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柔美的秋天、沐浴在阳光下的大小岛屿，蒙蒙细雨的帷幔覆盖着希腊永恒的裸露身躯。我心想，谁在死去之前，能有机会在爱琴海畅游，谁就是个幸福的人。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欢乐：女人、鲜果、想象。然而，于秋高气爽之时，在这海上乘风破浪，指点各个岛屿，说出它们的名字，我相信这已不仅是欢乐，而是把人的心送进了天堂。任何地方，人们都没有像在这里那么恬静从容地由现实进入梦幻。边界缩小了，最破旧的船桅也能长出枝丫和果实。在希腊，奇迹似乎是必然会绽放的花朵。
中午时分，雨停了，日出云散。太阳显得温柔、亲切而洁净，将它的光线撒向可爱的水域和大地。我站在船头眺望天际，为奇迹所陶醉。
船舱里是另一种气氛，像一架走音的钢琴。狡黠的希腊人满脑子贪婪，尔虞我诈；争吵不休的小市民；聒噪如老喜鹊的泼妇；以及单调发霉的食物。真叫人恨不得抓起船的两端，把所有这一切—— 肮脏的人、老鼠、臭虫—— 统统倒进大海，然后让清洗干净的空船重新浮在水面上。
但有时，慈悲心又占据了上风。那是一种通过冷静的形而上学式思考后得出的慈悲。这慈悲不仅是对人，而且是对于斗争、呼喊、哭泣、希望中的整个世界，同时还视一切为虚幻。它是对希腊人、对船、对海、对我自己、对褐煤矿、对佛学手稿、对所有由影和光构成的虚妄事物的怜悯和同情。
我看了一眼左巴。他有点晕船，面色蜡黄，坐在船头的一盘缆绳上，拿着一个柠檬嗅着。他竖起大耳朵听旅客们争吵：有人赞成国王，有人赞成威尼泽洛斯[1]。他晃了晃脑袋，啐了一口唾沫。
“老调子唱来唱去，”他轻蔑地嘟囔，“不嫌烦！”
“老调子，这是什么意思，左巴？”
“那还用问。什么国王、民主、议员，这些骗人的把戏！”
看来，在左巴的思想里，当代事物已成陈迹，他已然超越。什么电报、轮船、铁路、流行风尚、祖国、宗教，都是陈词滥调。
桅杆上的绳索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船摇晃得好像海岸线在跳动，妇女们放弃了脂粉、发卡和梳子，一个个脸色蜡黄，嘴唇灰白，指甲发青。那些吵吵嚷嚷的老喜鹊摘掉她们借来的羽毛—— 丝带、假眉毛、假美人痣、奶罩—— 呕吐起来，让人觉得既恶心又可怜。
左巴的脸变黄变青，炯炯有神的眼睛也黯淡了。直到傍晚，他的眼神才活跃起来。他伸手指给我看两条跃出水面同船赛跑的海豚。
“海豚！”他高兴地说。
我这时才注意到他左手食指被截去了一段。我吃了一惊，心里感到不好受。
“左巴，你的手指？”我问。
“没什么。”他回答，显然很失望我对海豚不感兴趣。
“是让机器轧掉的吧？”我问他。
“你老说什么机器？是我自己切掉的。”
“你自己，怎么回事？”
“你明白不了，老板！”他耸了耸肩说，“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回，我当陶瓷工。你知道这活儿就是拿一块泥，你想把它做成什么它就变成什么。呼呼呼，你开动转盘，泥在上面飞快地转起来。你站在上头，你说我要做一把壶，我要做一个盘子，做一盏灯，做什么都行。他妈的！这才叫做人哪，自由啊！”
他这时忘了晕船，也不嗅柠檬了，眼睛又明亮起来。
“那么，”我问，“你的手指？”
“哦，是这么回事儿，它在转盘上碍我事。在我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它搅乱了我的事儿。然后有一天，我拿起一把小斧子……”
“不疼吗？”
“怎么，我不疼？我可不是个树桩子。我是人，当然疼。不过我跟你说，它碍我事，我就把它剁掉了。”
太阳下山了，海面逐渐平静，云彩散开，金星在空中闪烁。我凝视大海，仰望天空，不禁遐想……我真愿意也这样，抓起斧头，砍下去，然后疼痛……当然，我没有显露出内心的激动。
“这不是个好办法，左巴！”我笑着说，“这使我想起了‘金色传说’里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苦行者见到一个女人，他心慌意乱，神不守舍。于是，他就拿起了一把利斧……”
“傻瓜！”左巴猜到我要说什么，“把那玩意儿割掉！蠢货！那宝贝儿可从来都不碍事。”
“怎么！”我说，“这其实是个大障碍。”
“障碍什么？”
“妨碍你进入天国呀。”
左巴用讥讽的神气斜看我一眼。
“可是正相反，傻瓜，”他说，“这是把进天堂的钥匙！”
他抬起头仔细看我，仿佛要从我脸上看出，我对来世、天国、女人和神父是怎么想的。不过，他似乎没有看出什么来，只好若有所思地摇了摇灰白的大脑袋。
“残疾人可进不了天堂！”他说完就不作声了。
我回房间躺下，拿起一本书，佛陀将开始支配我的思维。书名叫《牧人与佛陀的对话》，它能让我平静下来。
牧人：我把饭准备好了，给羊挤了奶。我把小房子的门上了闩，火生上了。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你尽量下吧！
佛陀：我已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奶。风吹进我的屋里，火已熄灭。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尽量下吧！
牧人：我有公牛，我有母牛。我有祖上留下来的牧场和给母牛配种的一头雄壮公牛。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尽量下吧！
佛陀：我没有公牛也没有母牛。我没有牧场。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都不怕。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尽量下雨吧！
牧人：我有一个温顺忠实的牧羊女。多年来她就是我的妻子；我夜间与她合欢而感到幸福。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尽量地下吧！
佛陀：我有一个温顺而自由的—— 灵魂。多年来我训练它，教它与我共欢乐。那你，天啊，你可以下雨啦，尽量下吧！
他们的对话在继续，我已昏昏欲睡。风又刮起来了，浪涛冲向厚厚的玻璃舷窗。我就像一股烟，在入睡与醒来之间漂浮。一场狂风暴雨淹没了草原，黄牛、母牛、种牛都遭了殃。大风掀走小房子的屋顶，火灭了；女人发出一声尖叫，跌倒在泥泞中死去；牧人在哀号、叫喊，而我在他的号叫声中，像一条在海里的鱼似的越来越深沉地坠入了梦乡。
当我在黎明醒来时，孤傲、荒凉、气势雄伟的巨大岛屿展现在我们右边。在秋天的阳光照耀下，淡红色的群山透过薄雾露出微笑。周围蓝色的大海波涛汹涌，仍未平静下来。
左巴裹着一条棕色毯子，热切地望着克里特。他的目光从山上转移到平原，然后沿着海岸探测。他仿佛熟谙这里的山山水水，旧地重游，不禁欢喜。
我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
“左巴，你当然不是第一次到克里特来啰！”我说，“你看它就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似的。”
左巴仿佛感到厌倦似的打了个呵欠。
我看出他不愿意跟人搭茬儿，便笑着说：“左巴，你很讨厌说话吗？”
“倒不是讨厌，老板。是说话困难。”
“困难？为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眼睛又沿着海岸慢慢巡视。因为在甲板上过夜，他卷曲的灰发上滴下露水。升起的太阳把他脸上、下巴和脖颈上深深的皱纹照得特别清楚。
那两片公山羊似的耷拉着的厚嘴唇终于动了动。
“早上我很难张口。很困难，对不起。”
他又沉默了，小圆眼睛注视着克里特。
早餐的钟声响了。
一张张无精打采、青黄色的面孔从船舱里露出来。妇女们发髻散乱，拖着步子，摇摇晃晃，穿过一张又一张饭桌，散发出呕吐物和花露水的味道。她们的目光模糊、惊惶、呆滞。
左巴坐在我对面，愉快地喝着咖啡，把面包抹上黄油和蜂蜜，大口吃着。他的脸慢慢变得开朗平静，嘴也显得柔和了。我偷偷地观察他，发现他睡意已消，眼睛越来越闪闪发亮。
他点燃了一支烟，惬意地抽着，蓝烟从多毛的鼻孔喷出。他盘起右腿坐在上面，那是一种东方式的怡然自得的姿态。显然，现在的他可以说话了。
“我是不是头一回来克里特？”他开口了，边眯缝着眼，通过舷窗朝远在我们身后的伊达山望。“不，不是头一回。1896年，那时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的胡子、头发乌黑，真正本来的颜色。我有三十二颗牙。我一喝酒就先吃冷盘，后吃正菜。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魔鬼就要在克里特爆发革命。”
“那时候，我在马其顿当货郎，走村串巷，卖针线杂货。我不收钱，我要奶酪、羊毛、黄油、兔子、玉米。然后，我把这些东西转卖出去，赚一倍的钱。晚上，我不论到哪个村，都知道该去哪户人家住下。每个村都有个好心肠的寡妇。我送她一轴线或一把梳子，要不一条黑头巾—— 因为她死了丈夫，我就跟她睡觉。这并不花我多少钱。老板，不花多少钱就能过快活日子！可是，正像我跟你说的，这时候克里特拿起武器了。‘真倒霉！’我对自己说，‘这个克里特，它永远不叫我们安生。’然后我把线轴、梳子丢到一边，扛起了枪，和别的叛乱分子一起到克里特去了。”
左巴沉默下来。这时，我们沿着一个恬静、多沙的圆形港湾前行。水波缓缓涌上岸边，没有溅起浪花，只是沿着沙滩留下一片薄薄的泡沫。云彩散开了，太阳光辉灿烂，形势嵯峨的克里特变得静谧、安宁。
左巴转过脸去，用嘲笑的神情看我。
“老板，你以为我要跟你说我砍了多少土耳其人的脑袋？要不就像克里特人那样，把割下来的土耳其人的耳朵泡在烧酒里？我不会说这些！我觉得这无聊，感到羞耻。太疯狂了。今天我冷静下来，问自己这是多么疯狂的举动。朝一个对我们什么也没有干的人扑上去，咬他，割掉他的鼻子，揪下他的耳朵，剖开他的肚子，所有这些，还要叫上帝帮忙。换句话说，也要求上帝剖鼻子和耳朵，剖肚子。
“可是在当时，我血气方刚、头脑发热，不会停下来分析一下。要做出正确的、恰如其分的思考，一定得心平气和，上了年纪，缺了牙齿。一个人没有了牙的时候，就容易说：‘小伙子们，别去咬啦！这是耻辱。’可是，当人长着三十二颗牙齿，他就是一头猛兽。是的，老板，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头吃人的猛兽！”
他摇了摇头。
“他吃羊、吃鸡、吃猪，可要是不吃人的话，他就满足不了。”他将烟卷在放咖啡杯的碟子上碾碎，“不，他满足不了。我的大学问家，你说呢？”
可是没等我回答，他就用眼睛估量着我说：“你能说什么呢？据我了解，你从来没有挨过饿，没杀过人，没偷过，也没跟别人的老婆睡过觉。那世界上的事你能懂得些什么呢？头脑天真，身上的肉没有见过太阳……”
他以毫无掩饰的蔑视口气评价我，而我也为自己那双纤细的手、苍白的脸和从来没有溅上过血和污泥的一生感到羞愧。
“好吧！”左巴伸出大手在桌子上一抹，好像用一块海绵把它揩净，“好吧，我还要问你一些事儿。你看过大堆大堆的书，也许你知道……”
“问吧，左巴。”
“真奇怪，老板，真奇怪，有件事把我给迷惑了。我们这些叛乱分子，干了烧杀掳掠、荒淫无耻的事，结果把乔治亲王带到克里特来[2]。自由了！”
他睁大眼睛，惊愕地看着我。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低声说，“一个天大的奥秘！莫非为了使自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得这样大屠杀，干这么多可耻的事？要是我把种种卑鄙行径和暴行给你讲了的话，你头发都得竖起来。可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由！上帝没让我们遭到天打雷劈，反而给了我们自由！我就怎么也弄不明白了！”
他用求援似的目光瞧着我，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他，使他无法解脱。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吗，老板？”他焦急地问我。
明白什么？我跟他说什么呢？要么是我们称呼的上帝不存在；要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屠杀和其他罪恶行径都是斗争和解放世界所必需的……
我尽量试着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向左巴解释。
“花是怎样从粪便和污泥中发芽、生长出来的呢？你说，左巴，是不是粪便和污泥就是人，花就是自由？”
“可是种子呢？”左巴用拳头捶着桌子说，“植物要发芽必须有种子。是谁把种子放在我们肮脏的肚肠里的？怎么这种子就不能从仁爱、诚实中生长出花朵呢？它就必须要从血和肮脏的东西里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那么有谁知道呢？”
“谁也不知道。”
“可那么说，”左巴感到失望，用凶狠的目光环顾四周，“我要这些船、机器、白领子做什么？”
两三个晕了船、坐在邻近桌旁喝咖啡的旅客又活跃起来。他们觉察到一场争吵，竖起耳朵听。
这使左巴感到厌恶。他放低嗓门儿说：“我们说别的吧。一想到这事儿，我就恨不得把手边的东西砸碎，管它是灯还是椅子，要不就把脑袋往墙上撞。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见鬼去！砸了东西赔钱，要不就上药房去包扎脑袋。唉！要是上帝存在的话，那就更糟糕。完蛋了！他就会在天上斜着眼看我，捧腹大笑。”
他忽然晃了一下手，好像驱赶一只讨厌的苍蝇。
“嗨，没关系，”他略带歉意地说，“我要对你说的是，当那艘挂满彩旗的王室船来到，礼炮开始鸣放，亲王踏上克里特的土地时……你看见过全体人民为恢复了自由而欣喜若狂的情景吗？没有？唉，我可怜的老板，那你就是瞎着眼生下来，又瞎着眼死去。我呢，即使活到一千岁，即使只剩下一块活着的肉，我都忘不了那天所见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爱好选择自己的天堂的话，到时候我要对上帝说，主啊，让我进的天堂是挂满爱神水和彩旗的克里特，让乔治亲王踏上克里特的一刻，千秋万代永远存在下去。这样我就满足了。”
他捻了捻小胡子，倒满一杯冰水，一口喝光。
“克里特发生了什么事？左巴，详细说说吧。”
“我不会做文章！”左巴不耐烦地说，“老伙计，我跟你说吧，这个世界是个奥秘，人只不过是一头大畜生。”
“一头大畜生和一个上帝。有个和我一起从马其顿来的叛乱分子，人们叫他约尔加，是个穷凶极恶、卑鄙下流的家伙。你猜怎么，他也哭起来了。‘你哭什么，该死的约尔加？’我问他，而我自己也泪水滚滚。‘你这猪猡哭什么？’可他向我扑过来，像个孩子似的哭着把我搂住。然后，这个吝啬鬼掏出钱包，把从土耳其人那里偷来的金币倒在膝盖上，再一把一把地朝空中扔。你知道吗，老板，这就是自由！”
我站起身，走上甲板，任凭激烈的海风鞭挞。
“这就是自由，”我想，“纵然有积聚金币的激情，但自由能战胜这一激情，将财产向四面八方抛掷出去。从一种激情中解放出来，受另一种更崇高的激情支配。为理想，为民族，为上帝牺牲自己？难道不也是一种束缚？所幸，心目中的理想与道德离我们越远，用来束缚我们的绳索就越松弛。如此我们就可以在宽阔的场地上蹦跳、玩耍，直到死的那刻仍没有发现绳索的存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
傍晚时分，我们在沙质的海岸登陆。那里有像筛过似的白色细沙，仍在开花的夹竹桃、无花果树和角豆树。在右边稍远处，有一座没有树木的灰色低矮山丘，活像一个仰面朝天的女人头像。深褐色的煤层就在女人的颌下，沿着脖颈处。
刮起一阵秋风，被吹散的浮云慢慢经过，在地面投下淡淡的阴影。另一些云块骤然升起了，使太阳时隐时现，地面时明时暗，犹如一张喜忧无常的面孔。
我在沙地上驻足观看，这圣洁的沉寂，有如沙漠一般凄凉和迷人的光景。禅宗的诗句从此地显现，进入心灵深处：“何日方能看破红尘，无喜无忧？何日方能安贫乐道，退隐山中？何日方知罪、老、病、死，寓于己身？何时？何时？何时？”
左巴夹着桑图里，向我走来。
“那儿就是褐煤！”我掩盖着激动的情绪，伸出手臂，指向那像仰面女人头似的山丘。
左巴皱了皱眉，没有回头。
“不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先让它停下来，它还动弹哪。这家伙，像船上的甲板。”他迈开大步向前，“我们快进村吧。”
两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光脚孩子赶忙跑过来替我们拎行李。一个蓝眼睛的肥胖海关职员在一间木板房里抽着水烟筒值勤。他斜眼瞟了我们一眼，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行李，挪了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来，却又鼓不起劲头。他慢腾腾地拿开了他那水烟筒的管子。
“欢迎你们。”他懒洋洋地说。
一个孩子走到我跟前，用他像橄榄那么小的黑眼睛向我使了一个眼色，笑着说：“他不是克里特人。他懒得要命。”
“克里特人不懒吗？”
“他们懒……他们懒……”克里特孩子答道，“可是懒得不一样……”
“村子离这里远吗？”
“唔！不远，一颗子弹的射程！瞧，在园子后面的山沟里，是个挺漂亮的村子，老板。这儿是块宝地，什么都有，角豆、青豆、鹰嘴豆、油、酒。那边沙地里还长着在克里特成熟最早的黄瓜和甜瓜。老板，是非洲刮来的风把他们吹起来的。你要是睡在菜园里，夜里就会听见瓜长大成熟的窸窣声呢。”
左巴走在前面，他的头还有点晕晕乎乎。
“别泄气，左巴，”我对他喊道，“我们已经挺过来了，没事儿了。”
我们快步走着。地里掺杂着沙和贝壳，不时出现一棵怪柳、一棵野生无花果、一簇灯心草或苦毛蕊花。天阴沉下来，云越来越低，起风了。
我们走近一棵螺旋形双干合抱的硕大无花果树。因为年代久远，它的内部开始凹陷。一个孩子停下脚步，用下巴朝着树做了个动作。
“这是小姐树！”他说。
我感到吃惊。在克里特的土地上，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或许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
“小姐树？这是为什么？”
“还在我爷爷那时候，一位绅士的女儿爱上了年轻的羊倌。可是她父亲不愿意。女儿哭喊、哀求，但老头子就是不答应。于是一天晚上，两个青年男女不见了。大家去找，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还是找不着。但他们开始发出臭味，大家跟着臭味去找，在这棵无花果树下发现他俩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你明白了？因为闻见臭味才找到他们的。”
孩子大笑。我们听到村子里的嘈杂声，狗吠、妇女们叫嚷、公鸡啼鸣，这些宣告着气候的变换。空气中飘荡着从制造拉吉酒的蒸锅里散发出的葡萄渣的味道。
“村子到了！”两个孩子跑着喊道。
我们绕过沙丘就看见了村落，它仿佛趴在峡谷的斜坡上。白灰粉刷的带平台的低矮房屋参差不齐，挤在一起的窗户形成许多斑点，像是卡在石头中间的白色颅骨。
“注意，左巴，”我小声叮嘱，“现在我们进村了，行动表现得像个样子，不能让人家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认真干事业的人。我是老板，你是工头。你知道，克里特人不开玩笑。只要他们看见你，发现你身上有什么毛病，就会给你起个外号。你再也甭想摆脱这个外号。你就像一只被人在尾巴上拴了个平底锅的狗似的跑吧。”
左巴用手捂住上唇的胡子，陷入了沉思。
“听我说，老板，”他终于开口，“要是村里有个寡妇，你就不必担心，要是没有……”
刚走到村口，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乞丐伸着手跑过来。她那张被晒黑的脸很脏，上唇还长着浓密的黑色汗毛。
“嗨，朋友！”她用亲近的语气朝左巴喊，“嗨，朋友，你有良心吗？”
左巴停住脚步。
“有啊。”他严肃地回答。
“那就给我五个德拉克马[3]吧！”
左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钱包。
“给你。”他说，同时露出微笑以缓和他的苦涩表情，又转过头来对我说：“看来这里东西不贵，一个良心才五个德拉克马。”
村里的狗朝我们跑来，妇女们倚在晒台上看，孩子们跟在我们后边叫嚷。他们有的大喊大叫，有的模仿汽车喇叭声，还有的跑到我们前面，睁大眼睛，好奇地看我们。
我们来到村子的广场上。这里有两棵巨大的白杨树，树周围是一些用来做凳子的经过粗糙加工的树墩；对面有家挂着褪色招牌的咖啡馆，写着“贞洁咖啡馆—— 肉铺”。
“你笑什么，老板？”左巴问。
还未等我回答，咖啡馆兼肉铺的门里走出五六个穿深蓝色长裤、系着红腰带的彪形大汉。
“欢迎你们，朋友们！”他们喊道，“请进去喝杯拉吉酒，还热着哩，刚出蒸锅。”
左巴直咂嘴。
“怎样，老板？”他回过头来朝我眨了眨眼睛，“喝一杯拉吉酒吧？”
我们喝了一杯，就把肚子都烧烫了。咖啡馆兼肉铺老板是个身体结实、动作轻快、保养得很好的老头。他给我们搬来两把椅子。
我打听哪里可以住宿。
“去霍顿斯太太那里！”一个人高叫。
“一个法国女人？”我惊奇地问。
“她从世界的另一头来。她混了一辈子，哪儿都去过，老了就落到这里，开了一个小客栈。”
“她还卖糖块儿呢！”一个孩子说。
“她涂脂抹粉呢，”另一个孩子叫着说，“她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带……她还养着一只鹦鹉。”
“寡妇？”左巴问，“是个寡妇吗？”
谁也没回答他。
“是寡妇？”左巴又问，嘴里流出口水。
老板捋了捋浓密的灰胡须。
“朋友，你能数数这里有多少根胡子？有多少？那她就当了多少丈夫的寡妇。你明白啦？”
“我明白了。”左巴舔舔嘴唇答道。
“她也能把你弄成鳏夫。当心，朋友！”一个老头说。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老板又托着盘子出来，给我们送上大麦面包、羊奶酪和梨。
“走吧，躲开他们。”他喊道，“他们不能去那位太太那里！他们在我这里过夜。”
“康杜马诺利奥，我要把他们接去住！”另一个老头说，“我家没有孩子，房子大，有的是地方。”
“对不起，阿纳诺斯蒂老爹，”老板凑到那老头耳边大声说，“是我最先说的。”
“你招待那一位，”老阿纳诺斯蒂说，“我招待这位老的。”
“哪位老的？”左巴生气地说。
“我们俩不分开，”我示意左巴不要发火，“我们不分开。我们上霍顿斯太太那里……”
“欢迎！欢迎！”
一个头发像亚麻褪了色的矮胖女人，罗圈腿，走路一摇一摆，张开双臂出现在白杨树下。一颗长出几根猪毛似的美人痣点缀着她的下巴。她脖子上系着一条红丝绒带，枯萎的面颊上涂抹了一层淡紫色的粉，一小绺俏皮的头发在她额上跳跃，活像在《雏鹰》[4]剧中老了的萨拉·贝尔哈特[5]。
“认识您非常高兴，霍顿斯太太！”我回答她说，并且一时兴头上竟想向她行个吻手礼。
生活转瞬间就像个神话故事，或者一出莎士比亚的喜剧，比如说《暴风雨》。我们经历了一场想象中的船舶失事，浑身湿透，刚刚才登上岸。我们正在勘察这令人惊奇的海岸，彬彬有礼地向当地居民致敬。
这位霍顿斯太太给我的印象仿佛是岛上的王后，一头光辉闪耀的金黄色海狮，历尽劫难，败落在这个沙滩上。在她的身后，有多少像凯列班[6]那样的肮脏、粗鲁而欢快的面孔，以骄傲又鄙夷的目光注视着她。
左巴像个假扮的王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霍顿斯太太，好像遇见一位老相识。他好像一艘远洋作战归来的战舰，经历过胜利和失败，舷门被击毁，桅杆折断，船帆破碎，如今满身裂痕，隐居在这海岸上等待，等她用脂粉修补。无疑，她也在等左巴—— 这位脸上有一道道伤疤的船长。我很高兴看到这两个喜剧演员终于在用粗略几笔绘成的克里特背景下相遇。
“两张床，霍顿斯太太！”我对着这位爱情剧的老演员鞠了个躬说，“两张床，没有臭虫的……”
“没有臭虫，没有臭虫！”她一边喊，一边向我使了个挑逗的眼神。
“有！有！”我们两个像凯列班似的嬉笑高喊。
“没有！没有！”她边反驳边用肥胖的小脚跺石头地。她穿着天蓝色厚长统袜，一双系着小丝绒结的旧薄底浅口皮鞋。
“去你的，大演员[7]见鬼去！”凯列班又放声大笑。
霍顿斯太太又摆出庄重的样子，走在前面给我们引路。她身上散发着香粉和廉价香皂味。
左巴跟在后边，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她。
“喂，瞧一下这个，老板。”他对我小声说，“她屁股的劲儿，这婊子！就像母羊的肥尾巴。”
两三滴大雨点掉下来，天色昏暗，蓝色闪电抽打在山上。穿着白羊皮披肩的少女急忙把自家的山羊和绵羊从牧场赶回羊圈；妇女们蹲在炉灶前，生起火做晚饭。
左巴急躁地咬起自己的胡子，眼睛盯着女人摇摇摆摆的臀部。
“唉！”他突然叹口气说，“他妈的生活！女人从来都是要捉弄人的。”
[1]威尼泽洛斯（Venizelos 1864~1936），希腊政治家，曾领导希腊解放战争，制定宪法，多次任政府首脑，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政体。
[2]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中失败，1913年5月13日签署的《伦敦条约》确认克里特归属希腊版图。乔治亲王登陆象征克里特的解放。
[3]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单位。
[4]法国作家埃·罗斯唐于1900 年创作的六幕剧。
[5]萨拉·贝尔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6]凯列班（Caliban）是《暴风雨》剧中人物，一个野性而丑陋的奴隶。
[7]原文Prindonna，意大利歌剧中的主要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