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结束了。
左巴把缆绳、工具、翻斗车、废铁、建筑木材都收拾了起来，堆在海滩上，等船来装走。
“我把这些都送给你了，左巴，”我说，“全都归你了，祝你幸运！”
左巴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们分手啦？”他低声说，“你要去哪儿，老板？”
“我出国去，左巴。我身上的这头山羊还得嚼很多废纸。”
“你还没有改过来，老板？”
“不，改了，左巴，多亏你，我和你走的是一条路。你怎么对待樱桃，我就怎么对待书本。我要拼命啃书，吃到感觉恶心、呕吐，我就解脱了。”
“没有你在跟前，老板，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别发愁，左巴。我们还会见面的。谁知道呢，人的力量是了不起的！我们有一天会实现我们的大计划，建造一所我们自己的修道院，里边没有神也没有鬼，住的都是自由人。你呢，左巴，你看门，掌握一大把钥匙，就像圣彼得一样……”
左巴席地而坐，背靠着木屋，不停地给自己斟酒，光喝酒，不言语。
天黑下来，我们吃完饭，喝着酒，做最后一次闲谈。明天一清早我们就要分手了。
“是的，是的……”左巴边揪小胡子边喝着酒说，“是的，是的……”
星斗满天，湛蓝的夜空星光闪烁。
“向他道声永别吧，”我心想，“好好看看他，你的眼睛从此再也不会看见左巴了！”
我恨不得扑上去，紧贴着他的胸脯哭一场，可我难为情。我想用笑来掩盖情感，但又做不到。我的喉咙发紧。
左巴伸长他那像鹰似的脖子喝闷酒。
我看着看着，眼睛变得模糊了。生活是多么神秘又残酷啊。人们如同风吹落叶般相聚又分离。我想尽量记住这个可爱的人的脸庞、身影和一举一动而终究徒然。过几年，他的眼睛是蓝是黑将被遗忘。
“人的灵魂应该是青铜的，钢铁的，而不是风一样抓不住。”我在心里喊道。
左巴不停地喝着酒，直起他的大脑袋，一动也不动，仿佛在倾听着某种声音。
“你在想什么，左巴？”
“你说我在想什么呢，老板？什么都不想。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想。”
过了一会儿，他又给自己斟上酒，“祝你健康，老板！”
我们碰杯。我们都觉得这样伤感的情绪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要不就大哭或大醉一场，要不就该狂舞一阵。
“弹琴吧，左巴。”我提议。
“桑图里，老板，我已经说过，弹桑图里需要心情愉快。我也许过一个月，两个月，两年才会弹一次！那我唱一支两个人怎么永别的歌吧。”
“永别！”我惊惶地说。
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不可挽回的词，但我没有想到这词会由他说出来。我惶惑不安。
“永别了！”左巴费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再次说，“是的，永别了。你跟我说我们还会见面，建一所修道院，这些哄孩子的话我不接受！我不需要这些！怎么，难道我们就这么软弱，需要人哄吗？不，永别了！”
“也许我跟你一起留在这里……”我被左巴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惊呆了，“也许我跟你一块走。我是自由的！”
左巴摇了摇头。
“不，你不自由。捆住你的绳子比捆住别人的绳子都要长。就是这样。你身上带着一条长绳，你来你去，你以为你自由，可你剪不断这条绳子。只要你剪不断这条绳子……”
“我总有一天能剪断它！”我反驳说。
左巴的话确实触到了我的伤口，我感到疼痛。
“难哪，老板，很难哪。要做到这一点，得有点疯狂劲儿。疯狂劲儿，你懂吗？就是不顾一切！而你，你的头脑太稳重，它把你征服了。头脑是个杂货店老板，他有一本账，支出多少，收入多少，记下所有利润和亏损！是个小心谨慎的小老板。他绝不会把一切都抛出去，总有所保留。他不会把绳子弄断，不会的！这家伙总要把绳子牢牢地攥在手里。要是一松手，他就完蛋，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完蛋了。可是，要是你不剪断绳子，你说说看，生活又有什么味道呢？洋甘菊茶，淡而无味！不像朗姆酒，喝了能叫你把世界颠倒过来看！”
他不吭声了，自斟自饮，可随即又改变了主意。
“你得原谅我，老板，我是个粗人。话贴在我的牙上就像泥贴在脚上。我不会说漂亮话，讲礼貌，我不会。可你，你了解。”
他喝干杯里的酒，看着我。
“你了解！”他好像忽然冒起火来，大声说，“你了解，就是这才把你毁了！要是你不了解，你倒很幸福。你又缺什么呢？你年轻、聪明、有钱、身体好，你是个好人。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东西：疯狂劲儿。可要是缺了疯狂劲儿，老板……”
他晃晃大脑袋，又沉默了。
我差一点就哭起来。
左巴说的都是对的。儿童时期，我充满狂热的激情、超人的愿望，世界都容不下我。逐渐，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变得理智了。我划出界线，把可能和不可能、人的和神圣的分开，我把风筝紧握手中，不让它跑掉。
一颗硕大的流星划破长空。左巴吃了一惊，睁大眼睛，好像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你看见这星星了吗？”他问我。
“看见了。”
我们都沉默下来。
蓦地，左巴伸直他那瘦长的脖颈，挺起胸脯，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叫。叫声随即转变为人的语言，从左巴的肺腑唱出一首悲伤、孤寂、单调的土耳其古老民歌：
两只山鹑在小丘上唱歌；
别唱了，山鹑，我自己的悲伤已够我受，
饶命！饶命！
荒凉，无边无际的细沙漠，玫瑰色的、蔚蓝色的、黄色的风在颤抖，灵魂拖长声调，回音使灵魂激奋。荒凉……荒凉……突然，我的两眼充满泪水：
两只山鹑在小丘上唱歌；
别唱了，山鹑，我自己的悲伤已够我受，
饶命！饶命！
左巴唱完了。
他用指头拭去额前的汗水，弯下身，眼睛看着地。
过了一会儿，我问：“这是首什么土耳其歌，左巴？”
“赶骆驼人的歌，这是赶骆驼的人在沙漠里唱的。我已把它忘掉好多年了。可今天晚上……”他抬起头来看我，嗓音干涩，“老板，该去睡了。你明天一大早得去坎迪亚乘船。晚安！”
“我不困，我要和你多聊一会儿。这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正因为这样，才得赶快结束。”他大声说，把空杯子反扣过来，表示他不再喝了，“诺，这样，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戒烟、戒赌、戒酒那样，一刀两断。”
“我得告诉你，我父亲是个好样儿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我只不过是个胆小鬼，跟他比还到不了他的脚踝骨。他属于老一代希腊人……要是他跟你握手，他能把你骨头碾碎。我呢，我时常还能聊聊天，可我父亲只会吼叫，像马那样嘶叫，还有唱歌。从他嘴里很难冒出一个文明字眼。
“他呀，什么嗜好都有，但他总能一刀斩断。比方说，他抽烟像烟囱似的。一天早晨，他起来上田里去干活儿。他走到那里，靠在篱笆上，急忙把手伸进腰带里掏烟包，想着先卷支烟抽了再干活儿。他掏出烟包……可里面是空的。他忘记在家里装上烟丝了。
“他气急败坏，吼叫着往前一蹿，往村里跑去。你瞧，他的烟瘾有多么大。跑着跑着，突然间—— 我跟你说，人真是个怪物—— 他站住了，他感到难为情，就拿起烟包，用牙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再往上啐唾沫。‘混蛋！混蛋！’他喊叫，‘去你的吧!’
“从那时起直到他死，他嘴里再没有叼过一支烟。
“瞧，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老板，晚安！”
他站起来，迈开大步穿过沙滩，没有回头。
他走到海边，在一块岩石上躺下来。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公鸡啼鸣前，赶骡人来了。我骑上骡子出发。
我猜想，可也许我猜错了，那天早上，他准躲在什么地方看着我离去。因为他已经不在岩石上，但也没有跑来话别，说些使人伤心流泪的话语，挥动手和手帕信誓旦旦。
离别就像快刀斩乱麻。
到了坎迪亚，我接到一封电报。
我一只手颤抖着拿过来看了很久。我知道电报内容，可怕的预感使我能预知它里边有多少个字，有多少个字母。
我真想不拆开就把它撕掉。
既然我知道了还读它做什么呢？但我仍不相信我的灵性。理智这个杂货店老板在嘲笑我的灵性，就像我们嘲笑巫婆算命一样。于是我拆开了电报。
它是从第比利斯拍来的。顷刻间，字母在我眼前跳动，我什么都辨别不出来。不过字母逐渐固定下来。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斯达夫里斯基因患肺炎于昨日下午逝世。
五年过去了，漫长可怕的五年。
在这期间光阴似箭，向前狂奔。地理疆界变化无常，国土像手风琴般，时张时缩。
在头三年里，我不时接到左巴寄来的卡片，内容简短。
第一次从阿托斯寄来，卡片上画着圣母—— 忧伤的大眼睛和显出坚强性格的下巴。在圣母像下，左巴用他那戳破了纸的粗钢笔字写道：
老板，这里没法做生意。这里的修道士们，连跳蚤身上的油水都要榨干。我要离开了！
过了几天，又有一张卡片：
我不能像街头卖艺的那样，手里提着鹦鹉跑修道院。我把它送给了一个怪修士。他教会他的一只乌鸦唱“主啊，怜悯我们”。小家伙唱得像真修道士一样。简直没法儿叫人相信！那么，他也要教会我们那可怜的鹦鹉唱了。唉！这小家伙可算见过世面了！现在他成了鹦鹉神父了！亲切地拥抱你。
隐居修士阿历克西神父。
过了六七个月，我接到他从罗马尼亚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是一个袒胸露臂、体态丰盈的女人。内容是：
我还活着。我吃马马里加[1]，喝啤酒，在石油井里干活，脏臭得像一只阴沟老鼠。可这有什么关系！这里对爱情和肚皮的需要供给丰富。对我这么个老无赖来说，真是天堂。你知道，老板，美好的生活，好吃好喝再加上情人，感谢上帝！我亲切地拥抱你。
阴沟老鼠阿历克西·佐尔别斯科。
再过两年，我又接到一张卡片，这回是从塞尔维亚寄来的。
我还活着。这里冷得要命，于是我不得不结婚了。你翻过来就看见她的模样，一个身材长得挺好的高个子女人。她肚子有点鼓，因为，你知道，她给我准备了一个小左巴。我站在她旁边，穿着你送给我的那身衣服，手上戴的戒指是可怜的布布利娜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愿她安息！
现在这一位叫柳芭。
我身上穿的狐皮领大衣是我妻子带来的嫁妆。她还带来了一匹母马和七头小猪——一个奇特的家族。加上她与前夫生的两个孩子。对了，我忘记告诉你，她是个寡妇。我在这儿附近的一座山里，找到一个白云石露天采石场。我还哄骗了一个资本家。我过着像帕夏般的安逸生活。我亲切地拥抱你。
前鳏夫阿历克西·佐尔比耶维奇。
卡片正面有左巴的照片。他容光焕发，头戴皮帽，手持轻便拐杖，身穿崭新的长大衣，胳臂上挽着一个最多不过二十五岁的漂亮斯拉夫女人。她像一匹臀部丰满的野马，神情调皮挑逗，脚穿高统长靴，胸乳隆起。
照片下边又是左巴一行拙劣的字：
左巴和没完没了的事儿—— 女人。这回，她的名字叫柳芭。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国外旅行。我也有自己的没完没了的事儿。可是我的事里没有丰盈的胸乳，也没有人给我大衣，给我带来猪仔。
直到有一天，我在柏林接到一封电报：
发现绝美绿宝石，速来。左巴。
这时，德国正遇到饥馑荒年。
马克暴跌，哪怕购置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东西，比如一枚邮票，都得用袋子装上数以百万计的马克去买。饥饿、寒冷、破衣敝屣，德国人的红脸颊变得苍白。北风呼啸，人像落叶般倒在街头。为了不让婴儿哭啼就往他们嘴里塞块橡皮嚼。晚上，警察守卫大桥，以防止母亲抱着孩子投河自尽。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住在我隔壁房间的一位德国东方语言教授，用一支毛笔按中国人的悬腕方法，抄录中国古诗或孔子的名言，借此取暖。毛笔尖、抬起的肘臂和学者的心脏部位形成一个三角形。
他得意地对我说：“过几分钟，我胳肢窝里就全是汗。我就这么取暖。”
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左巴的电报。
开始我很恼火，当千百万人连支撑他们肉体和精神的一块面包都没有而沉沦落魄时，你邀请我到千里外去看美丽的绿石头！什么绝美，让它见鬼去！我大声喊叫，石头没有心肠，不能体谅人类的苦难。
但忽然间，我大吃一惊，我的怒气消了，害怕起来，觉得左巴的野蛮叫声得到了另一个存在于我内心中的野蛮叫声的响应。好像有一只猛禽附在我身上，它扑打翅膀，想要飞走。
然而，我没有走。
我终究没有听从心中升起的呐喊，没有做出不理智的勇敢行为。我听从了理智、冷静、慎重而平凡的声音。于是我拿起笔来给左巴写了信，向他解释。
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
老板，恕我不敬，你是个耍笔杆的人。你这个不幸的人，本来在你一生中至少可以看到一次美丽的绿宝石，而你没有看到。说实在的，在我没有活儿干的时候，我揣摩着：地狱到底有没有呢？可昨天接到你的信，我就说，对像你这样耍笔杆的，当然得有个地狱。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给我写信。
可怕的事件又把我们隔离开来。世界继续像个伤残者、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踉跄而行。大地裂开，把人间的友谊和关怀统统吞没掉。
我时常跟朋友讲起左巴这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钦佩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具有的超出理性的豪迈和自信的气质。我们需要斗争多少年才能达到的精神世界巅峰，左巴一蹴而就达到了。我们说：“左巴是个伟大的人。”或者因为他超越了精神世界巅峰，我们说：“左巴疯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在不经意间被回忆所毒害。另一个影子，我朋友的影子也压在我心上，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因为我不愿意它离开。
不过关于这个影子，我对谁都没有说过。我偷偷地和他对话，也正是由于他，我和死神才取得谅解。它是我通往彼岸的一座秘密的桥，当我朋友的灵魂通过这桥时，我觉得他精疲力竭、脸色苍白。他连跟我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时我不禁惶惑地想到，我的朋友也许在世时来不及使自己的肉体摆脱奴役而取得自由，来不及使他的灵魂升华而坚强起来，以便在最终时刻到来时不致惊惶失措，就已经被毁灭。我还想，也许他来不及使他身上应该是永恒的东西成为永恒。
可是，他有时也显得坚强有力——或许是当我突然间特别想念他的时候才是这样？——这时他就显得年轻、矫健，似乎还能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
这年冬天，我一个人登上恩加第纳[2]的高山瞻仰。当年我和我的朋友陪伴一位我们都爱慕的女人，在那里度过了美妙的时光。
我就住在我们那次下榻的旅馆。我睡了，月光从敞开的窗户照进来，我的思想与沉睡的大山、白雪覆盖的柏树以及柔美的蓝色夜空融成一片。
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仿佛睡眠是一个深沉、平静、透明的大海，我安然不动地躺在它的怀里。我感觉有一艘小船在这千寻之上的水面划过，把我身体划破。
蓦地，一个影子掉在我身上。我知道这是谁。
它用嗔怪的语气说：“你睡啦？”
我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你叫我好等啊。我多少个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逛荡到哪里去啦？”
“我总是在靠近你的地方，是你把我忘记了。我总是没有力气呼唤你，是你想把我抛弃掉。月色溶溶，树木被白雪覆盖，这人间生活多么美好！可是，求求你，别把我忘掉！”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你是知道的。在分离的头几天，我跑遍山野，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夜里睡不着，总是想着你。为了消愁我还写了一些诗，但都是些消除不了心中痛苦的蹩脚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开头的：
当你和死神一起走去时，我赞美你们的雄姿，
你们走在崎岖小路上的敏捷轻快步伐，
仿佛两个伙伴黎明醒来一同上路。
“在另一首未完成的诗里，我对你呼喊：
噢，咬紧牙关，亲爱的，但愿你的灵魂不远走高飞！”
他苦笑了，低头看我。
我看见他脸色苍白，不禁颤抖。
他那双凹陷的眼睛注视了我很久，眼眶里已经没有眼珠，只有两个泥球。
“你在想什么？”我低声问，“为什么不说话？”
他的声音又像从远处传来的叹息声：“啊，一个世界对他来说过于渺小的人，能留下些什么呢？几行拾人牙慧、支离破碎的诗，连完整的四行诗都不是！我在大地上游荡，看望我过去亲爱的人，但他们把心扉关闭。从哪儿进去？怎样才能使我复活？我像一只狗围绕着一幢锁上门的房子转圈。啊！要是我能自由地生活而不像一个溺水者似的需要紧抓住你们活人的温暖身体！”
他的泪水夺眶而出，眼眶里的泥球变成了泥浆。
但过了不一会儿，他的声音增强了：“你给我的最大快乐，是我在苏黎世过生日那天，记得吗？你举杯祝我健康。你记得吗？那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们在一起……”
“记得，”我答道，“就是我们称之为高雅夫人的那个人……”
我们又沉默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苏黎世，屋外下着雪，桌上摆着鲜花，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你在想什么，老师？”影子略带嘲弄的口吻问。
“想许多东西，什么都想……”
“我呢，我在想你最后说的话。你举起酒杯，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朋友，当你是个婴儿的时候，你的老爷爷抱着你放在一边的膝盖上，他把里拉琴放在另一边的膝盖上，弹奏着情歌。今天晚上，我要为你的健康干杯，愿命运之神就永远像这样坐在上帝的膝盖上！’”
“没关系！”我说，“爱一定会战胜死亡。”
他苦笑了，但没有说话。我感到他的身躯在蠕动，像在觅寻着什么……
死亡的味道在我唇上已经停留了多天。
终于，我的心轻松了。死亡以熟悉的、可爱的面孔进入我的生活，如同来相聚的老友，坐在角落里，一点儿也不着急。如此理解死亡，我的头脑宁静了。
死亡有时溜进我们的生活，带着令人昏沉的气味。尤其当你孤独一人时，身躯刚刚洗过，浑身轻松，将要入睡。那时，一瞬间，生和死之间的隔离变得透明，你能看到通常在泥土下发生的事情。
在类似这样的一个轻松时刻，左巴出现在我梦里。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到来。醒来时，我的心仿佛要撕裂，不知为什么，眼中饱含泪水。
一种强烈的愿望，不，不是愿望，是一种需要，占据了我。我要写出我们在克里特海滨的生活。我强迫自己的记忆去搜索、回忆左巴说过的每一句话，他的声音、手势、苦笑和舞蹈。要让这些永远活着。
这种突如其来的强烈愿望又使我害怕。
这是一种迹象，意味着左巴正在危险之中。我相信自己的灵魂和他的灵魂已紧密地连在一起，一个死去，另一个就会感觉到。
我迟疑了，是否真要把记忆中的左巴写出来。
一种孩子气的恐惧笼罩了我，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这样做，也许真的会导致左巴死去。还是不要写吧！”
我反抗了两天、三天、一周。
我写其他东西，去旅行，读书，嘲笑自己用虚无缥缈之事吓唬自己。但是，我的思绪还是不可阻挡地，不安而沉重地，聚集在对左巴的回忆中。
我回到了在爱琴海小岛埃伊纳上的家中。
我坐在的阳台上，正值中午，阳光明媚，看着对面沙拉岛上光秃秃的山丘。突然，我拿起纸和笔，就在这炽热的阳台上，开始写这本左巴的墓志铭。
我写得飞快，急于再现过去的一切。我努力地回忆，一心要复原出一个活生生的左巴。
我昼夜工作，好像如果丢失了一点儿细节，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似的。
我像远古的蛮荒人那样，他们将梦中见到的先人画在洞穴石壁上，尽量画得精准，以便灵魂能辨认出并重新归来。
几周后，我完成了。
完成书稿之夜，我又坐在阳台上，望着大海。一摞手稿放在腿上。使命完成，我觉得快乐轻松，如释重负。我好像一个产妇，正抱着新生的婴儿。
太阳开始下山。苏拉，那个从村里给我送信件的小姑娘，登上阳台。她胖胖的，光着小脚丫，给我留下一封信就飞快地跑了。
一切都明白了。因为当我打开信读起来时，并没有跳起惊呼。我不感到惊奇，我早已知道。就在我抱着手稿，看夕阳西下时，这封信将到来。
我安静地读完信，没有哭。
信从塞尔维亚科皮亚村寄来，用德文写成。翻译如下：
我是本村的小学教师。我写信告诉您关于阿历克西·左巴的噩耗。他是这里一个采石场的场主，于上星期日下午六时去世。
他在临终时把我叫去，“到这边来，老师，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希腊。我死了以后，请你写信告诉他，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神志清醒并且想念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没有遗憾。愿他身体健康，对他来说是改变他自己的时候了。”
“还有，要是神父来听我忏悔，给我做临终的法事，就叫他赶快滚蛋，叫他诅咒我！我一辈子干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可我觉得还不够。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活一千岁。晚安！”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他一说完就在枕头上支撑起身子，掀掉被单，要起床。他妻子柳芭和我，还有几个有力气的邻居跑过去拽住他。但他猛地把我们甩开，跳下床，走到窗前。他紧紧抓住窗框，朝远山望去，睁大眼睛，大笑起来，然后像一匹马似的嘶叫。就这样，他站在那里，手指甲抠进窗框，死去了。
他的妻子柳芭叫我向您问好，要我告诉您，死者经常对她谈到您，吩咐她在他死后把他的桑图里送给您作为纪念。
孀妇恳请您，当您有机会经过我们村子的时候，在那里过夜。当第二天早晨您走时，请把那桑图里带走。
我笑了。
（全书完）
[1]一种罗马尼亚玉米粥。
[2]恩加第纳（Engadine），瑞士游览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