她求过婚。这个世界，还值得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注定要走向它的末日。在这个应继续任她摆布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以说，什么永恒的爱呀，什么结婚呀，什么生儿育女呀，都是毫无意义的。科伊尼基用他那忧伤的、淡蓝色的、略为外凸的眼睛打量着这位寡妇，说：“对不起，我不想娶你！”然后结束了他的吊唁。
于是，这个寡妇就嫁给了那位轻度精神病患者冯·陶希格先生。她需要钱，而他比一个孩子还听话，可以任她支使。一旦他的疾病发作期过了，他就叫她来。她来了，让他亲吻一下，然后把他领回家。
“再见！”冯·陶希格先生对一直将他送到医院栅栏前面的那位教授告别。
“不久就会再见的！”他的妻子说。此刻，她多么怀念丈夫发病的那些时光啊！
她最后一次拜访科伊尼基是在十年以前，那时的她是一个可爱、漂亮的年轻寡妇。那一次，她也不是独自一人回家的。有一个少尉—一个和眼前这位一样年轻而忧伤的少尉—陪伴她回家。他叫埃瓦尔德，是一位重骑兵军官，那时边界地区还驻有重骑兵团。如果没人陪她回家，那将是生活中最痛苦的事；可是，如果陪她回家的是一位中尉，那才真令她失望啊！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到需要一个年纪较长、军阶较高的人陪同。十年以后也许可以。
但是，年纪正以一种残酷无声的步履，有时还带着一丝狡猾的伪装向她逼近。她数算着一个个从她身边逝去的日子。每天早晨起来都要仔细地数数那些细密的皱纹，这是夜晚不知不觉间在她酣睡中为她编织的岁月之网。但是，她有一颗少女般的心，她祈求青春永远停留在那个逐渐衰老的躯体中，宛如藏诸深宫的美好秘密。
冯·陶希格太太的人生是用来等待的。对于每一个她长久等待的年轻人，她都会用热情的拥抱来迎接他的到来。不幸的是，他只是在火车的连廊徘徊。她以忧伤、饥渴而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她而去。久而久之，她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来去匆匆。他们是幼稚的巨人族，像一群大昆虫，笨拙而匆忙；他们是一支傻瓜部队，像一群大笨鸟，妄想展开沉重的翅膀；他们是这样的勇士，当人家蔑视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征服者；当人家嘲笑他们时，他们自以为是占有者；当人家稍稍给点甜头，他们自以为是享受者；他们是一帮粗鲁野蛮的家伙。尽管如此，只要她还活着，就总要等着他们。
也许，有朝一日，这群昏聩杂乱的人群中会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白马王子。
他没有出现！她等啊，等啊，可他一直没有出现！她老了，他还是没有出现！
冯·陶希格太太日益增长的年岁犹如在年轻人面前筑起的堤坝。正是由于害怕他们那挑剔的目光，她总是不加选择地满足任何一个男人的爱情冒险。她随心所欲地去迷惑那些呆头呆脑的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一丁点儿变化都没发生。
她打量着特罗塔少尉。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她揣度着，也许他经历过一些伤心的事情，但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聪明。他的感情不会强烈澎湃，但也不会轻浮随便。他是如此不幸，她能做的最多的只是使他再高兴起来罢了。
今天早晨，特罗塔获准了三天假期回去处理“家务事”。下午一点钟他在军官餐厅向伙伴们辞行。在一片羡慕和欢呼声中他带着冯·陶希格太太走进了头等车厢，当然，他为此也多付了一笔费用。
夜幕降临，他感到害怕，就如同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子一样。他走出车厢来到过道抽烟，其实抽烟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站在过道里，他思绪混乱。透过车窗他看见夜色中的火车头上不停地冒出炽热的火星，迅速地集聚在一起，又迅速地消失。他还窥见那黑乎乎的森林和静谧的星空。他又回来轻轻地推开了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车厢。
“也许我们应该坐卧铺车！”那女人突然说道，她在黑暗中发出的声音令他害怕，“您得不停地抽烟！您可以在这儿抽嘛！”
显然，她还没有睡觉。火柴光照亮了她的脸。它枕在那深红色的软垫上，围在乱蓬蓬的黑发中间，显得很苍白。是的，坐卧铺车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小小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着红红的光。火车驶过一座桥，车轮发出隆隆巨响。
“这些桥呀！”她又说，“我担心它们会坍塌！”
是的，少尉心里想，让它们坍塌吧！
灾难终将来临，他只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姗姗而至的灾难之间加以选择就行。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个女人对面。火车快速地经过一个个车站，车站上的灯光不时地照进车厢，陶希格太太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加苍白。他一声不吭，他想着他更应该去吻她而不是和她说话。对于陶希格太太所期待的吻，他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过了下一个站再吻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突然，那个女人伸手去摸车厢的门闩，摸到后，随即又插上了。特罗塔俯身拉住她的手。
此时此刻，和埃瓦尔德少尉在十年前曾经历过的那一场爱情体验又回到冯·陶希格太太身上，而且也是在这条铁路线上，也是在这个时间。天晓得，说不定也是在这个车厢。但是那个骑兵少尉早已消失，就和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那些人一样从她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肉体的欢愉像汹涌的波涛冲刷她的记忆，把一切爱的记忆冲刷得无影无踪。
冯·陶希格太太的名字叫艾莱莉，人们通常叫她艾莉。在每个温情的时刻这个名字常常被温柔地喊出，听起来有那么一丝暧昧之情，也有一股新鲜之感。这个年轻人让她得到了重生，她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命名，她成了一个孩子，而且像她的名字一样新鲜。尽管如此，她还是忧郁地—出于习惯吧—意识到她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她在年轻人面前总是敢于坦白这一点，这也许是一种大胆的谨慎吧！此外，这句话还会给她带来一连串的亲昵举动。她又把那些谙熟于心的柔情蜜意的话语一股脑地倒了出来，这些话她曾倒背如流地对这个年轻人或那个年轻人讲过。此刻又该轮到—她是多么熟悉这类爱情游戏的先后次序—男方用那套陈词滥调请求她不要谈年纪和时间。她心里清楚，这种请求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她等待着。可是，特罗塔少尉却不吭声。他真是个固执的年轻人。她担心他的沉默是宣判爱的死刑。
她小心翼翼地问：“你觉得我比你大几岁呢？”
他茫然不知所措，人们一般都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他也毫不相干。他感到她的皮肤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变化很快。这是突然的气候变化，这是神奇的爱情表现，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们就把各种季节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这个女人的肩上。时间的法则失灵了。
“我能做你的母亲了！”那女人细声细气地说，“猜猜看我多大年纪？”
“我不知道！”忧伤的年轻人回答道。
“四十一岁！”艾莉小姐说。
她一个月前才过了四十二岁生日。但是女人天性不愿讲真话。她们受着大自然的保护，不会轻易老去。假如瞒了三岁，那也许太过自负。不过，仅仅从岁月那儿偷走微不足道的一岁，那还不算是对真相的掩盖。
“你撒谎！”出于礼貌他终于开口了，但语气很粗暴。
她心里重新升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感激之情，于是她紧紧地拥抱着他。车站的白色灯光飞快地从窗前掠过，照亮了车厢，也照亮了她那苍白的脸蛋，暴露出她那赤裸的肩膀。少尉低下头，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的怀中。她感到了一种善良的、快乐的、母亲般的痛苦。一种母爱流向她的双肩，给它们注入了新的力量。她要亲亲热热地对待她的情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她觉得窝在她怀里的情人仿佛就是一个新生儿。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反反复复地说着。她不再担心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反而为之祝福。
当初夏的曙光破窗而入，她毫不畏惧地向年轻的少尉展露那尚未上妆的脸。她当然估计到会有一线曙光照在她的脸上，因为她靠坐着的那个车窗此刻恰巧正对着东方。
特罗塔少尉感到了世界的不同。这才是爱情，这才是他梦想的爱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像个孩子—一个吃饱喝足的孩子—似的向母亲表示感谢。
“到了维也纳，我们住在一起，好吗？”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她不停地思忖。她满怀母亲的自豪感打量着他，仿佛为了弥补他身上的某种缺陷，仿佛为硬塞给他某种道德准则而庆幸。
她想象着一系列的、没完没了的小型庆祝活动。他们很幸运地刚好在庆祝基督教圣体节的时候到达维也纳。她要在看台上准备两个位子。她要和他一起观赏那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那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当时奥地利各阶层的妇女都喜欢观赏的活动。
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华丽壮观的色彩使坐在看台上的她焕发出一种久违的青春活力。从少女时代起她就热衷于观赏基督教圣体节游行庆祝活动。她对游行活动共有哪些阶段、分几个部分、有哪些规则早就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大概并不亚于皇室的统治者，就如戏院世袭包厢里的老戏迷熟悉他们喜爱的剧目的每一场戏差不多。然而，这不同寻常的熟稔丝毫没有消弭她观赏游行的热情，反而增加了新的激情。
卡尔·约瑟夫的心里不禁又燃起了一些幼稚可笑而又富有英雄气概的梦想。当初暑假回家时在地方官官邸的阳台上，听着军乐队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时，他曾产生过这样的梦想。这些梦想给他带来过幸福和满足感。古老帝国整个威严的军队从他眼前整齐走过。少尉想起了他的祖父，那位索尔费里诺英雄，想起了父亲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的父亲就像高高耸立的哈布斯堡权势群山中的一块小小的但又坚固的岩石。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海上，在陆地上，或是在空中，一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随时随刻为皇帝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曾经几次立下誓言。此刻，那些誓词被激活了。它们都站了起来，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立起来，一个字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统帅那淡蓝色的眼睛——在皇朝帝国的许多墙壁上挂着的画像上变得越来越冷淡的眼睛——此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慈父般的关爱和恩惠，像整个蓝天似的注视着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照亮了浅蓝色的步兵裤。
穿着咖啡色军装的炮兵队伍正从他眼前经过，他们庄严的气势体现了弹道科学的严肃性。穿天蓝色衣服的波斯尼亚人头上戴着血红色的军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艳红。在豪华的漆黑马车里坐着的是戴着金羊毛勋章的骑士和满面红光身着黑衣的地方专员们。
继他们之后是气势威武的戴着高高的马毛皮帽的步兵卫队，到了皇帝跟前时也不得不压抑一下他们的激情。最后是尘世的然而又总是圣徒般的小天使在嘹亮的军乐声伴奏下演唱国王之歌：《愿上帝赐福，愿上帝保佑》。歌声在站立的人群、行进的士兵、碎步慢行的战马和默默滚动的马车上空回响，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方飘荡，形成了一个回荡着乐曲的天空，一个黑黄色曲调的华盖。
少尉的心既平静安宁，同时又蠢蠢欲动，这种奇异的症状足以挑战医学的权威。节奏缓慢的圣歌中不时腾起一阵欢呼，就像大军旗中偶尔夹杂着一面小白旗。那匹灰白色的马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它具有皇家牧场驯养出来的那种名马的威严风采。跟在这匹领头马后面的是龙骑兵中队急骤的马蹄声，宛如在检阅场上奏出的优雅雷鸣。乌金色的头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响亮的军号送来了欢快的号令：请让开！请让开！皇帝陛下驾到！
皇帝真的来了！
八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拉着他的圣车。身穿镶金边的黑色上衣，头戴白色假发的侍从官骑在马背上。他们看上去像天神，其实不过是装腔作势的奴仆。圣车两旁各站着两名匈牙利卫兵，肩上披着黄黑相间的豹皮。他们使人想起了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卫士。弗兰茨·约瑟夫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国王。皇帝穿的是人们在所有画像上常见到的那种雪白的上衣，宽大的帽子上饰有一束绿色的鹦鹉羽毛，在微风中轻轻飘拂。皇帝向四面八方微笑。那微笑就像他自创的一个小太阳一样安放在他那苍老的脸庞上。
圣·斯蒂芬大教堂传来了雄浑的钟声，这是罗马大教堂送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的问候。老皇帝以受到过报纸广泛赞誉的富有弹性的步伐下了马车，像个普通人那样徒步走进教堂；他，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皇帝，正受到四周隆隆的钟声的迎候。
没有哪一位帝国皇家军队的少尉会无动于衷地观看这个庆典仪式的。卡尔·约瑟夫是内心最敏感的少尉之一。看着这金光闪闪的游行队伍走过，他并没有听见秃鹰阴郁的扑翅声。这群秃鹰已经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双头鹰n上空盘旋。秃鹰是它们的手足双头鹰的敌人。
不，这个世界并没有像科伊尼基所说的那样，已经走向毁灭，特罗塔亲眼看见它还活着！这个城市的居民，圣徒陛下的快乐臣民，他宫中的奴仆正从那宽广的环形大道上走过。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宫廷外院。穿着制服的门卫拿着手杖雄赳赳地站在古老宫殿的拱形大门口。他们是侍从中的天神。漆黑的马车架在带有细轮辐的高大橡皮轮胎上，停放在大门前面。那些高头大马用悉心保护的铁蹄在石子路面上拨来掠去。
戴着黑色三角帽，身穿金领衣，佩带细长宝剑的政府官员们庄重而又汗淋淋地从行进队伍中走来。
身穿白衣、头戴鲜花、手持蜡烛的女学生，被挤在她们的父母亲之间一起兴高采烈地走回家，好像成了父母亲的有躯体的、略带茫然的、也许是被殴打过的灵魂。
太太们身着盛装，头戴艳色礼帽，撑着华盖似的精致的太阳伞。她们像拿着绳子牵着她们的宠物狗一样正拉着她们的情人在散步。
身着蓝色制服、棕色制服、黑色制服并佩有金银饰带的各兵种的军人，在慢慢地向前移动，远远看去就像刚从南方花园中采摘来的、此刻又要送还遥远故乡去的、稀有的小树和植物。黑火焰般的大礼帽在那热情洋溢的红扑扑的面孔上方闪闪发光。
花花绿绿的饰带像彩虹一样挂在市民宽阔的胸脯前、马甲上和小腹上。
披着饰有红翻边、白羽毛的白天使披肩的御林军握着明晃晃的长戟排成宽宽的两行，森严壁垒般地从环形大道上压了过去。有轨电车、营业马车，甚至汽车见到他们也像见到童话故事里的魔鬼似的停了下来。
围着大围裙的胖胖的卖花女—仙女的城市姐妹—在十字路口和拐角处把深绿壶中的水往鲜艳的花束上泼洒。她们用含笑的目光祝福从她们身前走过的情人，一边把铃兰花扎在一起，一边信口开河地唠叨起来。
消防人员头戴金光闪闪的安全帽，哪里骚乱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大声嚷嚷着提醒人们小心火烛，防止火灾。
紫丁香和山楂的芳香扑鼻而来。城市的喧嚣声不足以淹没花园里黑鹂的欢叫和空中云雀的啼啭。世界将它的这一切美好都倾泻到少尉身上。他坐在车子里，身旁是他的情人，他爱她，他觉得他度过了他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天。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的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开始学着喝葡萄酒，就像他在边防驻地学着喝“180度”一样。他和那个女人一起坐在那家大名鼎鼎的餐馆里。餐馆的老板娘威严得像个女皇。餐馆的气氛像庙宇一样庄严，像城堡一样高贵，像农舍一样安静。在这里，高级官员们坐在世袭的席位上，那些招待他们的侍者看上去和他们一个样，要是对换一下位置，就可能分不清谁是客人谁是侍者。来这里的人相互都非常熟悉，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名字，就像哥哥熟悉弟弟一样，可他们却以王子般的礼遇相互打招呼。谁是年轻人，谁是年长者；谁是优秀的骑手，谁是糟糕的骑手；谁是勇士，谁是赌徒；谁是华而不实的人，谁是贪图功名的人，谁是宠儿，谁是愚蠢的继承人—这种愚蠢经过长期流传而变得神圣不衰，像格言一般处处为人称道，受人尊敬—谁是明天就会执掌大权的智慧者：他们心里都一清二楚。人们只要听到轻微的叉子和勺子的声音，就知道使用这些叉子和勺子的均是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在餐桌上，就餐者发出那种带有微笑的耳语，只有谈话对方才能听得见。经验丰富的邻座还是可以揣摸其中的意思。一束静谧的日光从那高高的、挂着帷帘的窗子外透射进来，照在白色的台布上放射出一种平静的光泽。葡萄酒带着轻柔的咕咕声从瓶子里流出来。谁想叫侍者，只要稍微扬起眉毛就行了。在这种极具教养的静谧气氛中，一个眼睑的微动就和别处的叫喊声一样是一回事。
是的，少尉称之为“生活”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候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的：坐在平滑的马车里。马车行驶在浓浓的成熟的春天气息里，身边还坐着一个爱他的女人，她投来的每一个温存的目光都使他更加坚定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信念：他是一个品格优秀的杰出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军官”，当然这是军队内部的称谓。他回想起他的生活几乎总是悲伤的、懦弱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尽管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过去会如此悲伤、懦弱和痛苦。死亡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但是他还是在追忆凯塔琳娜和马克斯·德曼特的那些悲伤的情绪中获得了一些甜蜜。按照他此刻的理解，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他理应得到一个漂亮女人的这种温情脉脉的目光。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要带着一点恐惧不安的神情看她。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像带个孩子似的把他带出来，让他过几天美好的日子？如果是这样，他可不答应。正如前面所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谁要爱他，就得全心全意地爱他，死心塌地地爱他，至死不渝地爱他，就像可怜的凯塔琳娜那样爱他。谁知道，就在这个女人相信或者假称自己只爱他一个的同时，她脑子里究竟想着多少个男人呢？他是忌妒吗？没错，他是忌妒！而且，他一想到这里就会晕倒。一旦他忌妒起来，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留在这里，或者和这个女人一起走。另一方面，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留住她、考察她和赢得她。不错，他是个小小的穷少尉，每个月还要从父亲那里拿五十克朗，他还欠债……
“你们在部队经常赌钱吗？”冯·陶希格太太突然问道。
“我的伙伴们经常去赌！”他回答说，“比如瓦格纳上尉，他输了很多钱！”
“你呢？”
“根本不去赌！”少尉说，他知道此时此刻只有这样回答才显得有威力。他要起来反抗自己平庸的命运。他盼望能有一个光辉的前程。假如他成了政府官员的话，也许他就有机会展现出他所具备的优秀品德，然后往上爬。一个军官在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里会有什么出息呢？索尔费里诺英雄在战争中以自己的行动究竟为自己赢得了什么呢？
“不要参与赌博！” 冯·陶希格太太说，“你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有赌运的人！”
这话惹恼了他。于是，他急不可待地想证明自己是幸运的，他处处幸运！他开始考虑他的秘密计划，今天的，现在的，今天夜里的。他的拥抱似乎很短暂，是他将在明天抛出去的爱情考验。作为一个男子汉，他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是有威力的。
他想到了时间，看了看表，想出了一个及早离去的托词。
艾莉小姐主动叫他走了。“不早了，你得走了！”
“明天上午见！”
“明天上午见！”
旅馆门房告诉他附近有一家赌馆。少尉去了，那里的人热情而有礼貌地向他表示欢迎。他见到了几个职位较高的军官。按照军事条例规定，他毕恭毕敬地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不动。他们懒洋洋地向他挥了挥手，莫名其妙地凝视着他，好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人家是按照军队的规矩这样做的；好像他们早就不是军队的成员了，只是还穿着军服而已；好像这个一无所知的新来者使他们想起了那个十分遥远的年代，那时他们曾经也当过军官。他们正处在生活中一个不同的、也许是一个比较秘密的阶段，只是他们的制服和星衔还能使人想起明天天一亮他们又要重新开始的那种日常生活。
少尉清点了一下他的现款，共有一百五十克朗。就像他在瓦格纳上尉那里看到的那样，他把五十克朗往口袋里一揣，其余的放在烟盒里。赌室里有两个轮盘赌。他在其中的一个边上坐了一会儿，没有下赌注。至于牌，他认识得太少，他不敢去玩牌。他非常冷静，出奇的冷静。他看着一堆堆红的、白的、蓝的筹码一会儿变小了，一会儿变大了，一会儿移到这里，一会儿移到那里。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到这里来就是要看见他们都移到他的位置上来。他决定下赌注了，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义务，现在必须去完成罢了。他赢了。他把赢得的钱拿出一半压上去，他又赢了。他不去看颜色，也不去看数字。他沉着冷静地往任何一个位置上下赌注。他赢了。他把赢来的钱全部压上去。这是第四把，他又赢了。
一个少校向他挥了挥手。特罗塔便站起身。
少校说：“这是您第一次到这儿来，您已经赢了一千多克朗。您还是马上走的好！”
“是，少校先生！”特罗塔少尉听了他的话就走了。他感到遗憾的是，正当他交换筹码时，少校叫他走。他怨恨自己居然会听从随便哪个人的旨意，为什么要被人支走呢？为什么没有勇气再返回去呢？他走了，带着对自己的不满和对自己首次赢钱的不快之感走了。
已经很晚了，街上静悄悄的，他甚至可以听到远处马路上行人的脚步声。高高的房屋挡住了他的视线，在狭窄的街巷里他只看到一线夜空，几颗星星在眨眼，显得陌生而宁静。
一个黑影拐过街角，迎面向少尉走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毫无疑问，准是个醉汉。少尉马上认出他：画家莫泽。他通常在夜间夹着皮包，戴着宽边软帽在城内的街道上转几圈。他伸出一个手指敬礼，然后开始兜售他的画：“姑娘，姑娘，各种姿态的姑娘！”
卡尔·约瑟夫停下脚步。他想，是命运之神把画家莫泽派到这儿来的。他并不知道，如果他也住在这个城市，而且晚上也出来转悠的话，那么几年以来他也许每晚会在这同一时刻在城里的某个街巷碰见这位画家教授。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存放起来的五十克朗，递给了这个老人，仿佛有人悄悄地命令他这么做，仿佛他是在执行一项命令。就像他这个样子，就像他这个样子！他思忖着。他真幸福，他做得非常对！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他想说服自己画家莫泽这样做是对的，可是说服不了。于是，他更加惊慌了。他多么想喝口酒，就像一个灵魂和躯体都很饥渴的酒鬼那样渴望喝酒。突然间，他觉得视力模糊，听力减退。他得立即、就地喝上一杯。
少尉转过身去，叫住了画家莫泽，问道：“哪里有酒喝？”
这是一家彻夜营业的咖啡馆，离沃泽勒大街不远。在这里可以喝到斯里沃维茨酒，可惜这种酒比“180度”度数低。少尉和画家一起坐下来喝酒。渐渐地，少尉心里明白了，他早就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早就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出色男子汉。确切地说，他很可怜，很不幸。他不得不听从一个阻止他去赢得数千克朗的少校的话，他对自己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感到十分痛苦。不！他生来就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陶希格太太和赌馆里的那个少校乃至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拿他寻开心。唯有这一位，只有这个莫泽，才是他可以真心称之为朋友的人。画家是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可靠的人。他应该让他知道这一点！这个出色的人是他父亲最老也是唯一的一位朋友。为什么卡尔·约瑟夫要对他感到羞愧呢？他画过他祖父的画像啊！
特罗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力图从空气中汲取勇气。他说：“您可知道，我们早就认识？”
画家莫泽伸伸脑袋，他的眼睛在浓密的眉毛下闪来闪去，然后问道：“早—就—认识？亲眼见过？您当然认识我，因为我是个画家，是远近闻名的画家。抱歉，真抱歉，恐怕您弄错了！或者……”—莫泽担心起来了—“可能是您认错人了？”
“我姓特罗塔！”少尉说。
画家戴着眼镜，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少尉，伸出一只手，然后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他抓着少尉的手，把它从桌面上拉过来一半，向他欠下身去。两个人就这样在桌子中间像兄弟般长时间亲吻。
“您父亲还好吗？”画家问道，“他还在做官吗？他已经当了总督了吧？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前段时间，我曾在这里碰见过他。在人民公园，他给了我一些钱。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他的儿子，一个小男孩—哦，等一下，大概是你吧。”
“没错，那是我，”少尉说，“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很早很早以前的事！”
他还记得，当时他一看见搭在父亲大腿上的那只黏糊糊的手就感到害怕。
“我要请您原谅，真心话，请多多原谅！”少尉说，“我当时对您态度很差，我对您态度很差！原谅我吧，亲爱的朋友！”
“没错，态度是很差！”画家证实道，“我原谅你！别再提它了！你住在哪儿？我想陪你回去！”
咖啡馆关门了。他们手挽手，跌跌撞撞地走过僻静的小巷。
“我们得在这儿分别了，”画家喃喃地说，“这是我的住址！明天来看看我吧，亲爱的小伙子！”
他递给少尉一张业务名片。他常常在咖啡馆里分发这种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