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创刊号又是停刊号的册子《序曲》，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了。所谓战后派文士全体出动的这册杂志出版之前，我就逐渐认识了战后派同行。这个《序曲》的全体同人出席的座谈会，不知在说什么，一点也不明白，铅字本身活生生地令人感到杯盘狼藉般的罕见的座谈会，这种素质是早已培养出来了。
我究竟是不是“战后派”，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当时的空气中，就算不给贴上“战后派”的标签，也会被看成是个落后于时代的旧文学，所谓其中间形态、独自的存在，至少在新近的作家之间是不被承认的。在这样的风气下，我既不厌旧文学，也吃不足新文学，这种心境就是我的本心。回想起来，打那以后直至今天的十五年间，我在内心里不断地有如念佛一般地念诵：“不厌旧文学，也吃不足新文学”，因此，在我来说，那种“我世之春”的心境终于没有到来。
如今想来，与其说当时是创作硕果累累的时代，不如说是我近代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批评时代”，批评的头脑还没成熟的雏鸟时代的我，凭感觉说话，凭感觉去判断，一切的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谓战后文学时代，虽说预兆着各派相互的对立，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信“我世之春”的人们的时代。
在各派之中，我抱有亲近感的，是“诗歌朗诵会”一派。战争期间珍重地捍卫过来的美的教养，由于战败而落空，他们的心情就像因为更换新币，财产遭到冻结时的心情一样。我感到就像是对于把如今不通用的“不合时宜”的美，以及诗的教养堂堂正正地挥舞起来并跳起舞来的人不吝拍手称快的心情，也像我的旧币承蒙它的恩惠而值钱了似的心情。
但是，在观看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的动作是相当政治性的，听说大家都是堀辰雄的弟子，我内心就叫哎呀哎呀。当然，尽管堀辰雄自身也由于生病而作为孤高的诗人贯彻始终，但也潜在着这样的因素。一般地说，如果没有这种俗气，大概也就写不了小说。不可否认，诗歌朗诵会诗人们的诗一般的衣裳，与文坛的动向之间，也有让人感到存在某种的不调和。我初次邂逅加藤周一和中村真一郎，确实是在一个叫《光》的杂志的座谈会上，有几个像是读者代表的女性，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文学座谈会。我害怕加藤那双检察官般的眼睛。他每说一句话，我就觉得像在教员室里顽皮的学生遭到教师的训斥一样，相比之下，中村真一郎远比他平稳，使人觉得容易亲近。
谈论不时触及到殉情的问题，这显然是在太宰的殉情事件发生以前的事，我曾口吐狂言，说：“年轻人双双殉情很美，这不是很好吗？”和盘托出了战争期间浪漫派的老底。
“这就不好哩，有这种想法就不好办啦。”中村真一郎真的露出了不好办的神情说了这么一句，并作了种种反驳，但听起来通篇都是概论式的人道主义式的说教，我断定“这些人是不承认危险的美的啊”、“这样又怎能懂得能乐和《新古今和歌集》呢？”
我不是想批评现在的中村是“不承认危险的美”的作家。归根到底，我只是想尽可能如实地回忆起我当时的感想。当时我对任何事物都是直觉地、断定性地、无过程的主张，坚持一种难以对付的非逻辑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