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住哪儿？”爱宕问。诚说出征前租住的人家已烧毁，正不知如何是好。爱宕向诚表示这事包在他身上。爱宕又问：
“午饭吃过了？”
“还没呢。”
“去图书馆楼顶的天台如何？”
“好主意！”
两人一路感慨校园竟完全不像曾经发生过战争的样子。到了图书馆，沿着中央大阶梯走上去，再往旁顺着像灯塔内部一般的螺旋阶梯一口气登到最高处，外面便是楼顶天台。两人上到平台的最高处，打开各自的饭盒。盒饭的内容如实表明了两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诚的是白米饭、正值时令的秋刀鱼和煎蛋卷。爱宕的却是统一配给的、不知什么杂粮做成的黏土色的发糕。诚埋头默默吃了起来。诚并不是只顾自己的人。诚对细小琐事天性敏感，且内心对此非常蔑视的缘故。如今，自己早已不复是当年因内心冷漠而苦闷的少年，已经能自如地利用自己的冷漠。这种故作成熟的好强心也使诚选择了沉默。
诚在旭川担任主计少尉期间，在饮食方面也未有过不足之处。偶尔外出，在街上遇见饥饿的孩子捡起掉在地上的压缩饼干往嘴里塞，虽说吃惊，却并未由此引发作为军人应有的人道主义恻隐心。诚从这时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下观念。
唯物论所谓的社会不平等，是以固定不变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财产不均衡为原则，并因此认为人的思想也同样具有固化性。虽然这一认识未必正确。出征前，诚曾在法学系的研究室里匆匆翻阅唯物论入门书时便有了如此认识。诚设想将唯物论与更早的唯心论综合在一起。举个浅近的例子。在苏联，党员、军人和忠诚的艺术家，其物质生活水准普遍高于一般群众，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对理想社会积极献身的一种奖励。另一方面，老弱病残及孤儿也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后者可以将其考虑为维持理想社会的消极条件。然而，人的幸福感乃至满足感却是相对的。假如党员、军人和忠诚的艺术家的献身皆发自于内心，“喜悦”则是对其最高的褒奖而非物质报酬。另一方面，那些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如麻风病人，为了抚慰心灵的不幸，在社会基本保障之外更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以其不幸而要求更高的物质报酬。忠诚的艺术家与麻风病人，如果有面对面的机会，麻风病人或许会在艺术家不悦的脸上揉搓几下，请他也尝尝麻风病的滋味儿吧。不考虑给予不幸者物质上的救济，又何谈“唯物论”呢？或许科学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吧。然而，如果科学能改变女人的美丑——这一关乎女人幸与不幸的头等大事，到那时，丑女将会失去“变成美人啦”这一理想实现的幸福，而美女也将失去“比谁都漂亮”这一现实的幸福吧。
诚所谓综合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观念，其出发点首先在于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截然分开。物质方面，即经济学主导的领域，为防止主观幸福受到侵犯（客观幸福本身便存在着语言矛盾），绝对不导入幸福的概念，仅允许近代司法的根本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的存在。一旦达成合约就必须履行，未达成合约则被搁置。因此，无所谓人道的恻隐之心，既无微笑也无眼泪。关于利息论的关键问题，从探究剩余价值学说的谬误之中自然会得到解决。所谓经济学，横竖不过是一根如意棒，说一声“变”就能小得放进耳朵任由摆布。唯物论本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偏见而衍生的私生子。可以说诚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先进性。诚从初始便认为，物质对人的幸福不起任何作用。在这一前提下，自然认为利息的存在天经地义。你若讲无产阶级，我便拿出麻风病人与斜眼女人的例子。
诚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尤其表现在精神方面。正如唯物论用经济学理论来处理幸福问题一样。一提到精神方面，马上有人会急不可耐地联想到诚是否相信神灵。诚信仰的，仅仅是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所思考的理性，以及由理性创造出的作品——法律。如此一说，又有人会草率地断言这位青年属于启蒙主义。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出征前，诚在大学里最感兴趣的是刑法学。众所周知，刑法理论自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意大利的刑法学者。]以来新旧各派长期争论不休。简而言之，前者以社会主义倾向者居多，认为刑罚应重视教育意义，偏向废除死刑；而后者注重作为公法的刑法本质，对刑罚的概念还停留在报应论之上，具有国家主义倾向。诚的理想社会便是利用了刑法内部相互矛盾的要素而构成的。
战后的青年，对于战时的学生们怀抱如此超越常规的梦想，确实有难以理解与想象之处。而关于诚的乌托邦的详尽解说，或可作为了解当时青年思想的一份资料。
诚认为，任何理想社会都存在犯罪。假使没有犯罪，则说明社会处在主观幸福平等观念的支配之下。换句话说，也可称之为主观不幸的平等。战争中，城市犯罪率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因为能量被引向了战争，以及逃过枪林弹雨的幸存者对不幸的均一化心存幻想的缘故。如果A为了追求幸福或减轻不幸，杀死或伤害了B，或偷窃了B的东西，这一刻，平等幸福的常态便被打破而形成纠纷。现代法律将犯罪视为非常态，而将无犯罪的日常生活视为常态。诚的刑法则恰恰与之相反，将犯罪视为社会常态，认为唯有此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幸福平等化。诚将此命名为“数量刑法学”。在量刑方面，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皆用同一尺度计量。为此，首先将人的感情详细分化为几十种要素，对每一种要素赋予原子量一般的数量。诚认为个人对于事件的一切精神反应，都可根据这数十种综合要素做出决定。
审判采取当庭对审制。诚的观点是根据“数量刑法学”，对于酌情量刑、期待可能性理论、违法性阻却原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等例外减刑进行系统化和统一化，从而实现人们通过社会和法律所理解的对于“现实”这一概念所形成的固有意识的变革！案例如下：
（法官）A因何故要B的一万元？
（A）因为贫穷和失业。
（法官）二者共属客观原因，按规定从所受刑罚中扣除五十分。偷盗的动机？
（A）B在众人面前公然调戏了我的妻子。
（法官）明白了。“感觉受辱”，扣除八十分。符合“嫉妒”第十二项扣除二十分，合计扣除一百分。关于B，对其由于被偷窃一万元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进行合理测定，并根据B的经济状况与被盗金额的比例核算的结果，共计一千两百分。在此基础上减去一百五十分，剩余一千零五十分。一千零五十分，禁锢一个月。
（A）小的知罪，多谢大人！
——如此这般，审判程序得以简化。此外，根据不同情况，精神伤害如累计超过三万分，死刑也同样适用。以肉体的死来偿还精神上的杀人，以及以精神上的死亡来偿还肉体上的杀人，同样视为妥当的审判。诚认为死刑废除论简直是可笑的幼稚病。
诚之所谓的理想社会，完全排除了从道德层面对犯罪进行判定，一切仅以私法为依据。诚考虑到现阶段提倡刑法私法化这一远大目标有些为时尚早，当前的目标，首先是审判程序的合理化和简易化。为此，诚准备将“数量刑法学”的体系概略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
“合理性！合理性！”
“合理性”是诚的座右铭，也是诚的道德基准。
“迄今为止，刑法一直存在着诸多的谬论和不当。”诚如此作想，“犯罪的意义因事后悔改而产生再构成的偏颇，自首也被给予了酌情量刑的余地。但是犯罪难道不是一种行为么？为何不评估行为本身？那些事后的各种因素不过是风干了的标本罢了。在我的乌托邦（理想国）中，一定要将‘为追求自身幸福而行动并绝不后悔’这一条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幸福的观念，应当导入刑法学而非经济学。一方面，物质的范畴之内，财富的不均等问题可忽略不计。如果一对一的关系上升到相对幸福问题的高度阶段，则由个人之间的财产争夺行为解决便可。犯罪行为如符合情理与正义便给予肯定。另一方面，由于否定绝对幸福观念，因同情他人贫困而发起革命这类荒唐事也绝不会发生。如果不升至犯罪，人道主义同情心将毫无价值。即使看见路边捡干粮的孩子也无动于衷，其原因即在于此。”
……
“哇，真丰盛呀！白花花的大米饭！分我一半。”
爱宕的声音惊醒了沉思中的诚。
“好啊，给你。”
诚心里一直期待着爱宕开口。听了爱宕的话急忙将饭盒里的白米饭分出一半来，放在饭盒盖子上递给爱宕。作为交换，爱宕也掰了一半发糕给诚，诚却难以下咽。
“看来粮食难的问题对你是毫无影响呀。”
“有空来我家吧，准保让你好好大吃一顿。”
重新回到和友人共享一粥一饭的秩序之中，诚感到久违了的安心。
初秋的天气格外晴朗。一阵凉风恰到好处地吹散了楼顶的暑热。两人吃完午饭，斜倚在楼顶天台的红砖围栏上放眼眺望。这一带未被烧尽的大约只剩下大学校园。远处的松坂屋、上野公园零零星星地残留了下来，却像漂浮在废墟海上的孤岛，显出不协调的丑陋，仿佛殉情而苟活的一方，剩下的唯有荒诞和嘲讽。反倒不如一览无余的废墟，或许还有一种视觉上的美感。眼前的废墟与欧洲式的废墟不同，更像旷野燃尽了篝火，一切平坦而洁净。俯瞰下去，仿佛收割后的稻田，闪闪发亮的瓦砾和废铁就像是永世长存的薄雪，泛着晶莹的光泽。长期被侵蚀和剥夺的大自然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悠然地舒展成大字进入了久违的酣眠。
对今早报上刊登的天皇陛下访问麦克阿瑟元帅的照片，两人阐述着各自的意见。作为复员军人，对站在魁伟的美国人身旁矮小的君主的可怜相到底有何感想？讨论的结果是，两人对此都没有特别的感想。
“战争不过是一种为了开心而制造的残酷游戏而已。”爱宕感叹，“能与麦克阿瑟媲美的人，全日本恐怕都未必找得到吧。所以呀，日本要是赢了的话，照相时肯定会让陛下站在梯凳上只照上半身，或者把出羽岳[出羽岳文治郎，日本的相扑力士。身高207cm，体重203kg]拉来当日本人的代表。”
“的确。”诚不由笑了起来。极少看到诚“不由自主”的笑。其实，诚自然而然地笑起来时还是非常好看的。“战争这种事，不会让人比之前更伟大，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加渺小。在军队里虽说经历了不少事，要说长见识，不过是比以前对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罢了。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号，东条在神宫竞技场的学生出征壮行大会上演说的时候还是‘诸君！左手执笔右手拿枪的时代到了’，入伍才不过一周，训示就变成了‘即刻投笔，奔赴战场’，真够可以的！从那以后，无论人如何丑陋我也不会再大惊小怪了。说实话，在战争中没学到什么新东西。”
“我觉得你的想法有些……怎么说好呢，有些故作姿态。”爱宕反驳道，“我还是预备军官的时候，冬天最冷的时节有四五个同伴被罚跳水池，队长说‘我先上，跟着我’，第一个跳了下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属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当然了，这也是一种宣传。换作你，肯定会说这是人性之恶吧。我倒是很佩服那位单纯善良的队长呢。战争也好和平也罢，善意和恶意，任何时候都错综复杂。善与恶，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善于利用“恶”便能促使和平，反之则引发战争。不过如此。”
“那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嘛。”
“No，No。我属于相信善意的那一方。理由嘛，这样做合算。你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善意被人信任时是多么陶醉和开心呢。看来你还是太年轻，太嫩。”
“我讨厌妥协。”诚噘起了嘴。
“不是妥协，是生活。首先得生活下去呀……活下去！”
爱宕夸张地向天空伸出两臂。飘过的一片云在爱宕脸上洒下一片阴翳。
与之相反，诚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爱宕觉察到诚的不快，连忙打岔道：“当兵前，你常提到的‘数量刑法学’怎么样了？”
“接着研究啊。在主计学校时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呢。对于真理，我始终是忠诚的。”
爱宕心想诚那套“又开始了”。久别重逢的两人想说些什么，却接着讨论了一大堆连自己也觉得无聊的问题。
这时，从螺旋阶梯那边传来一阵带着金属音的脚步声，伴着年轻女孩的说笑。两人一起回头，只见楼顶出口上来一个女孩。女孩注意到已有人捷足先登，正站在那儿探头探脑。跟在后面上来的一位，正隔着前面女孩的肩偷眼看先到的两位。
爱宕招了招手，喊道：
“别站在那儿，过来呀！”
诚吃了一惊，凑近爱宕的脸小声问：
“你认识她们？”
“算是吧。”
“叫什么名字？”（请回想诚一高时代的那段插话）
“我怎么知道？”
说话间，只见女孩拉起另一个的手走近离诚不远的围栏边。在刚复员的诚眼里，女孩深蓝色的素色裙仿佛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裙子，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女孩柔软的指尖摁在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裙裾上，似乎下面有只小而活的动物。穿着白衬衣的上身，纤细小巧却挺拔端庄，宛如细细的铁丝撑起的白石竹花，透着一种人工的美丽。女孩感觉到诚的视线，尽量不看这边，只和穿着雪袴的相貌平平的女伴说话。
见女孩不答理，爱宕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诚看着爱宕抓耳挠腮的样子正觉好笑，却见爱宕故意大声道：
“她呀，战争中为了逃避征用，在图书馆工作呢。是图书馆借书处的管理员。”
正和同伴对废墟发表感想的女孩听见爱宕的话，条件反射似的朝着这边说：
“不许背后偷偷说人闲话，是男子汉就堂堂正正自我介绍一下呗。”
“好啊。我叫爱宕。”
“我是川崎。”诚紧跟在后面说。
“我叫野上耀子，请多多关照。”
雪袴女孩也在身后小声说了自己的名字，爱宕和诚似乎一致认为没有再问一遍的必要。诚很喜欢女孩落落大方的样子。
风渐渐强了起来。屋顶天台的风像放牧的羊群呼啸而过。女孩吹乱的发梢在细长的脸周围火焰般地纷乱飞舞。女孩声音明快而干脆，一双灵活轻快的眼眸，虽一眼能看出世故，却也没有丝毫的晦涩阴郁。世上如果有男人凝视着这双眼睛而相信了她的谎言，我倒是很想见一见此人。
四人（说是四人，其中雪袴女孩始终沉默寡言）一直谈着天。说起有一天早晨一睁眼，发现美国大兵进驻了自己从小看惯的街区那种奇妙的感觉。与理发馆的时事闲谈一样，没有触及任何男女之间的话题。空袭中，居住在大都会的小市民们放下了平时条条框框的拘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骤然变得亲昵起来。此时这几位还余留着战时那种过分的亲近感觉。
“野上也在等待未婚夫复员吗？”
爱宕问。耀子随即答道：
“别开玩笑，我可不会爱上任何人。”
“那你爱啥？”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