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葛特鲁德·斯泰因最后分手的方式是相当奇特的。我们曾是极亲密的朋友，我给她干了许多实事，诸如把她那本大部头作品与福特商妥先以连载方式发表，用打字机帮她把原稿打出来，并阅读校样，我们眼看会成为比我原先可能希望的更好的朋友。跟显贵的女人交朋友，对男人来说不会有多大的前途，尽管在交情变得更为亲密或者恶化以前，这种友谊能令人感到相当愉快，而跟那些真正雄心勃勃的女作家交往，其前途通常甚至更为渺茫。有一次，我借口说不知道斯泰因小姐是否在家，有一阵子没有顺道去花园路27号，她就说，“可是海明威，你在这地方有任意出入的自由啊。难道你不知道？我说的是真心话。什么时候来都行，女仆”——她提到她的名字，可我已经忘了——“会照料你的，你一定要当作是自己的家等我回来。”
我没有滥用这个自由，但有时会顺道过访，那女仆会给我斟一杯酒，我会观赏那里的油画，如果斯泰因小姐不回来，我会向女仆道谢，留下口信离去。斯泰因小姐和她的一个伴侣正做好准备要乘斯泰因小姐的汽车到南方去，而这一天她要我下午去给她送别。她要我们去作客，哈德莉和我那时正待在旅馆里，但是哈德莉和我另有计划，我们另有地方要去。自然，这事我们绝口不提，但是起先你仍旧希望能去，继而却去不成了。我懂得一点儿如何不去拜访人的方法。我不得不学会这一套。很久以后，毕加索〔1〕告诉我，凡是有钱的人家请他去，他总是答应去的，因为这一来使人家感到非常高兴，不过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去不成了。可是这跟斯泰因小姐一点没关系，他说的是其他人。
那是个明媚的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穿过那小巧的卢森堡花园。七叶树正绽放着花朵，许多小孩在砾石铺地的走道上游戏，他们的保姆则在长椅上坐着，我看见树林里有斑尾林鸽，有些我看不见但是听得见。
我还没有按铃女仆就把门开了，她叫我进屋去等着。斯泰因小姐随时会下楼来。那时还不到晌午，可是女仆却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放在我手里，快活地眨眨眼。这无色的烈酒在我的舌头上感觉极佳，当酒香犹留在我嘴里时，我听见有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说话，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像那样说话是我从未听见过的；从来没有听见过，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候。
接着传来了斯泰因小姐的恳求声和央求声，她说，“别这样，小猫咪。别这样。别这样，请别这样。我什么都愿干，小猫咪，可是请别这么干。请别这样。请别这样，小猫咪。”
我一口气喝下剩酒，把酒杯放在桌上，便往门口走去。女仆向我摇摇手指，低声说，“别走。她马上就要下来了。”
“我得走了，”我说，尽可能不再听下去，但是在我走出去时那话音仍在继续，我要听不见的唯一办法就是溜之大吉。听到那话音教人受不了，而那回答的声音教人更受不了。
到了院子里，我对女仆说，“请你这么说，我进了院子，见到了你。说我不能等待因为一位朋友病了。替我祝她们一路顺风。我会写信给她的。”
“就这么说定了，先生。多可惜，你没法等下去。”
“是啊，”我说。“真可惜。”
对我来说，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做得够蠢的，尽管我后来仍旧为她干一些小差事，必要时露一下面，带领那些她要求见见面的人上她那儿去，然后等到一个新阶段来临，一批新的朋友来到她家，他们才和大多数男朋友一起被打发走。看到一些新的毫无价值的画和那些名作一起挂进了工作室是令人悲哀的，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在我看来就是无关紧要了。她几乎跟我们所有喜爱她的人都吵了嘴，除了胡安·格里斯，她无法跟他吵架了，因为他已经死了〔2〕。我不能肯定他会计较这种事情，因为他已对什么都不计较了，这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她跟这些新朋友也吵架了，可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再去注意这种事了。她变得看起来像个罗马皇帝，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看起来都像罗马皇帝，那敢情好。但是毕加索曾给她画过像，我还记得她那时看起来像个来自弗留利地区的女人。
到最后，每个人，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和她言归于好，为了不致显得妄自尊大或者理直气壮。我也这样做了。但是不论在我心里还是在我脑子里，我再也不能真诚地和人友好相待了。如果你在脑子里再也不能跟人友好相待，这才是最糟不过的事。但是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注释
〔1〕 毕加索，即绘画大师巴勃罗·毕加索，其时亦在巴黎，声名初起，与海明威有交往。
〔2〕 胡安·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画家，1906年移居巴黎，与毕加索共同开创立体派画派，作品以拼贴画和静物油画为主。