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也许就在这前后吧,我和太宰治有了短暂的相会,无疑这是必须记录下来的事件。

尽管不像我在战争期间的交友那么热心,但战后我也有几个文学友人。

当时我的头衔是“在《人间》杂志上写小说的三岛”。以这样的头衔成为一个生活豪放不羁的文学家也很容易,但是胆小的我,连这个也做不到。少年时代我所师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儿子川路明,现在是松尾芭蕾舞团的执牛耳者,他当时是个好胜心强、喜欢自我炫耀的少年诗人,现在社会党的麻生良方是眉清目秀的不良少年,又是《黑蔷薇》诗集的作者,剧作家矢代静一是狂热推崇太宰治的青年,也是第一个传染给我的人。此外还有丰满的三十岁女诗人等,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人物。但由于我已丧失了所有战争期间梦想第一的劲头,所以现实的悲惨的东西,只能是凄惨的,虽然是青春的年华,却没有太多横溢的朝气。

太宰治于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翌年十一月上东京,发表了各种著名的短篇之后,从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在《新潮》杂志上开始连载《斜阳》。

我以前曾在旧书店里找了《虚构的彷徨》,读了其三部曲和《青年的奇态》等。我开始读太宰治的东西,对我来说也许是最坏的选择,这些自我戏剧化是我生来最讨厌的东西,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对我来说是最受不了的。

当然,我承认他那罕见的才能,不过说也奇怪,他是我从未有过的、从一开始就如此产生出生理上的抵触的作家。也许是由于爱憎的法则,也许他是一个故意把我最想隐蔽的部分暴露出来的作家的缘故。因此,在他的文学中,许多文学青年发现自己的肖像画而感到喜悦,在这同一个地点上,我却慌忙地背过脸去。但事到如今,在我身上有一种城市长大的人的固执偏见,只要遇到哪怕一丝一毫使我感到是“负笈上京的少年的那种乡巴佬的野心”,我就不能不捂住鼻子。这在其后出现的许多乍看像都会派的时髦的新进作家中,我也是最快地嗅到那种令人受不了的臭气。

我周围的青年们之间,“太宰热”越来越高涨,及至《斜阳》的发表达到了顶点。于是我越发固执,终于标榜讨厌太宰。

《斜阳》发表时,社会上和文坛上非常昂奋,这大概是由于当时没有电视,一般娱乐也很缺乏,所以文学性的事件容易集中世人的耳目吧。倘使在今天,像这样的整个社会的文学狂热是无法想象的。比起当时来,现在的读者也是可怕的冷静。

我立即阅读,读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作品中的贵族,当然是作者的寓意,即使不是现实的贵族也好。既然是小说,那里面多少需要有“像是真实的”地方。不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与我所见所闻的战前的旧华族阶级竟有那么大的不同。仅此就足以使我厌烦了。贵族的女儿管厨房叫“炊事房”,说“母亲的用餐法”必须叫“母亲大人的进膳法”。母亲本人以为什么都用敬语才好,对自己也使用敬语:“数子,你猜猜母亲此刻在干什么”等。而且书中还写了在院子里站着小便。

——这样,我对太宰文学的批判带来了麻烦。因此,朋友们就有兴趣让我去会见太宰,矢代静一和他的朋友早已经常进出太宰治的宅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